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网评文章2020

　 廉政网评文章五篇

　【篇一】

　2014年至今年5月，全国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5974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1425人，追回赃款142.48亿元，“百名红通人员”已有58名归案……

　五年前的2014年6月27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成立，吹响了“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号角。五年来，一组沉甸甸的数字见证了追逃追赃工作的步履铿锵、捷报频传。

　在波澜壮阔的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追逃追赃布下天罗地网，切断腐败分子后路，遏制外逃多发势头，为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撑。在反腐败全球治理的舞台上，反腐败国际合作和追逃追赃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有腐必反、有逃必追”的坚定决心，成为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

　决心如磐——

　不管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

　今年元旦刚过，一部名为《红色通缉》的电视专题片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引发舆论热议。

　声称“死也要死在美国”的杨秀珠，最终因“无处可逃”“无钱可花”“无人可靠”而狼狈投案；“洗白”身份的闫永明，从春风得意直至走投无路认罪退赃……多名“百名红通人员”的归案过程被一一还原。《红色通缉》背后的故事，正是党中央将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进行到底的一个个缩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把反腐败追逃追赃提升到国家政治和外交层面，纳入反腐败工作总体部署。不论是出访，还是出席国际会议；不论是元首会谈，还是接受采访、发表 \t "/wenmi/yanjiang/zhengwenyanjiang/_blank" 演讲，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重大外交活动中谈论反腐败话题，为深入开展追逃追赃工作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从亚太经合组织《北京反腐败宣言》，到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从开展“天网”“猎狐”行动，到公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从曝光外逃人员藏匿线索，到公布已归案人员后续处理情况……五年来，“打虎”“拍蝇”“猎狐”同步推进、相得益彰，使反腐败工作形成闭合链条，营造了“天罗地网、无路可逃”的高压态势。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三次全会上对此提出明确要求，传递出不松劲、不停步、再出发的明确信号，为追逃追赃工作进一步锚定坐标。

　2019年5月29日深夜，经过近20个小时的跨洋飞行，“百名红通人员”肖建明所乘坐的航班缓缓降落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就在此前一天，“百名红通人员”莫佩芬也选择回国投案。

　肖建明是党的十九大以来第10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也是开展“天网行动”以来第58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连续两天两名“百名红通人员”归案，不仅为追逃追赃再添新战果，更再次释放了追逃未尽、脚步不止的强烈信号。

　握指成拳——

　监委主办，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2019年3月28日，外逃近17年的原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善福回国投案。

　去年1月，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监委成立后，此案由区检察院移交给区监委办理，追回于善福的任务由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曾军带领的工作专班负责。

　“于善福的归案，得益于市、区两级监委切实扛起追逃追赃主办责任，也得益于有效整合公检法、金融机构等单位力量，织密线索排查网络。”曾军介绍，通过扎实细致的基础工作，争取到于善福重要关系人的支持配合，为成功劝返创造了条件。

　去年颁布实施的监察法，将反腐败国际合作独立成章，对国家监察委员会加强对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的组织协调等作出具体规定。纪检监察机关由幕后走向台前，既要统筹协调追逃追赃工作，又要主办职务犯罪追逃追赃案件。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进一步加强，办理追逃追赃案件的资源进一步整合，上下一体的工作机制更加明确。

　与此同时，随着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追逃追赃工作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

　国家监委被增设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司法协助中央机关，首次以国家监委名义开展刑事司法协助；

　首次从欧盟成员国成功引渡职务犯罪嫌疑人姚锦旗，成为国家监委成立后成功引渡第一案；

　首次与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100多名外逃人员主动回国投案；

　……

　一系列“首次”表明，国家监委以新身份亮相国际舞台，打好追逃追赃法律战的能力逐步提升。

　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以及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陆续公布施行，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和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建立，追逃追赃有了更充分的法律依据和更充足的法律武器，有效推动了国际司法执法合作。

