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升华【“造语曲折”与审美升华】
时间：2019-01-26 03:34:59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雷雨前》最初发表在1934年《漫画生活》月刊的第1号上。读者可能熟悉茅盾为自己推荐这篇散文作为中学语文教材的一段话。他说：“我知道中学教科书中选了《白杨礼赞》与《风景谈》作为教材；我愿推荐《雷雨前》和《沙滩上的脚迹》……”（《茅盾短篇小说集•序》）可见作家自己对这篇散文的珍视和偏爱。这使笔者想起一则文坛轶事：当年孙伏园问鲁迅，在他所写的短篇里“最喜欢的是哪一篇”，鲁迅则毫不犹豫地回答“《孔乙己》”。（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甘苦自知寸草心，最是功力圆满时。作家对自己某篇作品之所以偏爱，因为审美创造的直感与体验告诉他，那是在诸多作品的比较之中呕心沥血、举重若轻的得意之作；既然《雷雨前》是茅盾自我欣赏的一篇散文，那么通过文本细读来解析个中的“为什么”，对于读者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了。
茅盾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创作了《子夜》、《林家铺子》等名著的小说巨匠，而且是一位创作了近百万言数量的散文家。《雷雨前》标志着作者散文创作从个人的浅唱低吟到关怀社会人生的思想转型。1927年及其后的两三年，《叩门》《卖豆腐的哨子》《雾》《虹》等等多是表现个人苦闷、彷徨、孤独的心灵历程；30年代以后，《故乡杂记》、《故乡杂景》等等则把的思维触角，伸向苦难的农村和农民的苦难，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命运。这个创作思想的转变，是时代使然。――30年代初期和中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多事之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企图蹂躏和盘踞整个中国；在中华民族生死危亡之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纠结黑暗反动势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文化阵地进行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着爱国军民，一方面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另一方面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两个“围剿”，进行着革命军事和革命文化两方面的“深入”，并且领导红军进行了奔赴抗战前线的二万五千里的长征（1934年10月17日-1936年10月22日）。《雷雨前》写于1934年的夏天，正是红军长征之前中国社会最黑暗、最动荡、最恐怖、最危难的时期，也正是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急切期盼革命暴风雨来临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作为“左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茅盾，与鲁迅、冯雪峰等等“左翼”作家活跃在上海，与敌人反革命的“文化围剿”进行着不懈的抗争。他以施华洛的笔名，在《文学导报》发表了《中国苏维埃革命与普罗文学之建设》一文。他慷慨激昂地召唤：“我们数十万革命工农及其先锋红军曾经怎样用他们的热血冲散了国民党白色军队的枪林弹雨，在赣南，在鄂北，在豫皖鄂交界，在敌人的尸骸上高举起我们苏维埃的大旗来！这一切，这一切，都是我们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快要到来的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有价值的贡献！这一切，这一切，都一定要在我们作家的笔下表现出来……”从这充满激情的话语，可以看出茅盾创作《雷雨前》之前思想演进的轨迹，还可以看出他为“快要到来的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创作的神圣的使命感。
就作品本身看，《雷雨前》是一篇单纯写情景的散文。作者按时间的物理逻辑顺序，从“清早”写到“上午”，从“午后” 写到午后的三点钟，很有层次地描述雷雨孕育的整个过程。“大雷雨”经过孕育而最后来临的自然景象，是如何寓意成为作者心灵的渴望与期盼？从文章学的角度看，这是作者艺术构思的关键所在。茅盾在《一九三五年的记事》中明确地说过他的初衷：“《雷雨前》……是用象征的手法，描绘了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矛盾，特别暗示：一九三四年虽然是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对革命力量大举围剿的一年，黑暗似乎更深沉了，然而涤荡一切污浊的暴风雨正在酝酿，即将来临，长夜终将过去。”这就明确告诉读者，作者的这个构思是刻意的；评论家在评论文章中所言的寓意、中学语文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象征，说的都是作家的原创初衷，并非无根据的黏贴与拔高。
