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怪物房,欧洲高手房_战后欧洲联合对东亚一体化的历史启示

　　摘要：战后欧洲联合的历史经验说明，区域内各国的政治意愿、利益协调与整合，以及区域文化的同一性是区域一体化的必备要素。政治意愿是前提、利益整合是起点、共同文化则提供了“我们感”。冷战后的东亚地区不具备战后西欧联合所拥有的特殊历史条件，难以达成此三点要素，因而更为困难。但当前东亚各国公共面对的共同区域问题又对区域一体化提供了政治动力。东亚主要国家当找到适当的经济切入点，整合利益，为东亚一体化找到适当的逻辑起点。东亚一体化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将同时是东亚地区文化同一性也即“我们感”的再形成过程。
　　关键词：欧洲联合；东亚一体化：启示
　　中图分类号：D8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5-0177-05
　　区域一体化是冷战后世界政治中的一个显著特征，东亚地区各国在探索本地区一体化方面同样做出了很多努力，东亚合作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然而，对比欧洲、北美两大区域经济集团的发展，东亚一体化进程则显得格外缓慢；“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至今仍处于起步阶段。
　　尽管西欧和东亚的情况有着诸多不同，在有些方面甚至差异巨大，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总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对战后初期起步阶段的西欧联合进行研究，抽象出一般性规律，对于同样处于起步阶段的东亚共同体建设毫无疑问是非常有益的。本文从政治意愿、共同文化、利益协调等三个学界公认的欧洲联合的主要动力进行抽象，以此对东亚区域的相关情况进行分析，提出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可能的动力体系和发展方向。
　　一、政治意愿：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前提
　　冷战后国际国内形势造成的欧洲联合的强烈政治意愿，是推动战后西欧联合的第一个重要动力。欧洲联合的思想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时期，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大陆满目疮痍的景象，才真正促使政治家们认真思考西欧联合的问题。他们从两次世界大战均祸起欧洲的历史出发，从欧洲大陆一分为二、西欧列强沦为二流国家、成为美苏争霸的垫板的现实出发.感到西欧国家必须抛弃历史宿愿，使彼此的利益最大限度的协调一致，并交织在一起从而切实联合，才能实现复兴。
　　战后欧洲的经济情况可谓一片凋零：欧洲战场北起斯堪的维亚，南到地中海；西起英吉利海峡，东到高加索几乎是一片废墟，实际上整个欧洲大陆都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所波及。战后，西欧国家的工业能力远逊于1939年的水平，人民生活困苦。在以商品经济高度发达著称的西欧各国，普遍出现了以物易物的现象。战争创伤之严重可见一般。为了尽快摆脱困境，西欧各国将目光投向了已经被广泛讨论了几个世纪的欧洲联合问题。
　　对于西欧联合的问题，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政治家均站在本国的立场上强调了其必要性。丘吉尔首相于1946年提出，拯救战后破败的欧洲的办法只能是“恢复欧洲大家庭，同时使这个大家庭在一个能够自由、安全、和平的生活的制度下进行重建。我们就必须建立欧洲合众国”。作为具体的政策，丘吉尔提出了三环外交思想，其中一环就是联合起来的欧洲。戴高乐总统则认为.“特别是在经济上，我们希望成立一个西欧集团，它的动脉可能是英吉利海峡、地中海和莱茵河……，把靠近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的国家联合起来”。阿登纳同样对欧洲的联合抱以热切的期待：“欧洲的联合是绝对必要的。没有政治上的一致，欧洲各国人民将沦为超级大国的附庸”。出于遏制苏联的考虑，美国也主张西欧各国联合起来。1947年3月2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赞助建立欧洲合众国的富布莱特提案；一年后的马歇尔计划更是明确要求通过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促使西欧形成一个大规模的统一市场。
