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公务员时政热点网评汇总

　 半月谈评论：拧开药瓶盖，里面装的全是回扣

　一个小小的药瓶盖，是医生索要回扣的凭据；一张盖着医生印章的纸条，就是患者去药店取药的凭证……虽然一些城市已经实行医药分开，但看病贵依然是当地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斩不断的医疗回扣是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

　　回扣，还是回扣

　在推进医药分开改革过程中，一些城市纷纷实行药品零加成。但是这些城市的医疗机构负责人也坦言，虽然医药分开使得医院不再有追求药品利润的动力，但医生个人凭借处方权收受回扣的现象依然屡禁不绝。

　　安徽省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不久前通过处方监管发现，一种用于防止手术后肠粘连的药品被严重超量使用，细查之后才得知这种每支售价300多元的药品，临床回扣高达百元。

　　甚至有医生在病人家属将药品领回来后，将瓶盖留下作为收回扣计数的证据，药品则被其随手扔进垃圾桶。院长何思忠表示，目前芜湖医药分开模式仅仅将临床药品的回扣量“挤压了三分之一”。

　　记者调查了解到，由回扣导致的医生临床滥用药现象依然严重，特别是回扣额较高、临床使用量较大的抗生素类药品。而抗生素药品滥用，会导致细菌产生耐药性。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张曙称，其医院ICU里的病人做细菌培养，10个样本里至少有5到6个呈现多重耐药株。

　　深圳是我国实行医药分开的试点城市之一，其掀起的医疗反腐风暴迄今已立案21件23人，涉及市、区医院13家，涉及医院院长和相关科室负责人16人，5名医院正副院长、4名科室主任涉嫌受贿。检察机关已提起公诉的这批案件，均涉及医院管理人员在医疗设备、耗材和药品采购中收受供应商贿赂的犯罪事实。

　　深圳市检察机关在调查某抗生素代理商时发现，该药品进入某个医院需要向医院相关负责人和药剂科负责人行贿，并会根据药品使用量给予医生一定比例的回扣。据某医院药剂科主任供述，医院每采购一盒阿奇霉素颗粒，他就能获得3元回扣，仅一年半时间回扣就高达几十万元人民币。

　　“全代码”处方规避监管

　记者采访了解到，由于一些医院实行药品零加成后，不再从药品销售获利，对临床合理用药的监管更加严格，不少医生就采取更加隐蔽的形式与代理商勾结。

　　处方外流成了逃避监管的新途径。年轻妈妈林夏告诉记者，当她拿着写有药品名称的小纸条走进医生指定的药房时，发现手拿小白条前来买药者人头攒动。更令她气愤的是，“医生给我8个月宝宝开的药，居然是3岁以上才能服用的”。

　　医药分开改革后，许多医院建立了信息系统监控院内大处方，力图促进临床合理用药，遏制医疗回扣。为了逃避监管，一些医生不在正规处方签上开药，也不登录医院的信息系统勾选药品，而是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下药品名称，盖上医生姓名章或留下暗号，要求患者去某个指定药店购买药品。药店负责统方，医药代表则将回扣送进医生的口袋。

　　药店成回扣中转站后，有的医生开出的处方甚至只有“老三样”“老五样”的字样，逼迫患者不得不到其指定的药店购买。

　　“药名是代码、医生的姓名有时也是代码，只有药店才知道是哪个医生开的药。”安徽省发改委医改办专职副主任程进军说，他的父亲生病时就碰到过这种“全代码”的处方。

　　此外，记者在一些地方发现，现金明扣变成了替医生办事的“暗扣”。曾经在武汉、合肥等地从事医药代理工作多年的项先生告诉记者，由于现在医院严禁统方，处方药的管理更加严格，他们也不再像以往那样直接送现金回扣，而是根据医生需要，替他们安排孩子上学、提供出国考察机会、包办老人去世后的丧葬事宜等，“医生也觉得这样更安全”。

　　“从接送医生孩子上下学到给医生的晋升铺路，只要医生有需求，药代就能无孔不入。”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张曙说，“有不少医生不爱财，但是谁都有难事，药代就是瞅准了这个机会，卖力帮忙，医生则会用处方权予以‘回报’”。

　　根源究竟在哪

　“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患者作为使用者和购买者没有选择权，只能对医生言听计从。缺乏监管的处方权很容易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江苏省镇江市卫生局局长林枫分析，临床回扣屡禁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医生的临床处方监管失控。

　　南京医药合肥天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疏义杰认为，我国药品市场混乱和无序竞争是导致临床回扣现象的根源。“6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生产的大多数药品大同小异，可替代性很强。但不同品规、不同企业的生产成本却很悬殊。一些企业不在药品质量与技术含量上下工夫，而是采取医疗回扣等不正当手段开拓市场。”疏义杰说。

　　实行医药分开城市的多家医疗机构的负责人均表示，药品零加成仅仅是让医院没有了追求卖药利润的动力，但对医生个人来说，高额药品回扣依然非常诱人。

　　“一些年轻医生月收入才三五千，却住着月供八千元的房子，他们已经将药品回扣视为正常收入的一部分。可怕的是，临床回扣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法不责众的心理让许多医生明目张胆地收受回扣。”何思忠说。

　　此前媒体曾报道广东省高州市人民医院，在制度上层层设防，却仍禁不住医生收受回扣。在该院2012年奖金签领表上，呼吸科作为收受回扣的“重灾区”，多名医生因数月超量用药或滥用抗生素被扣罚奖金，最高的一个月被罚了近5000元。但这样的措施，仍无法杜绝医生与医药代表的私下交易。

　　多地卫生部门负责人认为，“回扣高诱惑、违法低成本”也是导致回扣泛滥的重要原因。如对高州市人民医院收受回扣人员的处理，382名医务人员中只有一名医生被吊销执业证书，其余人员都只是受到行政处分或是批评教育。

　　“按照规定，医生若收受回扣不仅要受到医院内部的处分，还要受到相应的行政甚至法律处罚。但在实际操作中，医生收回扣的法律责任往往被淡化，违法成本畸低。”程进军说。

　　如何斩断回扣利益链

　如何真正斩断回扣利益链？采访中，业内人士提出了建议。

　　首先，必须对药品生产流通链条进行整顿。“医院仅仅是药品销售的终端，要想解决收回扣问题，必须对整个药品生产流通链条进行整顿，压缩临床促销的空间。”何思忠分析。

　　芜湖、镇江等地公立医院负责人一致认为实行药品招标探底价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建议政府定价部门可以给出一些价格虚高药品的最高限价，或者是直接招标生产企业定点生产基本药物，减少中间环节，压缩进行商业贿赂的利润空间。

　　更关键的，是建立有序的药品市场秩序。疏义杰建议，国家应全面整顿药品生产和流通企业，对于原研药给予更多政策倾斜，引导药品市场从促销竞争转向质量竞争。一旦发现企业有商业贿赂行为就取缔其市场准入。

　　其次，应该规范临床路径，控制滥用药物。多家公立医院负责人建议，建立规范的临床路径，严控处方，促进临床合理用药，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医生处方的随意性。

　　再其次，必须从行业内部加强对医生的监督。一旦发现医生有违反职业道德收受回扣的行为，应该给予严厉处罚，包括吊销其行医资格。

　工人日报:到此一游出国门，文明素质提升是大事“到此一游”写进埃及神庙，让国人羞愧，也遭到了众口一词的指责。而换个角度看，这羞愧和众口一词本身也恰恰说明国人珍惜旅游资源、顾念国家形象的意识在提高。当越来越多的国人以此为耻，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类似的行为会越来越少，国人的文明素养会一步步提高。

