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汪曾祺:文坛的双子星座] 汪曾祺简介
时间：2019-04-10 03:30:39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沈从文与汪曾祺，文坛的双子星座，他们的经典名作《边城》和《受戒》都是传统文化之水蕴育而成。两人的文学创作在“水”上契合，他们的人生道路的交叉，困境中的互相扶持，精神旨趣的贴近，使得湘西之水和高邮的运河之水合流，一派汪洋中，诞生了二十世纪滋润人心的文学经典。
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两人亦师亦友的情谊，经受了战乱和运动的考验，穿越了百年的历史风云。
沈从文与汪曾祺结缘西南联大
1939年夏，年仅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读了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等书籍，告别了故乡高邮，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昆明，顺利考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大中文系。汪曾祺谈为何要投考西南联大时说：“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
每次上课，沈从文总是夹着一大摞书走进教室，学生们从他手中接过仔细批改后的习作和特意为他们找的书，他们的心中就只能充满了感动。为让学生省点事，沈先生总是不怕自己多费神，多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完全可以让学生自己去找，作为老师，指明方向也就算尽职了。沈先生不，他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成了，卷成卷，上课时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是夹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学生们接过沈先生费心找来、精心抄写的资料，内心感动之余，又平添了几分震动。
日寇轰炸昆明时，沈从文全家疏散到呈贡桃园新村，每星期上课，进城两天，文林街二十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的一间屋子。访客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从文收藏的宝贝，谈天。进进出出向他请教的学生非常多，有的学生向他借书，他总是慷慨应允。汪曾祺的回忆文章《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这样写道：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碧”的名字(上官碧是沈先生的笔名)。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员”，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漂流到四面八方了。
沈从文很快就发现了汪曾祺的写作才华，他曾经对人说过：汪曾祺的文章写得比他自己还要好。由此可见他多么赏识汪曾祺。汪曾祺的“课堂习作”，沈从文先生给过120分。西南联大的教授都非常欣赏有才华的学生。不仅沈从文这样，联大中文系的王力教授等都是如此。某学生以自己的填词作为王力先生“词法”课作业上交，王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
西南联大的学术空气非常浓厚，师生一起跑警报、泡茶馆，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沈从文不仅在写作上提携汪曾祺，在生活上，也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心。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师。前来开门的沈从文一见汪的腮帮子肿得老高，就默默地出门，归来时买了几个橘子，看着汪吃下两个，又将剩余的塞到他怀中，叮嘱他多吃以便清火。
和其他用功苦读的学生不同，汪曾祺是个“异类”。“他在联大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儿郎当，高兴时就上课，不高兴就睡觉，晚上泡茶馆或上图书馆，把黑夜当白天。”朱自清先生教《宋诗》很认真，上课时带着一沓卡片，一张一张地讲，要求学生作详细的笔记，还要定期考试，这不合乎汪曾祺的口味，他就时常缺课。后来学习期满，中文系想让朱先生收汪曾祺做助教，朱先生却一口拒绝说：“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助教呢？”
汪曾祺原应于1943年毕业的，因体育和英语不及格而留级到1944班。偏偏又遇上政府当局为适应战争需要，征调1944班的学生全部上前线当译员，不服从命令者，一律不予毕业。汪曾祺不愿去，这样，他就只能拿到西南联大的肄业证书。
1946年7月，西南联合大学解散后，沈从文返回北平，任北京大学教授。
沈从文帮助汪曾祺渡过难关
联大复员后，汪曾祺辗转来到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即将落魄街头，以致他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当他把这里的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之后，老师很快回信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笔，怕什么！”信中还举了自己当年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闯荡北京，战胜厄运发奋创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沈从文还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请其对汪多加关照，并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汪曾祺。
