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分析]
时间：2019-04-18 03:32:13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的必要对策，也是企业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为688.1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五，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在如此快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而研究企业到何处去投资是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如果只是一味的“走出去”，而不考虑应该往哪走的话，必然会走很多弯路。本文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分布现状及在区位选择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体的区位选择策略。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区位分布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当年全球流量、存量的5.2%和1.6%，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名列按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五名，存量位居第17位。截止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共分布在178国家（地区），投资覆盖率达72.7%。在如此快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情况，即企业到何处去投资是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分布现状
1、投资存量分析
截至2010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3172.1亿美元，位居全球第17位。亚洲、拉丁美洲是存量最为集中的地区，分别为2281.4亿美元（占总存量的71.9%）和438.8亿美元（占13.8%），大洋洲、欧洲是存量增幅最大的地区，其中，在大洋洲的直接投资存量为86.1亿美元，是2005年末的13.2倍。对发达国家(地区)的投资存量占中国对外投资存量总额的9.4%，较上年增加2个百分点。至2010年末，中国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共有1.6万家境外企业，投资覆盖率达到72.7%。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上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
虽然截至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突破三千亿美元，但规模与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国相比然仍差距很大。2010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48433亿美元，英国为16893亿美元，法国为15230亿美元，德国为14213亿美元。2010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相当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6.5%，英国的18.8%，法国的20.8%，德国的22.3%。
2010年，中国在亚洲地区的投资存量为2281.4亿美元，占投资存量的71.9%，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新加坡、缅甸、泰国、伊朗等国家（地区）；拉丁美洲存量为438.8亿美元，占投资存量的13.8%，主要分布在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巴西、秘鲁等国家，两区集中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5.7%；大洋洲投资存量为86.1亿美元，占投资存量的2.7%，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西萨摩亚、新西兰等国家；欧洲投资存量为157.1亿美元，占投资存量的5%，主要分布在俄罗斯、瑞典、英国、荷兰、卢森堡、瑞典等国家；非洲投资存量为130.4亿美元，占投资存量4.1%，主要分布在南非、刚果、尼日利亚、尼日尔、肯尼亚等国家；北美洲投资存量为78.3亿美元，占投资存量的2.5%，主要分布在美国和加拿大。
2、投资流量分析
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继2009年历史最高位的基础上实现了21.7%的快速增长，达到688.1亿美元，年度流量首次超过日本（562.6亿美元），英国（110.2亿美元）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2002—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49.9%。中国对世界上主要经济体投资增幅比较大，其中对欧盟直接投资为59.63亿美元，同比增长101%；对东盟44.05亿美元，同比增长63.2%；对美国13.08亿美元，同比增长44%；对俄罗斯5.68亿美元，同比增长63%；对日本3.38亿美元，同比增长30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1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地区）达到9个，占到我国对外投资流量总额的84%。其中，对香港中国香港的投资为385.05亿美元，占当年投资流量的56%；对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投资为61.2亿美元，占当年投资流量的8.9%；对开曼群岛的投资为34.96亿美元，占当年投资流量的5.1%；对卢森堡的投资为32.07亿美元，占当年投资流量的4.7%；对澳大利亚的投资为17.02亿美元，2.5%；对瑞典的投资为13.67亿美元，占当年投资流量的2%，对美国的投资为13.08亿美元，占当年投资流量的1.9%；对加拿大的投资为11.42亿美元，占当年投资流量的1.7%；对新加坡的投资为11.19亿美元，占当年投资流量的1.6%。