　主导通过亚太经合组织《北京反腐败宣言》、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在华设立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创造性地提出“零容忍态度”“零漏洞制度”“零障碍合作”原则，发起《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中国以成功的追逃追赃实践引领国际反腐败执法合作，为全球反腐败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对内做好法法衔接，对外注重与国（境）外法律的衔接，追逃追赃工作在规范化、法治化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党的十九大以来，截至2019年5月，全国共追回外逃人员2395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731人，“百名红通人员”10名，追回赃款47.06亿元。

　一体推进——

　标本兼治，实现从数量突破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年初召开的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提出，扎实开展重点个案攻坚，完善防逃制度机制，一体推进追逃防逃追赃工作。

　1月29日，“天网2019”行动再启锋芒。“天网行动”最终要落实到追回多少人、防住多少人外逃、追缴多少赃款上——这一要求正是贯彻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工作部署的具体体现。

　“面对新形势新考验，要取得追逃追赃更大战果，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继续紧盯重点个案的同时，着力加强制度建设、能力建设、队伍建设，着力提高规范化、法治化水平，实现从数量突破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一体推进追逃、防逃和追赃。”中央追逃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推进追逃防逃追赃一体化建设，就是坚持追逃、防逃、追赃整体并进，建成协调配套、系统集成的一体化工作体系，决不能重追逃、轻追赃，也不能重追逃、轻防逃。

　国外“织网”，国内筑坝。监察体制改革后，大量新增监察对象被纳入监督范围。防逃工作通过紧盯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海外分支机构等监督薄弱领域，结合扶贫领域反腐败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把新增监察对象全部纳入防逃范围，真正实现防逃工作全覆盖、无死角。

　与此同时，追赃也在同步发力。中央追逃办将2019年定为追赃工作年。一方面，加大反洗钱调查力度，持续发力打击地下钱庄，对国内涉案动产、不动产，依法应冻尽冻、应收尽收，实现赃款在境内“藏不住、转不出”；另一方面，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推动建立涉案赃款查找、冻结、返还合作机制，多措并举追缴赃款，力争赃款在境外“找得到、追得回”。与此同时，在2018年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培训班上，中方代表主办方提出呼吁各方强化综合执法国际协作，形成《腐败资产追缴国际合作十条倡议》。无论是双边合作还是多边框架，日益扩大的国际合作“朋友圈”，正在使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天网”越织越密。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永远在路上。五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更标注着一个崭新的起点。“我们要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把追逃防逃追赃工作不断引向深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更大战略性成果！”中央追逃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篇二】

　“我的理想信念已经有所松动了，认为共产主义理想只是一种抽象的遥不可及的概念而已，只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是很难落地的……”这段文字，出自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钱巨炎落马后所写的忏悔录。前不久，浙江省法纪教育基地首次集中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查处的21名省管干部忏悔录手稿，钱巨炎的忏悔录便是其中之一。（中国纪检监察报《丢掉初心他们走上不归路——透视忏悔录中落马官员的堕落轨迹》）

　梳理各地官员的党纪政务处分通报，“理想信念丧失”“毫无理想信念”“理想丧失、信念动摇”等词语频频出现。不难看出，很多官员走上违纪贪腐路，大多是源于理想信念出了问题。理想信念植根于人内心深处，笔者认为，那些“落马”的官员关键在于“心力”不强。

　心力，是精神层面的力量，是人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心力强大，则诸事亦成。新时代党员干部要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应注重培强心力，让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真正融入灵魂。

　要用忠诚哺育心力。“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党员干部心力强不强，首要看对党忠不忠。要始终站稳政治立场，不断增强政治定力，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事业为追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最紧要的就是，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做到“四个服从”，践行“两个维护”，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要用激情永葆心力。历史从来都是属于坚韧不拔、锐意进取者。新时代爬坡过坎、滚石上山，只有保持精神上的专注，做到全神贯注，方能行稳致远。要充满激情、一往无前，始终专注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做有梦的人、追梦的人、圆梦的人，尽心尽力做好每一项工作。要不忘初心、永不懈怠，即使难关重重，也要“咬定青山”，聚力攻克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道路上的“娄山关”“腊子口”。