由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赏其才气。现在汪曾祺找上门来，他便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举荐汪到一所私立致远中学任教，使汪在此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幸结识了著名作家巴金。
1949年春天，沈从文陷入精神危机之中，自杀未遂，被亲人及时抢救过来。并忍痛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而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从此，中国文坛消失了一位小说家，故宫午门下的历史博物馆，多了一位文物专家。
等施松卿在北平安顿下来后，远在上海的汪曾祺匆匆辞职于次年也来到了北平。由于没有找到工作，生活和住处都成了问题。他只得在北大红楼一个同学的宿舍里搭了一个铺，每晚去挤着睡，吃饭则全靠施松卿接济，汪曾祺在这儿度过了半年散漫而无着落的生活。后来还是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为他找到了一个安身之处——在午门楼上的历史博物馆任职员，他把铺盖搬到午门旁的一个值班室里，从此有了一个小小的窝。
汪曾祺在《午门忆旧》一文中回忆当时的工作：整天和一些价值不大、不成系统的文物打交道。到了晚上，天安门、端门、左右掖门都关死了，我就到屋里看书。四外无声，异常安静。我有时走出房门，站在午门前的石头坪场上，仰看满天星斗，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就我这里一点是热的。北平一解放，我就告别了午门，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南下了。
汪曾祺刚走出午门，参加火热的革命；老师沈从文就走进午门历史博物馆，参加沉静的革命。汪曾祺放弃的抄写文物卡片的工作，正是老师沈从文以后多年从事的工作。大时代的洪流中，师生的选择正好相反，而他们的选择都带着历史的印记，完成了一个交接，也好似一个轮回。此后，他们的荣辱、哀乐、悲欢，都和革命的时代紧密相联了。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小说家沈从文退到历史舞台的幕后，他无法用手中的笔，留下小说，来见证这个时代，这真是个遗憾。 文革中师生频繁通信
新中国成立之后，汪曾祺供职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民间文学》杂志。师生都投身于火热的二十世纪50年代。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门整风，报纸上出现了“大鸣大放”对党的意见的浪潮。是年，“反右”运动开始，丁玲被错打成“右派”。沈从文在这场运动中没有发言和表态，作了思想检查——《“反右运动”后的思想检查》，他顺利过关了。
1958年，“反右”斗争结束后，周扬在一次招待文艺界人士的宴会上提出，打算请老舍多管一下全国文联的工作，由沈从文接替老舍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职务，沈从文听后，连忙说：“这不行，我还是做我的文物研究工作，我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人”，拒绝了这一提议。
1958年夏秋之际，在文联系统整风复查中，汪曾祺被划为一般右派，撤消职务，连降三级，10月下放到河北省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汪曾祺成为“右派”，是单位为了完成“右派”指标任务补划的。
对于自己划为“右派”，汪曾祺很豁达，看得开：“从某种角度看当然是很倒霉了，不过，我真正接触了中国的土地、农民，知道农村是怎么一回事。”
1960年10月，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宣布结束劳动改造，因原单位不接收，摘帽以后的汪曾祺留在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主要工作是画了两部图谱，一个是《中国马铃薯图谱》，一个是《中国口蘑图谱》。
汪曾祺“右派”帽子摘掉后，当时身患高血压病住在阜外医院治疗的沈从文从来信中得悉此情后，不禁欣喜万分，立即给汪曾祺复信。因等不及家人为他找来信笺，他就从练习本上撕下几张纸急匆匆地写起来。他全然不听夫人的劝阻，不怕因激动而使血压升高，洋洋洒洒，一气呵成长达12页、近6000字的回信。1962年1月，汪曾祺调北京，任北京京剧团编剧，直至离休。
“文革”结束后，沈从文和汪曾祺如枯木逢春犹再发，沈从文出版了《中国服饰史》，确定了文物专家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以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等而名扬中外，由此确立了他在我国当代文坛上的著名小说家的地位。沈从文失传了30年的文学源流，由汪曾祺续接上。
为庆贺沈从文的80寿辰而写的祝辞里，汪曾祺还不无由衷地赞美道：“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汪还为老师写了一首诗，诗的开头两句是：“犹及回乡听楚声，此身虽在总堪惊。”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先生逝世。汪曾祺去送他最后一程：“不放哀乐，放沈先生生前喜爱的音乐，如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等。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沈从文先生逝世后，张充和题了一幅挽辞：
不折不从 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汪曾祺就以《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为题写纪念恩师的文章。这一对师生，都是 “赤子其人”，身经动荡起伏的20世纪，得失荣辱，淡然处之。
1997年，也是一个鲜花盛开的5月，汪曾祺也驾鹤远行了。这样的人间极品老头儿再也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