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咏史诗对《史记》人物意象的拓展

苏悟森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1400)

咏史诗是对历史人物、事件进行歌咏、评论，并借以言志抒情的一类诗歌题材。咏史诗的各种类型在汉魏六朝都已出现并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无论是班固《咏史》开创的传体咏史，还是左思《咏史八首》开创的论体咏史，亦或是南朝蔚为大观的怀古咏史，都展现出咏史类诗歌题材的独特风貌。《史记》作为一部记录历史人、事的集大成史书，必然成为咏史诗的重要取材对象。而且，《史记》对汉魏六朝诗歌最直接最明显的影响，也就体现在咏史诗这一诗歌题材上。汉魏六朝的咏史之作，在取材《史记》的过程中，不断地拓展着《史记》的人物形象，并使之成为诗人们表达自己所思所想的意象，而《史记》中异彩纷呈的人物，也正是通过后代诗歌的反复吟咏而得以重生。

传体咏史诗是通过对历史情境的再现，表达史情史意的一类咏史诗。这类诗歌的创作在魏晋时代呈现出繁荣局面，在南北朝时代却走向衰歇。

班固《咏史》是最早取材《史记》的传体咏史诗。全诗一五一十地再现了缇萦救父的全过程，基本上是对《史记》情节的复述，但也并非毫无独创之处。“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两句，即传神地刻画出缇萦忧心如焚、慷慨陈词的状态。并且，班固曾受不肖子牵连入狱，因此“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的感慨里，实际上正包含着诗人自己的人生感喟。故而，钟嵘在评价班诗“质木无文”的同时，也肯定了它“有感叹之词”。由此可见，班固开创的咏史传统，正是一种寓抒情于叙事的传统。

魏晋诗人在继承班诗的同时，往往以出神入化的细节描写超越了班固的《咏史》诗，从而丰富了传体的咏史传统。王粲和阮瑀的咏荆轲之作，即体现出较高的艺术性。王诗选取了易水送别这一特定场景，渲染了荆轲刺秦的悲壮氛围。阮诗虽是对荆轲刺秦过程的叙述，但重点却聚焦于对易水送别场面的描写，其中“举坐同咨嗟，叹气若青云”的侧面烘托，正传达出诗人对荆轲悲剧结局的惋惜与伤悼。除了一事一咏之外，曹丕、曹植等人往往一题多咏，一首诗串联了众多历史人、事。曹丕《煌煌京洛行》一诗即是通过对“淮阴五刑，鸟尽弓藏。保身全名，独有子房”等一系列历史现象的叙述与评价，表明了自己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曹植《精微篇》一诗则歌颂了众多历史上的奇女子(也包括救父的缇萦)，其中“盘桓北阙下，泣泪何涟如”的动作描写，正揭示出缇萦忧虑惨怛的心理状态，这是对班诗的进一步发展。建安时期的咏史诗，由于注重对历史人物内心情感的挖掘，从而具有了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正始及两晋时期的咏史诗，往往着意强调、铺陈历史情景，从而呈现出张弛有度的戏剧性。阮籍《咏怀·其六》即吟咏了邵平种瓜的故事：

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1]

司马迁在《萧相国世家》中虽然记录了邵平的故事，但仅仅是一笔带过，并无多少铺陈之词。阮诗却通过对邵平隐居生活的精心描绘，赞美了故东陵侯安贫乐道的过人智慧，从而传达出“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的人生感怀。傅玄《惟汉行》一诗更是声情并茂地重现了鸿门宴场景，并且诗人还着重刻画了樊哙救人于危难的英雄形象，借此表明“健儿实可慕，腐儒安足叹”的真实心声。卢谌《览古诗》的构思与司马迁《廉颇蔺相如列传》一脉相承，即通过对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故事的叙述，展现了廉颇和蔺相如鲜明的个体形象，并传达出诗人对蔺相如智勇盖世的倾慕之情。