　要用修身健强心力。“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干出新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新诱惑，必须拥有平和心境。要正确认识苦与乐、得与失的关系，把视野放远、胸襟放宽、境界放高，自觉抵制各种不良诱惑，守护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和心灵家园，立足新时代新发展新常态新要求，以淡泊之心待位、知足之心待利、进取之心待事。

　【篇三】

　问责是党章赋予纪委的重要职责之一，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各级党组织特别是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加大问责力度，对因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各类问题，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释放了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

　如果把问责追责比作是“前半篇文章”，那么教育管理被问责干部就是“后半篇文章”，只有把前后两个半篇文章同时做好，才能切实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然而现实中，相较于措施有力、成效显著的问责追责，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党组织在问责之后的教育管理工作，却不同程度存在忽视和虚化问题，有的对被问责干部不愿管、不敢管、不会管，有的对被问责干部“一问了之”甚至“一棒子打死”。这样一来，可能导致被问责干部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也可能挫伤、打击其他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不仅不利于推进工作，也影响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

　毛泽东同志曾强调，“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他明确指出，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

　实际上，当前在受到处理的被问责干部中，不乏想干事、能干事的人，帮助这些同志真心悔错改错、及时纠偏扶正、继续干事创业，既是对干部本人负责，也是对党和国家事业负责。

　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的《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中指出，“正确对待被问责的干部，对影响期满、表现好的干部，符合有关条件的，该使用的要使用。”要健全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既突出执纪问责的力度，也强调治病救人的温度。要严格遵循“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正确把握干部在工作中出现失误错误的性质和影响，公正评价、真诚教育、热情帮助，引导他们放下包袱、重拾信心、重回队伍，并按照有关党内法规提供“上岸”机会和工作平台，切实保护其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是更好促进事业发展，激励干部增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上级为下级担当、组织为干部担当，干部才能为事业担当。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担当意识，站在促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激励干部干事创业的高度，加强对被问责干部的教育管理和帮助转化，开展经常性的回访检查，及时了解他们认错悔错改错情况及日常工作表现。对于那些及时改正错误、现实表现突出、符合规定要求、干部群众认可的重新安排使用，让其在合适的岗位上继续工作。重新使用时要把握好从严、谨慎、规范的原则，按规定程序办理，并采取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被问责干部重新使用情况，使问责工作的整个过程达到政治、纪法、社会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切实发挥纠偏扶正的作用。

　【篇四】

　“招商引资是为了促进本地区经济更好地发展，绝不能借招商引资之名行公款旅游之实。”5月10日，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湾头镇纪委书记胡建国在党风廉政教育日活动上，向全镇工作人员通报湾头镇万福村村委会副主任高志军公款旅游问题时强调。（来源于《中国纪检监察报》）

　在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纪委开展的作风建设专项检查中，万福村一张发票引起了专项检查组的注意。原本是该村赴苏州的招商活动，却出现了一张舟山饭店的发票。经查，该村原定有3天行程的招商活动实际上只有第一天进行了招商调研，后面两天则是考察人员绕道去了舟山的普陀山游玩，这张饭店的发票就是旅游时产生的。不仅有这张发票，该次游玩的住宿、交通费等支出，也是结束后在村账上报支的。核实以后，村委会副主任高志军因借招商引资机会进行公款旅游，被纪委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针对变相公款旅游不正之风，各地区重拳出击，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尽管三令五申严禁公款旅游，督查监管也愈加严厉，可仍有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公款旅游问题禁而不绝，如何才能彻底解决？

　要从思想上下功夫。当前，有部分领导干部纪律意识淡薄，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上搞变通、打折扣，心存侥幸。加之公款旅游具有一定隐蔽性，不易被查处，这也助长了一些干部组织公款旅游的歪风邪气。因此，必须要让党规党纪入脑入心，要增强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纪律意识。同时广大党员干部也要严以律己、端正理念，从意识上坚决根治搭车旅游的“福利病”。