　　“到此一游”，这个国人并不陌生的字眼被写进了埃及神庙——5月24日，有网友发微博称，在埃及卢克索神庙的浮雕上，看到了 “丁××到此一游”几个字，“我们试图用纸巾擦掉这羞耻，但很难擦干净，这是三千五百年前的文物呀。”另据5月26日媒体报道，留下上述字迹的是一名中学生，其父母已通过媒体表达歉意。

　　几乎是在此事被曝光的第一时间，有人就锁定了这个让国人无地自容的同胞。而“人肉搜索”用在一个未成年人身上可能对其造成的伤害，让很多人担心，即便他干了不该干的事。更何况，这事并非孩子一人之错。

　　“×××到此一游”，在国内大小景区的墙壁上、栏杆上、石柱上、铜缸上，都出现过。不久前，故宫太和门附近的一口铜缸也被人偷偷写上了“到此一游”。如果是个孩子，身边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都这般“挥毫泼墨”，耳濡目染，难保不会学着来。表面看，这是孩子的错，而实际上，是诸多成年人此前“不遗余力”地将“到此一游”写在国内大小景区，才促成了今天一个孩子将它写出了国门——“孩子就像一张白纸，他们平时看到的、听到的，以及受到的教育，会在这张白纸上留下痕迹。”也正因此，在此番事件曝光后，人们将矛头更多指向了一些国人的素质——丢人都丢到国外了！

　随着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近年来出国游越来越受到推崇。然而走出国门后，有人不乏一些尴尬的经历和体会，比如，一些地方特别用中文注明了禁止的行为，指向性很强；一些国人呼朋引伴、大声喧哗，招来侧目……文明程度的提升需要一个过程，尽管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一些旅游景区看到随地丢垃圾、爬树、摘花等不文明的行为，但这样的行为在逐渐减少亦是不争的事实。

　　“到此一游”走出国门，我们可以由此反思一些人在文明素养上的差距，但同时不该过于放大此事，以一个孩子的行为去否定所有国民的素质，甚至据此判断整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并不恰当。记得伦敦奥运会前的报道中，央视记者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顶端的金色回廊发现了“国安是冠军”的涂鸦，还有一旁的“××到此一游”。当时，也有人感叹国人素质低。然而，这面墙上除了这两个中文涂鸦，还有很多外文涂鸦——这不是为了说明“外国人能干的我们也可以干”，也不是想借此褒贬外国人的素质，而是想表达一点，不宜把一个点看成一个面，不假思索地挥舞道德大棒。

　　当然，就此事而言，正视和自省是十分必要的。比如，对不文明行为要注意引导和教育，让越来越多的人在公共场所更加自律。比如，对许多游客“我曾经来过”的纪念愿望，景区是否可以考虑一些疏导和变通的措施，就像时下有的景区提供把“许愿瓶”、红飘带挂在树上或者专门的墙上之类，或者辟出专门的涂鸦墙？再如，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以及对现有规定的切实执行。4月25日，《旅游法》通过了审议并将于今年10月1日起实施，该法中对旅游者的文明行为提出了明确要求：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爱护旅游资源，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这样的概括性条款如何保证得以执行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文物保护法》中也有对刻划、涂污或者损坏文物行为的规定，但能否及时发现、制止以及惩处这些行为，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到此一游”写进埃及神庙，让国人羞愧，也遭到了众口一词的指责。而换个角度看，这羞愧和众口一词本身也恰恰说明国人珍惜旅游资源、顾念国家形象的意识在提高。当越来越多的国人以此为耻，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类似的行为会越来越少，国人的文明素养会一步步提高。

　新华网评：大连女骑警的去留应由纳税人决定

　5月26下午，大连市退休警察赵明登录市政府官方网站，依法申请包括审批背景、编制、养马成本等在内的大连女骑警有关信息公开。大连市政府信息公开网系统显示，该申请已被有关部门受理。（人民网5月27日）

　成立于1994年的大连女子骑警队，号称是“全国第一支”乃至“世界第一支”成编制的女子骑警队，一直被当做大连的一张城市名片，也曾引发不少地方跟风效仿。但在退休警察赵明看来，女骑警只是个乱花纳税人钱财的形象工程，“如今警员编制紧缺，经费不足，一面是警察同志低保障、超负荷的鞠躬尽瘁，另一面却是固守投入和回报严重失调的养马待命……如果再这样养下去，纳税人要花多少钱啊！”

　百度搜索“大连女骑警”，得到的大部分信息很令人困惑，因为它更像个旅游项目。不少旅游网站都有这样的介绍：“女子骑警队是北方明珠大连的一道亮丽景观。女骑警基地集训练、旅游、购物于一体，现为国家3A级景区。”并附有基地开放时间、骑警演练时间、与骑警合影时间、相关交通信息及门票价格。在一些旅游论坛，可以搜索到不少摄影作品，女骑警们的确是英姿飒爽，骏马配美人，非常养眼。

　　见诸媒体的公开报道中，大连女骑警每一次亮相都相当惊艳。2009年9月10日，女骑警们一身红装骑高头大马在世界经济论坛第三届新领军者年会主会场前执勤。2010年国庆期间，女骑警们每天上午在大连市人民广场展开“礼仪巡逻”，相关新闻称“新式马刀在材质、外形和图案装饰上都做了很大改进”；2012年6月15日，在第五届中国大连国际游艇展览会开幕式上，女骑警们在会场内踏着红地毯为观众表演马术。

　　官方信息显示，大连市女子骑警队隶属于该市公安局巡警支队。换言之，这支女骑警的本职工作是维护城市治安，然而从她们发挥的作用看，更像是供市民和游客观光的某个表演项目。当然，说她们是“花瓶”可能有失公允，有新闻报道称，女骑警们训练很艰苦，不仅马术高超，而且精通擒拿格斗，个个身手不凡。可遗憾的是，至今没听说这支队伍在打击违法犯罪方面有何非凡建树。这一点，退休警察赵明肯定比局外人更清楚，在他看来，“大连设置女骑警的出发点，并不是出于社会治安的考量，而是人为地制造‘风景线’般的旅游景观。”

　地方政府为提升城市形象形象想方设法打造城市名片，这也没什么不对，但花大力气打造的城市名片事涉警察这样的公职人员，就需格外慎重。不能说女骑警的存在就完全没有积极正面的价值，但大连市的主政者及公安机关有必要向公众解释这样一些问题：大连并非草原大漠，在人流、车流密集的城市大街上骑着高头大马巡逻远不如骑摩托车、自行车高效省钱，据说养一匹纯种警马的开支相当于10名警员的工资，这样做是否物有所值？女骑警时尚、漂亮的骑行服与普通警服迥异，是否违反相关着装规定？今日城市之“马路”已非为马而设，女骑警出巡该走哪条道才算不违反交通规则呢？

　大连女骑警很容易让人想起英国皇家卫队的骑兵队，两者发挥的作用相差仿佛。英国皇家卫队专为英王室效力，由纳税人出资供养，主要负责英王室的安保工作并参与王室庆典的礼仪活动，现已成为英国的一张旅游名片。要不要每年花几千万英镑供养英王室，英国民间每年都会发生激烈争论，但大多数英国纳税人依然愿意继续掏这笔钱，因为在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人们认为这样做可以保留一份对历史的尊重、对传统文化的记记，英王室和它的皇家卫队因之得以存留至今。但即便如此，英王室每年的开销必须经过议会审批，遇到经济不景气的年份，王室开支就会大幅削减。

　　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昕透露，大连历史上并没有骑警的传统。如今退休警官赵明申请公开女子骑警队的审批、编制、经费等相关信息，足见这支队伍从成立到运作，其合法性是模糊不清的，且看大连市官方如回应。要不要继续供养这么一支在赵明看来只是“摆样子”的女子骑警队，应交由大连市的全体纳税人来讨论和决定。如果大连市民觉得女骑警很给力，愿意花钱养着这张城市名片，外人也不好说什么；如果大连市民普遍认为“女骑警只是个乱花纳税人钱财的形象工程”，这支骑警队何去何从就得重新考虑了，要么让她们回归到正常的警察队伍，要么就让其变身为商业运作的女子马戏团，一样可以是城市名片。

