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发展、环境规制与能源效率研究
时间：2023-06-19 16:35:0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温 馨，卢 青，王莹莹
(1.四川石油天然气发展研究中心；
2.西南石油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500)
近年来我国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2020年我国提出“双碳”目标，进一步体现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控制环境污染、提高能源效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而环境规制是平衡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重要措施。由于信息不对称，环境规制不能完全实时监督企业的行为，导致其实施结果与预期并不相符，互联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这一“市场失灵”问题。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互联网及时了解环境污染信息，从而采取对应措施；
另一方面，人民群众通过互联网能够参与到环境治理的过程中，形成群众与政府协同共治的和谐局面。因此，探讨互联网发展、环境规制及二者的交互效应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可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指导。
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在互联网与能源效率的研究方面结论不一。有学者认为互联网发展能够促进能源效率的提高，如Laitner等[1]认为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使用是美国单位GDP能耗量急剧下降的原因之一；
Erdmann、Hilty[2]研究表明ICT可以提高不同经济部门的能源利用效率；
刘运材和沈琛[3]认为互联网发展对能源效率有正向影响。而李寿国和宋宝东[4]发现互联网发展与碳排放呈现倒“U”型关系：当互联网发展水平低于临界值时，碳排放量随互联网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当其高于此临界值时，结果则相反。
在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方面，相关研究可以概述为3种情况：促进、抑制以及非线性关系。Bi等[5]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可以促进能源效率的提高。王艳丽和钟奥[6]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有正向的直接效应。部分学者通过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杨先明[7]等发现环境规制会抑制能源效率的提高。张华[8]认为环境规制与碳排放绩效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但是高志刚等[9]却得出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为正“U”型关系。
关于互联网发展和环境规制的交互效应对能源效率存在何种影响的研究较少。王向前等[10]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和互联网普及率的协同作用能够促进能源效率的提升。程思佳[11]研究表明，互联网普及率和环境规制的交互效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即能够推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虽然已有学者对互联网发展和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仍然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首先，在互联网发展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中，对指标体系的构建多偏向于单一指标法，即仅使用互联网普及率来衡量，与如今数字经济时代的多维度表征匹配度不够。其次，在环境规制与能源效率的关系研究中，大部分文献以政府角度切入，忽略了代表公众环保意识的隐性环境规制，结果具有片面性。最后，关于互联网发展和环境规制的交互效应作用于能源效率的文献研究较为匮乏。
2.1 测算方法
2.1.1 互联网发展水平
本文综合《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中国信息化发展指数(Ⅱ)统计监测研究总报告》等文献，选取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技术应用、高级消费应用、知识支撑基础以及经济支撑基础等5个维度构建互联网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12-13]。
(1)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基础设施是决定互联网发展水平的前提和关键。本文选取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以及光纤密度来衡量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现状。
(2)产业技术应用。产业技术应用主要用来反映互联网在不同产业领域的发展情况，本文选取电信业务总量、软件业务收入、技术市场成交额以及专利授权数4个二级指标衡量互联网在这些领域的应用。
(3)高级消费应用。该指数即为互联网高度发达后产生的效果，本文选用电子商务交易额来衡量高级消费应用状况。
(4)知识支撑基础。该指数一方面用来反映此地区人民对互联网应用的掌握情况，另一方面反映政府对互联网发展的支持程度。本文使用教育综合指数[14]、年末就业人数和R&D经费投入强度衡量知识支撑指数。
(5)经济支撑基础。该指标主要观测地方经济对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支撑作用。本文选取人均GDP来衡量一个地区的人民对互联网消费的支付能力，从而反映出该地区经济对互联网发展的支撑作用。
选取熵权法测算各指标的权重，克服指标权重选取的主观性。其中，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表明其对综合指标的影响越大。
