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平凡世界有感：平凡中不平凡_读后感

　 读《平凡的世界》有感：平凡中的不平凡_读后感

　　平凡中的不平凡

　　——读《平凡的世界》有感

　　原创： IDO爱读读书会

　　就像书名一样，《平凡的世界》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中国西北部黄土高坡上一个叫双水村的村庄里一群平凡人的故事。书中的人物既没有显赫的身份，也没有离奇的身世，就是一个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世代生活在农村，务农为生的农民。故事的情节上，既没有悬疑小说的悬念迭出，也没有侦探小说的惊险刺激，叙述的都是生活中的平常事。但就是这一个个平凡人、一桩桩平常事所编织的复杂矛盾纠葛，刻划了社会各阶层普通人的形象。人生的自尊、自强与自信，人生的奋斗与拼搏，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纷繁交织，共同为读者描绘了平凡世界中不平凡的人生图景，讲述了平凡人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书的作者路遥生于陕北清涧县一个世代农民家庭，一生钟情于陕西的黄土地，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短篇小说以及《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等优秀中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是路遥文集中份量最重的一部长篇小说，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小说把国家大事、政治形势、家族矛盾、农民生活的艰辛、新一代的感情纠葛，以及黄土高原古朴的道德风尚、生活习俗都真实而细腻地描绘了出来，构成了一幅中国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农村生活的全景式画卷。

　　阅读《平凡的世界》需要静下心来细细品读，把自己融入到作者所讲述的故事中去，代入到故事中的人物身上去，怀着一颗仁心去感知每个人物所经受的苦难和不幸，去体会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经历，去经历平凡人不平凡的人生。阅读《平凡的世界》还需要一股子韧劲，怀着一颗耐心去读，不仅仅是因为全书长约百万字，读起来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还是因为在阅读过程中随着情节的跌宕起伏，人物的悲欢离合，读者也会经历情绪上的波澜和心灵上的煎熬，更是因为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永不言败正是小说本身所要传达的精神内涵之一。

　　作为一个平凡人，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总会碰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也会遭遇这样或那样的挫折。面对困难和挫折，是逃避放弃，还是迎难而上，不同的态度将得到不同的结果。小说主人公少平、少安在一个个困难和一次次挫折面前并没有被击垮，而是坚韧而乐观地面对生活，不断地去探索和追求，在平凡中经历不平凡。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便是对小说主人公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精神的最好诠释。

　　作者：邓力

　《绿野仙踪》读后感400字

　　日照港第二小学三年级四班 刘丰华

　　最近我又读了一本书《绿野仙踪》，书里的故事即精彩又有趣，读后让我回味无穷。

　　多萝西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可是突然有一天刮了一阵非常大的风，把多罗茜和小狗托托一起刮到了奥芝国。多罗茜非常想回到家乡，在北方女巫的帮助下，多罗茜踏上了寻找翡翠城之旅。

　　在路上，她首先遇到了第一个伙伴稻草人，接着遇到了其他两个伙伴，铁皮人以及胆小狮。四个小伙伴一起去翡翠城是因为稻草人想得到大脑，铁皮人想得到心，胆小狮想要变得勇敢。

　　最后，他们历尽了千辛万苦终有来到了翡翠城，却发现奥芝是个骗子，只好去奎德林国求见甘林达，在南方女巫的帮助下多罗茜回到了家乡，稻草人有了智慧回去继续当他的国王，铁皮人也当上了国王，胆小狮因为勇敢当上了森林之王。

　　读完这本书后，我觉得我也要学习他们的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他们的精神令我佩服。同时我还明白了一个道理：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勇敢地去面对，不要遇到困难就退缩！我要像他们那样，朝自己的目标坚持不懈地去奋斗！标本兼治 表里兼顾

　　——读《新加坡为什么能》对廉政建设的几点感想

　　三组9号? 吴正兵

　　（读完《新加坡为什么能》这本书，使我受益良多，但是这篇读后感，却迟迟未能写出，感觉可以写的东西很多，任何一点展开来都有许多可值得深思、探讨和学习的地方，可又惭愧于自己的能力有限，害怕眼高手低，因此写的很是纠结）

