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郑谷诗歌的末世文人心态及艺术表现

李小山

（安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郑谷，字守愚，宜春人，约生于唐宣宗大中初，卒于后梁开平年间，有诗集《云台编》行世。他是唐末著名诗人，艺术成就在“咸通十哲”中为最高，欧阳修《六一诗话》称“郑谷诗名盛于唐末”，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台编》亦赞其为“晚唐之巨擘”[1]。若从少年经事时算起，郑谷可谓完整经历了唐懿宗咸通以降迄于后梁灭唐这一较为彻底的唐帝国加速坠亡的末世时期。此一时期唐朝廷的地位最多只能视作名义上的“共主”，政治主导权力握在各地有实力的军事集团手里，唐朝廷在内还受制于掌典禁军的宦官家奴，由此中央权威几近荡然无存。总体而言，唐之末季是兵变、民变非常频繁和激烈的大分裂大动荡时期，旧的门第士族因战乱与残酷的政治斗争遭到毁灭性打击，庶族寒士则更少有进身之路，社会整体氛围表现为礼乐沦丧，赤裸裸地崇拜武力、权力和投机攀附，缺少秩序、规则以及对知识文化的尊重，文人的生存环境恶劣，以上这些都可以说是唐末衰世的典型特征。

帝国将亡，唐末士人实现政治理想的客观条件已不具备，济世热情明显消退，人格志气普遍卑弱柔靡。就文人心态而言，他们苟全性命于乱世，或感时伤乱顾影自怜，或发为愤激的言语和犀利的讽刺，或满足于日常琐碎生活里的小意趣，或沉溺于个体情感中的细微体验，或耗尽心力专于诗艺得以立身留名，或向慕隐逸寻僧访道以求心灵安慰。郑谷作为唐末乱世中的著名诗人，上述种种末世文人心态在其诗中都有明确的反映，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诗歌风格和艺术表现，具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典型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郑谷遭遇唐末奔亡漂泊之苦，心中常怀羁旅乡愁之思、家国丧乱之叹，加之流离举场16年的惨痛体验，故其诗感时伤世、失意零落，发为末世悲凉之音，时现孤愤衰飒之气，这是身处唐季末世诗人心态的自然流露，同时也表达出悲凉衰颓的时代氛围和情感基调。薛雪《一瓢诗话》云：“郑守愚声调悲凉，吟来可念。”[2]郑谷诗歌的“悲凉”与他所处的时代及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唐帝国权威能够正常维系之时，庶族士人或投身幕府立功边疆，或隐居求名以待非常之召，或以巫医方术声乐诗艺等获得朝廷赏识，总之他们除科举以外的政治出路还是较为多样的。到了郑谷生活的唐之末季，帝国权威几近荡然，而藩镇幕府主多为出身低微且具不臣之心的武人，他们大多性情暴虐、道德感低下，也没有什么文化修养，前来投靠的文士在身份地位上往往有如家臣奴仆，比如后梁朱温的开国功臣敬翔就曾感叹自己“名为宰相，其实朱家老奴”[3]。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投靠藩镇幕府的文士连人格独立都谈不上，如何能够实现传统士人报效中央王朝、治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同时在唐之末季，借隐居以自高身价的做法早已不再能够成为曲线出仕的“终南捷径”，诗乐技艺等亦只能自娱而缺少政治溢价，故唐末庶族士子如果不愿投身藩镇从而疏离唐朝廷，那么其政治出路似乎就只有科举一途了。