　　毫无疑问，无论是丘吉尔、戴高乐或是阿登纳，都是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来考虑欧洲联合问题的。英法是为了争夺西欧领导权，德国是为了尽快恢复其平等地位。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尽快使西欧从战争废墟中站立起来，以应对美苏激烈对抗背景下的国内国际困境。美国出于对抗苏联的考虑，多次从中协调，客观上也在大力推动战后初期西欧的联合。这就造就了一种强烈的促使西欧走向联合的政治意愿。
　　这里存在四点问题需要说明。首先，政治意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现实压迫的结果。冷战为西欧建立自己的区域性体系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环境。在苏联的压力下.法德之间的传统争端的根源消失了；受到外族分割控制的情况，也大大促进了德法合作。冷战形势还促使美国力促欧洲合作。其次，至少是在西欧联合的初始阶段，政治意愿的作用要大于经济利益的协调一致。实际上，如果没有强烈的联合意愿，也就谈不上“舒曼计划”的提出，经济利益的协调将是虚无缥缈的想象。再次，杰出政治家的个人作用对于政治意愿的实践是重要的。突破战争藩篱，实现世仇之间的和解，这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找到关键步骤.实现法德利益的协调一致，这需要巨大的政治智慧。第四，美国作为区外大国的支持，实际上一直是早期欧共体不断向前迈进的重要动力。
　　历史地看。东亚地区从来没有出现过似欧洲那般强烈的联合在一起的政治意愿。通过东亚展望小组、东亚研究小组等形式，东亚地区各国的政界、学界对于东亚共同体这一问题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但是，从各方政策文件的措辞来看，并没有形成关于东亚联合的强烈预期。
　　中国学界普遍认为，东亚展望小组提出的建立“东亚共同体”的目标，是“一个颇具争议的目标”。“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巨大差别是建立区域共同体的一个严重障碍”。由于历史问题和现实竞争关系，中日很难接受彼此领导或共同领导东亚地区合作。中国政界同样对东亚一体化持谨慎态度，温家宝总理提出：“应照顾各方关切。通过开展官方、民间、学术等多层次、多管道的讨论和交流，逐步统一认识，相互体谅，协商一致；加强东盟与中日韩的协商。”嘲日本的东亚共同体主张颇似丘吉尔的“三环外交”，其将日本及其与东盟的关系置于核心.中间一层是"10+3”，最外面则是吸收新西兰、澳大利亚成为东亚共同体的核心成员。可见，日本主张东亚共同体应当是开放的，核心意图是以区外国家制衡中国，捍卫其在东亚的主导权。东盟对“东亚共同体”的最初设想是以东亚自贸区为基础的，但后来也调整为要容纳区外大国.尤其是强调美国参与东亚的作用。马来西亚是“东亚共同体”的最积极推动者：“现在是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最佳时机，东亚不能再等待、拖延，必须采取现实的行动”。而且，马来西亚的主张也最符合“区域共同体”概念的学理规范。可以看到，中日两国作为东亚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在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问题上并不具有迫切的政治意愿。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当前的国际形势和东亚各国内形势与冷战时期的欧洲几无可比性；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外部压力尽管存在.但并不那么急迫，外驱力显得不足。客观地看，欧洲和北美两大经济集团一体化进程发展迅猛，对东亚国家构成了巨大现实压力；1997年和2008年两次国际金融危 机也对东亚合作起到了促进效用，东亚合作也确实在外部压力的推动下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这种外部压力的强度毕竟要比二战对欧洲的破坏和美苏尖锐对立所造成的压力要轻得多。其次，中日、日韩之间在领海、历史问题上分歧较大，对东亚一体化造成不利影响。现实的领海争议，以及日本对历史问题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东亚其他国家国内对日本缺乏有好感，这对于东亚各国政府的对日政策构成了影响，进而影响了一体化建设的政治意愿。第三，东亚一些国家，尤其是日本推动东亚一体化的政治动机存在问题。在某些国家的政治家看来，希望借共同体建设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约束中国的发展空间和影响力.这使本来就不足的政治意愿又打了一个折扣。第四，美国作为区外大国不希望东亚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区域集团，区内一些国家也希望借重美国的力量加强自身实力。这使得东亚地区主义的思潮过于泛化，这在逻辑上不利于“共同体”的自身发展。也.导致了部分东亚国家对于“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谨慎，影响了政治意愿。