　　我认为，新加坡的以德倡廉、以俸养廉、以规固廉、以法保廉，使人不想、不必、不能、不敢贪，体现的是一种廉政建设中标本兼治、表里兼顾的工作理念。

　　一、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从思想上治本

　　从社会层面来讲。这里作者从思想、道德的角度阐述了新加坡是如何推进廉政建设的，认为其中的关键是对儒家的传统思想进行的一种继承和发扬，一种对“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内涵的全新阐述，并重新确立“君子”定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进而成为指导社会发展的一种道德力量和精神标杆。在中国，在当前，这些思想和道德标准应该是同样适用的，虽然我们不一定就将他标榜为儒家思想或儒家精神，但就其实际内容而言无疑是存在诸多共通之处的。我们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非常远大、非常高尚，但现实中，我们却往往忽略了细节、忽略了小节，以至于虽然社会对好坏的评价、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还是非常明确的，但对一些小过错、小瑕疵却可以十分“宽容”，甚至“纵容”，即便人们心中都知道这样或那样是不对的，但却不能坚持原则，甚至还出现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现象，正是这些问题形成了一种大环境、一种社会风气，这种环境和风气也势必会影响到公务人员，于是走后门、托人情，逢年过节请吃送礼就成为了一种常态。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塑造社会的道德风气，怎么办，就是要从小处着手，从细节做起，一点一点地去改变，不能急功近利，不能妄想靠一次运动、一次活动就可以改变整个社会风气，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一以贯之、滴水穿石的精神去推动，一段时期只抓某个具体的项目（可以包含几个具体的细节和内容），比如抓交通文明，可以从遵守交通信号、遵照交通标志、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机动车与行人互相文明礼让等方面做起，再比如抓礼仪文明，可以从规定公务人员着装、文明用语等方面抓起，从晚辈对长辈、学生对老师的称呼和见面问好的方式等细节抓起。其中的关键在于一抓到底、盯牢不松，直至成为一种社会普遍认同并自觉遵守、自觉维护的思维、生活、工作方式，一个一个项目做下去，终究会慢慢改变整个社会的氛围和风气，虽然工作量会很大，时间跨度会很长，但这是治本，必须要去做，必须坚持下去。只有当这种社会风气形成时，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使人不想贪的目标。

　　从党的层面来讲。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他们从建党之初都十分重视廉政建设，也各自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党的廉政建设来讲，我认为，新加坡行动党几点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思考、学习和借鉴。首先，他们有敢做敢秀的一面。从高调的白衣白裤作为其党服开始，他们就把廉政建设既作为一种实实在在地工作去抓，又作为一种形象一种形式去展现、去秀。这种秀虽然包含着巨大的风险，但其展露的是强大的自信。其一，正如习近平说的“打铁还需自身硬”，敢秀的前提就是要自身过硬、要有底气，否则就会成为真正的作秀，沦为笑谈。其二，这种高调的展示，可以取信于民，亲近于民，通过一次次的展示不断塑造自身廉政的形象。其三，可以起到一种党外监督的作用，通过公开、透明的运作方式，为党外监督创造条件，时刻准备接受监督。其四，可以起到党内警醒的作用，使得每一次的活动都成为一次教育，通过鲜明的形式反复进行警示，时刻提醒全体党员要廉洁奉公、克己为人。其次他们也有不敢做不敢秀的一面。相对于新加坡公务人员很高的薪酬待遇，他们的人民行动党却显得那么的低调俭朴，之间的对比和反差是那么的明显和巨大。书中特别地以人民行动党的总部为例，详细描述了从成立、多次搬迁、选址新建等整个过程，最后的结果却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办公楼”。期间他们其实完全有能力，也有过很多次恰当的机会将其总部建成一幢高楼大厦，并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他们也曾试图去这么做，但最后还是被否决了，为什么？因为一座高楼大厦的总部大楼带来的除了丰厚的经济收益，还可能是社会民众的疏远和不认同，这与人民行动党根植于新加坡人民的初衷、塑造清明廉洁的政治形象不相符合，这时经济利益必须让位于政治利益。“非不能也乃不为也”，这就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不敢做不敢秀的一面。由此，我认为我们需要去做的就是多一些前面的敢做敢秀，少一些后者的不该做不该秀的行为。