不幸的是，唐末应试生员比之前代数量剧增而及第名额仍十分有限，导致大量举子游于举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不能幸运地求得一第。其时请托货贿之风盛行，不仅朝中贵臣可以干预科举，宦官集团、藩镇军事集团也都能够操纵科场，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比如唐末著名诗人杜荀鹤、殷文圭，即是因依附请托于最终灭亡了唐朝的后梁太祖朱温才得中科第。总之，此时庶族寒门科第之路异常艰难逼仄，正如与郑谷同时代的诗人黄滔所言，“咸通、乾符之际，龙门有万仞之险，莺谷无孤飞之羽”[4]8704，“豪贵塞龙门之路，平人艺士，十攻九败”[4]8700。郑谷出身孤寒，缺少强援，自言“故旧寒门少，文章外族衰”[5]134，显然他也属于“孤飞”的“平人艺士”，故亦有游于举场16年的切身体验。其《下第退居》诗曰：“未尝青杏出长安，豪士应疑怕牡丹。”屡试不第使诗人满腹辛酸，以至于怕看到牡丹而触景伤情。更令人感叹的是，长期的应试生涯又会使得举子们的沉没成本过高且缺乏其他生存技能，只得在科场上消耗生命屡败屡战，故郑谷《下第退居》又曰：“只有退耕耕不得，茫然村落水吹残。”科举失意成为诗人的心结，以至于在郑谷真正走上仕途之后，对这段往事仍不堪回首，他的《赠下弟举公》曰：“见君失意我惆怅，记得当年落第情。”又有诗曰：“今日老郎犹有恨，昔年相虐十秋风。”（《槐花》）人生的美好时光都蹉跎在了应举当中，每念至此，诗人心中自然会生出惆怅郁闷之情，诗中也尽显孤愤与悲凉。

身处衰乱末世，战争、灾荒、民变、兵变频繁，就连唐天子都屡次被逼出宫，一心忠于唐朝廷的郑谷亦不免四处漂泊，因而多有天涯羁旅、乱世离人之叹。他在诗中自述乱世中辗转辛苦的人生景况：“寇难旋移国，漂离几听蛩。半生悲逆旅，二纪间门墉。”（《叙事感恩上狄右丞》）“此生多轗坷，半世足漂离”（《投时相十韵》）、“奔避投人远，漂离易感恩”（《奔避》）、“乱兵何日息，故老几人全”（《中秋》）、“十年五年歧路中，千里万里西复东”（《倦客》）。面对战争与乱离，唐末文人大都缺少直面人生的勇气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忧愁苦闷、彷徨失路是他们的普遍心态，郑谷也不例外，《咸阳》诗云：“咸阳城下宿，往事可悲思。未有谋身计，频迁反正期。冻河孤棹涩，老树叠巢危。莫问今行止，漂泊不自知。”诗中写出了衰落帝国亲历者的心声，反映了郑谷对人生出路的难以把握、对苦难现实的无可奈何，情感哀伤低迷，色调阴郁灰暗，充满末世衰飒之气。他怀念友人的《久不得张乔消息》也同样满是凄凉之意，诗云：“天末去程孤，沿淮复向吴。乱离何处甚，安稳到家无。树尽云垂野，樯稀月满湖。伤心绕村落，应少旧耕夫。”清人李怀民《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评此诗云：“守愚登第在光启三年，时僖宗在位十四年矣。盗贼蜂起，强藩争逼，车驾屡经播迁，迄唐之亡不过再传十四五年间事耳。……其诗忧伤凄厉，亦不免为亡国之音矣。”[6]327

如果说这类凄凉哀怨之诗所展现的主要是诗人个体遭际之痛，那么当诗人将个人经历与家国社会紧密联系时，就使其诗增添了一份厚重感，而表现为意蕴深厚、沉郁悲痛。郑谷曾言“风骚如线不胜悲，国步艰难即此时”（《读前集二首》），又曰“丧乱时多变，追思事已陈。浮华重发作，雅正甚湮沦”（《故少师从翁隐岩别墅》），可见他是有意识地上继风雅传统，用诗歌去表现国步多艰和丧乱时变，从而使其诗具有了较强的现实意义。比如其《摇落》诗曰：“夜来摇落悲，桑枣半空枝。故国无消息，流年有乱离。霜秦闻雁早，烟渭认帆迟。日暮寒鼙急，边军在雍岐。”此诗作于昭宗乾宁二年秋，是年邠宁王行瑜、华州韩建、凤翔李茂贞三镇节度使兴兵犯阙，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发代北边军南下京师备御，是为“边军在雍岐”。郑谷在长安亲历了这场战乱，他悲叹流离，描绘出了国事和民生的真实状况，整首诗格调沉郁，情感基调凝重，《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评价此诗曰：“通体得工部神骨。”[6]334又如其名篇《渚宫乱后作》云：“乡人来话乱离情，泪滴残阳问楚荆。白社已应无故老，清江依旧绕空城。高秋军旅齐山树，昔日渔家是野营。牢落故居灰烬后，黄花紫蔓上墙生。”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当是唐僖宗乾符五年王仙芝攻打荆南、焚掠江陵之事。首联以“乱离情”和“泪滴残阳”为全诗定下凄凉哀怨的感情基调，接下描写家园变为野营，故居成为灰烬，“无故老”与“绕空城”把战乱造成的破坏写得尤为触目惊心。《唐诗鼓吹笺注》评曰：“凡人心所最急者，家耳，然必兼及乡国，乃为至情至理。看他叙问曰白社、故老，由家及乡也；
清江、空城，由乡及国也。”[7]可知郑谷此诗突破了描写一己小我悲欢的局限，道出了唐末局势动荡以及人民的苦难流离，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了郑谷的家国情怀，因而全诗在悲凄的基调下，还显得沉郁厚重、发人深省。

