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党报副刊的消闲性
时间：2020-09-26 08:10:28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金庸先生说过副刊是一家报社非常重要的部门，新闻是“攻”的，副刊是“守”的，增加销量，副刊必须做得好，副刊是报纸的生命线。而现实是，在大多数地方党报，副刊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也没有起到生命线的作用。外部原因很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多数党报副刊的办刊原则还是走过去的老路子，不肯适应时代的变化，以至于让自己的路子越走越窄。作为一名在地方党报工作多年的编辑，窃以为，如果地方党报副刊能放下架子，走大众路线，重视起副刊的消闲性，也许是未来副刊的一条出路。
为什么呢？
首先，副刊本来就是满足人们的休闲生活而产生的。
报刊成为大众传播媒介是19世纪30年代的事情。当时，美国《便士报》一经出现，就因贴近大众的生活、具有娱乐性而成为人人都爱看的报纸。可见，报纸在向大众传播媒介演进的初始，消闲娱乐功能便如影随形。
在中国的报纸发展史上，文艺副刊从一开始就是承担娱乐消闲功能的具体载体。1897年11月，上海《字林沪报》增出文艺副刊《消闲报》，作为中国最早的报纸副刊，《消闲报》第一次就明确提出了“遣愁、解闷、醒睡、除烦”的办刊宗旨。当时报纸的读者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洋场才子、封建文人和市民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有很多闲暇时间需要打发，《消闲报》就适时而生了。
时隔27年，1924年12月5日，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创办，“副刊”一词被正式使用。孙伏园在创刊号上发表《理想的日报附张》，他认为“报章杂志只供给人以趣味”。之后，他反复强调报纸副刊的娱乐消闲功能，他认为报纸副刊应该做“生活的指导”，但“正当作用就是供给人以娱乐”。
对副刊的发生、起源问题，大部分研究者的基本观点仍是：副刊起源于都市大众的文化娱乐需求，所以副刊的功能是为了“消闲”。
其次,在现代社会，副刊的消闲性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
大众传播的规律是不可违背的。上世纪80年代之后，报业改革将晚报、都市类报纸推向了市场，副刊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几度沉浮。而以消闲性功能为编辑思路的副刊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
岭南地区一大批文艺副刊的崛起便是最好的例证，其中，以《广州日报》的《每日闲情》、《南方都市报》的《城市笔记》、《南方周末》的《百姓记事》为突出的代表。尤其是《每日闲情》更是以消闲性获得了长足的生命力。该副刊创始于1998年11月，主体是幽默闲情小品，类似于三五友朋在茶楼里的闲聊，话题庞杂，天南海北，无所不包，有趣味、有逸致，在休闲中可以获取阅读的快乐、生活的启迪和情操的陶冶。
另外，与许多党报的副刊不同，厦门日报《城市副刊》、杭州日报《倾听人生》彻底抛弃了那种自娱自乐的文人办报、精英办报的思路，让广大的普通老百姓走到报纸版面上来，讲述他们的“身边人、身边事”。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一般省市都是党报自费订阅率远远低于晚报、都市报，但是《厦门日报》这份市委机关报私人订户超过78％；
大部分地区都是都市报广告额、利润超过党报，但是在厦门却恰恰相反，《厦门日报》其广告收入为福建报纸媒体之冠。党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达到了双丰收。而杭州日报《倾听人生》作品获得中国新闻奖，以副刊作品获得中国新闻奖，是一件很罕见的事。
《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郭运德认为，“在媒体异常发达的今天，人们对副刊的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在阅读副刊的心态上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当年的副刊的文化品位给人的感觉比较高......人们会很从容地去品味。另外，当年很多的文学大家都在副刊上发表作品，所以说副刊的质量有足够的保证。现在人们对于副刊的要求比过去要淡薄了，因为可供他们选择的文化鉴赏品越来越多，他们阅读副刊的时间也比较匆忙，即使有很多很有品位的作品，大家也很难得有那样的闲情逸致去品味和欣赏。”
时代变了，我们办副刊的思路也要变，要适应大众的需求。
第三：看重消闲性不等于没有思想文化内涵。
我这里所说的消闲性，绝对不是指低级趣味的东西。而是要给处于商业社会巨大压力下的人们打造一处可以暂时放松的所在。这里所说的消闲性是指趣味性、平民性、娱乐性。
消闲属于美学范畴，它是客观见之于主观的一种精神追求，抹杀是抹杀不了的，正如美与丑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消闲本身也有高雅和低俗的区别。个人消闲行为的不同，其效果也迥然不同。听一曲“贝多芬”，打一遍太极拳，可以消闲，同时也可获得美感体验或体魄锻炼;打四圈麻将虽可以消闲，但效果却完全不同，更不用说更低俗的消闲行为。我们可以取消闲的高雅功能。动用我们的智慧，将我们的党报副刊打造成一块读者消闲的精神圣地。