除了详细描摹历史场景的咏史诗外，宏观评论史事之作也为数不少。张华《游侠篇》即是对战国四公子的吟咏，诗人分别选取了四公子本传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刻画了为国解难的卿相之侠形象。虽然诗人在结尾处表明了“我则异于是，好古师老彭”的价值趋向，但不得不承认，《史记》所呈现的“翩翩四公子，浊世称贤明”的侠士风范，还是激起了张华心底的情感波澜。而左思《咏史诗》，则是对“李牧为赵将，疆场得清谧”史事的直接评述，其评论史事的客观冷静里，正透露出作者的卓越史识。此外，袁宏《咏史诗》也表达了对历史的洞见：

周昌梗概臣，辞达不为讷。汲黯社稷器，栋梁天表骨。陆贾厌解纷，时与酒梼杌。婉转将相门，一言和平勃。趋舍各有之，俱令道不没。[2]

袁宏是东晋著名史学家，对史书十分熟稔，此诗即是对《史记》人物的评价。诗人在诗中展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能臣类型：一种是以周昌、汲黯为代表的耿直讷言型，一种是以陆贾为代表的能言解纷型。二者虽表现形态不同，但都殊途同归地完成了为国尽忠的使命，因此，诗人都给予他们同样的肯定和赞美。

魏晋的传体咏史诗人，陶渊明是集大成者。他既有描摹历史场景的咏史之作，如《咏荆轲》一诗；
也有评论历史人、事的咏史之作，如《读史述九章》。陶渊明《咏荆轲》是对王粲、阮瑀咏史诗作的继承与发展：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3]

陶诗叙述了荆轲为燕丹知遇到受命刺秦的全过程，其夹叙夹议的语言中，往往杂以诗人强烈的情感。“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的环境描写，是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情景还原，甚至它比《史记》中记载的荆轲原诗更具即视感。而诗人“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的感叹，既是对史迁观点的认可，更流露出对荆轲失败的惋惜。并且，在“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的咏叹声中，陶渊明自己的济世志向也依稀可见。相比于《咏荆轲》的生动传神，《读史述》则呈现出别样的冷静风采。陶渊明在小序中交代了写作背景：“余读《史记》有所感而述之”，明确表示是受《史记》影响后的创作。组诗分别歌咏和评论了夷齐、箕子、管鲍、程杵、七十二弟子、屈贾、韩非、鲁二儒、张长公等诸位历史人物。从选材上来看，陶渊明所选对象并非功业显赫的王侯将相，而多是品质高洁的立德之人。从语言上来看，《读史述》多是对历史人物的直接评价，客观冷静、朴实无华，如《管鲍》(《读史述》其三)篇即是对司马迁《管晏列传》交友主题的继承：“知人未易，相知实难。淡美初交，利乖岁寒。管生称心，鲍叔必安。奇情双亮，令名俱完。”[4]其他诸篇与之类似，都清晰明了地传达出诗人的历史态度，从而一一展现了诗人心目中的理想品格。