郑谷诗歌的悲凉色彩也继承了前辈诗人杜甫的遗韵，杜甫有着忧国忧民的宽广胸襟和深厚情怀，其诗被尊为“诗史”，诗风以“沉郁”著名于世。唐末乱世颠沛流离的人生遭际让郑谷也写了较多具有一定“诗史”意义的感时伤乱之作，比如“十口飘零犹寄食，两川消息未休兵”（《漂泊》）、“荆州未解围，小县结茅茨”（《峡中寓止二首》）、“泗上未休兵，壶关事可惊”（《送进士许彬》）、“更闻归路绝，新寨截荆门”（《奔避》）、“半年奔走颇惊魂，来谒行宫泪眼昏”（《奔问三峰寓止近墅》）、“诏书罪己方哀痛，乡县征兵尚苦辛”（《巴江》）。郑谷作为衰乱帝国的亲历者，这类作品从自身命运遭际出发，真实地记录、反映唐末的动荡时局，表现民生的艰难困苦，使其诗具备了一定的社会认识价值和“诗史”意义。郑谷还有一些作品同情民瘼、感愤时事、讽喻不公，亦颇具杜甫之遗风余响。如其《偶书》云：“承时偷喜负明神，务实那能得庇身。不会苍苍主何事，忍饥多是力耕人。”又如他的《蜀江有吊》，将因直言疏论宦官专政而获罪遇害的左拾遗孟昭图比为沉湘之屈原，在忧伤凄凉的感情基调下增添了几许痛愤悲慨，是郑谷诗中为数不多的指斥时政之作。但应注意的是，即便是他这类带有“诗史”意味的沉郁之作，也缺乏乱世中杜甫那种心忧天下的救世情怀以及安史之乱后的中唐诗人普遍因刚健有为而表现出的矫激之气。所以郑谷的诗主要关注的是自身的忧苦，表现的是末世文人的无能为力之感和悲哀凄凉之意，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总而言之，身处唐末乱世，郑谷终其一生都笼罩着末世阴影和悲剧色彩。十多年困于科场的悲哀，半世奔亡漂泊的痛苦，帝国衰亡、大厦将倾的困境，在种种的矛盾与冲突中，诗人无可奈何又无从逃避，从而使其心态带有深切的衰飒之气和浓重的悲凉底色，发为末世“悲凉”之声也就成为郑谷诗风的一个显著特点。

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是儒家立身行事的一对重要理念，郑谷起初亦未尝全无兼济之心，他的《咏怀》诗曰：“迂疏虽可欺，心路甚男儿。”“自许亨途在，儒纲复振时。”《寄边上从事》曰：“男儿怀壮节，何不事嫖姚。高叠观诸寨，全师护大朝。”可见郑谷也曾有过积极有为之志，但生逢唐末乱世，他很快就认识到“兼济”之不可为，“往事悠悠添浩叹，劳生扰扰竟何能”（《慈恩寺偶题》），从而甘愿退守自持，以达士自喻，“达士由来知道在，昔贤何必哭途穷”（《倦客》）。故观其一生，拙于仕进、未历显宦，可贵之处在于他未曾与任何黑暗的政治势力同流合污，亦不愿沉沦于世俗的感官欲望中，虽处末世而始终保有一份自我的清醒与人格操守，堪称唐末乱世中的“独善者”。郑谷有鲜明的是非观，他赞颂贤人美德，“贤人骨已销，墓树几荣凋。正直魂如在，斋心愿一招”（《樗里子墓》），厌弃攀附权贵的蝇营狗苟，“头角俊髦应指笑，权门踪迹独差池”（《自贻》）。他对底层人民的苦难也抱有同情，有诗曰“舞衣转转求新样，不问流离桑拓残”（《锦》）、“翻令力耕者，半作卖花人”（《感兴》）。在唐昭宗被后梁太祖朱温所杀的前一年，郑谷不忍目睹唐室灭亡，更不愿屈身事他主，遂弃官归乡。要而言之，郑谷能于末世中恪守独善之志，堪为唐末文人中的一股清流了，童宗说《云台编后序》称其“知足不辱”“独守义命之戒而不牵于名利之域”[5]463，是颇为恰当的。

