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的优势论析

□ 齐卫平

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党的二十大建构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具有重要分量，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中央概括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9个本质要求中，“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居于首要地位。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议题，中国式现代化遵循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本质要求，与充分发挥国家治理实践中党的领导优势相统一。新时代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充分显示了我国国家治理的卓著成效。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已经超越了工业化、科学技术等生产力和物质层面的发展阶段，国家治理成为认知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各国治理的比较优势集中体现在国家现代管理的水平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历史自觉和精神主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的“中国之治”成功经验。本文拟从多个维度诠释我国国家治理实践中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优势，以期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深入发展中，更加坚定地把握好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个重大战略定力，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根本保证。

国家的发展过程就是国家的治理过程，治理水平高低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发展程度。人类社会形成国家后的演进中，从纵向看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治理发展阶段，从横向看呈现出各个国家治理的不同样式。当今时代，“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我们所推进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23页。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的全面领导。

如果说先行起步的西方国家走了一条以资本主义市场推动的现代化道路的话，那么，我国走的则是一条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力量推动的现代化道路，两条道路形成经济主导与政治主导的显著区别。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代化建设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然而，现代化绝不是经济现象，而是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等在内的系统构造。较长时间里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初期的认知显然具有历史局限性，这样的认知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而显得肤浅。党的二十大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的全面论述，以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思想形成当今世界认知现代化的最新成果，大大超越了既有的认知水平。

近代中国社会先进人士追求现代化最初形成的是模仿西方国家道路的思维，从学习“船坚炮利”开始，到开办工厂，引进机器、电讯、铁路以及自然科学，就是试图以经济为主导把中国引上现代化道路。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这条道路屡试屡败，根本找不到实现现代化的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推进现代化发展中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凸显先进政党主导现代化的政治优势。

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就是从政治上认识现代化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2)《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2页。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这些观点确立了在中国搞现代化建设的政治思维，对引领我国现代化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创新实践中，习近平就推进中国现代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内容丰富，理论深刻，为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精辟揭示我国现代化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强调必须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领导，“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优势、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优势同坚持新发展理念的理论优势统一起来，推动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在职能配置上更加科学合理、在体制机制上更加完善、在运行管理上更加高效。”(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46页。这是从政治高度揭示中国现代化的比较优势，赋予中国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内涵。

从政治思维认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核心问题是解决方向问题，作为体现国家意志和社会意愿的整体行为，国家治理总是循着一定的方向和轨迹开展。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回答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67页。要回答好“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6)《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99页。。这就是方向问题的揭示。对于国家治理来说，确定方向就是明确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前进。中国共产党就是引领方向的核心主体，在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举高旗帜、走正道路、饱满精神、锚定目标，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党的领导引领国家治理的方向，是团结带领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保证。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具有领航把舵的意义，方向偏了就会南辕北辙，从而陷入邪路迷境。“治理好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50页。“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33页。习近平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国家治理现代化坚持正确方向必须充分彰显这个最本质的特征，充分发挥这个最大的制度优势。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得到根本扭转，靠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昭示正确的前进方向，找到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历史证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以“中国之治”创造现代化建设举世瞩目的成就，最根本的就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就一定能够确保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前进。”(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5页。这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在百年奋斗实践中得出的重大历史结论。坚定不移走好党的全面领导必由之路，是引领国家治理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人治方式的国家治理向制度方式的国家治理转变，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表征。这个历史性转变使国家治理不再是按照主观意志随意任性的作为，而是遵循客观规律秩序运行的规范。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党治国理政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根本制度基础，不断加强制度建设为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中，邓小平提出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重大论断，不仅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成为指导国家建设的遵循准则。“党坚决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体制改革，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断形成和发展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体制机制。”(10)《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8页。在党中央领导下，一系列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形成国家有序治理的体制机制，在创新发展中不断健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1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始终遵循制度规范，推动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制度建设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实现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体系建构的突破性发展。有两次重要会议具有代表性，一次是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一次是2019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第二次会议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加强制度建设成为共同的聚焦点。习近平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比拟，指出它“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12)《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63页。。同时，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行的专题研究和部署作出“是从政治上、全局上、战略上全面考量，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作出的重大决策”的评价。这两次会议相隔6年，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认识不断深化，实践深入发展，成为新时代十年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一大亮点。

