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是按照国外谁的原型写的【《雷雨》中女性命运的原型解析】
时间：2019-05-15 03:17:37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回顾中国现代话剧史，的确曾经热热闹闹，人声鼎沸过。“当年海上惊雷雨”只能算是其中一景。时至今日，曹禺和他的戏剧仍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活跃在中国与世界的戏剧舞台，并必将永远流传下去。曹禺的戏剧之所以引起如此广泛地关注，还在于其固有的内在精神机制——对人与命运的追问。
从曹禺戏剧(特别是前期戏剧)我们能够体会到命运的无所不在。毫无疑问，曹禺承认一种决定人的命运的暴力存在：
“……在斗争的背后有一个主宰来管辖，这主宰，希伯来的先知赞它为‘命运’，近代人摒弃了这些恍惚迷离的观念，直截了当地称它为‘自然的法则’。而我始终不能给它以适当的命名，也没有能力来形容它的真实相。因为它太大，太复杂。我的情感强烈要我表现的，只是对宇宙这一方面的憧憬。”
那么，曹禺戏剧的命运观是否真的如此模糊不清?如果他有自己的命运观，并决定着他的创作，那么决定他笔下女性命运的力量是什么呢?
一、人性欲望——阿喀琉斯的脚后跟
曹禺的命运观隐藏在戏剧中，表现为他给人物安排的命运遭遇。
这些戏剧的主角显然无法摆脱欲望的诱惑，犯下了这样或那样的罪过，继而又受到强大的道德理性的拷问，最终走向毁灭。人性欲望在曹剧人物命运的形成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命运的起点和值得讨论的重要内容。
所谓人性欲望，包括一切人性内容——对性爱、紊隋、荣誉、金钱、权力、地位……一切有关人生存发展的内容的追求。正如弗莱所说：“我们在关于人类生活的启示要领中找到了三种满足的方式：个人的、性的、社会的。”古代的智慧——关于阿喀琉斯的传说，早已意识到情欲力量作为人性致命伤的难以征服和任其发展给人类发展带来了不堪设想的后果。在曹禺戏剧特别是前期戏剧中，将这一充满欲望的燃烧与理性挣扎的寓言置于人类最基本的存在形式——婚姻、血缘、家庭中，这种存在形式与关系锁链可以在擦去所有时代、国家、民族差别的时空中永恒存在。于是，面对人性的无奈与叹息不仅证实了这力量的强大，也暗示了人类走向文明的艰难与决心。这种人性存在的普遍性，决定了女性命运的无限重复与循环，侍萍与四凤的命运似乎是“母罪女赎”女性命运原型的无意识再现。
二、“母罪女赎”命运原型的再现
《雷雨》中鲁侍萍和四凤的经历，可以被看做是命运主题的女性思索。鲁侍萍曾失身于与自己地位悬殊的周朴园，酿成了一生的悲剧。痛悔之余，她设法教育四凤，避免悲剧在女儿身上重演。但悲剧还是残忍地发生了：四凤像侍萍当年爱上周朴园一样，爱上了大少爷周萍，走上了与母亲一样的道路，更可怕的是，他们陷入了兄妹乱伦的罪孽，四凤在事实面前悲恸欲绝、触电身亡，以自己无辜的生命偿还了母亲的过失。
几乎同样的故事，也曾在北美路易斯安娜的原始森林中发生。印第安少女阿达拉的母亲在年轻的时候爱上了白人卢比兹，她生下了阿达拉。尽管卢比兹的离弃是被迫的，但女人的悲剧命运因此产生。虽然后来被丈夫宽容地接纳，但她内心深处的耻辱感、负罪感始终无法洗刷干净。为了使自己的悲剧不在女儿身上重演，她临终时要求女儿发誓：献身宗教，做一个童贞女，不然，母亲的灵魂会永不安息。可是，少女的芳心无法成为枯井，未知的生活像蒙着轻纱的谜，对她充满诱惑。阿达拉无法阻止自己爱上英俊的异族少年夏克达斯。虽然母亲的告诫始终不离左右，使她遵守了誓言，这却是以她年轻可爱的生命为代价的。
母亲无知的冒险使女儿的青春变成了灰色，母亲的“过失”要由女儿来赎罪，母亲一生极力避免的劫难，最终却发现它总是紧紧跟随。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两个世纪，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还是曹禺模仿了夏多布里昂?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新知识分子大力引进西方文化、文学名著，法国浪漫派小说家夏多布里昂的名著《阿达拉》(1803)完全有可能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曹禺曾经说过：“在过去的几十年固然也读过几本戏、演过几出戏，但尽管我用力去思索，也追忆不出哪一点是故意模拟谁。也许在所谓潜意识下层，我自己欺骗了自己……”可见，即使曹禺受到《阿达拉》的影响也是无意识的。鲍特金在《诗歌中的原型模式》中说：“凡是从稍有接触的环境中能吸引一些形式的时候，那一定是心理或脑子里有易于感应的因素。任何人，只要他曾对一个毫无准备的人传达一个思想，并对当时的情况回想过，他一定会发现，保证别人吸收这个思想，并不是依赖别人接触到他表达的思想。一定有内在的因素协作，缺乏这个因素，传达的企图就会失败。”