当末世纵情声色犹恐不及，诗坛也盛行脂粉香红、绮艳柔靡之时，郑谷则能保持儒家“君子有所不为”的清醒与坚持。他不同于流俗，标举雅正的诗歌传统，称赞友人薛能的诗“篇篇高且真，真为国风陈”（《读故许昌薛尚书诗集》），谈到自己时说“此生若不识骚雅，孤宦如何作近臣”（《卷末偶题》），其诗集中也未见有一首艳体诗，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作为末世中的独善者，郑谷常在咏物中寄寓其高洁之志趣、闲雅之情调。《菊》云：“王孙莫把比蓬蒿，九日枝枝近鬓毛。露湿秋香满池岸，由来不羡瓦松高。”菊与蓬蒿虽枝叶外形相类，但九月九日重阳节人们登高赏菊、鬓插菊花之雅趣深情岂是蓬蒿之类所能比拟？瓦松虽处高位，却是寄生于高屋瓦檐，材质无成；
池岸边的菊花身在低卑之处，但其不慕荣华、“露湿秋香”的清雅高洁也正是诗人自我人格的写照。郑谷又有《鹤》诗云：“一自王乔放自由，俗人行处懒回头。睡轻旋觉松花堕，舞罢闲听涧水流。羽翼光明欺积雪，风神洒落占高秋。应嫌白鹭无仙骨，长伴渔翁宿苇洲。”全诗未见一个“鹤”字，但句句在写鹤，而且遗貌取神，咏物兼咏怀，同样寄寓了诗人自身的高洁品质和对自由的向往。

郑谷一方面用诗歌表现动荡乱离的个人经历和社会现实，发为悲凉之声；
另一方面也会在生活稍微安定时写景咏物、流连山水，在诗中表达自己的闲适意趣。比如郑谷早年所作《浯溪》诗云：“湛湛清江叠叠山，白云白鸟在其间。渔翁醉睡又醒睡，谁道皇天最惜闲。”又如他的《鹭鸶》诗云：“闲立春塘烟淡淡，静眠寒苇雨飕飕。渔翁归后汀沙晚，飞下滩头更自由。”《燕》诗云：“年去年来来去忙，春寒烟暝渡潇湘。低飞绿岸和梅雨，乱入红楼拣杏梁。闲几砚中窥水浅，落花径里得泥香。千言万语无人会，又逐流莺过短墙。”这些诗虽然并无深刻的社会意义，但对渔翁的“醉睡又醒睡”以及对鹭鸶、燕的描绘都体物工细，用笔灵动，诗思巧妙，充分展现了郑谷热爱生活、善于从日常事物中发掘生活意趣的一面。

郑谷于乾宁元年正式步入仕途，历任鄠县尉、右拾遗、补阙，最高官阶是都官郎中，这也是人称其“郑都官”的由来。郑谷在官场中也保持着独善其身的心态，他不汲汲于仕进，亦不愿曲意逢迎，故而所担任的都是一些中下层的闲散官职，有诗曰“任笑孤吟僻，终嫌巧宦卑”（《试笔偶书》），又云“长安一夜残春雨，右省三年老拾遗”（《春暮咏怀》），对自己的仕途未达似乎颇有些自嘲。但他此时毕竟生活相对安稳了许多，故在这期间写了不少表达闲情雅趣和官署生活的闲适诗，如其《咏怀》诗曰：“淡交终不破，孤达晚相宜。直夜花前唤，朝寒雪里追。”“溪莺喧午寝，山蕨止春饥。险事销肠酒，清欢敌手棋”。《小北厅闲题》曰：“冷曹孤宦本相宜，山在墙南落照时。洗竹浇莎足公事，一来赢写一联诗。”《自适》曰：“浮蚁满杯难暂舍，贯珠一曲莫辞听。春风只有九十日，可合花前半日醒。”通过以上可知，郑谷居官少事，花前雪里，寄意于琴棋诗酒，诗思淡泊而情趣盎然。其他如《自贻》《自遣》《春阴》《朝直》《秘阁伴直》《文昌寓直》等诗作，也都反映了郑谷于末世纷乱中不与人争、省分知足、吟玩情性的生活意趣。