国家治理现代化重大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这个重大问题形成认真思考。把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原创性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实践的执政诉求，为把农业国转变成为工业国不懈奋斗、形成“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呈现一条循序渐进的现代化建设历史轨迹。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创造性地从现代化视角提出国家治理重大议题，以现代化为坐标研究和部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思想认识升华的重大战略性成果，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历史大势、洞察时代走向的睿智，为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新的领域。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的发展，促进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为推动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成熟成型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习近平把这些历史性变革称之为“一场思想理论的深刻变革”“一场改革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一场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一场人民广泛参与的深刻变革”(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33页。。这四个“深刻变革”的论断蕴含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全面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发展以制度体系构建为鲜明特征。自执掌全国政权开展治国理政起，党的制度建设的实践一以贯之，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规范性依据。然而，由于分散于各领域的制度缺乏体系性的配套设计，国家治理中制度的合力作用发挥受到一定的影响和限制。面对“啃硬骨头”“涉险滩”的艰巨任务，“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09页。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密相联系，就是要实现制度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融为一体。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有机整体，依赖国家制度体系才能合起来产生相辅相成的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制度体系建构的历史性文献。该决定在从13个方面总结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优势的同时，提出了13个方面的制度体系建构任务。这些任务包括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具有制度体系的集大成的意义。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任务中有6项直接使用了“体系”标明构建的要求，其它7项的每项任务下面都列出多个体制机制和相关制度的建设要求，体系建构的思想和进路非常清晰。由此体现的从制度建设到体系建构的突破性发展，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巨大的奋斗动力和创新空间。

在《决定》提出的制度体系建构任务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摆在第一位，凸显了党的领导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统领作用。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党的领导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15)《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305页。政治学原理告诉我们，制度以刚性约束的功能形成行为规范。每项制度都具有规范意义。而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党的领导制度在所有制度规范中居于最高地位，是各项制度规范的灵魂。在国家治理的制度规范性中，必须充分发挥好党的全面领导的统领作用，从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制度规范的基石。

国家治理体制是按照制度规范开展各项社会事务管理的运行框架，体制在制度基础上形成，制度的有效执行以构建完善的体制为保证。国家治理体制受国家治理制度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决定国家治理体制的建构。世界各国国家制度的性质不同，国家治理体制也不一样。以政党、国家、社会利益高度一致性为鲜明特征的我国国家治理制度，在国家治理体制系统建构上具有显著优势。

一些政治学家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关系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都相互关联。马克思主义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理想社会的图景，是对现代化最高境界的揭示。从当今世界各国现实看，即使是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在全面发展上都存在很大的缺陷。这当然与现代化进程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有关，但国家治理体制系统协调性不足也是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形成的国家治理体制总体上是协调的，但由于我国受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物质匮乏、商品短缺等情况的掣肘，以及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国家治理体制建构的实践探索遭遇过挫折。改革开放前党中央曾于1954年、1956年、1970年集中进行过三次行政体制的改革，目的就是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理顺国家治理体制。改革开放后，党领导人民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中，坚决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要求和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行政体制，以完善政府职能体系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为国家治理体制的现代化建构积累了丰富经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推动了国家治理体制的协调发展。

新时代十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建构国家治理现代体系出发推进体制改革，啃下了很多“硬骨头”。首先，2013年11月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8年改为“领导委员会”)，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主任)，“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1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44页。这个重大举措树立了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统一谋划、部门协调、部署落实的最高权威。其次，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放权、管理、服务齐头并进，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取消和下放权力, 尤其是进行审批权改革, 加强市场监管, 不断优化公共服务,推进了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 五年来, 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削减44%，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中央政府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减少90%, 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压减74%。(17)《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07页。这一系列改革为释放国家治理多元主体的活力创造了条件。第三，全方位建构国家治理体制，强化党的统一领导。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部署，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
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1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12-513页。党的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分别就修改宪法、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作出部署，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中央审计委员会、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等。通过这些重大举措，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得到解决，一些利益固化的藩篱被打破，“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1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7页。极大提高了国家治理体制系统协调、相互支持、合理运行的水平。

党领导国家治理体制系统性建构，以理顺党政军各部门职能关系为路径，作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排决定了党的领导体制与国家治理体制密不可分，国家治理体制以落实党的领导为根本原则，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基本框架都以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为根本原则。国家治理体制的系统建构，促进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中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最大制度优势，提供了完善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坚实的组织基础和有效的工作体系。党的二十大作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部署，从“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等方面，提出完善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的要求。(20)《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1页。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架构之中，是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个本质要求的题中应有之义。

