荣辱之来 必像其德_荣辱之来必象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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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３日，我国著名音乐活动家、音乐评论家、音乐教育家，原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首任团长、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顾问、《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主编李凌的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人们送走了他老人家，无不沉浸在无限的回忆之中。
在为他逝世所作的生平简介文本上有两句话很能代表大家的心声：
蓝图起，伟业在，巨著如心，今日乐坛不伤逝。
骨头硬，爱心重，胸襟开阔，知音万代感师恩。
有句话：荣辱之来，必像其德。李凌是配这样的赞誉的，人们说出这样的话，的确也是发自心底的。
李凌于１９１３年１２月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县。青少年时期即显露出他思想活跃、胸有大志、勤思敏行、多才多能、交际广泛、仁爱他人的特点。
１９２７年，我国第一次新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此时李凌正在台山中学读书。学校有一个叫朱伯廉的青年正在这里秘密地进行进步活动，他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和其他青年所倡导的是当时特别能吸引广大青少年思想的先进文化，他们组织了不少的读书会，李凌通过这样的读书会，读了不少鲁迅、陶行知等人的文作、书籍。鲁迅为了拯救我们民族麻木的那部分灵魂而弃医从文的做法和陶行知教育救国救民的思想深深地吸引了李凌，也就从那时起，他确立了自己思想文化的榜样，也大致地确立了自己人生的路向―――以自己喜爱的美术、音乐为武器，像鲁迅、陶行知那样，为了全民族的利益而奋斗。可以认为，李凌的思想基奠来自于鲁迅和陶行知。作为一个出身于海外华侨家庭的少年来说，这是一个相当睿智的择断。
直接促成他走进步音乐文化的道路，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在上海举行的人民音乐家聂耳逝世两周年纪念会。在这年的５月，李凌意于补习日语然后留学日本学习图案美术从台山来到上海，此时的上海，进步音乐文化活动和抗日救亡的歌咏运动开展的如火如荼，李凌和同乡黄新波（后来成为著名的美术家、木刻家）也被吸引进来，参加了不少演剧和歌咏活动。在聂耳纪念活动上，李凌被人们高涨的爱国热情所激动，更被会后人们的歌咏活动所震撼，他看到了歌咏对于民族解放运动所能发生的无可比拟的巨大的宣传和鼓动作用，人民的正义的歌声也让他看到了中华民族不可战胜和最后终将走向胜利的必然趋势。由此他也看到了自己生命意义的所在，他要汇入到人民的力量中去，他放弃了自己魂牵梦绕的美术追求，义无返顾地加入到了全民抗战的行列，而且，他要站到前沿，到延安去。１９３８年７月他触摸到了看似“比整个长城都要珍贵得多，伟大得多”的延安古城堡，到了鲁迅艺术学院学习音乐理论，学习期满后即任鲁艺教务处教育科长。
一年以后，他又被派到重庆，在周恩来所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的直接领导下从事进步音乐文化活动。在以后的十年中，他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在广大的国统区、南洋、香港等地，办《新音乐》月刊、《音乐导报》等歌刊杂志；创办新音乐社和各地的分社、协助陶行知操办育才学校音乐组；自己办上海中华音乐院、中国音乐学校、香港中华音乐院等等等等，在１９世纪的整个４０年代，李凌的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鼓与呼的新音乐事业。