郑谷的这类闲适诗受白居易的影响较深，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就曾说过：“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
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8]在诗歌风格上白居易以语言通俗明白、表达浅切畅快而闻名。郑谷之于白居易，不仅是学习他“知足保和、吟玩情性”的独善心态以及“思淡而词迂”的闲适意趣，还学习他通俗浅近的用语风格。和白居易一样，郑谷善于从南方民间歌谣、词曲中吸取营养，一方面是有意识地将口语、俗语、俚语等写入诗中；
另一方面是字句不避重复，善用“叠字格”。如其诗句“遮莫江头柳色遮，日浓莺睡一枝斜”（《曲江红杏》），其中的“遮莫”一词即是来自当时的口语。至于在律诗中用叠字句，白居易已大行其道，郑谷则更上一层楼，善于将叠字句用于讲求对仗的律联中。葛立方《韵语阳秋》认为郑谷诗“皆一句内好用二字相叠”，并举例“那堪流落逢摇落，可得潸然是偶然”“身为醉客思吟客，官自中丞拜右丞”“初尘芸阁辞禅阁，却访支郎是老郎”，特地指出郑谷的这些叠字句“皆用于对联也”[9]488。无论是口语俗语入诗还是叠字句的使用，都让他的诗显得浅切易懂并充满活泼的生活气息。欧阳修《六一诗话》评曰“以其亦晓，人家多以教小儿”[9]265，从中也体现了郑谷诗浅近通俗的特点。郑谷诗表达浅切，但也自具妙处，贺裳的《载酒园诗话又编》称郑谷诗“浅切而妙”[10]215，“浅”可指郑谷诗整体上的明白晓畅，“妙”则可认为诗中寄寓了郑谷的生活意趣与人生情怀，言有尽而意无穷，仔细体会定有一番妙处。但郑谷此类诗与白居易的闲适诗、通俗诗又有不同。白居易作为中唐文人，才大力深且更具淑世情怀，其诗于闲适中自有一种疏宕豪放之气格，白居易诗之通俗亦有其政治目的，更多的是为了便于传布以待为政者之“采风”“观风”。郑谷则和大多数唐末文人一样，受唐末时局影响，政治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较为淡薄，做到“独善其身”已属难能可贵，因而其诗也表现为多有雅洁闲婉之思而缺乏豪健疏朗之气，有着明显的时代特点。同时郑谷诗歌的通俗风格也是时代风气的代表和展现，原因主要是唐末诗人普遍才力不足以及他们因末世乱离从而更有民间生活体验所致。

郑谷性格喜静爱闲，为了摆脱乱世中的困苦纷扰、寻求精神安慰，其内心深处一直保有一份隐者情怀，充满了对山林田园隐逸生活的向往与热爱，其早年所作的《浯溪》诗就已经透露出了这一倾向。《题嵩高隐者居》则更直接地表达了郑谷的隐逸情结，诗曰：“岂易访仙踪，云萝千万重。他年来卜隐，此景愿相容。乱水林中路，深山雪里钟。见君琴酒乐，回首兴何慵。”中年得官后，郑谷仍然喜欢在诗中表达身处朝堂而志在山林田园的隐逸情结，比如他的《朝直》云：“朝直叨居省阁间，由来疏退校安闲。落花夜静宫中漏，微雨春寒廊下班。自扣玄门齐宠辱，从他荣路用机关。孤峰未得深归去，名画偏求水墨山。”《秘阁伴直》同样描写郑谷的官署生活，诗中以野鹿比拟吏人，以山林比拟官阁庭木，最后以“闲看薛稷鹤，共起五湖心”作结，《池上》曰“丧志嫌孤宦，忘机爱澹交。仙山如有分，必拟访三茅”，这些都充分表现出诗人“在吏而隐”的心态。他在《自遣》诗中更明确宣称：“谁知野性真天性，不扣权门扣道门。”到了晚年，郑谷因不愿目睹朱梁代唐的悲剧而主动弃官归乡，成为真正的隐士，也算是得偿夙愿了。归隐后郑谷诗风更趋恬淡自适，兼且气度闲雅、笔墨省净，比如他的《深居》云：“吾道有谁同，深居自固穷。殷勤谢绿树，朝夕惠清风。书满闲窗下，琴横野艇中。年来头更白，雅称钓鱼翁。”《敷溪高士》亦着力刻画了一位隐士，他闲时学栽树，喜闻读书声，在山林田园中找到了心灵的安顿处，其中的“挂却朝衣爱净名”一句道出了高士在唐末乱世中保有的人格气节以及珍藏于心底的隐逸情怀。可知郑谷在写敷溪高士的同时也是诗人自明心志，有了这一深层的寓意，该诗便具有了意兴深远的余味。