　　从欧洲联合的历史经验来看，强烈的走向联合的政治意愿毫无疑问是严酷的政治经济现实“逼”出来的；但政治智慧和勇气甚至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当前东亚各国面对的共同问题虽然不及彼时欧洲那般严重，但国际金融危机、东北亚安全保障、诸如环境、能源等共同非传统安全问题同样难以单纯通过国家问合作来解决，迫切需要东亚走向联合。笔者认为，东亚各国当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不应等到这些问题构成严酷的政治经济现实时再采取行动。如何充分调动现有政治资源，克服上述诸多困难，促进东亚共同体建设当是一个应当认真对待的问题。
　　二、利益协调：一体化道路的逻辑起点
　　实现经济利益的一致化，并以此实现法德彻底和解，合作机制不断环溢，这是战后欧洲联合最重要的动力；也构成了此后欧洲联合动力机制的主体部分。1871年德国的统一带给欧洲最大的影响有二：首先，欧洲两翼的强国失去了“过去四分五裂、受大国控制奴役、并在大国冲突中起到缓冲作用的德意志”，再也无法依靠瓜分德意志小国建立起大陆均势——以均势保障大陆和平的做法走到了尽头；其次，德国的崛起将是历史的必然，这个新崛起的国家将会对既往形成的国际势力划分提出自己的要求，形成对欧洲两翼的重大威胁。历史证明，彼时的欧洲列强并没有找到均势政策以外的办法来保障和平，而是采取了结盟的办法来缔造新的均势。而德国的崛起又与老牌强国的势力范围发生冲突，由此，两次世界大战祸起欧洲。
　　战后，面对历史的教训，西欧各国的政治家们开始认真思考应该如何对待德国。既然均势政策已经被证明无力解决欧洲的地缘政治矛盾，那么，剩下的就只能是联合。此时.强烈的特殊社会历史背景催生出的政治意愿成为了突破藩篱的原始动力。让·莫内起草的“舒曼计划”则找到了关键的突破口。“欧洲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统一的，而必须进行具体的，首先是通过确实的团结工作来实现。着手这项工作首先要考虑法国和德国。立即在一个有限的、但有决定性的方面开始行动，即把法德的全部煤钢生产置于一个其他欧洲国家都可参加的高级联营机构之下”。
　　“舒曼计划”和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意义经常被解读为：“从控制战争的物质条件着手，维护法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标志着法国对德国政策的重大转变”：“欧洲历史上地上第一次出现了民族国家将一部分国家权力委托给某一超国家机构的范例”等。实际上，这一计划的伟大意义远不止于此。透过舒曼计划，欧洲找到了一个权势均衡之外的办法——使经济利益趋于一致，来解决地缘政治和经济争端。权势均衡在本质上是一种以暴制暴的政策，因而，当暴力的预期收益足够高时，这种政策必然失败。而“煤钢联营”的实现，使得法德的经济利益在本质上走向协调一致，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战争的诱因。由此，西欧各国在其全部煤钢生产与分配方面，成为了一个共同体，而不再是一个又一个以民族利益为导向的国家。可以认为，“舒曼计划”及“煤钢联营共同体”赋予了欧洲联合以最重要的逻辑起点。
　　必须提出的是，战后西欧联合的路径是非常符合逻辑的。煤钢联营实现了工业部门利益的一致，为扩大内部市场、增强对外竞争势力，就要求关税同盟的实现。关税同盟必然包括农业部门在内的各个经济部门，保护德国作为农业小国的农业生产；以及法国作为农业大国的出口利益，必然要求共同的农业市场和共同的对内、对外农业和农产品政策。实现了共同的工业、农业市场和政策.西欧共同市场自然呼之欲出；而共同市场必然要求共同货币单位作为结算工具。当整个西欧的经济命运合而为一之后，政治分立的坚冰便开始融化。这便是战后欧洲联合的逻辑线索和动力机制。
　　当然，煤钢联营的成功是有其时代背景的。首先，战后西欧各国最重要的任务是恢复工业能力，而这一任务所需要的，首先即是煤和钢。煤钢联营解决了西欧各国最为迫切的经济利益——煤和钢——的生产与分配问题.因而，才能认为煤钢联营造成了西欧经济利益的本质上的一致。其次，这种经济利益的一致首先是发生在欧洲的两个主要大国，即法国和德国之间的。作为主要国家.他们有能力成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第三，西欧国家之间相对平衡、一致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构成了经济利益协调一致的重要现实物质基础。