对于他在新音乐事业方面的贡献，吕骥在１９９３年举行的李凌音乐思想学术讨论会暨八十华诞庆祝会上谈到时说：“过去我们讲新音乐，当然不能说没有什么影响，事实上，直到他被派到重庆去，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他办了《新音乐》月刊，才使‘新音乐’有了自己正式的刊物，有了阵地，也才使更多的人了解了什么叫做‘新音乐’，所以我说他是我们最早的勇士。”新音乐是“为人民的音乐……李凌同志把新音乐事业作为自己工作的中心，看成是自己终生的事业……为人民的音乐永远不会磨灭的，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一方面很有贡献。”赵 在谈到自己的整个音乐生涯时说：一个是自己在４０年代与李凌共同奋斗的新音乐事业；一个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央音乐学院的艰难办学，这是他最感有意义和有成就的时期。吕骥和赵 对于李凌新音乐时期的贡献和作用的评价，当是恰切的，也是让人服膺的。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中国音乐，分别在两个区域有着辉煌的音乐成就，一个是解放区的抗战音乐，一个是国统区的新音乐，它们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而鼓呼的音乐。李凌是国统区新音乐的旗帜性人物。新中国音乐战线上的很多人，都是通过他所组织的团体和学校走上了音乐道路，并成为了栋梁之才。那时的李凌，被大家称为“李大哥”，他的家是大家的家，没饭吃了，到他家，加一双筷子就好歹能填饱肚子；没地儿睡觉，到了他那里，搭个地铺就不至于饮露餐霜。你的潜质和才华在他那里总能得到鼓励和鞭策；你的迷茫总能得到诚挚的告诫与指正。如若是方针和路线性的大是大非，他更会毫不含糊地批判、评说。他的这些品质，一直保持了终生。新中国音乐思想战线，李凌的贡献是不可替代和毋庸置疑的。
李凌在编辑刊物、撰写评论，组织社团、创办学校、教书育人诸多方面所具有的高洁品质、敏锐的思想、善于开拓事业的局面、善于组织与团结人等等方面所具有的多方面的才能，都在４０年代的各个领域得到了全面的锤炼和检验。尤其是在教育方面，早在家乡中学毕业时，他即在家乡的中小学任教员，在那时，他已经有陶行知做教书育人的榜样，实行小先生制，结合自己的工作，推行陶先生的教育思想。他甚至直接与当时任读书出版社社长的陶先生取得联系，汲取教益。
在重庆时，他一方面协助陶行知先生管理育才音乐学校，他甚至亲自筹划和组建校舍，组织教员开办课程；一方面组织新音乐骨干到青木关音乐院学习。在桂林，利用刊物创办函授音乐通讯学校，开启现代音乐教育一种方式的先河。在上海和香港，克服难以想像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困难，开办中华音乐院和中国音乐学校。极尽全力地配合着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形势的需要，高唱着民族解放的战歌。
新中国音乐艺术院团的建设，李凌也有卓著功建。他历任过中央音乐学院教务处长、音工团团长，中央歌舞团副团长，中央乐团团长，中央歌舞剧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及表演艺术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等职。在任何一个职位上，他都不是虚名虚位，而是富于开拓性地建设。更为可贵的是开拓出局面以后从不居功自傲，而是“打下江山”由人坐，他再去开拓新领域。在他眼里从来就是人才多多，不是非自己不行。他自己也不无调侃地说：“我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像他这样的为官之道，实不多见，像他这样丰盈的德才，更是少有。他在新中国音乐组织的建设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是一个畿待研究的领域。他在这个领域工作的风格人们知道的不少，但能够像他那样凡事亲力亲为，积极开拓，勇于建设；对于同道同事的设身处地的关照关怀、提携推举，很少有人做到他那样的份上。为中央乐团的建设、成长、发展壮大，他做到了极至，而且是在一个自身的施展都受到局限、自身的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的时代。为中央乐团的专业人才的培植，他采取了多种办法，既有送出去、请进来策略，也有自己想方设法办班培植新人的举措。在三年自然灾害和政治动乱的时期，他更是想出独招，将乐团化整为零，到全国各地进行各种形式的巡回演出，既极大地扩展了乐团的影响力，广大的基层人民群众也多了不少欣赏高雅艺术的机会，更为本质的是他从中求得了中央乐团专业实力的保存；他甚至可以想出办法给员工们弄来当时奇缺的黄豆并挨门挨户地送到大家手里，其暖人的力量以至让团员们回忆起来无不感激涕零。