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连在一起提出来，体现党中央的高瞻远瞩。20世纪后期，鉴于东欧剧变、苏共垮台以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执政的大党纷纷遭遇失败的教训，党中央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摆到重要位置，作出全面部署，采取一系列举措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新聚焦点。

能力体现驾驭事物的本领，能力强弱直接影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完成。没有卓越高超的国家治理能力，再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也难以有效运转起来。从党的十八大强调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主线，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到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形成新的部署，强调全面增强执政本领，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实践创新的着力点。习近平指出：“领导十三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21)《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48页。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的要求。这八个执政本领既与新时代前党中央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任务的思想一脉相承，又集中体现了聚焦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建设的鲜明特点。新时代十年来，党结合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动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形成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性的深刻认识。

第一，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维能力。思维能力由方法论决定，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以科学方法为指导。习近平反复强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方向。在实践过程中，习近平提出了许多加强思维能力训练的要求，不仅提出增强辩证思维、创新思维、系统思维的要求，而且还提出增强历史思维、战略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精准思维、专业思维等原创性概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的科学方法论，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提高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要在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维能力上下功夫。

第二，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统筹能力。我国国家现代治理体系的合力作用通过统筹能力来实现，协调好国家治理方方面面的关系，是提高统筹能力的实践要求。新时代十年伟大实践中，全面推进深化改革，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都是国家治理统筹能力现代性的体现。习近平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强调：“我们党要领导一个十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稳中求进、协同推进，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2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47页。这些必须做到的要求是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统筹能力的根本遵循。

第三，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执行能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行动方略，高效执行才能使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实践中落地。执行力不强，形成的制度就会陷于虚置、空转的境地，国家治理的实践就会形成梗阻、断层的局面。现实中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搞选择性、灵活性、变通性执行的现象，严重削弱党对国家治理的领导力，必须予以切实解决。习近平对制度的刚性作用作了突出强调，要求各级领导各个部门必须反对和杜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思想和行为，不折不扣地执行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习近平指出：“在贯彻落实上，要防止徒陈空文、等待观望、急功近利，必须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意识和夙夜在公的责任意识抓实、再抓实。”(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7页。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执行能力，是畅通国家治理各环节的重要保证。

第四，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抗压能力。在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科学技术高端化、信息传播网络化等环境下，各国治理一方面遇到发展的机遇，另一方面也带来诸多严峻风险挑战。抵御风险挑战的抗压能力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应对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关键在党。”(24)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58页。习近平指出“没有一个国家、民族的现代化是顺顺当当实现的”，“我们党建党近百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我们要增强机遇意识、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化危为机”，“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聚力攻坚克难的根本保证”，(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59、106、122、134页。“我们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26)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9页。这些重要论述，凸显了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抗压能力的极端重要性。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治理现代性能力不能简单理解为行政能力，更要从党的领导能力上加以深刻把握。党的领导能力不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能力就无从谈起。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切实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27)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8页。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与提高党的领导力相辅相成。这是党中央把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聚焦点的战略考量，也是从党的领导角度加深认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性的逻辑所在。

国家治理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既有内部结构，又有外在层面。内部结构主要表现在核心中轴、制度设计、组织设置、计划部署、运行机制等方面。外在层面主要表现在领域分布、过程关联、环节铺展、任务安排、目标指向等方面。国家治理的内部结构与外在层面相统一，才能确保国家治理形成格局的全面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中，一方面不断进行国家治理内部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形成国家治理外在层面的布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注重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发展的关系，树立建设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奋斗目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28)《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9页。，“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2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2页。国家治理布局的日益完善为新时代创新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在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向前推进的创新发展中形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国家治理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法治、国防和军队、国家安全、“一国两制”、外交建设以及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要在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和体现。“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哪个领域、哪个方面、哪个环节缺失了弱化了，都会削弱党的力量，损害党和国家事业”，(30)《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75-276页。“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党是领导一切的，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军队，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企事业单位，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既各负其责，又相互配合，一个都不能少。”(31)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9-10页。习近平的这些重要论述精辟揭示了国家治理的全领域覆盖现代化理念。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看我国国家治理优势，有两个显著特点至关重要。一是党长期执政，二是党全面领导。强化党的领导是巩固执政地位的前提，党的长期执政以党的全面领导为保证。党的长期执政和全面领导打造了我国富有韧劲的国家治理体系，锻造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治理能力。世界上许多国家机械采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理论，客观上造成政党与国家截然分开的结果，竞争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制度完全相脱离，执政党因缺乏集中统一领导的权威根本没有可能扮演国家领导角色。这样的制度设计给政党执政带来不确定性、可变性甚至是暂时性的因素，因此不可能在国家治理中形成像我国这样定期制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规划)、重大领域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规划纲要，也不可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三步走”发展战略、“两个十五年”步骤安排。