南北朝时期，传体咏史诗的创作呈现出衰落态势。南朝除了谢灵运和刘骏等人的诗歌之外，只有为数不多的“赋得”咏史诗，在无关痛痒地浅唱低吟；
而北朝也只有几首咏项羽的诗歌，尚在传递《史记》的馀温。谢灵运《诗》一首虽只有简单的四句，却含有极大的情感容量，诗歌通过对张良、鲁惠连的赞美，歌颂了忠义的爱国之情：“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5]而刘骏的《咏史》一诗，则歌颂了聂政和荆轲不可一世的英雄气魄，从而表明了自己英勇无畏的坚毅心志：“聂政凭骁气，荆轲擅美风。孤刃骇韩庭，独步震秦宫。怀饮岂若始？捐躯在命中。雄姿列往志，流声固无穷。”[6]到了陈朝，以“赋得”为题的应制咏史诗应运而生，这些诗歌文辞华美、形式精巧，但往往缺少历史的风云之气。如周弘直和阳缙的《赋得荆轲诗》，中间两联分别为“市中倾别酒，水上激离弦。匕首光凌日，长虹气烛天”[7]和“长虹贯白日，易水急寒风。壮发危冠下，匕首地图中”[8]，从中可见对仗的整齐，但始终缺乏涤荡的历史激情。只有张正见《赋得韩信诗》中“沈沙拥急水，拔帜上危城”[9]两句，约略描绘出韩信背水一战的历史画面。北朝咏史诗人对项羽事迹有着极大兴趣。北魏祖莹《悲彭城》一诗即描写了垓下之围的惨烈之状：“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尸积石梁亭，血流睢水里。”[10]隋杂曲歌辞也有《项王歌》一首，描绘了项羽乌江之败的悲哀情形：“无复拔山力，谁论盖世才。欲知汉骑满，但听楚歌哀。悲看骓马去，泣望舣舟来。”[11]至此，项羽豪壮的气魄已不复存在，弥漫全诗的是一种哀伤的氛围。

综上可见，魏晋南北朝的传体咏史诗，在继承班固《咏史》传统的基础上，多方面地拓展了《史记》的人物形象，从而表达了作者的史评和史情。

魏晋南北朝的咏史之作，除了就史论史的传体之外，还存在借史抒情的论体。论体咏史诗是通过对历史人、事的重温，表述自己的志向、兴趣和情思的一类诗歌，在这类诗歌中，咏史只是抒情的例证。

早在《诗经》和《楚辞》中就有论体咏史的先导，汉末郦炎《见志诗》更明确地体现出论体特征。郦炎两首《见志诗》分别歌咏了“陈平敖里社，韩信钓河曲。终居天下宰，食此万钟禄”的功成名就故事，以及“绛灌临衡宰，谓谊崇浮华。贤才抑不用，远投荆南沙”的怀才不遇人生。而这两种不同的历史人生，都是为了印证诗人自己积极奋发而又壮志难酬的委婉心迹。三国时期杜挚《赠毋丘俭诗》也传达了同样的心声：

骐骥马不试，婆娑槽枥间。壮士志未伸，坎轲多辛酸。伊挚为媵臣，吕望身操竿。夷吾困商贩，甯戚对牛叹。食其处监门，淮阴饥不餐。买臣老负薪，妻畔呼不还。释之宦十年，位不增故官。才非八子伦，而与齐其患。无知不在此，袁盎未有言。被此笃病久，荣卫动不安。闻有韩众药，信来给一丸。[12]

诗人在诗歌的一开头，就抒发了有志未伸的辛酸之感，接着又列举了伊尹、吕望、管仲、宁戚、郦食其、韩信、朱买臣、张释之八位起于微贱的历史名人，并通过对他们坎坷人生的叙述，表明了自己渴望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以及对壮志难酬的无限忧虑。杜诗既是咏史，也是抒情，其中间部分的历史事迹，正是为了映照诗人自己的现实人生。

西晋左思在继承上述传统的同时，更是以集大成的组诗形式，展现了论体咏史诗的特质，其《咏史八首》也就自然而然成为论体咏史诗的经典范式。《咏史八首·其六》就以独特视角，拓展了《史记》中的荆轲形象：

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13]

荆轲历来为人所称道，主要是因为他刺秦的英勇行为；
而在整个刺秦故事中，易水送别是最具感染力的抒情片段。因此历代诗人吟咏荆轲，多是吟咏其刺秦的无畏，尤其对于易水送别的悲壮场景更是大肆渲染。然而，左思却另辟蹊径，歌颂了荆轲睥睨权贵的豪迈人格。司马迁在《史记》中匠心独运地描绘了荆轲燕市豪饮的情节，这是《史记》有别于《战国策》和《燕丹子》的独创，通过这一情节的展现，《史记》成功地塑造出荆轲任侠使气的豪爽性格。对此，左思独具慧眼，继承并发扬了史迁思想，在深刻发掘荆轲任侠气质的基础上，进一步赋予了他睥睨一切、高蹈尘外的高贵品质，从而拓展了荆轲的形象内蕴。而荆轲“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的处世态度，传达的正是诗人心中的人格理想。《咏史八首·其七》也通过一系列历史事迹的展现，抒发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

