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藏敦煌文献》摄影记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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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小宁
(清华大学 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北京 100084)
20世纪90年代，大型图集《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非佛教文献部分)》出版，(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合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非佛教文献部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年。第1-14卷于1990-1995年陆续出版，第15卷为《英藏汉文佛经以外敦煌文献目录索引》，于2009年出版。极大提高了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国际声望。当年参与项目的张弓、宋家钰先生曾撰文回顾图集编辑、出版的过程。(2)张弓《泪眼亲瞻怜落寞 暂借倩影慰故园——关于〈英藏敦煌文献〉的回忆》，刘进宝主编《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上)》，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6-183页。宋家钰《回忆·思考·期待——从〈敦煌古文献〉〈英藏敦煌文献〉的编辑出版谈起》，刘进宝主编《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上)》，第157-175页。宋家钰《英藏敦煌文献编辑、出版始末》，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网站，http://lishisuo.cssn.cn/zhuanlan/wsznwz/201406/t20140620_1794368.shtml.但是关于摄影工作，少有披露。图集的成功出版离不开高质量、高水平的图片。拍摄古文献不同于一般摄影，对摄影技术和文物保护手段皆有很高要求。笔者曾参加“清华简”红外照片拍摄，切身体会到古文献摄影的特殊性和难度。因此，对当年摄影组成员王亚蓉先生进行访谈，谨撰小文，以纪念前辈们在《英藏敦煌文献》摄影中做出的努力。
英国是世界敦煌文献“三大收藏”地之一，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英国陆续将所藏的敦煌文献拍摄成缩微胶卷出售给各国。日本、台湾利用这些缩微胶卷出版《敦煌宝藏》等图录，但仍存在模糊不清、难以识读的问题。尤其对于大陆学者来说，由于缺少清晰的原始材料和出国查阅难等原因，我国敦煌学研究受到很大限制。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弓、宋家钰在英学术访问期间，与艾兰(Sarah Allan)、吴芳思(Frances Wood)、马克乐(Beth McKillop)等英国学者酝酿重拍、出版英藏敦煌文献，最终于1987年10月达成合作协议。按照协议，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英图”)、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四方共同合作，并破例由中方负责拍照。
历史研究所原有专职摄影师，由于拍摄要求、资助条件高等原因，经领导磋商，决定选派古代服饰研究室主任王予予(1930-1997)及王亚蓉承担拍摄任务。当时，两人已在文物保护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70年代，王予予承担阿尔巴尼亚两部“二战”时期珍贵手写羊皮《圣经》的修复任务，创造发明桑蚕单丝绕网加固技术(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技成果一等奖)。他们先后主持或参与河北满城汉墓、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北江陵马山一号墓、陕西法门寺唐塔地宫等出土纺织品文物的发掘与修复，均取得了长期稳定的保护效果。王予予常说“考古现场环境复杂，纺织品文物的色彩、形制等很多信息可能稍纵即逝。要抢在第一时间记录，‘拳打脚踢’都得会。”长期一线工作中，两人练就了一身“绝活儿”，文物摄影、绘图不在话下。除了纺织品外，王予予、王亚蓉还参与了青铜器、壁画、陶器等各类文物保护工作，高水平的业务能力和科学保护理念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赞誉，正是这次拍摄任务的“不二人选”。领导动员：“希望你们牺牲一点儿个人的科研和生活，尽力完成项目任务。”
1988年10月，在有关领导和学界的重托下，王予予、王亚蓉携带HORSEMAN相机等专业器材飞赴伦敦。