中国古典诗歌在唐代达到了发展的顶峰，名家辈出、流派众多。但受文化传统的影响，诗人们一般仍将写诗当作技术性的“一艺”来看待，地位上并不能与“立功”和“立言”相提并论，他们的人生目标是在社会教化和政治治理上，做诗人是不得已而为之或退而求其次的结果，故并不会把生活重心放在写诗上，此即中唐文豪韩愈所谓的“余事作诗人”[11]。唐末时期的乱局，使诗人的属性、心态有了明显变化，他们对现实有多失望，就对诗歌有多热爱，他们对政治越无力，就对诗艺越专精。末世生存压力下的唐末诗人彻底放弃了“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这类不切实际的幻想，选择以诗立名、以诗交友、以诗干谒甚至以诗谋生，故唐末诗歌表现出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写诗越来越专业化、职业化，诗坛出现了大量的“专业诗人”，他们整个的生活重心就是写诗、吟诗、品诗、论诗、教诗、学诗，诗成为他们主要的生活内容、存在方式和精神寄托。宋人俞文豹《吹剑寻》云：“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不知唐祚至此，气脉浸微。士生斯时，无他事业，精神伎俩，悉见于诗。局促于一题，拘孪于律切，风容色泽，轻浅纤微，无复浑涵气象。……故体成而唐祚亦尽，盖文章之正气竭矣。”[12]诗人贾岛、姚合以苦吟著名，二人所开创的晚唐体诗歌，因特别契合乱世中的文人心态与审美理想而在唐末诗坛大行其道，成为当时的主流。暂且不论《吹剑寻》中对晚唐体诗歌的贬抑观点，俞文豹敏锐地感知到了晚唐以来的“近世诗人”是具有专业化发展趋向的。尤其是唐懿宗咸通以降，专业化的诗人日益增多并且占据了诗坛主流，他们苟全性命于唐末乱世，既对现实政治不再抱有希望，又对世俗欲望有着警醒与淡漠的心态，于是进行自我心理调适，日常以诗为业，在诗的艺术王国里寻求生命托付。唐末的专业诗人们继承了贾岛、姚合的苦吟做派和清苦诗风，他们全身心地投入诗艺，“局促于一题，拘孪于律切”，讲求琢字炼句，发为末世清幽孤寂之吟，郑谷就是其中的一位重要代表诗人。

贺裳指出：“诗家宗派，虽有渊源，然推迁既多，往往儿孙不符鼻祖。如郑谷受知于李频，李频受知于姚合，姚合与贾岛友善，兼效其诗体。”[10]389李怀民《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把贾岛列为清真僻苦主，其下以郑谷为及门。以上可见郑谷与贾、姚之间的诗学渊源。而从郑谷诗歌作品的整体风貌来看，他所受贾、姚“苦吟”做派诗风的影响也最为显著。要而言之，“苦”主要指殚精竭虑、全神贯注、苦心经营的状态，同时还常常兼有表示人生境遇及精神上的困苦、穷苦、孤苦、愁苦、病苦、寒苦、清苦之意；
“吟”则代表了诗歌创作、修改、品赏的行为与过程。末世氛围中的郑谷自然也非常认同和注重“苦吟”，自言“属兴同吟咏，成功更琢磨”（《予尝有雪景一绝……以诗谢之》），他专力于诗艺，甚至在睡梦中也心心念之，“众中常杜口，梦里亦吟诗”（《投时相十韵》）。他一方面吟咏乱世里困顿的人生，“老吟穷景象，多难损精神”（《梓潼岁暮》）、“独吟谁会解，多病自淹留”（《峡中》）；
另一方面也以探究诗艺为己任，如《试笔偶书》云“可凭唯在道，难解莫过诗”，《静吟》曰“骚雅荒凉我未安，月和余雪夜吟寒”。贾、姚作诗全情投入，苦思冥搜、字锤句炼，有时经年逾月方得一联。郑谷也是如此，推敲章句，希望达到“更入微”的理想境界。