　人民日报：有利益考量，也要有理想情怀

　人民日报：有利益考量，也要有理想情怀

　　——辩证看待社会发展与问题之五

　　在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的当下，尤需在物质利益之外，多一份理想情怀

　　“如今的青年怎么了”，近来，关于青春的话题持续引发社会热议。有声音批评，本是最富朝气锐气、最有权利做梦的年轻一代，不少人却陷入利益的羁绊，精致利己而老于世故，热衷实惠而耻谈理想。

　　实际上，时常陷入利益羁绊的又何止青年？一事当先，做还是不做，往往悉心思忖；分内工作，竭尽全力还是敷衍塞责，尚得仔细权衡。得与失，取与予，风险与收益，付出与回报——在利益的坐标系上，很多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演绎着价值排序，精准计算着投入产出。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准确顺畅。只是，当物质的欲望填满生活，利益的喧嚣遮蔽生命的星光，在万籁俱寂的夜晚，也会惘然惆怅：为什么，我们“两手满当当，心中空荡荡”？

　　当今中国，利益的正当性早已“除魅”。对利益名正言顺的主张，让人人得享发展成果，“利益觉醒”可说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马克思早有断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刻意回避利益，岂止是陈腐迂阔，离开利益的齿轮，世界将空挡滑行。对个人也好，对社会也好，都如小平同志所言，“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主义”。

　　但是，考量利益，并非让利益的追求绝对化。表面上看，精致的利益计较未必无益于社会的进步。相反，它有可能在短期内创造出经济奇迹。利益最大化的风轮，很容易鼓荡物质的城堡遍地开花。然而，这样的城堡却精神凋敝，缺乏良性演进的可能。只在意自己的人不会在意公共问题，只关心物质利益的人不会关心社会福祉。一旦利益的巨浪吞噬了理想情怀，我们的身边便会充斥利己主义的铁杆拥趸，责任能够淡忘、道德可以离席、灵魂容许出丑。不是吗？毒奶粉泛滥，地沟油盛行，在唯利是图的利益尽头，是良知的出局和底线的崩塌。

　　志愿服务，主动回报社会，却被猜测其中掩藏着利益动机；应对灾难，企业献出爱心，却被揣度背后有着利益交换。杨善洲图什么，用利益的逻辑说不通，就斥为“傻瓜”；郭明义为什么，用功利的尺子量不了，就断言“神经病”。利益的风暴撕碎了悬在一些人头顶的崇高云层，人不过是欲念死海中一个小小的漩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与实利挂钩的理想不是“做作”、便是“矫情”，利益于是成为时代价值的“粉碎机”，让我们的社会只剩诛心之论，难言感动信任。

　　这是现代版的义利困惑，也是堕落版的利益考量。走出了“耻于言利”的时代，难道就一定要抛弃“时刻准备着”的理想？经历着“利益解放”的大潮，难道就一定要放弃“为了全人类”的信念？拒绝利益主义独步天下，理想情怀又该何处安放？

　　就像文学家所说的那样，“理想有如晨星——我们永不能触到，却可以借着星光在人生海洋中远航”。确实，理想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不能帮我们找一个优厚的工作，领一份体面的薪水。甚至一个有理想的人，活在当下，会比别人更觉生存的困难与尴尬。但是人若没有了理想，生命将走向何方？我们赞颂希望“让人类远离饥饿”的袁隆平，我们钦佩把汗水洒落山间邮路的王顺友，实际上是赞颂一种更饱满的意义、钦佩一种更丰盈的人生。循着理想的星光，我们才能跳脱一己得失，眼界更远、胸怀更大，找到一个更持久、更深刻的生命出口。

　　“唯意志论”者固然举步维艰，只有利益的人生同样苍白无力，“喻于利”不是开启幸福的万能之钥，“喻于义”才能推开梦想的必然之门。构筑精神的高地、留存理想的底色，才有灵魂的原野郁郁葱葱，文明的河流碧波荡漾。这就是为什么写出《国富论》的亚当·斯密，更看重《道德情操论》，也是为什么社会的改革者，既需要现实主义的利益考量，更需要理想主义的勇气担当。

　　翻开历史，越是大发展、大变动的时代，越需要有超越个人、超越利益的理想。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执着信念，法国大革命中民主自由的热烈追求，20世纪初叶席卷世界的红色狂飙，都曾是导引时代前进的旗帜。在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的当下，尤需在物质利益之外，多一份理想情怀。借用叔本华的一句话，它是对每个时代伟大事物的同一性和连续性的信心，是对一代代人的变化和衰退的抗议。

　新华网评：社会应该怎样教育神庙涂鸦的孩子

　埃及神庙浮雕上惊现“丁×昊到此一游”中文涂鸦，此事曝光后，引起公愤。有网友通过“人肉搜索”，将涂鸦中的“丁×昊”指向南京的一个孩子。5月26日，这名孩子及其父母，通过媒体表示：“向埃及方面道歉，也向全国关注此事的人们道歉！”孩子父亲同时表示，希望大家宽容孩子，不要打扰孩子今后的学习和生活，给他一个宽松的学习和成长环境。

　　不过事情并未因孩子父母的道歉而平息。被指丁曾就读的南京游府西街小学网站被黑，打开自动弹出“丁×昊到此一游”。微博上许多网友则继续“人肉”丁×昊的各种身份信息。

　　随手涂鸦“到此一游”的不良陋习，近年在国内屡受舆论批评，而今发现被这个孩子带出国门，国人难免有“被丢脸”的感觉。人们批评污损文物的丑行，有些言辞还比较激烈，既是出于本能的心理反应，另外也是希望通过舆论聚焦，对涂鸦的孩子进行教育，令其记住教训并警示后来者。但少数人攻击网站、人肉搜索等过激行为，有的已涉嫌违法，显然不是正确的教育。

　　孩子涂鸦惹出这么大的风波，背后的教育问题最值得关注。弄清楚这名孩子如何成为一个不文明的人，显然比某些网友的谩骂更有意义。

　　丁×昊的父母难逃其责。他们也承认“孩子犯错误，主要责任在大人，是我们监护不到位，平时教育得不好”。但愿他们的反思是真诚的。这对父母这样解释孩子的涂鸦举动：“从小带他到外面玩，常常看到类似的情况，但我们没有想到告诉他”。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细节，父母带孩子到处玩，常常看到“到此一游”，没有辨别力的孩子耳濡目染，终于将自己名字刻在了埃及神庙的浮雕上。国内景区常见的“到此一游”，显然是社会对孩子的无声“教育”。但父母没有告诉他涂鸦是不对的，则是家庭教育的疏漏，他们本应使孩子免受社会不良行为的误导。

　　现在，确实需要对这个孩子进行再教育，但有些网友想要用网络暴力甚至以涉嫌违法的方式给孩子一个“教训”，则更加背离教育的初衷。

　　当事者已经露面，可以去追问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但如果继续挖掘、传播孩子的身份信息，对公共讨论并无益处，反而会让这堂“公共教育课”变味。若教育者自身不能恪守边界，又怎能教育孩子，在公共空间不逾越边界？

　孩子外出游玩，自学到了“到此一游”，已经是社会带来的负面教育。一错之后，如果再用网络暴力来“教育”犯了错的孩子，不妨设想，孩子最终会学到什么？用文明的方式去传播文明，方会育化更多的文明，而大人如果文明，孩子就可能不会野蛮。

　新华网评：“高额公积金”不能纠正了之 日前，吉林烟草工业公司被曝违规向包括高管团队在内的职工上缴高额公积金，所有高管的公积金账户每月入账额均超过1.4万，最高者竟然高达18018元，大约相当于当地公务员或教师月工资总额的4到5倍（据5月25日《华夏时报》）。