　　东亚主要大国在经济利益协调一致方面，挑战同样很大。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东亚国家把过多的精力注入到了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上，而对于共同经济利益的构建重视不足。理论上看，自由贸易将有利于本地丰富要素的生产者，损害稀缺要素的生产者。因为。不同国家的人民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参与程度是非常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并且受到安全考虑的制约。因此，虽然在绝对量上所有国家都能获利，但贸易并不解决利益分配的公平问题。当前东亚经济合作的主要形式依然是自贸区建设，意在扩大经济规模，但这并不解决东亚各国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平衡问题。因而无法构成进一步联合的内驱力。第二个问题，东亚各国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大，经济制度迥异。虽然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的不同使东亚各国之间的合作具有强烈的互补性和相互依赖需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从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东亚各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和不平衡，其负面的影响不可小觑。各国之间经济水平差异过大导致各国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参与程度也不一致，尤其是日本，只有沿海的地方政府有一定积极性。推动东亚经济合作主体往往不是国家或中央政府，而是地方政府、民间组织和企业。第三个问题，东亚各国运用多边机制协调经济利益的经验明显不足。东亚国家在解决相互之间的争端时。往往抛开多边主义而采取双边协商的方式。
　　同时，东亚各国协调经济利益使其走向一致。也存在着一些重要的有利条件。首先，东亚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进一步增强，利益的双赢和共赢面日渐扩大，经济上逐步走向共荣共损。这有助于经济利益的协调一致。冷战结束 以来，东亚各国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这虽然不能保证各国在政治和安全方面开展合作，但至少可以稳定各国关系，促成合作。其次，除日本外的东亚国家大体上处于国际分工中的同一位置，并且在国际财富分配中普遍处于劣势。这就为相互合作建立经济共同体以改变自身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提供了有利条件。第三，东亚各国尽管具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但总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基本经济体制却是类似的。即大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并且都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
　　从战后初期欧洲联合的经验来看，找到关键性的经济领域进行联合，实现经济利益的本质一致是启动一体化进程的最重要步骤。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战后欧洲最重要的任务是恢复工业能力，因而煤钢资源显得格外重要的话；那么，当前历史背景下，东亚各国的首要任务则是完成工业化、应对国际金融风险，因而能源、金融、科技领域的合作和共同的气候政策则显得格外重要。完成工业化的关键在于经济结构的转型和能源的保障.前者需要高水平科学技术的支持，后者则需要能源供给的稳定。共同的气候政策则有助于东亚各国在经济发展的路途上不受西方发达国家在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问题上的制约。东亚各国共同应对国际金融风险的关键则在于加强金融领域的合作，2009年5月建立的东亚外汇储备库为东亚金融合作做出了良好的示范。
　　由此，我们不难从逻辑上得出结论，当前东亚联合的关键领域在于建立能源、金融和科技的共同体。前两个共同体有助于实现经济利益的本质一致，辅之以自贸区建设，将有助于实现共同市场和共同结算货币单位的出现。随之逐步外溢到经济社会诸多领域。科技共同体则将促进东亚各国的产业升级，实现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的进一步接近。