　　二、以俸养廉，使人不必贪，从物质上治里

　　公务员的薪资和待遇问题一直是一个比较敏感和受关注的话题，由此也曾几度引发各种热议和关切，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去看待，人们总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新加坡以俸养廉的做法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但这一做法是否就适合我们中国，还值得研究和探讨。但其一些理念和具体的做法应该值得我们学习。

　　首先，正视这种需求的客观存在。书中提出人是有双重属性的，即社会人和经济人，在某一些特殊时期，可能其中的一个属性会表现的特别明显，甚至完全掩盖了另一种属性，例如在革命时期，人们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为了实现远大的政治理想和崇高的历史使命，而不计较个人得失，不顾个人利益，甚至付出自己的所有乃至生命也在所不惜。但本书也提醒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和平时期，虽然我们也面临着民族复兴的重任，但毕竟不再是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生死悬于一线的年代，虽然我们依然提出要实现人生价值、为人民服务，但毕竟无私的付出和牺牲已经不再是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须的代价。所以我们就要正视人的经济属性，不能仅仅以政治理想、精神理念来要求党员干部作出奉献、无私付出，而是要在他们努力工作的同时，给予相对公平、合理的经济报酬，满足他们的生存、生活、生长所需，精神激励和物质奖励两者都是必须的。

　　其次，关注这种需求的实现形式。有这种需求，必然就要去实现，书中引述了李显龙的一句话“我并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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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育制度读后感（一）

　　14社会工作2班 李冬蕾

　　刚开始翻开书本的时候，我一再疑惑为什么潘光旦先生做的序读起来如此的吃力难以看的明白其中所表达的意义，差点放弃了这本书。不过幸好是老师要求我们要读并写读书报告的，才让我用心坚持的继续读下去，但是越往下读下去越能感受到这本书的智慧所在。对于序我也最终坚持把它看完了，细细回味，竟也体会到序中幽默透露着的智慧。

　　费孝通先生的这本经典著作，目前我也只是看了一遍，书中的语句是如此的通俗易懂且饱含幽默性。开篇便通过一句通俗易懂的话道明：”当前的世界上，我们到处可以看见男女们相互结合成夫妇，生出孩子来，共同把孩子抚育成人，这一套活动我将称之为生育制度。”相比于教科书式中的生育制度的定义，这样的解读更是简洁明了，更让人愿意花时间去细细品读。此书用最简单不过的语言带出一系列复杂无比的概念，全文围绕生育制度，深入浅出的论述家庭关系中有关生育子女的若干理论问题，而且还讨论了有关种族绵续的一体系活动比如：双系抚育、婚姻确立、夫妇的配合、父母的权力、世代的隔膜、社会继替、亲属扩展等等。费孝通先生在书中对这些问题的剖析以及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对我们今天如何处理家庭婚姻问题、子女教育问题等仍然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以下是我在整本书阅读完后对其线索思路的大概总结及个人的思考。人类社会在群居中开始出现了社会分工与合作，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配合与互动构成了社会的完整，社会结构的完整是社会需要一个新陈代谢的机构来维持最低限度人口从而保障社会的的稳定，因此人类总是在一个接一个出生、一个接一个死亡的无限循环中，新生命接替逝者的工作，从而达到种族绵续。而种族绵续需要通过两性的生殖得以进行。但是性爱与生殖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因为人类可以通过各种办法避妊，去躲开损己利人的生育。因此生育制度要人为的去保障这些新生命的诞生，要通过父母两性的分工来形成双性抚育，一个完整的抚育团体要在孩子的生理性抚育和社会性抚育中同时起作用，从而保证孩子健康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社会分子，从而继续完成新陈代谢的作用。婚姻是社会力量造成的，结婚并非件私事，它关系到法律、社会、以及宗教的制裁，其用意是在维持结婚的两个人营造长期的夫妇关系，以此来抚育子女的责任。如果一个父亲对孩子不管不问，便会遭到社会的批评及谴责。