　　“高额公积金”，此前媒体已曝光不算少了，可吉林烟草工业公司为何依然敢我行我素，当地公积金管理中心为何对高额公积金照收不误？说到底，还是因为违规成本太低。

　　可以看到，对于涉入“高额公积金”的部门和企业，漫天而来的舆论讨伐并不能伤到其半根毫毛，这种事情，最多也就纠正了之，例如，之前兰州石化“万元公积金”事件就是如此，企业不会遭遇经济处罚，公积金管理部门的官员，也不会受到追责。

　　“高额公积金”难道只是件不足道的小事？显然不是，对企业而言，“高额公积金”涉嫌滥发福利，瓜分国有资产，还涉嫌帮助员工逃税，导致国家税收大量流失，对公积金管理部门而言，无视相关公积金管理规定，为“高额公积金”大开方便之门，这涉嫌失职渎职。

　　可见，“高额公积金”绝不能纠正了之，国资、税务、监察，乃至司法部门有必要介入，对责任单位及其人员进行调查处理。只有让违规成本远高于收益，“高额公积金”问题才不会愈演愈烈。

　新华网评：化解打车难问题须降低公司成本

　每公里调到2.3元还是调到2.6元，这看似简单的选择题在此次出租车调价听证会上却显得并不那么简单。“我同意方案一”“我同意方案二”“我希望方案一融合方案二”，各方代表都有详实的数据、事实和经历佐证。从代表们的表达中，我们感受到观念思路的激荡交锋，这也许是许多人始料未及的。

　　在消费者一方看来，尽管看到涨价乃势所必然，但并不认同涨价就能解决打车难问题，他们有的对此次方案忽略出租车公司责任感到遗憾，有的对涨价收益能否到司机手里表示担忧。有消费者就说，他“调查现在已有个别出租公司调高了定点定期保养的费用，请主管部门抽查纠正”。

　　司机一方也有其苦衷。“你们是每天八小时，每年250天的工作日，我们是每天12小时，每年365天的工作日，人车都不能生病，一坐就是12小时，姿势还不能变。”“我们80%以上的人都有职业病，像男司机的前列腺炎、女司机的妇科病。”

　其实双方都不容易。消费者和司机挣的都是血汗钱，涨价意味着把钱从消费者的口袋挪到司机的口袋，同时还得提防被出租车公司一方变相拿走。但生活中的无奈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消费者希望付出的代价少一点，司机希望辛苦的回馈多一点，二者最终要求得一个对标准的共识。

　　此外，还必须提前考虑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实际打车过程中，消费者会对价格做出反应。这种反应是很难通过各方代表来判断的，也是很难通过先行调查来准确获知的。只有一个大势的估计，就是价格高了，打车的人会少些，打长途的变短途等等。其结果就是直接影响到司机收入的增加。这个场外消费者的实际选择，不能不影响到场内的方案选择。

　　所以，要求解打车难问题，化解涨价的烦忧，恐怕还不能简单地在消费者和司机之间实现财富转移，还必须有公司这一方的降低成本。只有三方共同作用，各方利益才会达到一个均衡。尽管此次调价不涉及出租车公司一方，但其成本显然也是公众瞩目的焦点所在。

　　从出租车公司公布的数据看，在月均载客里程收入的16300元中，企业成本费用就达5280元，企业利润537元，仅占约3%。对这些数据，人们会有一个常识性的判断：如果企业只有3%的利润，要么生存艰难，要么就要改行了。因为做到这份儿上，不但对不起消费者，也有点对不起市场经济。

　　因此，不管什么原因导致成本高企，请还是按现代企业的经营理念把成本大幅降下来吧。现代企业创新日新月异，怎能任你躺在如此低利润的经营模式上睡大觉呢？企业的高成本都是以消费者买单为代价的，在市场经济时代，消费者终究会对高成本经营者说不 人民日报:事业单位担心待遇降低反对养老改革 人民日报：事业单位担心待遇降低反对养老改革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是大势所趋。2009年，改革方案公布，首先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五省市试点。然而，4年多来试点改革进展一直非常缓慢，并遭到事业单位人员的普遍质疑。养老改革，事业单位人员有哪些担心？为什么不赞成？

　　■怕待遇降低

　　养老制度改革，事业单位人员最怕什么？

　　“最怕待遇降低。”石教授是浙江一所高校的教授，目前月收入近7000元。据他了解，近几年学校退休了的教授，平均每月的养老金也有这个数，和他们在职时差别不大。如果不改革，石教授相信，随着收入增长、教龄增加，自己到60岁时，领取的退休金水准应该和从前的同事差不多。

　　浙江是国家确定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障制度改革试点省份之一。虽然当地绝大多数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障还延用老办法，但许多人在了解目前的试点方案后，对改革顾虑颇多，普遍担心养老金下降。

　　石教授说，按已公开的试点方案，事业单位人员要和企业人员一样缴纳养老保险，在工资不变的前提下，首先导致当前月薪少一块。一直以来，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待遇按退休前月收入、结合职位、职称、工龄等按一定比例确定，通常高校里的教授能拿到在职工资的80%—90%，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不会有明显降低。现在比照企业的养老保险办法，退休待遇与缴费多少、社会平均工资等联系，肯定要降不少。

　　北京事业单位集中，虽然并非试点区域，但事业单位人员对此普遍关注。张教授年过五十，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多年，目前月收入1万多元，去掉绩效的部分有6000多元。他仔细研究过试点地区的方案，“除了强调有职业年金外，其他方面和现行的企业职工养老制度如出一辙。”公开资料显示，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按制度设计不到60%，实际不到50%。倘若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也依此推进，他估计退休后可能只拿到在职时基本工资的六成，意味着退休后收入大幅降低。至于职业年金，乍一听很好，但没有进一步的说明，比如这笔钱从哪儿来、额度多少、会不会逐年增长，事业单位的人员普遍没信心。

　　除了担心待遇降低外，还有人谈到，改革容易导致缴费时段缺少连续性、职称职级与待遇的关系难以确定等，最终影响退休后的养老待遇。王丽在北京一家媒体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她的不少同事辞职下海，近两年相继达到退休年龄，才发现在事业单位工作时被认可的缴费水平极低，现在只能领到几百元养老金。

　　■怕不公平

　　事业单位人员对改革有抵触，还因为感到“不公平”。

　　“为什么改事业单位、不改机关公务员？”吴女士在北京某部委下属培训中心工作，事业编制。她没有详细了解过相关改革方案，“不用去了解，要是真好，机关肯定会一起改。现在，机关不改，再怎么说好，也没说服力。”

　　浙江的石教授说，改事业单位不改机关“非常欠妥”。他认为，从单位性质上看，许多事业单位直接承担着国家授予或委托的公共职能，还有的直接承担社会管理职能、社会服务职能，还有的承担文化传承与创新职能，性质上、职能上与许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并无二致。如果真要改革，不应该只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向企业去靠拢，而不同步改革政府机关及公务员。何况，许多事业单位人员是从政府机构分流或交流来的，如果不同步改革，必然会引起一系列不公平问题。

　　有人提出，既然企业职工可以接受改革，为什么事业单位人员就不能接受？而事业单位人员则认为，目前事业单位退休待遇高于企业是事实，但事业单位和企业不宜简单类比。

　　58岁的李老师在杭州一所高校任职，月收入约7000元。如果不改革，他估计退休时能领到6000元，如果两年内改到自己所在学校，就很难说了。在他看来，事业单位人员在职收入固定，而企业员工在职时期的收入上不封顶，可以很高，按同样的方法确定养老金并不公平。据了解，在杭州这类经济发达的城市，企业里的资深工程师年薪普遍能达到20多万元。