以自然界的“大雷雨”的来临，来寓意中国社会革命的“大雷雨”，是作品的第一象征喻体；以自然界“雷雨前”的闷热、干燥、灰暗和龌龊，来寓意一九三四年的反革命势力的黑暗恐怖和暴行猖獗，则是作品的第二象征喻体。如作者所说，这篇散文的写就是使用了“象征的手法”。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就说：“‘美感经验’可以说是‘形象的直觉’。形象是直觉的对象，属于物；直觉是心知物的活动，属于我。在美感经验中，心所以接物者只是直觉，物所以呈于心者只是形象。”所以在朱光潜看来，见到一株梅花，科学家关注其植物的属性，商人关注它的经济价值，而画家因为他是画家，则只关心梅花自身，即梅花的芬芳和它虬枝放逸的姿态。当自然界的“大雷雨”变成茅盾笔下 “人化自然”的时候，是完完全全灌注了作者生气勃勃的思想情愫。这也就是美学上常说的动态审美的“移情”。茅盾完成“以小寓大”构思，就是通过象征的比附。――把形象的“直觉”，变成了附丽“属于我”的思想情愫。
象征与比喻相似，但不同于比喻。比喻是局限于描述中个别语句的一种修辞，而象征多是用于整篇作品的艺术构思。比喻一般由本体、喻体和“像、好像、好似、如、有如、如同、彷佛” 等等“喻词”构成。而象征除了象征本体、象征喻体而外，一般也有类似比喻中“喻词”的连接，那就是“明指”，如冰心的《往事•之七》（“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如茅盾的《白杨礼赞》（“我赞美白杨树，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我们今天民族解放斗争中……的精神。”）等。 《雷雨前》没有用“明指”，而是用了“暗指”――即“隐喻”的方法，来完成了它的象征寓意。以上的解释与说明，是我们深入理解这篇散文如何在文本中最终完成它的艺术构思的一个前问题，因而并非赘言。
《雷雨前》的主要内容，顾名思义是写“雷雨前”，以作者的感受写“大雷雨”酝酿的过程。首先写“难忍的闷热”。从“昨天……傍晚响了一阵子干雷”写起，并说“这一夜就闷得比白天还厉害”，故而清早桥上“还有两三人躺着”。其次写“罕见的干燥”。不仅气温很高、闷热，而且还因为缺少自然界的降雨，河里干涸得“一滴水也没有了”，田里出现了“有两尺多阔的”小沟，这是多少年不遇的旱情。再次写“持久的灰暗”（即黑暗）。“满天里张着个灰色的幔。看不见太阳。”这个“幔”严密封锁了整个天空，“没有一点点漏洞”，就更让人更觉得气闷难受。最后写“纠结的龌龊”。在这闷热的“幔”里，人感到煎熬；可“龌龊”的昆虫在肆虐助威，苍蝇“蹲”你的“鼻”，蚊子“喝你的血”，蝉儿则咒你的死……这些感受，不仅仅是写人对自然，而是暗暗写人对生活环境的感受，更是写人对恶劣环境。――这是作品的主体部分，是完成关于第二象征喻体的描述，而这主体部分的描述，则是完成全文第一象征寓意必不可少的基础与前提。
《雷雨前》把对自然“雷雨前”的感受演绎为社会“大雷雨”来临前的感受，隐喻为一九三四年的反革命势力的黑暗恐怖和暴行猖獗的社会环境，其象征手法的实施，主要通过以下手法进行了“暗示”。
第一，是叙事人称的非常策略。这里特别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全文分明是以第一人称的“我”来展开叙写的，按惯常的表述应该以“我”怎么、“我”如何来展开的；然而，叙述者的“我”始终没出现，连一处用“我”字的叙写句子也没有。（只有一处，即第5小节用了“我们”。）如果我们读者给一些表述见闻的叙述句子，加上第一人称的“我”，毫无疑问，是完全可以的，而且还会感到语句结构的完整和叙述语气的顺畅。可另一方面，全文却用了第二人称的“你”。诸如“……灰色的幔……直逼你头顶”“你能说不像沟么”“胶得你浑身不爽快”“你会猜想”“你等着”“你跳起来”等等。可细细体味，这个故意的隐藏和故意的置换（“我”换成了“你”），是用“你”强调了“我”。――全文先后用了很多个“你”，以反衬叙述者“我”的存在和“我”的叙述口吻的存在。因此这个故意隐藏、置换“我”叙事策略，恰恰正是强调了第一人称的非常存在，而这个“非常存在”的强调，最终恰恰正是为了强调全文的暗示策略，为了强调作品所叙写的正是一场非同寻常的“大雷雨”。以“我”的隐藏置换，是为了引起读者阅读本文时的郑重思考与密切关注：这里写的是：“我”的感受、“我”的期盼、“我”的呐喊和“我”的象征叙事。