　　费孝通先生认为：”稳定的家庭结构应该是由父母和子女构建的基本三角。”随着子女的长大成人，经过一个社会性断乳的过程，父母的抚育任务已经完成了，一个没有孩子的家庭，通常情况下是不稳定的，家庭关系也更容易陷入僵局甚至破裂。人类的抚育是双系的，而亲属体系一出家庭那么在社会继替的原则上立刻发生单系偏重的趋势，含父系偏重和母系偏重， 对于父亲偏重与社会性抚育，儿女日后步入社会的成就与父亲的教导是紧密相连的；对于母亲则偏重于生理性抚育，中国有句古话说的很形象”打在儿身，痛在娘心”,这也表现出母子情感的亲密性。

　　当子女自己踏入社会结构独立生活，在新陈代谢的原理上表现为进入社会结构的新分子接替了老去一辈的工作，即发生了社会接替的问题。这长期生活的过程中也会有家庭居处的聚散与亲疏在不断的发生着，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是世代间隔膜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而也产生亲子间的冲突与契合。如子女时常认为父母对他们的干涉太多，蛮横压迫着他们去做不喜欢的事情；而父母则认为子女不能体恤他们，过于倔强，进而觉得是不孝。两代之间的隔阂就这样越来越难以消除。

　　从种族延续的保障，到双系抚育的解读，从婚姻关系到家庭结构，费孝通先生通过《生育制度》向我们阐释了他的一整套生育制度理论。这本书缜密的文风、深刻的剖析、精彩的论述，是我对司空见惯的社会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使我增添了对家庭社会工作这门专业学科的浓厚兴趣。

　　我对书中的”社会性断乳”这一章的内容感触颇多。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大学生也正不断接近社会性断乳这一个阶段，正面临着一些由社会性断乳引发的问题，也正急需我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和社会的额帮助去解决这样一些问题。

　　”若是承认家庭的暂时性，孩子长大了就脱离原有抚育团体自己去成家立业，则在原有三角形重就得及早防范亲子间持久的联系，这自是违反人性和社会结构的性质，但是在家庭这种特殊的社会团体中却不得不然。在相当时间亲子联系必须被逐渐切断。这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作社会性断乳。”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抚育的作用本身是在促成孩子的独立能力，去完成社会新陈代谢的继替过程，达成种族的延续，从而维持社会分工合作的完整性。他通过一系列的对比论证向我们清晰的呈现了家庭的暂时性和家庭的团结，从而产生了第三节的——温存的留恋。”人类的幼年需要依赖成人的保护和供养，家庭就是为了保障孩子得到保护和供养而造下的文化设备。”家庭成为了孩子的避风港，而当孩子长大成人离开父母独立谋生时，便产生温存的留恋。这让我联想到由古至今曾有无数人用诗篇来歌颂这温存留恋的心情，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家庭成员在我们小时候对我们的保护方式和教育理念往往对我们的面对社会性断乳这一过程产生重大的影响。就如当代大学生的社会性断乳问题相当突出。由于在社会性断乳的过程中，父母与孩子之间亲密的感情可能成为孩子今后正常生活的障碍，父母的荫庇、过分的溺爱，往往造成孩子生活不能自理，心理不能自立，严重缺乏生活的基本技能。大学生企图脱离家庭独立的踏入某个社会生活领域，却因经验不足、经济不独立而产生危机状况。他们面临学业、就业、爱情、人际关系的烦恼与困惑，容易出现心理冲突和健康问题，因此对面临社会性断乳问题的大学生应及时进行心理疏导与健康教育。