新时代十年伟大历史性变革，体现党的领导覆盖国家治理各领域的成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历史决议重点从13个方面总结新时代各个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正是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发展作出的实效证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坚持党的领导不仅在理论上有了新认识，而且在实践中有了新探索，完善了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32)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1-12页。坚持把党的领导贯彻和体现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贯穿和落实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个时段和整个过程，必须在国家治理中不留领域盲区、方面遗漏和环节缝隙，确保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得到全方位的发挥。

国家治理需要资源支撑，现代国家治理建立在充裕的资源基础上。从大的方面说，国家治理资源可以分为三大类型。一为行政资源，包括主体组织、制度和体制机制等；
二为人力资源，包括党员、干部、群众等；
三为物质资源，包括生产力、自然条件等。经验告诉我们，资源只有实现高度整合才能发挥最大价值，国家治理资源分散性与集中使用的矛盾是各国治理面临的普遍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的各种资源通过统一安排发挥作用的特点自始至终，党的领导为整合国家治理资源提供了政治前提和制度保证，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国家治理各种资源都在党的领导下统一安排、集中使用、合理调配，整合资源使党在领导国家发展进步中有效克服了许多困难，从而成功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面貌，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将中国带进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进程。

党领导国家治理在物质资源整合方面的效能最具直观性。资源是动态发展的，既有可能流失和减少，也一定有丰富和增加，各种资源日益丰富才使国家发展进步成为可能。相对而言，物质资源是国家治理各种资源中变量系数最大的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一百多年的统治以及长期遭受战争破坏，国家建设资源非常匮乏，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供给紧张，再加上地域广袤、城乡差异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突出，如何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使用成为党进行治国理政的棘手问题。党首先采取计划经济体制，通过指令性计划统一调配各种物质资源，取得了恢复国民经济、奠定经济基础、平衡区域发展等方面的成绩。改革开放后，党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国家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商品充裕，物质资源得到极大丰富，为国家治理的物质资源整合创造了良好条件。

新时代十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国一盘棋推进国家整体性发展，国家治理的各种资源形成高度整合，为推进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提供了强大支撑。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历史决议把“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作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是对党整合国家治理资源推动国家发展进步的经验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国内生产总值突破百万亿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万美元，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33)《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6页。就物质资源而言，当今中国已经拥有雄厚的基础，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跨越使国家具备强大的实力，不仅在国内建设中具有施展身手的充足物质资源，而且也有了为世界作更大更多贡献的能力。

必须指出，我国国家治理的资源整合以行政资源、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相统一而彰显优势。从三大类型资源的关系说，物质资源为行政资源和人力资源发挥作用奠定基础，行政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整合为物质资源合理使用提供前提。试想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假如没有行政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有效整合，物质资源无论怎样丰富，也会产生很多矛盾。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为例，这里说的“集中”包括行政、人力和物质三种类型资源的力量集中。我国办成的许多大事，如成功举办世博会、北京“双奥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等，都充分体现国家治理的资源整合优势。事实证明，有效整合国家治理资源可以取得1+1大于2的效果、让局部资源体现整体意义上的价值、使有限资源释放出无限作用的功能。

党是国家治理资源整合的领导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需要四梁八柱来支撑，党是贯穿其中的总的骨架，党中央是顶梁柱。”(34)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1页。党在国家政权结构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地位，决定了党在国家治理资源整合中的最高权威性。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要把各种国家治理的资源有效整合起来发挥整体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各种资源在统一安排下相互支撑，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3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6页。，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奋斗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36)《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的新阶段，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只有坚定不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全面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充分发挥好党领导国家治理的优势，对于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相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必将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更大的比较优势，中国式现代化必将展现出更为旺盛的生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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