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蓝的眼睛》中宝琳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
时间：2023-04-24 21:10:03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成欣燮
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中的主要角色中并没有出现种族歧视的施加者白人，而设定为受到压迫最严重的群体——黑人与女性。国内外已有通过女主人公佩科拉分析书中种族自憎的相关研究，也有针对佩科拉以及克劳迪亚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却鲜有学者探究宝琳的叙述中文本叙事的深意及其性格中的矛盾。本文将结合女性视角与叙述声音，分析宝琳如何从一位具有独立女性意识、对婚姻抱有憧憬、敢于捍卫自身权利与地位的新型女性转变为一个忽视自己的家庭、用白人的权利伪装自己的虚荣女性。
传统小说多采用男性视角，女性则是其他人凝视的对象，成型于男性人物的客体化观察中。在《最蓝的眼睛》中，部分女性从被凝视的客体变为了主动“观察”的主体，并也在此过程中产生了种种情感反应。克劳迪亚在第一人称叙述中用自己的声音描述观察的对象，而宝琳的故事中结合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在两种叙述声音中用自己的视角推动事件发展。热拉尔·热奈特将观察者和叙述者加以区分，认为观察者是在看的人，而叙述者是在说的人[1]。申丹也解释道，所谓“人物视角”就是叙述者借用人物的眼睛和意识来感知事件[2]。即使是在全知型作者的叙述下，宝琳也作为“感知者”充当着观察事件的核心人物。宝琳的视角主动建构了周围的环境与其他人物，被观察者在男性与女性中转换。这打破了传统小说中女性被定格为观察客体的男性霸权地位，塑造了一位先进的、具有主体意识的女性形象。
在有关宝琳的章节中，故事在宝琳的视角下根据时间顺序向前推进。小说中第一次对她丈夫乔利外表的描述便出现于宝琳的视角中：“那年最热的一天， 他在肯塔基的烈日下大步走来。他高大地走来，他健壮地走来，他带着黄色的眼睛和张大的鼻孔走来，他带着属于自己的乐章走来”[3]114。相反，在以乔利为主角的故事当中没有关于宝琳外表的评价。同样，两人的相识与相恋过程皆是从宝琳的视角描述的，比如：“她无忧无虑，心存感激; 他善良又活泼。她从来不知道世界上可以有这么多的笑声”[3]116。宝琳视角下的恋爱生活交织着她的个人内心情感和心理活动以及宝琳对乔利的看法与评价。此时的宝琳眼中，年轻的乔利“善良又活泼”，这证明宝琳对他的凝视已经不仅存于外表层面，而是深入至了人物内在特征。这样的“看”没有把身体进行客体化概括，而是把外在与内在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体现了宝琳作为一名女性细致的观察力与较强的分析能力。然而，乔利的故事中仅有关于自身心理活动的描写，有关两人恋爱过程的描述寥寥无几。与宝琳相比，乔利甚至连自己的内心情感都没有整理清楚，恋爱与婚姻促使他陷入了自我认知的怀疑与迷茫当中，更加无法对对方做出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可见，在乔利与宝琳的关系当中，女性在男性面前不再显得自卑、弱小，而是以一个睿智、细心、独立又真实的形象展现在了读者面前。男性却失去了“凝视”的能力，对婚姻生活“目瞪口呆”，又对孩子的降生感到“不知所措”[3]160。通过这样的视角，宝琳由被动变为主动，颠覆了男性“凝视”的传统，为挑战男性权威、提高女性地位做出了勇敢尝试。
罗宾·沃霍尔在《眼光，身体和女主人公》一文中指出，“看”是一种身体行为，是名为眼睛的器官的功能，因此“女性的身体在小说叙事背景中不仅作为“看”的载体，而且也是其他角色凝视的对象”[4]7。小说中的宝琳也处于其他女性角色的凝视当中。宝琳到了北方之后，那里为数不多的几位黑人女性对宝琳的口音和打扮“投来蔑视的目光并且窃窃私语”[3]118。这激发了宝琳对美与打扮的追求，然而，“宝琳其实并不是真的喜欢衣服和化妆。她只是想让别的女人向她投来赞许的目光”[3]118。沃霍尔提出，“看”意味着权力，被凝视象征着被压迫[4]7。这些黑人妇女在生活中从丈夫和白人那里受到压迫积攒了压力，但不会与其他黑人女性同胞携手相助，反而将还未融入群体的宝琳作为压迫的对象，通过“看”以及评价他人的外在来提高自己的社会阶级。这种因外部压力形成的自卑感的种族自憎行为正是莫里森批判的对象。