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浣纱记》结局探索_探索发现搞笑结局

时间：2019-05-14 03:29:18　来源：柠檬阅读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浣纱记》是第一部用改革后的昆山腔谱曲的剧目，对后世的戏曲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浣纱记》以《泛湖》作结，含义隽永。本文试图以此作结的原因和影响，以分析其价值。
　　关键词：《浣纱记》；《泛湖》；原因；影响；
　　《浣纱记》以《泛湖》做结，男女主人公在经历了国破国兴数载分离的巨大痛苦之后，一起携手隐逸山林，泛舟而去。而《浣纱记》结局中的隐逸，不同于战国时期墨家思想影响下的仰慕功成身退的节侠风范，范蠡同西施的隐逸体现了一种道家意识。
　　一、以此作结的原因探索
　　作家以《泛湖》作结的原因，本文认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由作家本人的人生经历和气质类型决定的，即作家写作时不自觉的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到人物身上，使人物带了自身经历的烙印；另一个则是剧中人物本身的性格按照自有的逻辑而发展。所以，故事情节的发展，首先同作家本人息息相关，同时与具体人物的性格相契合。
　　梁辰鱼，字伯龙，号少白，别署仇池外史，江苏昆山人。陈其湘推断其生于正德四年（1509）年左右，卒于万历十年(1582)年左右。[1]梁辰鱼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的家庭，少年时也曾是做着兼济天下的梦的。然而随着家族的没落和政局的愈发黑暗，梁辰鱼渐渐变成了一个穷困潦倒的文士，“西风吹骨骨欲颠，其实囊中无一钱。”悲观失望之下，他由越入吴，在南京苏州一带同友人诗酒唱和，过起了隐居傲世、放浪恣肆的生活。入昆山后，对昆山腔做出了一定的改进，依此创作了《浣纱记》。
　　结合剧作家的生平和经历来，在众多的人物中，只有伍子胥和范蠡是与作者心思契合的人物，他们实践了作家未能实践的对于经国之业的报负，以自己的才能和忠心捍卫国家，但最终一个被奸邪昏君残害，一个遁世隐居，此等安排，不能不说用意深刻。
　　范蠡胸怀报国之志，文韬武略都胜人一筹。他曾自比桓文：“尊王定霸，不在桓文下。”他很感激越王的知遇之恩，立志报国全力辅佐越王。但吴越之战越国战败，勾践夫妇被迫入吴为奴，范蠡也自愿随同前往，以等待时机助越王夺回江山。其间献计通嚭、问疾、尝粪，终于成功使吴王对越王卸下防备。而《养马》一出，则完全展示了范蠡的忍辱负重的大局观念：“臣闻圣主明王，专一含羞忍耻。他时返国修德，终能伐暴诛残。…今主公虽在危难之际，安知其非畅达之机…愿主公与夫人自爱”，虽深陷囹圄而丝毫不减其风采，使越王夫妇重拾信心，等待时机。之后获释回国，时谋复国大计。文种提出以美女进献吴王，找寻之下西施进宫。范蠡西施二人本早有婚约，但在家国大业重责下，二人不得不牺牲他们的爱情，“国家事极大，姻亲事极小；岂为一女之微，有负万姓之望”。西施成功迷惑了吴王，越王夺回了自己的江山。
　　范蠡与西施自他去吴国为奴分别已有三年，而今西施入吴又是三年，六年的分别终于换来了今日的重聚，而范蠡却选择了远离他曾经为之付出一切的朝廷社稷，同心爱的人一起，泛舟而去，从此不问世事。
　　对照伍子胥的人生经历，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范蠡会在功成名就之后隐身退出。伍子胥的前半生同范蠡是十分接近的。在第四出《伐越》中曾说自己“幼谙韬略，长习典文素志烈于青霜，精诚贯于白日，叱咤风云而变色”，同样谋略过人，忠心为国。然而因为伯嚭等权奸小人的陷害和吴王的昏庸无道，他的一腔报国之志最终凝成了一地鲜血。他的以死为谏最终却如此凄凉的收场，连自己唯一的儿子也保不住。很难保证，范蠡在将来的人生中不会遇见和伍子胥同样的经历。正如他自己所说:“正当见机祸福之先，脱履尘埃之外，若少留滞，焉知今日之范蠡，不为昔日之伍胥也”（第四十五出《泛湖》）。
　　从这里，我们似乎读出了剧作家心中的矛盾：他既渴望能够像范蠡一样可以有机会助君拂过，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他同时又看到了在理想追求中的人生无常，兴废不定，因此充满了失落感和忧患感，他不得以让主人公选择远离这个他曾经孜孜追求的世界，企图从自然中寻求解脱。这也正是《浣纱记》结局的深刻原因。
　　二、审美艺术探索
　　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评价《浣纱记》的结局时曾经说过：“以余观之，觉其余音袅袅，意味深长。且不犯生旦当场团圆之法，而脱尽俗套焉。”[2]认为《泛湖》一出意味深长，不落俗套。
　　最先将“味”的概念引入哲学的是老子，《老子·三十五章》云：“淡乎其味，孰知不是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又说“为无事，事无事，味无味”（《老子·六十三章》）。老子说“恬淡为上”，王弼在这句话作注时说“以恬淡为味”，上升到审美的角度，就谁说一种朴素自然、不加修饰的美。陈望衡在《中国美学史》中论述“味”时说到：“用味表示审美意韵恰到好处地揭示了审美意韵的微妙性、模糊性、空灵性、无限性的特点。”[3]
　　另外，《浣纱记》这种带有道家审美特色的结局方式，脱离了传统戏剧的以视觉把握的体验方式，让观众在有意的留白之处深入地去思考、品味，寻找身临其境之感。而传统戏剧，即便是《窦娥冤》和《赵氏孤儿》这样的感天动地的大悲剧，最后都是以好人得报，坏人受诛做结的。这是儒家的伦理观念影响下的一种审美方式，并且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自戏曲产生之初，就是这样的一种结局方式。“元杂剧中的‘大团圆’结局，体现出来的仍然是以和谐美为最高理想的古典主义本性。”[4]然而这种和谐美的伦理道德思想在明中叶开始受到了冲击。明中叶以后的思想家越来越反对宋以来儒家的将情感纳入理智的特定轨道的创作方式，提倡真情和自由平等。这正是老庄哲学的思想在明清时期作用的表现，也直接影响了时人的戏曲创作。
　　所以，《浣纱记》的结局不论是哲学支撑和美学价值都体现着一种道家意识，从人生想和人生困境而言，是儒学理想破灭后的不得已选择；从人性本身的角度来说，这又是一种永恒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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