　　生育制度读后感（二）

　　文 | 莫小北

　　对于每一位以社会人类学为业或是仅仅接触社会人类学的人而言，费老于20世纪30年代写就的《生育制度》无疑是一部无法绕开的经典著作。这本书以功能学派为基底、以生育制度为对象、以社会完整为入口，深入浅出、鞭辟入里地分析了生育制度这一在人类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社会设置的种种相关事实。历经七十余载的流转变动，《生育制度》的观点主张、分析立场及具体内容依然在不断地引起着学界的探讨与反思热情，足见其地位之高、功力之深及贡献之巨。在本文中，我尝试从说明角度与论述内容两个层面出发，谈谈自己对《生育制度》的一些粗浅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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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角度：整体论与个体论

　　费老开篇即指出，他将”男女们互相结合成夫妇，生出孩子来，共同把孩子抚育成人”的这一套活动称为”生育制度”,并认为这一安排以”供给新的社会分子”为任务，以”维持社会结构的完整”为功能，是”人类种族绵续的人为保障”,其内容可分为生殖、抚育和继替等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中，”生殖是新生命的造成，抚育是生活的供养”,而抚育又可分为生理性抚育及社会性抚育两类，后者是指以两性分工与合作为基础而形成的双系抚育；继替则是指”在抚育作用完成时，上一代的家庭怎样交给下一代的家庭的过程”,它以”富于特殊性和个别性”、借世代而予以分别的亲属体系为原则，具有”一出家庭立刻发生单系偏重的趋势”的特点。

　　我们知道，在社会唯名论与社会唯实论这一对本体论对立范畴的引导下，社会学形成了个体论与整体论这两类基本的说明角度。笔者认为，《生育制度》实质上便体现了费老偏向社会、兼顾个人的综合整体论与个体论的一种创新性努力。具体而言：

　　费老在回顾他一生的学术历程时，指出《生育制度》最为清楚地表达了”把社会看成比生物群体高一层次的实体和把社会只看成是人的群体的生活手段”[]的社会唯实观，即认为”社会本身是个实体……实体有自己发展的规律，它可以在载体的新陈代谢中继续存在和发展”,这便使得全书将整体论的说明方式作为了论证主线；但这种”社会是实体，个人是载体”的解释路径在突出社会结构之地位的同时，”难免导致‘见社会不见人’的倾向”——这一点体现为在《生育制度》中，费老延循”为了解决生物界中人的生命有生有死的特点和社会实体自身具有长期绵续、积累和发展的必要所发生的矛盾，而发生社会制度”的研究理路，认为生育制度”并不是用来使个人满足其生物上性的需要，而是因婚姻和家庭等规定的制度来确定夫妻、亲子及亲属的社会角色，使人人得到按部就班地过日子”,并进而实现了”完成社会新陈代谢作用的继替”功能。但在王铭铭看来，《生育制度》并不存在重社会而轻个人的论述不足，相反，他在研读《生育制度》的基础上，将”生育制度”界定为”围绕人的生物个体的复制展开的社会制度建构”,并认为费老在论述中通过以”一种‘生产社会、同时生产个人’的制度”——家”为中心去说明人的生活和社会结构”,从而关注到了”个人、群体和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

　　面对著者与评者的分歧，我们在承认主观差异存在的基础上，()也应当对这些不尽一致的表述进行一番梳理，以期能够获得对《生育制度》的更为全面与系统的认识。而要对《生育制度》所持的说明角度有一清晰了解，最为可行的办法便是回到原著去解读文本。笔者发现，费老分析生育制度时，并非没有注意到个体在制度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在书的第一章体现最为明显：费老在分析生育制度的功能时写道，”从个人生活之外去找文化的根源，我们是不愿意接受的。因之，我们还得在个人需要生存的基础上找到种族必须绵续的理由”,”人间一切制度都是为了满足人类需要而造下的”.正是由于个人生存需要社会完整与种族绵续，才引起了实现社会分子新陈代谢的生育制度。——这里能看到马林诺夫斯基的”强调文化最终应满足个体的需要”的个人主义功能论对费老的影响。虽然费老说他在写作《生育制度》时”进一步脱离了马氏的以生物需要为出发点的功能论，而靠近了布朗对重视社会结构的功能论”,但以个人欲求作为制度分析之起点、主张个体生存的需要构成了一类文化迫力而导致生育制度形成的分析路径还是明显带有马氏的影响痕迹。然而我们也应看到，费老在书中并不如马氏那般强调生物需要的极端重要性，而是将关注点放在了生育制度在以整合社会与绵续种族来满足个人作为社会分子的社会性必需方面所具有的功能。