　　另有一点是需要注意的：作为地区大国的中国与日本，应当将多边置于双边关系之前。在中日关系出现麻烦时，依然能够在东亚多边场合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推动中日经济利益的整合。这对于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将是大有裨益的。
　　三、区域文化同一：“共同命运感”的历史基础
　　欧洲文明深刻的历史同一性以及近代以来相同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类似的政治制度，构成了战后西欧联合的社会历史基础；也是其第三个重要动力。对比中国文化圈、东南亚文化圈和南美拉丁文化圈，西欧各国不仅共同的历史文化因素更多、更牢固，而且近代以来更是形成了共同的经济生产方式——这是世界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正是因为这种同一性.才使得西欧各国在冷战时期各种国内国际压力下自然地产生了“我们感”。
　　古代欧洲就已经具备了强大的文化内聚力。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交替的时期，希腊化进程与古罗马文明相互融合，形成了欧洲文明的构架。而罗马共和国、尤其是罗马帝国的扩张则将这种文明框架推广到了整个欧洲大陆，使欧洲各民族普遍接受了同一个文化渊源。罗马帝国的赫赫武功将同样的法律、宗教和政治制度施加到欧洲一切民族之上，延绵数百年之久。中世纪，古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之后，基督教会借重前者的经久魅力在欧洲大陆上建立起了一种普世性的宗教传统。基督教会透过宗教信仰将其组织系统渗入到西欧的每个角落，逐步确立了具有深刻同一性的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文化。
　　近代以来，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国家主权的确立使欧洲在形式上彻底分裂。近代欧洲延绵不绝的战争和两千年的共同文化相互冲击，引发了18、19世纪欧洲联合思潮的日渐兴盛。圣·皮埃尔于1713年首先提出了建立欧洲邦联的设想，自此，欧洲联合的思想在欧洲大陆上愈演愈烈。法国启蒙学者卢梭认为，只有依靠各民族人民的意志，欧洲联合才可能实现；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边沁在《国际法原则》中提出了“普遍永久和平的计划”。拿破仑曾表示，“我们应当有一部欧洲法典，一个欧洲的最高法院，一种统一的欧洲货币，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法律。应当把欧洲各国的人民变成一个统一的人民”。1891年，罗马国际和平大会一致通过决议，敦促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
　　近代物质生产方式的同一性是欧洲历史的又一个特性，工业革命的洗礼和工商业文明的熏陶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施加于整个欧洲。尽管英国在这两方面领先欧洲大陆约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但各种历史教科书中都将“欧洲”作为工业革命和工商业革命的主语。这一事实就直接揭示了近代欧洲物质生产方式和经济组织方式转变的同步性。这种同步性的直接后果是，欧洲国家对彼此的经济制度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近现代社会经济组织方式有着高度的彼此认同感。实际上，近代以来的欧洲，已经是一个被紧密的经济关系牢牢地绑缚在一起的区域了。
　　欧洲历史文化的同一性这一事实解释了因何在内外交困的时候，欧洲国家的共同命运感首先指向了其近两百年来的战争对手，而不是区外个别长期保持着友好关系的国家。走向联合的坚定的政治意愿、高度一致化了的经济利益.加上牢不可破的共同历史文化传统和物质生产方式，欧洲各国之间出现了坚固的“我们感”。实现欧洲联合的障碍就仅在于如何找到具体的步骤，打破近代以来欧洲大国之间因战争而形成的高大藩篱，从而真正开始欧洲联合了。