主父宦不达，骨肉还相薄。买臣困樵采，伉俪不安宅。陈平无产业，归来翳负郭。长卿还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贤岂不伟，遗烈光篇籍。当其未遇时，忧在填沟壑。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14]

诗人一开始就叙述了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的坎坷经历，并通过他们昔日贫贱与后来腾达的对比，揭示出“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的历史现象。而诗人对历史现象的追溯，还是为了借古伤今，诗歌末二句，正传达出诗人怀才不遇的坎壈心声。不仅《史记》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在咏史诗中不断复活；
就连司马迁以类相从的思维模式，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代诗人。左思等人在一首诗中串联众多历史人物的写作方式，即是对司马迁连类思维的继承。这种借理抒情的思维模式，贯穿了左思《咏史八首》整个组诗，因此沈德潜评价他“咏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见”(《古诗源》卷七)，由此可见左思《咏史八首》的论体性质。

东晋陶渊明也有论体咏史诗，他在《饮酒·其三》中即表现出对《伯夷列传》的深思：

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15]

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通过夷齐“积仁洁行”却饿死首阳与盗跖“暴戾恣睢”竟以寿终的强烈对比，抒发了对天道的怀疑。虽然史迁最后也给出了“亦各从其志也”的解答，但还是流露出对“岩穴之士”“闾巷之人”湮灭无闻的不平之意。陶渊明则继续了史迁的思考，诗歌通过伯夷、叔齐以及荣启期饥寒人生的展示，表达了诗人对善恶报应的怀疑。但同时，诗人又从积善之人生前贫困却能身后传名的角度，论证了天道的公平，从而坚定了固穷决心。陶诗既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更是诗人固守穷节的宣言，其中由疑惑到解惑的思想转变，正反映出他选择安贫乐道人生由徘徊而坚定的心路历程。

南北朝时期，庾信《拟咏怀》组诗更是歌咏了《史记》中的众多人、事。庾信本是梁朝旧臣，然而侯景之乱和易代风波，使得他相继入仕西魏、北周，从此羁留朔北。虽然庾信在北朝深受礼遇，但是亡国之痛、乡关之思、臣子之节等诸多问题，一直成为他心头的困扰，始终无法释怀。《拟咏怀》组诗即是其心结的反映，例如组诗第五首就表达了对臣子气节问题的思索：

惟忠且惟孝，为子复为臣。一朝人事尽，身名不足亲。吴起常辞魏，韩非遂入秦。壮情已消歇，雄图不复申。移住华阴下，终为关外人。[16]

诗人通过对吴起辞魏、韩非入秦的吟咏，指责了离弃父母之邦入仕他国之臣对忠孝的违背，从而传达了他自己“移住华阴下，终为关外人”的痛苦之情。在庾信的诗中，历史人生与现实人生水乳交融，诗人“惟忠且惟孝，为子复为臣。一朝人事尽，身名不足亲”的感叹，既是对吴起、韩非的定位，也是对自我选择的检讨，同时更是对二臣人生的普遍思考。除了吴起、韩非之外，庾信还特别喜欢歌咏项羽、荆轲、李陵等人。例如组诗第十首即是对荆轲和李陵的悲叹：

悲歌度燕水，弭节出阳关。李陵从此去，荆卿不复还。故人形影灭，音书两俱绝。遥看塞北云，悬想关山雪。游子河梁上，应将苏武别。[17]