从地区分布看情况看，中国对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的投资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对非洲的投资较上年增长40%。2010年，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在2009年增长2.8倍的基础上再次实现成倍增长，流量达到67.6亿美元，同比增长101.6%，占流量总额的9.8%，较上年提升了四个百分点，主要流向卢森堡、瑞典、德国、匈牙利、英国等国家；北美洲为26.2亿美元，较上年增长72.2%，主要流向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为105.4亿美元，较上年增长43.8%，主要流向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巴西、秘鲁等国家；非洲为21.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46.8%，主要流向刚果、肯尼亚、尼日利亚、南非等国家；亚洲为448.9亿美元，是中国投资流量最多的地区，较上年增长11.1%，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新加坡、泰国、伊朗等；大洋洲为18.9亿美元，较上年下降23.8%，主要流向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存在的问题
近些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但是投资的区位分布尚未达到最优状态，从以上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流量和存量的分析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区位分布不均衡，投资存量高度集中于亚洲和拉丁美洲
由以上区位分布现状可以看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很不均衡，呈现相对集中的特征。据商务部公报统计，截至2010年底，亚洲地区的投资覆盖率最高，90%以上的国家中有中国直接投资企业；非洲覆盖率居第二位，达85%。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已遍布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但从整体上看分布过于集中。这从投资国别（地区）看，近几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多的前二十位国家（地区）基本无变化，投资流向集中在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这三个国家和地区。众所周知，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是世界三大离岸金融中心，著名的“避税天堂”，投资于这些地区虽然可以享受极大程度的税收优惠，但却受制于避税地有限的自然、人力、资本和技术等各种资源，企业的过度集中易导致恶性竞争。同时投资于这些地区的机会成本高，失去了向其他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机会。
2、对发达国家投资偏少，缺乏核心技术
在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历来都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出地和流入地，而即便在发展中国家里面，以印度为例，其对外直接投资中逾30%也是流向的发达国家，韩国也是以亚洲和北美洲为其对外直接投资的两大最主要目的地。截止2010年末，我国对发达国家（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296.9亿美元，仅占总存量的9.4%。由此可见，中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中投向发达国家的比重过低，这一方面使中国企业错失了部分发达国家成熟而庞大的市场规模，没有充分利用发达国家法制健全、基础设施完善、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等区位优势，另一方面也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不利于中国企业尽快学习吸收先进技术以相对降低对自然资源寻求型等对外直接投资类型的依赖，不利于中国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中国企业未来的发展潜力。
3、投资主体结构单一
中国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主体绝大多数是中央直属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此类企业凭借其在国内多年聚集的雄厚资金技术优势，以及独有的政策扶持优势，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始终牢牢占据主要位置。根据商务部《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0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进行的投资占比66.2%，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私营经济在国内经济中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但是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却只能算是崭露头角，2010年所占比例仅为1.5%。回顾国内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史，民营经济在经营体制、灵活程度以及创造性、经济性等方面，都展现出国营经济无法比拟（下转第162页）（上接第159页）的巨大优势。因此，加快对外投资体制的改革，鼓励广大民营企业“走出去”，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和海外经营，将是促进我国市场经济深化发展、民营企业不断成长壮大的必然趋势。
4、投资区位信息体系不完善
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相对较晚，发展还不够成熟，不少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时，一方面比较难于获取东道国准确详实的区位因素信息，另一方面有的企业自身也没有充分全面地考虑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对目标市场深入调研并进行科学的可行性研究就贸然决策投资，从而容易导致一些投资项目特别是在投资区位选择上的决策失误。由于对东道国投资区位信息体系的不够完善，可能导致国内企业对投资环境、经营风险的评估不准确，从而引起错误甚至盲目的投资决策。
5、国家政策导向不明，政府缺乏宏观引导
虽然中国已经把对外直接投资上升到战略高度，但是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缺乏统筹规划和有效的指导，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不够明确，缺乏政府促进政策的支持。政府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指导力度不够，投资区位选择具有盲目性，政府职能转变较慢，企业服务的意识缺乏，没有专门的官方机构提供服务。审批部门多，程序复杂，加大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交易成本，政府管理环节过多，束缚企业的发展，对外汇管制过严，导致企业用汇困难，无法灵活运载资金。政府也没有意识到用外交手段协助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企业遭受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