　　东亚地区则一直因其在历史、文化、宗教、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而被认为很难形成一个“共同体”。东亚各国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古代东亚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延续着“华夷秩序”，即以中国为中心，通过册封和朝贡来维系中心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与欧洲文化的同源性不同。“华夷秩序”在本质上是一种由“天朝上邦”因其政治经济优势而辐射到周边小国的国际秩序。一个令人深思的情形是，即便是在古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一些周边国家，尤其是日本等依然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脱中华”意识。607年日本国王致书隋文帝，自称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表现出强烈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相对于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优势转变为严重劣势，“华夷秩序”的力量基础消失，这种秩序随之崩溃。东亚各国间的多领域差异性在近代以后愈发明显。
　　东盟的情况本身就是东亚多样性的一个缩影。“世界上很少有别的地区能比东南亚地区更鲜明地说明在千差万别之中求得一致所会遇到的各种问题。各个种族的代表性的特点、文化类型、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纷繁杂陈.其种类之多、范围之广，几乎囊括人类所见识过的全部类型。”可以预见，东亚地区各国的这种多领域差异性不太可能在短短数年甚或数十年内出现太大变化，政治、经济、宗教等鸿沟将在东亚各国之间长期存在。这种巨大的差异客观到阻碍了东亚地区各国及其人民对于本区域的“我们感”的形成。以至于东亚区内一些国家总是会将自己的命运同西方，而不是同东亚各国捆绑在一起。
　　从战后欧洲联合的历史经验来看，现实压力的推动要远大于历史渊源的作用，“我们感”的现实来源可能要比历史来源更重要一些，现实压力造就的“共同命运感”完全有可能将差异很大的国家和民族团结在一起。一个比较 极端的例子即是二战时期的美苏同盟。从逻辑上看，“我们感”总是需要一个“他者”来定义：现实中的这个“他者”可以是另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一定的共同问题即外部压力或是历史上的自我。如果外部压力是持续性的，且具备足够大的强度，那就完全有可能造就出一种相对于往昔中的自我的“新我”，也即一种新的“我们感”。这就是当前东亚合作的主要动力。在此基础上采取适当的政治、经济步骤，将主观的政治意愿与客观的现实需要相结合，将有可能缔造一个“共同体”。
　　共同历史渊源提供给欧洲国家以“我们感”的基本指向，而其真正来源依然是二战后欧洲所面对严酷政治经济现实。由此得到东亚共同体建设的一个挑战和一个优势：挑战在于作为地区大国的日本如何从其近代历史中形成的“入欧”情结中走出来，形成新的“返亚”情结；优势在于东亚国家今天毕竟有了很多独有的，需要共同面对、具有共同命运的问题。适当运用此种优势，将有可能创造出东亚国家相对于历史上的自我的一种“新我”，缔造出新的“我们感”，并以此锁定东亚各国共同的情感指向。理论月刊2012年第5期
　　四、结语
　　当代世界是一个由延续性和变迁性所组成的奇特的混合体。国际关系的历史沿革有着延续的一面，25个世纪以前，修昔底德记叙了国际政治的一般特征：无政府状态。2500年以来，这一状态没有改变——国际关系有着永恒的一面。同时，国际关系有着易变的一面，当代人类所面对的公共问题的空前规模与性质标志了当代政治与往昔的不同，这是世界的变迁性。同理论一样，历史经验有其适用范围。
　　本文从区域一体化必不可少的三个要素出发，对欧洲联合和东亚一体化进行对比分析，阐释了东亚一体化进程所面对的巨大困难。但是，全球一体化与区域集团化作为当代世界政治的两个大趋势，是有着其逻辑的必然性的。当代人类所面对的公共问题的规模和尺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层次，需要在区域甚或全球的层次上加以联合解决。东亚各国所面临的共同公共问题，如金融监管、投资贸易便利化、经济货币合作等，同样可以成为东亚一体化的政治意愿的现实来源。而这将有助于消解东亚主要国家协调、整合经济利益，实现合作的主要障碍——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自助心理。东亚一体化是必要的，也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将同时是东亚地区文化同一性也即“我们感”的再形成过程。东亚一体化的未来将主要取决于东亚共同公共问题的压力和各国政府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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