　　不少事业单位员工有类似想法。袁先生40出头，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20年来一直在研究所从事广电方面的技术研究，全部月收入8000元左右。他对比过到企业工作的大学同学待遇，不论在国企还是民企，作为技术方面的骨干，年收入基本在20万元以上，有的还有股份。“他们只要按实际收入交养老保险，退休后不会比事业单位的低。”

　　接受采访的事业单位人员几乎都认为，已退休的人员，事业单位的待遇明显高于企业的待遇，这其中有不公平的因素在，但后续的改革应是致力于提高企业偏低的退休待遇，而不是把事业单位的退休待遇也拉低了。

　　■忐忑“中人”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最关心、最紧张的主要是事业单位中40岁以上的人员。

　　回顾当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改革，采取的是“老人老办法”，已经退休的事业单位人员多数认为，改革不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现在领多少退休金以后还能领多少。一些细心的人会担心，改革后有可能在退休待遇的调整上受些影响，调整的频率可能放慢、幅度可能减少。“咱都退休了，这事儿也不管了。”刚从一家报社退休的黄女士笑着说。

　　“70后”、“80后”对改革的心态也比较放松。“离退休还有20多年呢，20年后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兴许连事业单位这个名称都改没了。”一家广播电台的年轻记者说。“我倒希望早点改制成企业，那样大家干得好就能挣得多，不像现在工资管得这么死。”北京一家部委下属出版社的年轻编辑说。

　　中间的这部分员工心态则很复杂。前几年，曾有事业单位人员怕改革后待遇下降而想方设法提前退休，接受采访的事业单位人员都表示理解。浙江的石教授认为，“这是在转型时期，最大限度自我保护的具体体现和无奈选择。”北京的吴女士说，“老同志还能赶在改革前退休，我们中间这批人想退也退不成呀。”

　　一些年长的事业单位人员还表示，在事业单位干了20多年，长期工资不高，以后收入出现巨大增加的机会也不比年轻人，因此这不是“淡定不淡定”的问题。

　　事业单位养老改革的复杂性还在于一部分人员是从机关转来的，这部人纷纷表示，照目前改革方案，要求回去继续当公务员。据了解，在一些政府部门下属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时，各地均出现过这种情况，主要是些年龄偏大、拥有一定行政级别的人员。

　　尽管有种种不满，但事业单位人员普遍认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大势所趋，不可能一直拖下去。至于应当怎么改，人们没有清晰而具体的想法。有的人说，“只要把公务员拉进来就行，反正他们是政策制定者，亏不了。”多数人强调，不管怎么改，公平公正是底线。

　　政策设计者，别当例外（民生·民声）

　　白天亮

　　●统一推进养老改革，可以节省管理成本，提高基金统筹调剂能力，为最终建立城镇统一的社保制度、解决不同人群待遇悬殊问题奠定基础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在试点省份遇到重重阻力。不少事业单位人员对改革第一反应是：“怎么不改机关，只改事业单位？”

　　如此利益攸关的重大改革，人们不先去考察改革的细则、不去细算改革后的待遇水平，为何反倒先对改革的顺序提出疑问？

　　改革的顺序，关系到改革的公信力。社会保障制度的对象是全民，不分性别、不分职业、不分地域。这意味着，政策的设计者也是制度调节的目标群体。如果政策设计者率先改革，即使这项改革会导致一些人待遇降低、利益受损，只要能摆事实、讲道理，改革顺利推行的可能性依然很大。政策设计制订者也可坦坦荡荡地说“看，我们先改了，我们示范了。”反之，直接关系公众基本利益的改革，如果政策设计者始终把自身列为“例外”，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陈述得再多，改革措施说得再好，工作做得再细致再周密，恐怕也难以取信于人，更难以让人把注意力从“一部分人为何不改”上移开。

　　何况，现行的养老保险体制存在着明显的待遇差，政策的设计制定者恰恰是居于待遇顶峰的那部分。近几年，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展显著，覆盖面扩大、待遇水平普遍提升。但是，公众对社保的不满似乎并没有减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的碎片化，人为地划分出三六九等。养老保险，城市一个样、农村一个样；城市内部，职工一个样、居民一个样；职工内部，企业职工一个样，公务员及事业单位员工又一个样。现在，随着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的推进，又会出现公务员一个样、事业单位员工一个样。不同制度，挂钩不同的缴费模式，采取不同的待遇计发办法。在职时要缴费的群体，退休后待遇反倒低。在职时不缴费、退休后待遇最高的群体，看样子依旧不准备缴费，继续高高在上。

　　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的退休“双轨制”多年来备受诟病。现在，大家没看到“双轨制”改革、缩小待遇差距的动静，反倒看到“三轨制”的迹象。原本被寄望“调节差距、促进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反而拉大不公，起到“逆调节”的效果。这样的改革，难免会遭到质疑。

　　公平公正，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发展的生命线。从许多国家的实践看，政府雇员与其他职员的养老保险制度完全可以统一，没有必须分设的理由。现阶段，统一推进改革，不仅可以消除社会各界对政策设计制定一方的不信任，改变个别公职人员的特权理念，还可以节省管理成本，提高基金统筹调剂能力，为最终建立城镇统一的社保制度、解决不同人群待遇悬殊问题奠定基础。每一项重大的改革都会遇到阻力，关键就看政府的决心有多大，有没有勇气向自己开刀。

　　养老改革勿形成新“碎片”（多棱镜）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解决改革中所遇到的难点，是当前需要深入研究的现实问题。事业单位养老改革，应坚持公平为主的原则，统筹考虑机关、事业和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调整，逐步缩小待遇差距

　　目前我国城镇主要的退休制度包括三部分。城镇企业基本养老保险是第一个部分，目前月人均养老金近1900元。事业单位是第二个部分，月均养老金是企业退休职工的1.8倍，离退休费支出大约一半是财政拨款，一半是自筹。第三个部分是机关公务员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财政全额拨款。

　　之前公布的改革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事业单位人员也要和城镇企业职工一样缴纳养老保险，退休待遇与缴费相联系；养老金发放采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制度”；建立职业年金制度；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等。

　　由此可看出，五省市改革试点遇阻事出有因。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涉及公平。事业单位养老金处于第二个部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与公务员相比，事业单位养老金要稍低一些，但此次改革试点却明显没有将公务员包括进来，并且公务员改革没有预期，这自然成为事业单位攀比的参照系，是事业单位感到不公平的原因之一；与企业相比，企业可以搞活，工资上不封顶，工效挂钩，尤其垄断性行业和企业的退休金要远远高于事业单位，而事业单位退休金只是一个能“过得去”的平均数，退休前不能向高收入企业看齐，退休后却要向低收入企业看齐，这是事业单位感到不公平的原因之二。

　　第二个问题是改革方案的技术问题。既然事业单位改革方案无论在缴费设计还是在待遇计发方式等方面，其绝大部分内容与企业养老保险几乎别无二致，那么，养老金水平下降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此次事业单位人员改革的预期：在替代率上讲要从80%—90%下降到50%。改革方案中没有明确改革后养老金水平是否变化的预测和承诺，只笼统地提到要建立职业年金，但没有任何具体细节和弥补措施，任凭改革试点单位和不参加改革的事业单位凭空想象和任意猜测，试点省市参加改革单位的人心恐慌，非试点省份事业单位人员预期暗淡。任何改革，如果没有良好的预期，如果感到福利水平是“绝对”地下降，那么，这项改革势必难产。

　　因此，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明确“一个为主”和“三个联动”。所谓“一个为主”，即坚持社会保障以公平为主的原则，统筹考虑机关、事业和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调整，使不同单位同类人员退休后的待遇水平保持比较合理的比例关系，逐步缩小待遇差距。所谓“三个联动”，一是事业单位与公务员改革一起行动，以避免互相攀比；二是事业单位的各个类别一起改革；三是事业单位改革与建立职业年金一起进行，以弥补参加改革后降低的那部分，给所有人一个“定心丸”，实现平滑转型。