2.1.2 环境规制强度
本文采用赵玉民等[15]对环境规制分类的方法(显性环境规制和隐性环境规制)，构建综合的环境规制评价指标体系，测算方法为熵权法。
(1)显性环境规制。显性环境规制是国家或政府以环保为目标，颁发的各种法律法规等。本文主要从环境污染治理的角度进行分析，并将其分为投入和产出两个维度。①污染治理投入维度。选用各省份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和城市环境基础建设投资进行测度。通常情况下，这两个方面投资的力度越大，表明当地政府对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视程度越高。②污染治理产出维度。选用工业“三废”排放量进行衡量。工业“三废”排放量可以从侧面体现出该地区显性环境规制力度的强弱。
(2)隐性环境规制。隐性环境规制指个人对环境保护的思维意识，主要从环保态度和环保认知两方面衡量。环保态度凸显个体对环境污染监督的力度[16]，采用环境污染信访数测度。环保认知能够彰显出公民环保意识的强弱，选取收入水平和城市人口密度两个指标来衡量。
2.1.3 能源效率
能源效率即为能源利用效率，评估单位能源消耗投入所带来的经济产出程度。投入、产出指标个数应满足以下条件：max{m×s，3(m+s)}≤n[17]。本文以能源、劳动力、资本为投入指标、各省实际GDP为期望产出、工业“三废”排放量为非期望产出，并基于上述模型测算能源效率。具体指标说明如下：
(1)能源投入。选取2012-2019年各省能源消耗总量表示能源投入情况，单位为万吨标准煤。
(2)劳动力投入。选取2012-2019年各省年末就业人数来衡量劳动力投入，单位为万人。
(3)资本投入。选取资本存量衡量资本投入。资本在使用过程中会存在折旧问题，所以本文借鉴张军等[18]的研究，将折旧率设置为9.6%。采用永续盘存法并以2000年为基期计算2012-2019年各省份的资本存量。
(4)期望产出。选取实际GDP作为经济产出衡量期望产出。利用GDP平减指数并以2000年为基期计算得出，单位为亿元。
(5)非期望产出。本文选取工业“三废”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其中“废气”以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为代表，“废物”用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度量。
2.2 模型构建
本文旨在探究互联网发展、环境规制以及二者的交互效应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故利用2013-2019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如下所示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EEit=α0+α1Internit+α2ERit+α3Internit×ERit+∑(βControl)+μi+εit
其中，i、t分别代表省份和时间，对本文而言，i的取值范围是[1，30]，t的取值范围是[1，7]；
Internit、ERit分别代表第i个省份在第t年的互联网发展水平和综合的环境规制强度；
Internit×ERit表示互联网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的交互项；
∑(βControl)表示需要控制的其他影响能源效率的变量，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为产业结构(Strucit)、金融发展水平(FinDit)、资源禀赋(EnSourit)；
α0是常数项，α1、α2、α3、β是估计参数，μi是个体效应，εit代表误差项。
2.3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2-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的统计局官网等等，研究对象为我国30个省级行政地区(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因数据缺失，未纳入研究范畴)，时间选取2013-2019年。针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中的缺失值，采取前瞻数据库的预测结果。
表1 2012-2019年我国各省份平均能源效率指数及其分解
3.1 能源效率时空演进
MI表示全要素能源生产率指数；
EC表示综合技术效率指数，衡量制度保障和管理水平的发展情况，即为追赶效应；
TC表示技术进步指数，衡量生产技术的变化程度，即为创新效应[17]；
PEC表示纯技术效率指数；
SEC表示规模效率指数。其中，MI=EC×TC，当MI>1时，表明能源效率呈现递增的趋势，反之则相反；
同时，以上任一指数大于1，则说明其能促进MI指数的提高，反之则表明其能抑制MI指数的增长。
我国30个省平均能源效率及其分解如表1所示，排名按照MI指数从大到小的规律进行。综合MI、EC、TC3个指数来看，均大于1的省市有上海、北京、吉林和天津，表明这4个省份同时存在创新效应与追赶效应，能源效率呈上升趋势。从全要素能源生产率指数的分解情况来看，我国各省份能源效率的提升主要来自于创新效应即技术进步。分区域来看，MI、EC和TC指数按从高到低排名为：东部、中部、西部，这表明我国东部地区的能源效率、管理水平和技术发展情况最好，中部次之，西部最后，契合我国的实际发展情况，如图1所示。
图1 东、中、西部地区能源效率指数及其分解
3.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通过Hausman检验，结果强烈拒绝原假设，因此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从互联网发展、环境规制和能源效率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见表2)可知：
(1)环境规制强度ER的系数为0.099 9，表明短期内环境规制强度能够促进能源效率的提升：环境规制强度每增加1%，能源效率则平均提高0.099 9%。一方面，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会触发企业污染控制的“倒逼机制”：污染排放成本增加，导致企业利润水平下降，为了抓住原有市场甚至进行扩张，企业必须要控制污染排放的成本。这将倒逼企业进行节能、环保方面相关技术的创新，既有效贯彻了政府的环境规制措施，又提高了企业的能源效率，使社会和经济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可能会导致“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发生[19]。“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在高强度的政策下，加大技术创新投资会使得他们承担更昂贵的成本，但是不更新升级就会被市场逐渐淘汰。因此，他们就会更倾向于将企业选址或者转移到环境规制强度较低的地区，从而出现高强度环境规制的地区能源效率高、低强度环境规制的地区能源效率低的情况。