很显然，这里的李陵事迹并非取材《史记》，而是取材于《汉书》的苏、李别离情节；
但荆轲故事多是受了《史记》的影响。在庾信诗中，易水送别已不复怒发冲冠的豪壮，只剩下一去无返的哀伤。荆轲英勇无畏的侠客气质，在这里已荡然无存，诗歌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悲歌自怜的游子形象，借以传达诗人羁留北方的乡关之思。庾信塑造的项羽形象与荆轲大同小异，庾诗中的项羽不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气魄，呈现的只是穷途末路的败北姿态：“的颅于此去，虞兮奈若何”“谁言气盖世，晨起帐中歌”。项羽的衰飒之气，正是庾信亡国后苍凉心境的反映。庾信通过对《史记》人物的吟咏，在古今一体的感伤中，完成了幽思怫郁的自我抒情。

由以上论述可知，汉魏六朝的论体咏史诗，在歌咏《史记》人、事的同时，更为张扬地抒发了个体情思。甚至大多数时候诗歌借理抒情，抒情主导了咏史，咏史沦为抒情的例证。

与传体咏史诗的创作在南北朝寥若晨星的情况恰恰相反，怀古咏史诗却在南北朝不断兴起，呈现出日渐燎原之势。

南朝宋谢瞻、郑鲜之等人的咏张良之作，是较早的怀古咏史诗。关于谢瞻《张子房诗》的写作背景，《文选》注引沈约《宋书》云：“姚泓新立，关中乱。义熙十三年正月，公以舟师进讨，军顿留项城，经张子房庙也。”[18]又引王俭《七志》曰：“高祖游张良庙，并命僚佐赋诗，瞻之所造，冠于一时。”[19]由此可知，谢瞻《张子房诗》和郑鲜之《行经张子房庙》都是应制之诗。郑诗以短短六句，高度概括了张良的辅汉之功：“七雄裂周纽，道尽鼎亦沦。长风晦昆溟，潜龙动泗滨。紫烟翼丹虬，灵媪悲素鳞。”[20]诗歌开头描述了战国以来的混乱局面，揭示了刘邦起于乱世的历史契机，结尾将张良比作托龙上升的紫烟，突出强调子房辅汉的伟大功绩。谢诗的思路与郑诗相似，只是叙述比郑诗更为详尽。谢诗开头即大肆渲染“王风哀以思，周道荡无章。卜洛易隆替，兴乱罔不亡。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殇。息肩缠民思，灵鉴集朱光”[21]的历史时局，这正是以欲扬先抑的手法，衬托出张良促成统一大业的不世之功；
接着诗人通过对张良历史贡献的一一叙述，展现出子房泽披后代的显赫人生：“伊人感代工，遂来扶兴王。婉婉幕中画，辉辉天业昌。鸿门消薄蚀，垓下殒搀抢。爵仇建萧宰，定都护储皇。”[22]郑、谢二诗虽有繁简之别，但都通过对历史情景的再现，歌颂了张良的赫赫功业，而歌颂张良实际上是为了歌颂刘裕。郑、谢二人作此诗时，刘裕尚未篡权，而是在为晋室北伐姚秦；
刘裕命僚佐赋诗的行为本身，也约略透露出其以张良自居的心理。因此，谢瞻等人的应制之诗，便投其所好地明咏张良暗颂刘裕。

怀古咏史诗在兴起之初，表现形式与传体并无二致，都是通过对历史情景的重现吟咏人、事。除了上述应制之诗以外，范泰《经汉高庙诗》则表达了对历史的沉思：

啸吒英豪萃，指捴五岳分。乘彼道消势，遂廓宇宙氛。重瞳岂不伟，奋臂腾群雄。壮力拔高山，猛气烈迅风。恃勇终必挠，道胜业自隆。[23]

范泰是南朝著名史学家，因此往往以理性的史学思维解读历史人、事，这首解读楚汉相争史事的诗作就是如此。司马迁在《项羽本纪》的赞中说道：“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并评价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24]。范泰继承了司马迁的史观，在承认“重瞳岂不伟”的同时，更揭示出“恃勇终必挠”的哲理，从而强调了德治的重要。