　　事业单位改革后人数会有压缩，但事业单位养老改革对财政支出负担在一定时期将会增加，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要实现从“退休养老制度”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转变，必然需要一定的“变轨”成本，包括促使参与者接受的额外补偿及制度设计运行的成本等。改革成本的支付主要靠财政资金。

　　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改革原则，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前退休的老人按照原来由各级财政拨付退休金的办法统一安排，新人则完全按新办法执行，剩下处于老人与新人之间的“中人”，新养老保险制度推行前有若干年没有缴费，使“中人”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基金形成缺口，产生基本养老金和职业养老金隐性债务，必须由国家统一制定养老金债务弥补方案进行弥补。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就是切实做好“中人”基本养老金和职业年金债务弥补方案，也是最需要财力支持的方面。

　　隐性债务规模有多大，取决于“中人”在缴费人数中所占比重大小。“中人”占比越大意味着隐性债务越大，随着老龄化率提高，“中人”占比将越来越高。这意味着，必须及时弥补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否则拖的时间越长需支付的成本越高。

　　分类推进，是事业单位改革的基本方向。按照国务院事业单位改革的精神，事业单位改革将按行政职能型、公益服务型、经营型三类划分，保留公益服务型事业单位，其他改为机关和企业。其中的公益服务类事业单位经费供应主要由政府财政承担，其养老改革也将主要由财政承担。因此，尽管在事业单位改革之后事业单位范围和人数会有较大压缩，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各级财政支出负担将在一定时期会是增加的，对此应有清醒的意识。

　人民日报:事业单位担心待遇降低反对养老改革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是大势所趋。2009年，改革方案公布，首先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五省市试点。然而，4年多来试点改革进展一直非常缓慢，并遭到事业单位人员的普遍质疑。养老改革，事业单位人员有哪些担心？为什么不赞成？

　　■怕待遇降低

　　养老制度改革，事业单位人员最怕什么？

　　“最怕待遇降低。”石教授是浙江一所高校的教授，目前月收入近7000元。据他了解，近几年学校退休了的教授，平均每月的养老金也有这个数，和他们在职时差别不大。如果不改革，石教授相信，随着收入增长、教龄增加，自己到60岁时，领取的退休金水准应该和从前的同事差不多。

　　浙江是国家确定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障制度改革试点省份之一。虽然当地绝大多数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障还延用老办法，但许多人在了解目前的试点方案后，对改革顾虑颇多，普遍担心养老金下降。

　　石教授说，按已公开的试点方案，事业单位人员要和企业人员一样缴纳养老保险，在工资不变的前提下，首先导致当前月薪少一块。一直以来，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待遇按退休前月收入、结合职位、职称、工龄等按一定比例确定，通常高校里的教授能拿到在职工资的80%—90%，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不会有明显降低。现在比照企业的养老保险办法，退休待遇与缴费多少、社会平均工资等联系，肯定要降不少。

　　北京事业单位集中，虽然并非试点区域，但事业单位人员对此普遍关注。张教授年过五十，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多年，目前月收入1万多元，去掉绩效的部分有6000多元。他仔细研究过试点地区的方案，“除了强调有职业年金外，其他方面和现行的企业职工养老制度如出一辙。”公开资料显示，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按制度设计不到60%，实际不到50%。倘若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也依此推进，他估计退休后可能只拿到在职时基本工资的六成，意味着退休后收入大幅降低。至于职业年金，乍一听很好，但没有进一步的说明，比如这笔钱从哪儿来、额度多少、会不会逐年增长，事业单位的人员普遍没信心。

　　除了担心待遇降低外，还有人谈到，改革容易导致缴费时段缺少连续性、职称职级与待遇的关系难以确定等，最终影响退休后的养老待遇。王丽在北京一家媒体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她的不少同事辞职下海，近两年相继达到退休年龄，才发现在事业单位工作时被认可的缴费水平极低，现在只能领到几百元养老金。

　　■怕不公平

　　事业单位人员对改革有抵触，还因为感到“不公平”。

　　“为什么改事业单位、不改机关公务员？”吴女士在北京某部委下属培训中心工作，事业编制。她没有详细了解过相关改革方案，“不用去了解，要是真好，机关肯定会一起改。现在，机关不改，再怎么说好，也没说服力。”

　　浙江的石教授说，改事业单位不改机关“非常欠妥”。他认为，从单位性质上看，许多事业单位直接承担着国家授予或委托的公共职能，还有的直接承担社会管理职能、社会服务职能，还有的承担文化传承与创新职能，性质上、职能上与许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并无二致。如果真要改革，不应该只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向企业去靠拢，而不同步改革政府机关及公务员。何况，许多事业单位人员是从政府机构分流或交流来的，如果不同步改革，必然会引起一系列不公平问题。

　　有人提出，既然企业职工可以接受改革，为什么事业单位人员就不能接受？而事业单位人员则认为，目前事业单位退休待遇高于企业是事实，但事业单位和企业不宜简单类比。

　　58岁的李老师在杭州一所高校任职，月收入约7000元。如果不改革，他估计退休时能领到6000元，如果两年内改到自己所在学校，就很难说了。在他看来，事业单位人员在职收入固定，而企业员工在职时期的收入上不封顶，可以很高，按同样的方法确定养老金并不公平。据了解，在杭州这类经济发达的城市，企业里的资深工程师年薪普遍能达到20多万元。

　　不少事业单位员工有类似想法。袁先生40出头，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20年来一直在研究所从事广电方面的技术研究，全部月收入8000元左右。他对比过到企业工作的大学同学待遇，不论在国企还是民企，作为技术方面的骨干，年收入基本在20万元以上，有的还有股份。“他们只要按实际收入交养老保险，退休后不会比事业单位的低。”

　　接受采访的事业单位人员几乎都认为，已退休的人员，事业单位的待遇明显高于企业的待遇，这其中有不公平的因素在，但后续的改革应是致力于提高企业偏低的退休待遇，而不是把事业单位的退休待遇也拉低了。

　　■忐忑“中人”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最关心、最紧张的主要是事业单位中40岁以上的人员。

　　回顾当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改革，采取的是“老人老办法”，已经退休的事业单位人员多数认为，改革不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现在领多少退休金以后还能领多少。一些细心的人会担心，改革后有可能在退休待遇的调整上受些影响，调整的频率可能放慢、幅度可能减少。“咱都退休了，这事儿也不管了。”刚从一家报社退休的黄女士笑着说。

　　“70后”、“80后”对改革的心态也比较放松。“离退休还有20多年呢，20年后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兴许连事业单位这个名称都改没了。”一家广播电台的年轻记者说。“我倒希望早点改制成企业，那样大家干得好就能挣得多，不像现在工资管得这么死。”北京一家部委下属出版社的年轻编辑说。

　　中间的这部分员工心态则很复杂。前几年，曾有事业单位人员怕改革后待遇下降而想方设法提前退休，接受采访的事业单位人员都表示理解。浙江的石教授认为，“这是在转型时期，最大限度自我保护的具体体现和无奈选择。”北京的吴女士说，“老同志还能赶在改革前退休，我们中间这批人想退也退不成呀。”

　　一些年长的事业单位人员还表示，在事业单位干了20多年，长期工资不高，以后收入出现巨大增加的机会也不比年轻人，因此这不是“淡定不淡定”的问题。

　　事业单位养老改革的复杂性还在于一部分人员是从机关转来的，这部人纷纷表示，照目前改革方案，要求回去继续当公务员。据了解，在一些政府部门下属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时，各地均出现过这种情况，主要是些年龄偏大、拥有一定行政级别的人员。