　　进而言之，在对马氏的个人主义功能论进行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费老更为明显地积极汲取了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功能论观点。布朗早期注重对事物功能的研究，认为”一切文化现象都具有特定的功能……研究时只有找到各部分的功能，才可以了解它的意义”,后来布朗又转向对社会结构的关注，指出只有明晰了作为”在由制度即社会上已确立的行为规范或模式所规定或支配的关系中，人的不断配置组合”[]而存在的具备整体性、突生性和变动性的社会结构，”才能真正找到构成这一结构各部分所起的功能作用”[].在布朗看来，社会人类学以”作为整体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反应”[]为研究对象，其”目的是利用社会的知识，建立关于社会现象的有确实根据和重要意义的通则”.——这在《生育制度》中无疑有着更为充分与全面的体现：费老将生育制度界定为”人类种族绵续的人为保障”,侧重于甚至过多地强调了生育制度作为一类社会事实所具有的客观性、外在性、强制性与普遍性，重点关注了生育制度对个体的影响乃至决定作用；同时，书中所引材料多侧重于描绘在劳动分工尚不发达的传统社会中，生育制度这一社会安排对个人的生物及情感诉求所生成的对抗性及压制性（如关于内婚制、双系继替等的论述）。总之，费老在《生育制度》一书中更偏向于受涂尔干与布朗影响而形成的视社会为超人实体的整体论角度，但同时也渗透着源自于马林诺夫斯基的个体论面向。

　　综上所述，可以说，费老的《生育制度》体现了一种综合功能学派两位巨擘——马林诺夫斯基与布朗二者各自研究取向的卓越努力。不论我们说费老是在马林诺夫斯基个人主义功能论的体系中强化了对宏观性的社会制度的关注，还是反过来说费老是在布朗结构功能主义功能论的基础上加入了对个人需要的考量（就文本表述而言，应是后一种解读更符合费老本意），《生育制度》都是在对话前人、调和对立、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创新性尝试与综合性努力。在我看来，费老并没有在社会与个人两分的连续谱上走向任一极端，但也没有对社会与个人二者给予同等的重视与强调，而是选择了偏向社会、兼顾个人的一种分析取向。《生育制度》在承认个人的生存需要必须得到有效满足的语境下，看到了社会完整之于社会分子存在的必要性，进而认为生育制度是社会结构之构成元素实现新陈代谢的人为设置，并以社会结构中由父母子组建的基本三角团体——家庭为核心，展开了对婚姻的确立、双系抚育、社会继替、世代参差及亲属扩展等内容的分析，其”用意是在就种族绵续的起点和制度完成的终点之间那一大段社会的与教化的文章，加以推敲分析”[].只不过在对生育制度内的种种具体内容进行分析时，费老更侧重将之视为一类对个体具有支配性力量的实体，而多少忽略了个体在接受制度制约的同时所内含的主观能动性与策略选择可能性。

　　对于结构与行动、客观与主观这些对立统一体之间的辩证关系，现代与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家们在反思传统二元对立固化思维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试图中和二者矛盾的对策，如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或曰”结构二重性”以及布迪厄的”结构主义的建构主义”或曰”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等。而费老的《生育制度》亦可视作对说明角度背后的方法论层面上的社会与个人之关系这一霍布斯难题所做出的一种综合性阐述——王铭铭认为，在费老的论述中，作为”生育制度的基本结构”[],由父母子所组成的家庭同时满足着马林诺夫斯基所关注的个人需要和布朗所重视的社会结构需要[],从而为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同构关系”提供了有益启迪。