到了梁朝，怀古咏史诗逐渐体现出与传体的差异，即重现历史场景的比重缩小，抒发怀古幽思的部分扩大。例如萧纲君臣的咏汉高庙赛神诸诗，就体现了这样的特点。萧纲《汉高庙赛神诗》绝少提起刘邦旧事，多是在描写眼前情景，其中“欲祛九秋恨，聊举十千杯”的寥落之情，正透露出繁华转瞬即逝的幻灭之感。庾肩吾《赛汉高庙诗》也是通过“野旷秋先动，林高叶早残。尘飞远骑没，日徙半风寒”的环境描写，传达出历史的苍凉感。徐陵《和简文帝赛汉高帝庙》一诗更是详细描摹了汉高庙赛神的场景，并以“何殊后庙里，子建作华篇”结尾，赞颂了简文足传后世的横溢才情。

庾信诗歌则实现了往事与今情的完美融合。《至老子庙应诏》一诗在描写环境的同时，也追溯了老子的身世，从而构成咏史与抒情浑然一体的局面。《入彭城馆》一诗也同样如此：

襄君前建国，项氏昔棱威。鶃飞伤楚战，鸡鸣悲汉围。年代殊氓俗，风云更盛衰。水流浮磬动，山喧双翟飞。夏馀花欲尽，秋近燕将稀。槐庭垂绿穗，莲浦落红衣。徒知日云暮，不见舞雩归。[25]

诗人首先追溯了彭城馆的历史，通过楚襄王和项羽于彭城得而复失的故事，传达出盛衰无凭的历史沉重感。接着，诗人又细致描摹了彭城馆周围的自然环境，在景物依旧、人事已非的感伤中，借古伤今地抒发了亡国之痛。庾信咏史与抒情并重的怀古传统，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众多诗人。北周无名法师《过徐君墓》一诗即通过对季札挂剑故事的吟咏，传达出虚无飘渺的人生感慨：

延陵上国返，枉道访徐公。死生命忽异，欢娱意不同。始往邙山北，聊践平陵东。徒解千金剑，终恨九泉空。日尽荒郊外，烟生松柏中。何言愁寂寞，日暮白杨风。[26]

司马迁在《吴太伯世家》中记载的季札挂剑故事，本是为了说明季子诚信守诺的高贵品质。然而，无名法师的关注焦点已不再是季子的品质高下，而是徐君的死生之别。“徒解”二句本已强烈地传达出身死成空的遗憾，“日尽”四句的凄清环境进一步渲染出生命消逝的虚无。陈朝诗人张正见，在《行经季子庙》一诗中也抒发了怀古之幽思：

延州高让远，传芳世祀移。地绝遗金路，松悲挂剑枝。野藤浸沸井，山雨湿苔碑。别有观风处，乐奏无人知。[27]

诗人通过对季子让国、挂剑事迹的吟咏，赞颂了季札谦让诚信的美德；
然而“野藤浸沸井，山雨湿苔碑”的祠庙环境，和“别有观风处，乐奏无人知”的凄凉场景，凸显出季子身后的零落和冷清。在这生前身后的对比中，诗人抒发了强烈的华屋丘山之叹。同样，陈昭《聘齐经孟尝君墓诗》也在“盛德今何在，唯馀长夜台”和“悲随白杨起，泪想雍门来”的抒情中，表达了对孟尝君的追怀。

隋卢思道《春夕经行留侯墓》一诗，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更为圆融的艺术形式：

少小期黄石，晚年游赤松。应成羽人去，何忽掩高封。疏芜枕绝野，逦迤带斜峰。坟荒隧草没，碑碎石苔浓。狙秦怀猛气，师汉挺柔容。盛烈芳千祀，深泉闭九重。夕风吟宰树，迟光落下舂。遂令怀古客，挥泪独无踪。[28]