　　尽管有种种不满，但事业单位人员普遍认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大势所趋，不可能一直拖下去。至于应当怎么改，人们没有清晰而具体的想法。有的人说，“只要把公务员拉进来就行，反正他们是政策制定者，亏不了。”多数人强调，不管怎么改，公平公正是底线。

　　政策设计者，别当例外（民生·民声）

　　白天亮

　　●统一推进养老改革，可以节省管理成本，提高基金统筹调剂能力，为最终建立城镇统一的社保制度、解决不同人群待遇悬殊问题奠定基础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在试点省份遇到重重阻力。不少事业单位人员对改革第一反应是：“怎么不改机关，只改事业单位？”

　　如此利益攸关的重大改革，人们不先去考察改革的细则、不去细算改革后的待遇水平，为何反倒先对改革的顺序提出疑问？

　　改革的顺序，关系到改革的公信力。社会保障制度的对象是全民，不分性别、不分职业、不分地域。这意味着，政策的设计者也是制度调节的目标群体。如果政策设计者率先改革，即使这项改革会导致一些人待遇降低、利益受损，只要能摆事实、讲道理，改革顺利推行的可能性依然很大。政策设计制订者也可坦坦荡荡地说“看，我们先改了，我们示范了。”反之，直接关系公众基本利益的改革，如果政策设计者始终把自身列为“例外”，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陈述得再多，改革措施说得再好，工作做得再细致再周密，恐怕也难以取信于人，更难以让人把注意力从“一部分人为何不改”上移开。

　　何况，现行的养老保险体制存在着明显的待遇差，政策的设计制定者恰恰是居于待遇顶峰的那部分。近几年，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展显著，覆盖面扩大、待遇水平普遍提升。但是，公众对社保的不满似乎并没有减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的碎片化，人为地划分出三六九等。养老保险，城市一个样、农村一个样；城市内部，职工一个样、居民一个样；职工内部，企业职工一个样，公务员及事业单位员工又一个样。现在，随着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的推进，又会出现公务员一个样、事业单位员工一个样。不同制度，挂钩不同的缴费模式，采取不同的待遇计发办法。在职时要缴费的群体，退休后待遇反倒低。在职时不缴费、退休后待遇最高的群体，看样子依旧不准备缴费，继续高高在上。

　　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的退休“双轨制”多年来备受诟病。现在，大家没看到“双轨制”改革、缩小待遇差距的动静，反倒看到“三轨制”的迹象。原本被寄望“调节差距、促进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反而拉大不公，起到“逆调节”的效果。这样的改革，难免会遭到质疑。

　　公平公正，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发展的生命线。从许多国家的实践看，政府雇员与其他职员的养老保险制度完全可以统一，没有必须分设的理由。现阶段，统一推进改革，不仅可以消除社会各界对政策设计制定一方的不信任，改变个别公职人员的特权理念，还可以节省管理成本，提高基金统筹调剂能力，为最终建立城镇统一的社保制度、解决不同人群待遇悬殊问题奠定基础。每一项重大的改革都会遇到阻力，关键就看政府的决心有多大，有没有勇气向自己开刀。

　　养老改革勿形成新“碎片”（多棱镜）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解决改革中所遇到的难点，是当前需要深入研究的现实问题。事业单位养老改革，应坚持公平为主的原则，统筹考虑机关、事业和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调整，逐步缩小待遇差距

　　目前我国城镇主要的退休制度包括三部分。城镇企业基本养老保险是第一个部分，目前月人均养老金近1900元。事业单位是第二个部分，月均养老金是企业退休职工的1.8倍，离退休费支出大约一半是财政拨款，一半是自筹。第三个部分是机关公务员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财政全额拨款。

　　之前公布的改革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事业单位人员也要和城镇企业职工一样缴纳养老保险，退休待遇与缴费相联系；养老金发放采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制度”；建立职业年金制度；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等。

　　由此可看出，五省市改革试点遇阻事出有因。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涉及公平。事业单位养老金处于第二个部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与公务员相比，事业单位养老金要稍低一些，但此次改革试点却明显没有将公务员包括进来，并且公务员改革没有预期，这自然成为事业单位攀比的参照系，是事业单位感到不公平的原因之一；与企业相比，企业可以搞活，工资上不封顶，工效挂钩，尤其垄断性行业和企业的退休金要远远高于事业单位，而事业单位退休金只是一个能“过得去”的平均数，退休前不能向高收入企业看齐，退休后却要向低收入企业看齐，这是事业单位感到不公平的原因之二。

　　第二个问题是改革方案的技术问题。既然事业单位改革方案无论在缴费设计还是在待遇计发方式等方面，其绝大部分内容与企业养老保险几乎别无二致，那么，养老金水平下降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此次事业单位人员改革的预期：在替代率上讲要从80%—90%下降到50%。改革方案中没有明确改革后养老金水平是否变化的预测和承诺，只笼统地提到要建立职业年金，但没有任何具体细节和弥补措施，任凭改革试点单位和不参加改革的事业单位凭空想象和任意猜测，试点省市参加改革单位的人心恐慌，非试点省份事业单位人员预期暗淡。任何改革，如果没有良好的预期，如果感到福利水平是“绝对”地下降，那么，这项改革势必难产。

　　因此，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明确“一个为主”和“三个联动”。所谓“一个为主”，即坚持社会保障以公平为主的原则，统筹考虑机关、事业和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调整，使不同单位同类人员退休后的待遇水平保持比较合理的比例关系，逐步缩小待遇差距。所谓“三个联动”，一是事业单位与公务员改革一起行动，以避免互相攀比；二是事业单位的各个类别一起改革；三是事业单位改革与建立职业年金一起进行，以弥补参加改革后降低的那部分，给所有人一个“定心丸”，实现平滑转型。

　　事业单位改革后人数会有压缩，但事业单位养老改革对财政支出负担在一定时期将会增加，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要实现从“退休养老制度”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转变，必然需要一定的“变轨”成本，包括促使参与者接受的额外补偿及制度设计运行的成本等。改革成本的支付主要靠财政资金。

　　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改革原则，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前退休的老人按照原来由各级财政拨付退休金的办法统一安排，新人则完全按新办法执行，剩下处于老人与新人之间的“中人”，新养老保险制度推行前有若干年没有缴费，使“中人”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基金形成缺口，产生基本养老金和职业养老金隐性债务，必须由国家统一制定养老金债务弥补方案进行弥补。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就是切实做好“中人”基本养老金和职业年金债务弥补方案，也是最需要财力支持的方面。

　　隐性债务规模有多大，取决于“中人”在缴费人数中所占比重大小。“中人”占比越大意味着隐性债务越大，随着老龄化率提高，“中人”占比将越来越高。这意味着，必须及时弥补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否则拖的时间越长需支付的成本越高。

　　分类推进，是事业单位改革的基本方向。按照国务院事业单位改革的精神，事业单位改革将按行政职能型、公益服务型、经营型三类划分，保留公益服务型事业单位，其他改为机关和企业。其中的公益服务类事业单位经费供应主要由政府财政承担，其养老改革也将主要由财政承担。因此，尽管在事业单位改革之后事业单位范围和人数会有较大压缩，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各级财政支出负担将在一定时期会是增加的，对此应有清醒的意识。

　光明专论：继承弘扬我国历史上的优秀廉政文化

　光明日报专论：继承弘扬我国历史上的优秀廉政文化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文化传承，政治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廉政建设的思想、制度、实践所形成的廉政文化，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珍贵遗产。在反腐倡廉形势严峻和迫切的今天，为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借鉴我国历史上的优秀廉政文化仍然不失为一条重要途径。