郑谷自述其苦力为诗的情形是“吟高风过树，坐久夜凉天”（《前寄左省张起居》）、“属思看山眼，冥搜倚树身”（《读故许昌薛尚书诗集》）、“夜夜冥搜苦，那能鬓不衰”（《寄膳部李郎中昌符》），这与贾、姚之苦吟是一脉相承的。身处末世穷途，需要极力抬高诗歌诗艺的地位以建立起诗人的自我目标体系和价值认同，故郑谷有言曰“得句胜于得好官”（《静吟》），又曰“何如海日生残夜，一句能令万古传”（《卷末偶题》）。当然忘却唐末乱世里的苦难纷争、沉浸在诗歌的艺术王国里冥思苦想，也是诗人的乐趣所在，所以郑谷又说“楷模劳梦想，讽诵爽精神”（《读故许昌薛尚书诗集》）、“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中年》），郑谷诗歌也由此呈现出体物工细、思致清新、精刻洗练的特点。

郑谷还继承了贾、姚诗歌中“逃禅”之风和清寂幽淡的僧韵之美。“逃禅”一词出于杜甫诗句：“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饮中八仙歌》）后人便以“逃禅”一语代指逃离世事纷扰、寻僧访寺、参禅学佛的生活样式和人生态度。而贾、姚所代表的晚唐体诗歌本就与僧禅有着不解之缘，天然具有“逃禅”之习气。贾岛原本就是僧人，其后还俗，闻一多说他“形貌上虽然是个儒生，骨子里恐怕还有个释子在。所以一切属于人生背面的、消极的、与常情背道而驰的趣味，都可溯源到早年在禅房中的教育背景”[13]30；
姚合与僧人过从甚密，其诗亦充满僧禅意趣。佛教在唐代的发展和传播整体来讲是极为兴盛的，到了唐末乱世，一方面是禅宗独盛，禅风大兴；
另一方面则是黯淡的末世情绪使得唐末文人“逃禅”风气愈发盛行，“逃禅”作为末世文人心灵避难所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郑谷亦是如此，爱与僧人交往。在诗歌方面，他继承了贾岛、姚合喜用僧家意象的做法，将山僧古寺、禅房野水等写入诗中，表达清寒孤寂的诗境与幽静淡然的情调，其诗也多用“僧”字，故而有“郑谷诗坛爱惹僧”[14]之称。

郑谷与僧人交往密切，其诗作中提到的就有日东鉴禅师、圆昉上人、岑上人、无本、尚颜、秀上人、虚中、齐己等，其中大多既是他的僧友，同时也是诗友。比如秀上人雪夜来访，郑谷有诗曰：“他夜松堂宿，论诗更入微。”（《喜秀上人相访》）他的《赠尚颜上人》云：“相寻喜可知，放锡便论诗。酷爱山兼水，唯应我与师。”《唐才子传》记载僧齐己携其《早梅》诗去拜访郑谷，《早梅》有句云“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把“数”字改为“一”字，以突显梅开之“早”，由此郑谷获得“一字师”的美称[15]。郑谷专精于诗，晚年还曾与僧齐己等共定《今体诗格》，为后学指示作诗门径。以上可见郑谷爱苦吟，喜论诗，与僧交往不仅能体悟山水禅趣，兼且能切磋诗艺，人生何乐如之？当然更有意义的是，僧作为一种超脱的存在方式，能够时时让诗人郑谷反省自身，所谓“失路渐惊前计错，逢僧更念此生劳”（《辇下冬暮咏怀》）、“乖慵恩地恕，冷淡好僧知”（《试笔偶书》）、“此际难消遣，从来未学禅”（《中秋》）、“捧制名题黄纸尾，约僧心在白云边”（《省中偶作》）、“僧家未必全无事，道著访僧心且闲”（《闷题》）。郑谷把“僧”当作一种心灵的寄托、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方式和具有禅意的人生境地，并把自己对于“僧”的感情融入诗歌创作中，其诗风亦因此表现出淡泊的僧韵之美。