　　此外，在我看来，避免误读《生育制度》综合整体论与个体论之努力的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径便是将费老对生育制度所做的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明确区分开来，具体而言：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指出，”当我们试图解释一种社会现象时，必须分别研究产生该现象的原因和它所具有的功能”[],即应在区分社会事实的起因与所发挥功能的前提下，做到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并重——正如他在《社会分工论》中，将社会分工的正向功能描述为促使社会团结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化，而将其起因概括为由同一空间内人口增长所导致的物理密度及道德密度的增加。在费老的论述中，生育制度的起因是个人作为社会分子，需要在分工合作的体系中谋求生存，而包含分工体系的社会生活则需要克服个体死亡所带来的空缺，以使社会成员能够不断且有序地加入与退出社会；而生育制度的功能则在于通过生殖、抚育和继替的一系列安排，来动态地维持社会结构的完整与种族群体的绵续。总而言之，我们在阐述、理解费老《生育制度》的论证逻辑时，要注重反思是否犯有潘光旦先生所说的”名为自果推因，实为自因寻果”而”陷进一切学派的泥淖”[]之弊病，从而尽可能以一种科学、客观、公允的立场来获得对于社会现象的全面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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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述内容：修正与承继

　　以上是就《生育制度》的说明角度而谈的，下面简要谈谈我对书中论述内容的一点认识。

　　费老在谈及”婚姻的确立”时指出，”婚姻是社会为孩子们确定父母的手段”[],”孩子的出生才完成了正常的夫妇关系，稳定和充实了他们全面合作的生活”[].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男权制思想作祟、资源分配以先赋性为首要标准等原因，纵向的父子关系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作为”绵续性的事业社群”而存在的家庭生活的主轴，因而代际互动被置于至高地位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个人主义思潮兴起，经济生产等功能渐渐退出家庭舞台，情感需求的满足成为人们组建家庭的首要考量，横向的夫妻关系之重要性因此而得以不断突显——丁克家庭、同性恋合法婚姻的出现即可作为佐证。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纵向的亲子关系被重视，是与其独特的政策语境密切相关的。自上世纪8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从过去的”小皇帝”到如今的”啃老族”,注重传宗接代的传统生育文化与独生子女的降临相结合，导致了在生活质量显著提升的背景下，每个家庭（特别是城市家庭）中唯一的子女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绝对重心，他们一方面不再面临单系偏重、以多继少等问题，但另一方面其所遭遇的世代间的隔膜、社会性的断乳等挑战却又在日益显现。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老龄化速度加快以及”放开二胎”所带来的人口政策逐步完善化，中国的生育制度又会面临新的调整、变动与发展。

　　置身现代化的浪潮之中，笔者认为在分析费老所论述的生育制度时，我们至少可在如下四个方面做一点修正或是承继：①在关注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社会作用时，不应将个体视为无需或无法理解的”黑箱”,而要对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个体力量也予以充分关注，例如关注夫妻关系背后的权力因素、重视家庭生活间的情感成分、考察继替与经济和社会及文化资本的代际传承关系，等等。在此基础上，更要将费老在《生育制度》中所体现出的注重人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旨趣发扬开来，关注个人、群体与社会之间的博弈互构，在生活实践中充分考察布迪厄所谓的”外在性的内在化”与”内在性的外在化”这一一体两面的双重有机过程。②在传统社会中，受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制约，群体及个人更为关注生育制度之于社会绵延的重要性，即传统的生育制度更重视生育制度中的”生”,更侧重于以生育制度来满足社会完整对人口数量的需求。而在现代社会中，生活水准大幅提升，群体与个人更加强调生育制度之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即现代的生育制度在保证数量的前提下，更关注生育制度中的”育”,更偏向于以生育制度来回应社会进步对人口质量的诉求。③费老在谈及”夫妇的配合”时，强调”夫妇之间需要高度的契洽是为了要经营全面合作的生活”[];在论述”世代间的隔膜”时，又指出”子方对于亲方最初是一种生理的联系，接着是一种共生的联系，最后才发生契洽的联系”[];在阐明”社会性的断乳”时，则认为”承认家庭的暂时性……在相当时间亲子联系必须被逐渐切断”[].这些论述对于我们在生育制度的架构中，注重夫妻关系的积极调适与亲子关系的适度分离，无疑具有着历久弥新的重要启示意义。④除上述三点外，我们还应对费老贯彻全书的保守色彩做一点反思。以第五章”夫妇的配合”为例，费老指出，童养媳、早婚与中表婚姻作为变相的内婚制，能够”在共同生活的尝试中……减少他们共同成家时调适的困难”[],从而具有了存在的合理性。这样的推崇”客观”的表述，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韦伯为在特殊性中寻求一般性而提出”价值中立”准则后所揭明的研究困境——追求价值中立，”避开价值判断，有使研究者沦为研究对象的所设骗局和自欺欺人的牺牲品的危险”[].具体而言：