浩瀚英藏文献一万五千件，中方主要拍摄汉文佛经以外的社会文书部分，先由国内著名敦煌学家宁可先生进行筛选(1989年春，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郭峰、王冀青协助)。初到英国，王予予、王亚蓉先进行了试拍。虽然135胶卷便宜、快速，但文献尺幅大、字迹小，且多模糊不清，王予予力主用120胶卷。如此一来，成本增加不少，“英国物价奇贵，仅一万张120黑白片、20卷彩片，就需4000英磅。这样，按原方案拍摄，再加购买镜头、冲洗费、运费等开销，我们的钱无论如何都不够。与使馆商谈从香港订购也无可能，因他们一年订购两次，不能单办。”(3)1988年11月20日，宁可致宋家钰的信。参见宋家钰《英藏敦煌文献编辑、出版始末》，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网站，http://lishisuo.cssn.cn/zhuanlan/wsznwz/201406/t20140620_1794368.shtml几经商议，最终采取了王予予的建议，图片的质量得以保证，字迹细小难认者加倍放大后依然清晰。
拍摄场地位于英图善本书库内，王予予、王亚蓉每天上午8时入馆，下午5时离馆，中午只一小时简单午餐和休息。出于安全管理，馆方待人员进入书库后便锁门，两人常常一待就是一天，直到闭馆才出来。拍摄工作繁重而艰难。两人事先固定好相机和三脚架，根据每卷的状况，再调试灯光和设备。有一些文书原件发黑、字迹模糊，需调整滤镜和不同曝光时间；
再有漫漶不清的文书还采用了当时先进的红外线拍摄技术。敦煌文献保存状况不一，残片不盈寸，长卷数十米。为了避免漏拍、错拍，长卷采取分段拍摄方法，一般两张照片之间接拍重复两行。每拍一张，都要编号登记，反复检查，极考验眼力和耐心。像《历代法宝记》(S.516)首尾俱全，存1064行，整卷分拍了33张照片，一拍便是大半天。
两人每天大概拍七八十张胶片，每天下班回到住所后抓紧冲洗，再次核验。有错拍、效果不佳者，次日重拍。
冲洗胶片又是一项技术活儿，显影、定影、水洗，每个步骤都要把握好时间，稍不慎便前功尽弃。王予予、王亚蓉住在伦敦大学留学生公寓，条件简陋，没有室内卫生间，更谈不上暗房。公寓走廊有许多独立小卫生间，两人每晚便占一小间，在里面来回忙活。为了节省开支，王亚蓉还要时常从垃圾桶捡回可乐瓶用来装清水和配制药液。就这样，每天忙到凌晨十二点。在外国学生眼中，这一男一女颇显怪异，纷纷流传“有两个中国人在制假酒”。王予予因长期日夜操劳，腰疾反复，只能咬牙坚持。当年的种种困难和艰辛，不一而足。
英图对敦煌文献管理严格，马克乐曾说：“我馆规定不允许外人入馆拍照。这次破例同意你们(中方)派人来拍摄，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原本对文物安全还有一丝担心，目睹两人的工作后，英方评价“还没看到像中国人这样认真工作的。”“王予予、王亚蓉夜以继日地工作，原定去爱丁堡及一些约会也不去了。”(4)1989年5月31日，宁可致宋家钰的信。
英图设有敦煌文献善本库，库房恒温恒湿，写本放在特制的玻璃门木柜中。同时，也进行了一些修复工作，或用薄纸条衬粘到卷子破损处的背面，或用薄牛皮纸作衬纸托裱。由于收卷时较为松散，“很多长卷打开之后就像瓦垄似的，高低起伏”，王亚蓉形容。除修复之外，还有一部分保持原状。历经千年，有些古卷脆化、板结或糟朽，每展阅一次都面临风险。这些都为拍摄带来不少困难，煞费思量。
为了避免对文物的二次伤害，王予予、王亚蓉格外谨慎。拍摄前，认真辨识古卷的保存状况，再凭借丰富的文保经验和手法，小心铺展。拍摄中，往往还需要进行除尘和一些特殊的平整处理，才保证每张照片没有出现明暗不同的阴影(图1)。拍摄古文献，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资料的完整性，片纸只字也不可轻视。之前的微缩胶卷遗漏不少经卷背面内容，因此大家十分重视卷背文字，有些极少、漫漶不清的字迹也不漏拍。敦煌文献中装帧形式复杂多样，如经折装、线装等，都需要进行细致精微的处理(图2)。拍摄完毕，两人对文书精心收卷和保存，再移交英方。整套流程下来，整批文献得到了一定清理和保护。
图1 原件高低不平，拍摄中要进行特殊的平整处理
图2 以麻线装订的小册子，揭展时需注意是否粘连、散落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最终拍摄了约一万张敦煌文献原始胶片。
1989年6月，王予予、王亚蓉将这些珍贵的资料带回北京。后经编委会整理和出版社图像处理，《英藏敦煌文献》刊布了7000张黑白照片，400多张彩照，为学界提供大量拍自原件的清晰照片。(5)第1-11卷收录英国国家图书馆藏S.6981之前的汉文佛经以外的文献，主要由王予予、王亚蓉拍摄，少部分由英国国家图书馆补拍。第12-14卷收录英国国家图书馆藏S.6981以后的文献，以及英国国家博物馆、原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非佛经文献，由摄影师庄小明于1990年后拍摄。图集质量上乘，阅之如睹原卷，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反映英藏敦煌文献最清晰、最完整、最准确的版本，敦煌文献原件也得以更好的保护。
“除了把敦煌文献‘带回’中国，希望你们也能帮英国做一点儿事情。”艾兰教授提出，著名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W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正在筹建中国艺术馆，大批中国明清各类服饰及丝绸文物无人能整理，希望两位中国纺织考古专家协助。1987年下半年，香港收藏家徐展堂先生偶然游历该博物馆，看到印度、埃及等各国珍宝专馆，唯独不见中国馆。打听得知馆内收藏的一批珍贵中国文物，由于缺乏经费而被堆放在库房中，旋即捐资500万英磅筹建中国艺术馆。王予予、王亚蓉被徐展堂先生的爱国情怀所感动，更不忍中国文物湮没。