三、神话原型的命运循环
正如韦洛克所说：“人类史一体的。”关于宇宙的来源、人类的命运，人们有着相当一致的思考。而关于女性命运的探求，可以追溯到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从中我们发现了这类故事的神话原型。
上帝在伊甸园造了亚当，又为亚当造了伴侣夏娃。夏娃受到蛇的引诱，劝说亚当偷吃了智慧果，受到上帝的惩罚。夏娃的罪过比亚当严重，于是女人被罚世世代代受生育之苦，受丈夫的管制。夏娃的女儿们，因为母亲的“过失”要永远忍受原罪的折磨。其实，在《圣经》之前，“母罪女赎”的原型在希腊神话中就已经存在：埃塞俄比亚国王的女儿——安德洛墨达，也是替母亲赎罪的祭品。神话告诉我们，在人类逐渐产生自主意识之后，一方面在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中，从神与自然的世界中独立出来，证明了人的伟大。同时，人性中的情欲、虚荣、贪婪、狂妄……也同时被唤醒，并将为此付出代价。即使是使人类走向文明的智慧，也同样对人类的生存有着负面影响。这种隐忧的兑换，恰恰显示了神话母题的深刻。
经过无数次的置换变形，夏娃的故事演变为各种各样的故事，并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凝聚而越来越有现实意义。困扰离开伊甸园夏娃的女儿们的，已不再只是皮肉之苦，更加残酷的是精神的煎熬。侍萍母女和阿达拉母女就在理智与情感、惩罚与赎罪中生存和灭亡。是追求文明秩序的人类自己，把平等的原始社会改造成了秩序森严的文明社会，侍萍母女和阿达拉母女的悲剧正是由这种种族、阶级的隔阂造成的。爱是真诚的，却不一定是可行的，我们不能否认侍萍与周朴园、四凤与周萍、阿达拉与夏克达斯、阿达拉的母亲与卢比兹的爱情是真诚的，但现实是无情的。这时命运对女人来说就更加痛苦，她们承担着母亲与女儿的双重角色：作为母亲，她们警告女儿不要重蹈覆辙；作为女儿，又抗拒不了情感的诱惑。悲剧一代代上演、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
夏娃的故事反映了神话形成时期女性的生存状况。而她后代的故事则反映了女人在这种处境中的挣扎与无奈。当一个年轻的未婚女子情欲与虚荣在不能成就婚姻的爱情中怀孕而无法摆脱时，她只有被迫成为母亲。但是，“被迫的母亲只会把不幸的婴儿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如果那个男人转身而去，不论什么原因，这种离弃对女人必定意味着羞耻、犯罪、死亡。对于女人，没有比这更刻骨铭心的——她爱了不该爱的，成了抬不起头的罪人，这罪过要用血泪来体 会。于是，她的女儿将受到母亲的告诫与严格管教。绝不允许她走上一条与母亲同样的道路，甚至这种管束走上极端一把她送进修道院。
侍萍母女与阿达拉母女正是这样的母女关系。侍萍不断提醒自己，告诫四凤：“我怕你太年轻，容易犯糊涂。”“妈妈的苦是多少年说不出的，你妈就是年轻的时候没人提醒——可怜你妈是一步走错就步步走错了……我的女儿不能像她的妈了……你要是骗我，那你就杀了我。”阿达拉的母亲在肝肠欲裂的痛苦中产下了阿达拉，在孤苦与羞辱的时刻，她祈求上帝：如果女儿能活下来，就将她的童真奉献给上帝。绝望的母亲在弥留之际，一定要女儿立下誓言，使她抛弃尘世的生活：“亲爱的孩子，再披上修女的面罩的同时，你只是杜绝了家务的烦恼以及恼人的热情罢了，而这种热情却正好扰乱了你母亲的情怀……为了你的余生，我才不惜以身试法……假如你不履行我许下的诺言，那么你将使我的灵魂陷入永劫不复的磨难之中。”
为了使女儿不再走她们的老路，母亲们不惜以自己的今生与来世相要挟。但是，18岁的四凤和16岁的阿达拉，即使有了母亲的警告，也无力抵挡爱的诱惑。“在禁欲的后面却正是强烈的欲望本身，憎的后面就是爱，恐惧，畏惧后面恰恰就是诱惑和向往……”阿达拉绝望地叫喊：“噢，母亲!你干了什么呀!”四凤跪倒在母亲脚下失声痛哭时，不也是同样地痛苦、怨恨、绝望吗?
女儿们世代重复着母亲走过的路，如何终止这循环?如何从困惑中解脱?这些反复的体会和思考，在人类历史上显示了一种近乎永恒的持续性。夏多布里昂试图从宗教中获取力量，这看似一种解脱，而阿达拉却并未从宗教中得到拯救，她怨恨代表着社会伦理规范的上帝，甚至诅咒上帝、世界与她一同死去。尽管曹禺在《雷雨》中表达了他的基督思想，但在侍萍、四凤身上，他并未给予宗教的支撑，使四凤在伦理道德的恐惧中不知所措地、悔恨地死去，留给观众、读者一个广阔的思索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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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明圆(1972)，女，文学博士，北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