　　一、腐败与历代王朝的衰亡

　　自夏商周时期开始，我国历史上王朝的周期性兴衰便成为一种常见现象。有的骤兴骤亡，有的盛极而衰，有的名存实亡，但最后都逃脱不了人亡政息的命运。面对这种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春秋时期的鲁国大夫臧文仲从“汤、禹罪己”而兴盛，“桀、纣罪人”而速亡的观察中，总结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经验。此后，无论是唯心还是唯物的解释，王朝兴衰论在我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均不罕见。这些理论是总结历史经验以巩固新政权的需要，也是对王朝合法性解释的需要。虽然王朝的交替性兴衰，以至每一个王朝灭亡的具体原因至今仍是复杂的历史问题，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看到其中的普遍规律，即腐败而导致灭亡。

　　腐败是以权谋私的行为，腐败是历代王朝的痼疾。普遍而严重的腐败导致吏治混乱、制度瓦解、纲纪不肃、人心涣散、精神颓废是不争的事实。这些腐败上自皇帝、公卿等最高统治集团，下至一般小吏。表现形式虽然五花八门，但最终将汇聚成引发王朝灭亡的各种矛盾的焦点。人们在回顾王朝灭亡的历史时，也往往将其与腐败相联系。

　　1.用人不公。用人不公是最大的腐败。我国历史上用人不公一是表现为用人重亲属、重门生、重朋党、重同乡，选拔出于个人爱憎、私利而非公心。汉代吏治废弛时，选举不实，被选举者多出自权势之家；地方长官选人，或选自己的亲戚，或选贿赂者，或选一些年纪轻，将来能报答自己的人为官；真正的贤才被遗忘在乡间。即使在科举时代，官吏的铨选仍然摆脱不了这些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二是表现为制度上的不公。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荐人制推行后期，中正荐人根本不考虑才能，只看家世门第，德才抛在一边，造成“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典型的制度层面用人不公。不学无术、崇尚空谈、跑官要官、巧言令色、欺上瞒下等用人恶习，更是历代的普遍现象。严重时，导致国家与社会、甚至统治阶级阶层之间矛盾的激化，危及政权的稳固。人们说东汉亡于议论就是例证，而议论的内容正是用人。

　　2.权钱交易。私有制下商品经济发展所导致的金钱崇拜和价值观扭曲，始终是历史上统治集团的腐蚀剂。权力可以换来金钱，金钱可以换来权力、地位乃至生命。权钱交易随处可见。齐国社会上流传着“千金之子不死于市”的谚语。吕不韦用金钱为自己获得了相位，为子楚获得了王位。还有公开卖官鬻爵的，东汉桓帝、灵帝设机构标价卖官，是东汉政治黑暗的典型表现。以财买官，代有潜规；以权敛财，代不乏人。南宋秦桧，贪得无厌，吏部所选官员必先要把他送足后才可上任。

　　3.贪婪奢靡。贪婪，表现为对钱财物的渴望，本质上是私欲；奢靡，是追求物质享受，为了满足耳目声色口腹之欲。贪婪无度、奢靡腐化、无所作为是我国历史上许多王朝腐败的突出特征。西晋重臣何曾性格奢豪，一掷千金，“犹曰无下箸处”；他的儿子何劭更甚，每顿万钱还觉得没什么可吃的。石崇与王恺斗富，穷极奢侈，王恺虽然得到了其外甥晋武帝的资助，却还是斗不过石崇。整个统治集团的贪婪奢靡，使西晋官场后期毫无正气可言。身居高位的南朝门阀士族，占山锢泽，纵情享乐；“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却连马都骑不上去，基本的公务都不会处理。面对危难，只能坐以待毙。清王朝取得中原后，原本声名赫赫的八旗子弟，养尊处优、骄横偷安、聚赌挥霍、嫖妓放浪。到后期成了“不仕、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的“六不”寄生虫。

　　4.正气不张。权钱交易、用人不公、贪婪奢靡的结果是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正气不张。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崇拜的是金钱和能换来金钱的权力。著名的《钱神论》就形成于西晋时期，此文愤世嫉俗，是西晋后期“纲纪大坏”的写照，也是王朝将倾的征兆。南朝太守鱼弘经常对人说，我做官所到之地要“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人生如此短暂，不追求富贵欢乐还等到何时呢！“总是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因贪图享乐而亡国者何止一朝一代！

　　这种风尚下，踏实做事的人受到歧视和冷落。许多官吏以勤政为俗务，以空谈、交际为高尚，以享受、实用为标准。这些人不仅不按律法政令行事，甚至丧失了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忠信不守、弄虚作假、寡廉鲜耻、纵欲无限、昏聩自傲、唯利是图。这样的腐朽统治即使不被人民起义的洪流推翻，也会因异族的入侵而灭亡或被统治阶级中的有识阶层所更新换代。

　　二、反腐倡廉的政治智慧

　　历史是在辩证中发展前进的。有腐败，必然有反腐败的思想与制度。我们的祖先在创造政治文明的同时，从很早开始就着手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也积累了丰富的思想经验；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等统治阶级中有识之士的思考总结，人民群众对腐败的嫉恶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爆发力，是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政治智慧赖以产生的源泉。正因为此，历代涌现出许多品德高尚、勤政爱民的廉吏。他们的事迹，与腐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的行为，是中华优秀廉政文化的组成部分。

　　（一）反腐倡廉的思想。自古及今，人们都深刻认识到腐败的危害性。早在先秦时期，我国思想家就将“廉”放在“政之本”的位置上来看待，同时也认为，廉不仅仅是个人的品德，还应包括多方面的为政能力。为政必须“以廉为本”，这就是《周礼》一书及其注家提出的“六廉”说，突出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关于官僚队伍廉洁从政的整体要求。如何做到廉洁为政，思想家们从理论思想、道德修养、制度建设诸多层面都作了深入思考。

　　廉洁政治的本质目的是为了服务人民、造福人民。因此，民本思想是我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珍贵遗产，也是我国历史上统治阶级宣扬反腐倡廉的一种手段。统治阶级重视民本思想的本质当然是为了维护剥削制度的长治久安，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但民本思想中所强调的国以民为本、施行仁政、顺应民心，主张轻徭薄赋、节俭慎刑、勤政爱民等等内容，也因儒家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确立而渗透到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历代廉政政策、行为产生的重要理论基础。尽管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不可能真正做到以民为本，但民本思想所蕴含的忧患意识、重民意识，塑造出许多受人民尊敬传颂的清官廉吏，也巩固了统治政权的基石。

　　拒绝腐败，廉洁从政必须要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具备为政的能力。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思想中有许多关于正身律己、公私分明、勤俭节约的内容，是传统优秀廉政文化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正身律己是典范。孔子多次说过“政”与“正”的关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政者应当有“自省”、“见贤思齐”的精神，用自身的表率和楷模作用引导廉洁政风的形成。公私分明是原则。一个公私不分的人绝对谈不上廉洁为政。我国历史上的公私观很复杂，这里不作讨论，但在个人、家庭之私与国家、社会之公的关系上有严格区分。这种区分认为，无论君主还是普通官吏，都应当“任公而不任私”、“居官无私”。“公廉”一词，自秦汉以后逐渐形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蜀国丞相诸葛亮，就是这样一位公私分明、公廉的典范。勤俭节约是美德。我国历史上的思想家将“俭”视为德的普遍表现形式，强调“成由勤俭败由奢”、“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朴素真理。为官者仅有俭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勤和能。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刘晏“质明视事，至夜分止，虽休沐不废。事无闲剧，即日剖决无留”，司马光“欲以身殉社稷，躬亲庶政，不舍昼夜”，他们都以勤奋的精神和杰出的才能为国家作出了贡献。我国历代的官箴家训中，除去其落后腐朽的部分，也保留着很多为官勤政的内容。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廉洁政治的推行离不开用人和管理。我国历史上的“尚贤”与“循名质实”思想，与反腐倡廉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尚贤就不能任人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