　要在制度上强监督。虽然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公款旅游，但是由于学习、考察、培训、招商等方面管理不够严格规范，相关制度不健全，落实不到位，未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所以有的领导干部就打着外出学习考察的幌子，行变相公款旅游之实，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因此，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进一步强化对党员干部外出考察培训等方面的管理监督，让纪律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要在问责中做文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九十八条对公款旅游或变相公款旅游的情形做了明确规定。既然有据可查有规可依，各地各部门就一定要用好这个“杀手锏”，让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形成强大的威慑力。只有对参与公款旅游的组织及党员干部坚决予以严惩，绝不手软，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才能让他们不敢违纪也不愿违纪，最终达到不会违纪的目的。

　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集中督查、定期检查、随机抽查和专项检查，坚持抓早抓小，严格执纪问责。只有做到上下齐动手，全民共监督，才能刹住公款旅游的不正之风，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本色。

　【篇五】

　李建刚从县长被调整为市林业局局长后，“心里有气”“埋怨组织”，频频违反政治纪律，拒不执行党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拒绝省委，运城市委、市政府重大工作安排，认为“只有不作为才能显示自己的脾气，才能报复上级的不知人善任”。（6月13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一名县处级领导干部，为了一己私欲，竟然荒唐到如三岁小孩，晋升“糖果”没吃到，就开始跟组织给脸色、耍脾气、闹别扭，甚至赌气负气，以不作为、阳奉阴违来“报复”组织，公然向组织“叫板”，跟组织玩起了“顶牛”把戏，毫无政治忠诚、政治担当、政治品格可言，如此不讲党性的任性妄为之举，实在令人瞠目结舌。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决不允许自行其是、各自为政，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有个性、求升迁、想进步固然没错。然而，殊不知，服从组织更是党员干部的天职和本分。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组织给不给位子，给什么位子，都是基于工作需要和工作绩效的全局考量，容不得讨价还价、阳奉阴违。试想，没有组织的关心和培养，李建刚又怎能一步步走上县处级领导岗位，如果一“位”不合就“闹情绪”“撂挑子”，置党和人民的事业于不顾，又岂是负责任的表现？同样，如若人人都对组织的安排心生抵触，甚至拒不执行，组织的威信又何在？此类不服从组织的干部，在个人利益与组织要求相左时，又岂会舍私利取公义？在面对权钱诱惑时，又岂能守得住底线红线？

　讲政治讲服从是对党最大的忠诚。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还需“三敬三畏”，把握好讲政治讲服从的生命线。

　要敬畏组织。要始终坚持不讲条件讲政治，不搞变通搞认真，不打折扣打胜仗的政治本色，保持心中有组织、脑中有党性，组织要求不说的话坚决不说，组织要求不做的事坚决不做，恪守党的章程，严守党的秘密，执行党的决定，为组织着想，替组织分忧，对组织负责，维护组织权威，接受组织监督，服从组织安排。

　要敬畏职位。要还原“公仆”本色，将“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的思想意识融入党性灵魂，把组织安排的职位理解为一种信任、一种责任、一种考验，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俯下身子，放下架子，立足本职岗位，主动谋事，潜心干事，力求成事，真正勤廉从政，事事尽职，不图权轻权重，清白做人，处处守节，无意患得患失。

　要敬畏纪法。要对纪律法律常怀敬畏之心，遇事多想纪法要求，办事多想纪法规矩，处事多想纪法影响，“言”而有虑、“为”而有理、“行”而有戒。要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对如李建刚之流的懒作为、慢作为、不作为、阳奉阴违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开刀问诊，敢下猛药，勇治沉珂，坚决不当“撞钟和尚”，不作“公堂木偶”。

　政治可靠性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第一位的要求。党员干部之于组织，讲政治须置首位，求位子需排末位。唯有将讲政治讲服从的政治底色嵌入思想灵魂，把跟组织叫板的“牛气”关进纪律规矩的“牛栏”，方能让党性“入流”，既做好“老黄牛”，又当好“孺子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