事实证明，地方党报副刊只要顺应时代，及时把握读者的需求，在注重消闲性的同时引导人们追求高雅的思想内涵丰富的精神需求，我们的副刊就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山西日报社 孙蕊
为什么呢？
首先，副刊本来就是满足人们的休闲生活而产生的。
报刊成为大众传播媒介是19世纪30年代的事情。当时，美国《便士报》一经出现，就因贴近大众的生活、具有娱乐性而成为人人都爱看的报纸。可见，报纸在向大众传播媒介演进的初始，消闲娱乐功能便如影随形。
在中国的报纸发展史上，文艺副刊从一开始就是承担娱乐消闲功能的具体载体。1897年11月，上海《字林沪报》增出文艺副刊《消闲报》，作为中国最早的报纸副刊，《消闲报》第一次就明确提出了“遣愁、解闷、醒睡、除烦”的办刊宗旨。当时报纸的读者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洋场才子、封建文人和市民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有很多闲暇时间需要打发，《消闲报》就适时而生了。
时隔27年，1924年12月5日，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创办，“副刊”一词被正式使用。孙伏园在创刊号上发表《理想的日报附张》，他认为“报章杂志只供给人以趣味”。之后，他反复强调报纸副刊的娱乐消闲功能，他认为报纸副刊应该做“生活的指导”，但“正当作用就是供给人以娱乐”。
对副刊的发生、起源问题，大部分研究者的基本观点仍是：副刊起源于都市大众的文化娱乐需求，所以副刊的功能是为了“消闲”。
其次,在现代社会，副刊的消闲性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
大众传播的规律是不可违背的。上世纪80年代之后，报业改革将晚报、都市类报纸推向了市场，副刊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几度沉浮。而以消闲性功能为编辑思路的副刊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
岭南地区一大批文艺副刊的崛起便是最好的例证，其中，以《广州日报》的《每日闲情》、《南方都市报》的《城市笔记》、《南方周末》的《百姓记事》为突出的代表。尤其是《每日闲情》更是以消闲性获得了长足的生命力。该副刊创始于1998年11月，主体是幽默闲情小品，类似于三五友朋在茶楼里的闲聊，话题庞杂，天南海北，无所不包，有趣味、有逸致，在休闲中可以获取阅读的快乐、生活的启迪和情操的陶冶。
另外，与许多党报的副刊不同，厦门日报《城市副刊》、杭州日报《倾听人生》彻底抛弃了那种自娱自乐的文人办报、精英办报的思路，让广大的普通老百姓走到报纸版面上来，讲述他们的“身边人、身边事”。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一般省市都是党报自费订阅率远远低于晚报、都市报，但是《厦门日报》这份市委机关报私人订户超过78％；
大部分地区都是都市报广告额、利润超过党报，但是在厦门却恰恰相反，《厦门日报》其广告收入为福建报纸媒体之冠。党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达到了双丰收。而杭州日报《倾听人生》作品获得中国新闻奖，以副刊作品获得中国新闻奖，是一件很罕见的事。
《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郭运德认为，“在媒体异常发达的今天，人们对副刊的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在阅读副刊的心态上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当年的副刊的文化品位给人的感觉比较高......人们会很从容地去品味。另外，当年很多的文学大家都在副刊上发表作品，所以说副刊的质量有足够的保证。现在人们对于副刊的要求比过去要淡薄了，因为可供他们选择的文化鉴赏品越来越多，他们阅读副刊的时间也比较匆忙，即使有很多很有品位的作品，大家也很难得有那样的闲情逸致去品味和欣赏。”
时代变了，我们办副刊的思路也要变，要适应大众的需求。
第三：看重消闲性不等于没有思想文化内涵。
我这里所说的消闲性，绝对不是指低级趣味的东西。而是要给处于商业社会巨大压力下的人们打造一处可以暂时放松的所在。这里所说的消闲性是指趣味性、平民性、娱乐性。
消闲属于美学范畴，它是客观见之于主观的一种精神追求，抹杀是抹杀不了的，正如美与丑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消闲本身也有高雅和低俗的区别。个人消闲行为的不同，其效果也迥然不同。听一曲“贝多芬”，打一遍太极拳，可以消闲，同时也可获得美感体验或体魄锻炼;打四圈麻将虽可以消闲，但效果却完全不同，更不用说更低俗的消闲行为。我们可以取消闲的高雅功能。动用我们的智慧，将我们的党报副刊打造成一块读者消闲的精神圣地。
事实证明，地方党报副刊只要顺应时代，及时把握读者的需求，在注重消闲性的同时引导人们追求高雅的思想内涵丰富的精神需求，我们的副刊就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山西日报社 孙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