(2)互联网发展水平(Intern)的系数为0.376，且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互联网发展能够促进能源效率的提升，互联网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能源效率平均提高0.376。一方面，互联网通过互联网技术、平台和思维三大版块实现万物的互联互通，催生出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模式等，提高了经济效率和能源效率；
另一方面，互联网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有效化解供需双方的矛盾，减少了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了资源配置的综合利用效率和管理效率，最终促进能源效率的提升。
(3)环境规制与互联网发展水平交互项ER×Intern的系数为-0.58，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这表明环境规制与互联网发展的交互项会抑制能源效率的提升，其每提高1个单位，能源效率平均降低0.58。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有效解决了环境污染、环境治理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帮助公众积极地参与到环保型社会的建设中来，为公众监督企业环境规制的实施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方式和渠道。但是，企业长期处于强制性的高曝光、高舆论压力下，势必会增加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投入费用甚至挤压技术创新的研发费用，抑制技术溢出，从而间接抑制能源效率的提高。
表2 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4)在控制变量中，产业结构(Struc)和金融发展水平(FinD)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系数均为正数，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提升第二产业的比重和推动金融发展均能够提高能源效率。提升第二产业的比重能够促进能源效率的提高，其原因可能是，早期我国在重工业行业以劳动密集型的采掘业为主，能源效率较低。随着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高端制造业的崛起，产业结构向着高级化方向转型，而产业结构高级化正是能源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20]。资源禀赋(EnSour)对能源效率影响的系数为负，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资源禀赋会抑制能源效率的提升。根据资源诅咒理论，资源越丰富的地区在资源利用过程中的浪费现象就会越普遍，从而导致能源效率与经济效率受到影响。
结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因地制宜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避免“污染避难所”效应。首先，政府应根据当地的能源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情况、环境等条件制定合理的环保政策，同时在企业技术创新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在政策推进中注意循序渐进，减轻企业的压力，防止“遵循成本”效应和挤压技术研发投资现象的发生。其次，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时，应该积极借助市场机制，如通过税收价格、补贴等市场信号影响企业，给予企业更多的自主选择权，最大程度调动企业参与环境治理并落实环境规制措施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企业自主进行新技术研发，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最后，加强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总体编制，积极探索地区间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缓解“污染避难所”效应引起的区域环境矛盾。
第二，提升互联网发展水平，形成数字化协同共治局面。政府应积极推进并完善区域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发展水平；
加快实施“互联网+”战略，激励企业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绿色生产，提升能源效率；
推动政府建立数字化能效监管框架，同时鼓励民众通过互联网踊跃参与到环境治理当中，形成多方协同共治的格局。
第三，加强绿色技术创新，提升能源效率。首先，政府一方面应该加强对节能、环保等相关技术的R&D人员及经费投入，推动节能减排技术产出及转化。其次，充分发挥财税金融政策对绿色技术的金融支撑作用，通过政策创新，提高企业的成本消化能力，科学应对转型风险。最后，加强相关技术人才的培养，为科技研发储备力量。
猜你喜欢规制效应能源铀对大型溞的急性毒性效应核科学与工程(2021年4期)2022-01-12主动退市规制的德国经验与启示南大法学(2021年4期)2021-03-23懒马效应今日农业(2020年19期)2020-12-14第六章意外的收获小学科学(2020年5期)2020-05-25————不可再生能源">用完就没有的能源————不可再生能源家教世界(2019年4期)2019-02-26保护与规制：关于文学的刑法刑法论丛(2018年4期)2018-05-21应变效应及其应用中学物理·高中(2016年12期)2017-04-22福能源 缓慢直销路知识经济·中国直销(2017年3期)2017-04-16内容规制现代出版(2014年6期)2014-03-20知识产品搭售及其反垄断规制探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3年3期)2013-0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