紧张的拍摄之余，两人每周三在维多利亚和阿系伯特博物馆工作。他们主要对纺织品文物进行鉴定、分类、定名，并附写文字说明，也有了不少新发现。1991年6月中国艺术馆开馆，展出600件中国艺术珍品，全部说明使用中英文两种文字，在欧洲展览历史上还是首次。两人扎实的纺织文物水平也得到了博物馆认可。2005年，王亚蓉受邀对该博物馆藏缂丝文物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调研，并指导馆藏文物保护工作。
休息日也不得空闲。王予予、王亚蓉受邀为伦敦一些大学和博物馆举办了中国服饰文化讲座。江陵马山一号墓、法门寺地宫等幻灯片展示后，一下子吸引了英国各界的目光。早从1985年起，王亚蓉就开始马山一号墓织物的工艺复原和复织研究，逐渐破解了服饰腋下“嵌片”的名称和功能问题。这种结构的服饰上身后，胸部前耸，腰部自然收敛，系上腰带后既方便动作，又保持仪态静雅。中国服饰专家威尔蒂(Verity Wilson)教授不吝赞美之词：“中国人真了不得，2000多年前就用平面剪裁做出了立体剪裁的效果！这些精美的战国刺绣纹样是中国毕加索设计的！”
王予予、王亚蓉埋头在浩瀚的“故纸堆”里，光影之间，定格千年。
工作中经费有限、时间紧、任务重，生活上也“捉襟见肘”。王予予、王亚蓉两人在英国的资助，每人每月只有250英镑，在维多利亚和阿系伯特博物馆也仅一餐午饭。除去住宿、吃饭等日常开销，所剩无几，有时还贴钱买设备。“沈从文先生总说，爱国是具体的”，王亚蓉回想过往的种种，“身在异国他乡，亲手触摸到这些流散的国之瑰宝时，这些苦不值一提。”
图3 敦煌画迹中所见行脚僧(《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插图九四)王亚蓉绘
王予予、王亚蓉早年协助沈从文先生编纂《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引用敦煌资料约80处，莫高窟壁画约45处(图3)，并有《唐敦煌壁画甲骑鼓吹》《唐敦煌壁画乐廷瓌夫人行香图》《宋初敦煌壁画农民》等多个专题。大家对敦煌有着别样情愫，沈先生也一直关心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物。1951年4月，他参加北京历史博物馆(1959年更名中国历史博物馆)《敦煌文物展》的陈列工作，看到出版的海外敦煌图录被“束之高阁”，指出“爱国主义的提倡，有一个具体切实的方式，即有什么值得爱，必需提出来让人知道”(6)沈从文《敦煌文物展览感想》，《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5期，第127-134页；
收入《沈从文全集》第3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06页。，强调让更多人了解敦煌遗产。1988年5月，沈先生病逝。尊者已去，先生的心愿一直萦绕两人心间。
回想20世纪50年代前，向达、王重民等前贤远渡重洋，搜集寻访敦煌遗书、伏案逐字抄录，令人心酸。让宝卷“回归”是几代中国学人孜孜不倦的追求，王予予、王亚蓉深知重任在肩，任劳任怨，不敢丝毫懈怠。“不想工作的人，多好的条件都不去做；
想工作的人，什么条件都能干。”这是沈先生最常说的一句话。耳濡目染下，两人身上都带着不怕苦不怕难的韧劲儿、不计个人得失的淡然。“项目的成功离不开所有人的努力，大家精诚合作给了我们很多动力。”王亚蓉回忆，吴芳思、艾兰等英国学者鼎力相助，为项目奔走筹集经费。艾兰教授精通汉学，热情爽直，常常担任两人的英文翻译，大家笑称是“大鸟”领着“小鸟”。拍摄工作中，双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留下中英学术交流史的一段佳话(图4-6)。
图4 《英藏敦煌文献》中英相关人员(艾兰、马克乐、宋家钰、王予予、王亚蓉等)
图5 《英藏敦煌文献》工作组与李约瑟教授(宁可、艾兰、王亚蓉等)
图6 《英藏敦煌文献》工作组(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关源博、王予予、王亚蓉等)
《英藏敦煌文献》为我国积累了宝贵的海外拍摄经验，之后多家单位相继开展俄藏、法藏及各地散藏敦煌文献的拍摄和出版。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敦煌文化属于中国，但敦煌学是属于世界的”“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性展陈活动和文化交流对话，展示我国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成果，努力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英藏敦煌文献的整理和刊布，为敦煌学的国际研究树立典范。随着国内外合作不断深入，敦煌文献借助数字化手段逐步实现全球共享，敦煌学研究也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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