　　功能学派主张用肇始于自然科学的比较方法来获得对现象的本质特征及变化规律的通则性认识，认为其研究的方法是科学的、对象是客观的、立场是中立的。但是，正如韦伯的”价值中立”研究主张被质疑为”在实际生活中，它常常自觉不自觉地维护现存秩序”,”变为与现存社会制度妥协并为之辩护的工具”[]那样，功能学派对客观的”功能”与”结构”的过度执着，也往往使其忽略了生活世界的冲突与变迁面向。这样的一种研究预设便使得抱持功能学派主张的《生育制度》中有不少论述都蒙上了一层”存在即合理”的保守色彩，而这正是需要我们反思和力戒的。例如，在家庭三角结构中，”生活程度很低”[]的夫妻之间那偏重事务合作而导致感情淡漠的事实背后，有没有男权制文化的形塑？而亲子关系中父母”代表社会来征服孩子不合于社会的本性”[]的论述，是否又忽略了除专制型外的放任型与民主型这两类父母教养模式的存在以及反向社会化或曰后喻文化的可能？即使费老在阐明”有人认为功能学派是以‘存在为合理’，这是一种误解”[]时说道，”人类学者并不发生合理不合理的问题，他们是以人生活最大满足的现实标准作为健全和病态的标准”[],也依然难以使人信服。在我看来，我们在反思将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截然区分的做法有无可能与必要的基础上，在秉持尊重差异、提倡包容的文化相对主义立场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从研究前期的对社会实在的观察和参与中跳脱出来，去采取一个更开阔、更普世、更长远、更有科学担当也更具人文情怀的研究视域，无疑是一类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并需要在实践中做出回答的重要议题。

　　在我看来，不论费老在《生育制度》中的论述是否于当代社会出现了与个人体认的悖离，都不能也无法构成否认这部经典所具有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片面借口，因为费老所提出的”生育制度”在某种程度可视作一个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韦伯指出，理想类型实质是”有关联系的抽象概念”,它”在内容上包含着乌托邦的特征”,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比较和衡量实在的手段”[].这样来看，即使当代出现了与费老论述不尽一致或依然存在的种种事实，我们也应将其视为对”生育制度”这一理想类型的有益扩充或修订而非证伪乃至否认。作为具有高度概括性与抽象性且可反映因果规律性认识的概念工具，理想类型有助于研究从个别和特殊的层面而上升到一般和普遍的高度——费老提出的生育制度理论对于我们分析与生殖、抚育和继替相关的种种社会文化现象，正具有着这样的功效：他在书中提到”我们须有一套可以应用于任何特殊文化的普遍概念”[],王铭铭亦认为”费氏之所以对生育制度进行考察，为的是寻找不同人文类型背后人的一致性特质”[].从理想类型这一角度出发来看《生育制度》，有助于我们比较全面深入地去理解费老生育制度理论体系的价值所在，同时也有益于我们锻炼学术敏感、培养学术自觉、提升学术素质。

　　经典者，不会因岁月的淘洗而失去光泽，相反，它会散发出隽永的魅力而使人总有常读常新之感。作为费老自己最为满意的著作，《生育制度》还有许多有待我们去发掘、去深究的思想财富。相信在学科发展、社会转型的今天，《生育制度》会进一步彰显出其独有的理论活力与实践品格，从而做出更为引人注目的贡献。

　　作者简介：系山西大学社会学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