李凌堪称新中国音乐评论第一人，他出版的著作有三十几本。没有人超越他的评论视野，没有人写过更多评论文字，没有人得到像他那样多的感激。吴祖强多次充满感情地说：“我从来没有忘记舞剧《鱼美人》首演的时候，引起了许多的议论，而报刊上第一篇对这部舞剧音乐表示赞赏的便是李凌同志写的，在当时这对杜鸣心和我是很大的鼓励和支持。”李凌大概给２００位音乐家撰写过评论文章。无不诚恳地给予褒奖、鼓励和建议、指正。最让人感慨地是他对基层音乐文化战线上工作的同志成绩的关注与扶持鼓励。他对音乐家的评论准则是给人以推进、温暖、鞭策和鼓励。他对于社会音乐生活的评论，则看重其积极与否的社会作用。对于积极的，他加入推动的力量；对于有害的、错误的，他会毫无迟疑地投出匕首，刺中要害。
在他的晚年，为国民音乐教育的普及，办过中国函授音乐院并任院长。为各地艺术院校音乐院系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曾跑遍大江南北，奔走呼吁，竭尽所能……
我相信在一朵小花里，有一种活力潜伏在美里，这活力比最大的炮还有力量。
我相信在鸟的声音里，自然用大于雷霆的力量表现他自己。
我相信有一种理想飞翔于地球之上―――一种天堂的理想，这不单是想像力的结果，是究竟的实在，一切东西都向了它行动。
我相信这天堂的幻想，在日光、碧草、泉流、美满的春光里和冬天早晨的安详里都可以看到。
在这地球的无论什么地方，天堂的精神是觉醒的并且发出它的洪声。
这是泰戈尔对于自然美的一种认识、描绘和想像。对于其中的蕴意的理解不由地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在李凌逝世百日的这段时间里，可能熟悉他的人都会不断地在思考他。李凌的一生，从哲思的角度上说，可以认为他是在致力于谐和、光明、爱与美的最高理想的追求。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对自己，对他人，还是对于社会音乐工作，他都在不断地践行着这一切。李凌崇尚蝉的精神，喜欢花的世界，他的屋子里永远是花的海洋；他喜欢原野，留恋大自然，珍惜一切与大自然亲近、与火热的生活亲近的机会；他喜欢和同志朋友们在一起透彻诚明地谈笑叙情，他的笑谈中总透着关爱与催人向上的动力。李凌作为一个人，活到了９０岁，他几乎没有虚度自己任何一个时期的任何光阴，他把自己的全部的光和热都发掘尽了。他曾在去苏联的火车上雕刻印石；在动乱岁月时，他曾在关押他的小黑屋子中用拣回的萝卜头雕刻出萝卜花、在废纸上写出各种字体的美术字、在孙儿们的旧衣服上改造出自己的时装、以一块布头缝出亮丽的丝巾……
李凌于１９９３年出版的《秋蝉余音》的序言，是他心路的一种真实的反映。在这篇文字中用简单的笔触描写了蝉的特性及品格，他说：
蝉之为物，好像与事世无争，有爪只用来钩钩树叶，树皮，对强者毫无作为，只供别的动物食用，连螳螂都敢欺负它。……
它吃得很简单，清淡持身，没有牙齿，只有吸管，可能是吸些露水或什么树汁之类过活。
他引出了一些著名文学家对蝉的咏颂，像屈原的“蝉蜕于浊积，以浮游尘埃之外”；骆宾王的“有目斯开，不以道昏而昧其事，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贞”，“露重飞难远，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李商隐的“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他坦言自己与前人相同，同意这些诗“字字咏蝉，却句句都是自况”，“与蝉同病，亦与蝉同操”的意蕴。
他说：
我对蝉有好感，主要不是由于它清高，如能洁身自爱，又不恃势凌人，是一种美德，甘于淡泊，不趁机捞一把，也应受人尊重。
我倒是对它，身体现有一个发音器官，就不管一切，高声“争鸣”，不肯罢休。
我欣赏蝉鸣，恐怕也不是在于它鸣唱怎样优美，鸣中有什么高见。而主要是在于它，虽然鸣唱不怎样精彩，但自己既然出生在这天地间，又天生有一副响亮的发声器官，就应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李凌本质上具有蝉的品格，而且他没有辜负上苍赋予他明亮的“歌喉”，他尽情尽性地歌唱过；他是花，哪怕是一点的美，他都尽献了出来；他是光，挥洒到了他所达到的所有时空。
李凌是新中国音乐史上的一笔独特的财富。李凌的精神不会因他的离去而消失，他虽身在“天堂”，但声光可感，音容常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