与庾信、张正见等人的怀古诗相似，卢诗也追溯了留侯生前的丰富人生，描绘了他身后的墓地环境，然而诗人并不满足于此。诗歌笔触在留侯生前与身后之间来回转换，使得二者不断地碰撞、交织，从而形成强大的艺术张力。并且，诗人的语言也极富表现力：“疏芜”四句分别从远景和近景的角度，写出了留侯墓的荒凉；
“狙秦”二句则传神地展现了张良的精神风貌，这既是对张良性格的多方挖掘，更是对其蜕变历程的深刻捕捉。卢思道的怀古诗，与谢瞻等人的怀古诗，虽都是歌咏张良之作，但写作方式已有了很大的不同。

综上可见，南北朝时期，怀古代替传体，成为咏史诗的主流。并且，怀古诗在发展的过程中还经历了从偏重再现历史场景到抒发怀古幽情的转变，从而更深入地展现了历史人物形象的精神内蕴。

关于咏史诗的类别，历来有“正体”和“变体”之分，一般认为班固开创的就史论史传统是正体，而左思开创的名为咏史实为咏怀的传统是变体。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也区分了“传体”和“论体”：“左太冲《咏史》似论体，颜延年《五君咏》似传体。”[29]刘熙载的“传体”相当于“正体”，它是对历史人、事进行再现和评论的一类咏史诗体；
而“论体”相当于“变体”，是借历史人、事进行抒情的咏史诗体。前者侧重于就史论史，后者侧重于借史抒情。然而，二者的界限也并非泾渭分明。中国本有诗言志的传统，因此传体咏史诗也必然含有作者的情思，只不过这种情思往往蕴藏在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中隐而不彰，即使是班固的《咏史》，钟嵘也评价其“有感叹之词”；
而论体的咏史诗，在借史抒情的同时，多再现了历史场景，描述了历史人、事。因此二者虽略有区别，本质则一，它们都是翻阅古书时有感而发，从而对历史人、事进行歌咏和评论的诗歌。而怀古诗虽然与狭义上的咏史诗略有差异，多是指凭吊古迹时情从中来，从而抒发历史兴亡之感的诗歌，但是它们与咏史诗一样都是对历史题材的吟咏，这属于广义咏史诗的范畴。因此，本文将怀古诗也纳入广义的咏史诗加以探讨。汉魏六朝，无论是侧重人、事重现的传体咏史，还是借理抒情的论体咏史，亦或是吊往伤今的怀古咏史，它们都在拓展《史记》人物意象的同时，通过古今时空的连接，极大地增加了诗歌自身的抒情厚度和理性深度。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本文主要研究目的是探索汉魏六朝咏史诗对《史记》人物意象的拓展问题，限于篇幅，尚未结合一众诗人的主观因素去挖掘相关诗作选择某些特定历史人物进行书写的原因。但是不可否认，采用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或者诗人自身的角度去挖掘汉魏六朝咏史诗的创作理念、意图，进而将创作者、创作缘由及创作理论三者相结合，并最终使相关问题得到更全面的呈现，是一个值得继续努力的方向。

猜你喜欢咏史咏史诗荆轲宋代《春秋》学对史论体咏史诗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2期)2022-03-16北陵公园咏史扬子江(2021年5期)2021-09-06咏史抒怀文苑(2018年18期)2018-11-08论左思《咏史》与陶渊明《咏贫士》之异同青年时代(2018年8期)2018-05-04文言实词小课堂作文评点报·高中版(2018年8期)2018-04-13咏史诗的哲学意蕴(外三则)中华诗词(2017年7期)2018-01-22荆轲刺秦王故事作文·低年级(2017年12期)2017-12-13浅探纳兰性德咏史诗论北方文学·下旬(2017年1期)2017-03-22荆轲之死小小说月刊·下半月(2015年8期)2015-05-14荆轲之死小小说月刊(2015年8期)2015-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