郑谷在诗中喜用僧做对，以表达清寒净洁之趣与幽寂淡泊之思，如僧与鹤对，“春砌花飘僧旋扫，寒溪子落鹤先闻”（《松》）、“树凉巢鹤健，崖响语僧闲”（《舟次通泉精舍》）、“巢鹤和钟唳，诗僧倚锡吟”（《题兴善寺》）、“造境知僧熟，归林认鹤难”（《峨眉山》）、“醉披仙鹤氅，吟扣野僧门”（《次韵和王驾校书》）；
僧与鹿对，“晴台随鹿上，幽墅结僧邻”（《故少师从翁隐岩别墅》）、“林下听经秋苑鹿，江边扫叶夕阳僧”（《慈恩寺偶题》）、“饮涧鹿喧双派水，上楼僧蹋一梯云”（《少华甘露寺》）。他还将僧与自我意象对举，如“澄分僧影瘦，光彻客心清”（《西蜀净众寺松溪八韵》）、“竹声输我听，茶格共僧知”（《咏怀》），诗句里的“客”和“我”都指诗人自身，表达出诗人在与僧交往中体会到的佛禅意趣。从其诗中也可看出郑谷与僧友关系之密切，如“却嫌今日登山俗，且共高僧对榻眠”（《重阳日访元秀上人》）、“丞相未来春雪密，暂偷闲卧老僧床”（《定水寺行香》）、“每思闻净话，雨夜对禅床”（《谷自乱离之后……四韵以吊之》）、“早晚酬僧约，中条有药园”（《远游》）、“老大情相近，林泉约共归”（《喜秀上人相访》）。到昭宗朝后期，国是日非，唐室灭亡已迫在眉睫，郑谷对世事愈益灰心，乃至弃官归隐，终老于田园。此时期他更为亲近佛禅，甚至以僧自比，有诗曰：“舞蝶歌莺莫相试，老郎心是老僧心。”（《春阴》）“闲披短褐杖山藤，头不是僧心是僧”（《短褐》）。

还应注意的是，郑谷交往的诗僧数量众多，他们虽是僧人却有着较高的文学素养，作品之多也超越前代。以齐己为例，《全唐诗》录齐己诗共十卷八百一十二首，约占《全唐诗》所录全部二千八百余首僧诗的百分之三十，存诗数量为僧诗之首，足见其在僧诗中的地位。郑谷的其他僧友如尚颜、虚中、文秀（即“秀上人”）等，皆有诗传世，为《全唐诗》所收录。这些诗僧同样讲求诗艺、崇尚“苦吟”，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僧诗的艺术水准。郑谷与诗僧们往来唱和，彼此相得，并善于借助禅风僧韵来进行诗境的烘托、描绘，郑谷诗风也因之表现为宁静淡泊、悠然而有远韵，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唐末诗歌常有的“格卑”之弊。他自己也曾提出“诗无僧字格还卑”的诗学主张，这对于诗歌表现手法的丰富和审美心理的挖掘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总而言之，唐末诗人面对国运的衰微和黑暗的现实，心态上难免落寞孤寂、黯淡空虚，既然无力去改变什么，他们也就更易于“逃禅”，普遍喜欢寻僧访寺、参禅礼佛、品茶吟诗。由此看来，末世诗人们的“苦吟”与“逃禅”其实是有着内在一致性的，都是借此远离末世纷争，获得心灵慰藉。闻一多在《唐诗杂论》中指出，“几乎每个朝代的末叶都有回向贾岛的趋势”“可见每个在动乱中灭毁的前夕都需要休息，也都要全部的接受贾岛”[13]32-33。我们不妨把“回向贾岛”理解为末世诗人们试图将心灵安顿于“苦吟”与“逃禅”，而郑谷正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值得学界进一步深入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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