第二，以审美感官的多维感觉，反反复复强调所叙写的是非常的“雷雨前”和非常的“大雷雨”。作者从视觉、听觉、触觉和味觉等方面写闷热难受和对“大雷雨”的期盼。如用视觉、听觉写一天见到的、不断变幻着的孕育情境以及写“大雷雨”来临时的闪电雷鸣；如用触觉写高温，摸一摸石头“竟像还带点热”；如用味觉写胸闷，“深呼吸……吸进来只是热辣辣的一股闷”。为了把自己的的感觉加倍地传达给你，让你感同身受，作者用了夸张的手法。如写空气里没有“风”，说“把鸡毛从桥头抛下去，也没见它飘飘扬扬踱方步”；如写人吐热气，“那些扁长的嘴巴里似乎有白烟一样的东西往上冒”；如写闷热得使人出汗，“汗……胶水一样，胶得你浑身……结了一层壳”等等，这些夸张不免让读者感到荒诞不经。就是没有一丝风，鸡毛绝不会停在空气之中；人在夏天高温下呼吸，绝不会像在严寒冬天里那样，可以看到呼出来的白色气流；出汗再多再粘，也绝不可能结成像动物的“壳”。诸如此类的夸张，完全是幻觉的想象和幻觉思维的描写。可见，《雷雨前》的感觉描写及其夸张性，具有了荒诞色彩，显然是非常规非常矩的艺术处理。而作者这种非常手段的使用，分明告诉读者他所描写的，是另一回事，是另有寓意在，所渲染的是非常的“大雷雨”。这是作者从描写手法上进行的“暗示”。
第三，用寓言式的描写，来“暗示”反动黑暗势力的张狂肆虐与“大雷雨”的盘空出世。在灰色的“幔”下，人们闷热难熬、难以生存，可向人挑战、制造事端的是那些苍蝇、蚊子、蝉等虫豸们。作者不仅写它们向人们蹲鼻、喝血、咒死的侵扰，而且用拟人的修辞格，“暗示”它们是社会里的反动黑暗势力。称苍蝇“戴红顶子像大官员模样”，称蚊子“像老和尚念经，或者老秀才读古文”，称蝉向人恶意鼓噪挑衅的声音，是“要死哟，要死哟”。显而易见，这里不是写一般自然界的昆虫，而是以酷似寓言的笔致，写它们的“人”的行动、“人”的身份和“人”的语言；并且特别交代它们是“龌龊的地方飞出来的”的东西，这就明明白白“暗示”它们是丑恶的一群，是与人民敌对、与革命“大雷雨”敌对的反革命势力。同样，对革命“大雷雨”的期待与暴发，作者也以拟人的手法对其进行了隐喻的艺术处理。在作者的笔下，把“他”作为“巨人”的形象来礼赞，所用的主要武器是所向披靡的“大刀”。这个“大雷雨”，仿佛是寓言或童话里的英雄人物与救世主，对其作者分了两个层次予以描写。第一个层次，写“他”的初显神威。“他”刚露脸，就挟带着 “明晃晃”的“大刀”（闪电，“一闪一闪满天空瞥过年大刀的光亮”）和“愤怒的吼声”（雷鸣，“这巨人在咆哮发怒”）而来，表明“他”冲着灰幔的世界而来，并且与之势不两立。第二个层次，写对“他” 最终来临的锐不可当、扭转乾坤的伟力。对此，作者作了更有力度的“暗示”性描写：“他”光明无比，“电光一闪，照得屋角里都雪亮”；“他”神勇无比，“巨人一下子把那灰色的幔扯得粉碎”；“他”迅猛无比，“挡在幔外边整整两天的风开足了超高速度扑来了”。这些写拟人化的形容与描写，把自然界的一场暴风骤雨，演绎成了作者心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千千万万人民群众参加的革命的“大雷雨”。作者最后以忍俊不住的呐喊进行“暗示”：“让大雷雨冲洗出个干净清凉的世界！”
以上三方面的“暗示”，完成了以自然界的“大雷雨”象征社会革命的“大雷雨”；作者通过艺术手法和艺术处理，最终实现了由象征喻体到象征本体的审美升华。酒酿经过提炼才能成为香气醉人的白酒，空气经过提炼才能成为可以熊熊燃烧的纯氧；同样，一篇文学作品必须经过作家殚心竭虑的艺术提炼和艺术概括，才能成为精品佳作。茅盾在象征“暗示”方面的精妙处理，加上各种比喻、夸张、拟人等等语言修辞格的切合情境和浑然天成的妙用，这就是《雷雨前》令作者自己特别满意的、特殊的、非常态的艺术提炼和概括。茅盾说，《雷雨前》写作其时自己正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由于政治高压和文化禁锢，“大题不许大做”；为了躲避国民党文化特务的检查，故而“、大题“小”做、大题“隐”做。（《茅盾散文集•自序》）他没想到，就这么“小”做“隐”做，就整出个这篇散文象征的“暗示”审美机制，成了自己散文中的“另类”；后来经过时间的检验，成了中国现代散文的一个的经典作品。这是作者的始料未及的事情。
茅盾《白杨礼赞》的直抒胸臆是美，但少了点含蓄的妙趣；其《风景谈》是关于延安风景和生活的随记，也写得游刃和抒情，但也同样有直露之嫌。而《雷雨情》却因它“暗示”使读者感到含蓄隽永、韵致蹁跹。写下不朽传世之作《野草》的鲁迅，希望散文的创作“造语还须曲折”，还说太直露的抒情，“会把诗美杀掉” 。（《两地书•三二》） 正是因为通过“造语曲折”的象征，创造了韵味曲包的“诗美”，俨然以“小”做“隐”做，布了一个“迷局”，便产生了“诗美”的奇效。――这无疑是茅盾对《雷雨前》情有独钟的原因。其实，与这篇散文相媲美的，还有早于茅盾近三年的、瞿秋白的杂文《一种云》，也是写热盼和呼唤革命“暴风雨”的来临，也是用了“造语曲折”的象征手法，近乎是一首委婉含蓄、玲珑剔透的散文诗；写作时间是1931年的9月。笔者在20年前选编《现代抒情散文选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的时候，同时选了瞿秋白和茅盾的这两篇作品。如把两者对读，相信读者会在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比较之中，读出两位散文家殊异的才情与泾渭分明的风格记印。
(扬州大学文学院；2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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