宝琳作为一位有自主反抗意识的女性，她不甘心自己的身体仅仅成为外界凝视评价的客体。宝琳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掌控了用美的标准“看”别人的方式，拥有了结合外在与内在美的能力，在“看”的能力上超越了那些黑人妇女。宝琳学习如何去“看”的过程便是争取自身权利的过程，是在社会中提升自我地位的过程。因此，宝琳在迈入一个新环境的时候，懂得积极地去“看”，去思考，与自身的身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她是一位勇于在充满阶级差异与种族排斥的社会中追求平等的独立女性。
在传统的小说中，小说中的叙事者多为男性。即使是来自小说世界以外的全知型叙述者，也更多地站在男性角度。随着女性作家的崛起，越来越多小说中的女性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争夺女性的话语权。通过将女性主义研究纳入后经典叙事学领域，兰瑟在她的著作《虚构的权威》中将叙述声音分为三种模式：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以及集体型叙述声音[5]。《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的故事是由作者型叙述声音来讲述的。克劳迪亚则是个人型叙述声音的叙述者，同时也是作者自己质疑女性和种族问题的代言人。马哈菲指出，佩科拉对待歧视和压迫的反应是屈从与接受，莫里森则认为克劳迪亚对莫丽恩的挑战与反抗、对白人完美形象的质疑等才是反抗歧视的重要手段[6]。由此可见，作者型叙述声音下的女性权利被压制，个人型叙述声音成为了女性人物争取权利和地位的重要场所。作为书中唯一一个由作者型叙述和个人型叙述两种声音建构的人物，宝琳成为了由自主与自憎相互交融的女性角色。
“宝琳·威廉斯”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于她年轻时的叙述中。宝琳的个人型叙述声音中往往充满着美、勇气与希望，是宝琳自我意识的展现，口气宛如在与一个亲密的朋友讲述自己的故事。她说：“我想告诉你，当我第一次看见乔利，那就像所有颜色从那时起汇聚在一起……”[3]115。用“你”来指代读者打破了虚拟小说与真实世界的界限，增强了读者的亲近感与共鸣。宝琳的个人叙述中还结合着自由间接引语的使用。胡亚敏在《叙事学》一书中提出，“自由间接引语是一种以第三人称从人物的视角叙述人物的语言、感受、思想的话语模式”[7]。由于引导词的缺失以及人称和事态的改变，自由间接引语往往可以保留叙述者主体意识与情感。宝琳利用自由间接引语在与白种女人的对峙中取得了优势。事件一开始，宝琳首先运用了直接引语形式，加强了事件的客观性以便于获得读者的信任。随着叙述的发展，宝琳开始省去引导词，直接用自由间接引语讲述她们之间的对话。“她疯狂得像个泼妇，一直跟我说我欠她制服的钱还有她送过我一个破床什么的”[3]120。
这一段自由间接引语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自由间接引语比直接引语更加灵活，赋予了宝琳对白人的话语进行评价以及反抗的权利。宝琳引用白人的话语时可以自由排列话语的语序或者语义，对白人话语进行控制与操纵。这样的叙事安排颠覆了白人一直以来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话语方面打破了种族的等级制度。第二，宝琳在对她进行评价时说：“你要怎么回答这样一个女人，她连一个好男人是什么样都不知道”[3]121。用“你”来指代读者拉近了叙述者与读者的距离，使读者和宝琳站在了同样立场上，将白人孤立出去。宝琳的这一段叙述中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白人的姓名，并用具有一些贬低意味的“这样一个女人”来称呼她，这改变了白人至上、黑人身份缺失的现状。宝琳和乔利的姓名变为了在场，白人的姓名、身份变得模糊，白人被放置于附属地位。宝琳通过自由间接引语对白人的话语进行质疑，打破了白人在社会中高不可攀的精英形象。这样一段宝琳的个人型叙述声音中建构了宝琳自信、独立、不会在白人面前委曲求全的新型女性形象。然而，尽管宝琳觉醒过女性主义意识，成熟后的宝琳逐渐放弃了对白人的反抗，不再努力争取婚姻中的女性地位。她选择了忽视自己的家庭，沦为白人眼中“最理想的仆人”[3]127。
宝琳在小说中第一次出现于作者型叙述声音中，当时她被称为布里德洛夫太太。作者型叙述声音展现出了布里德洛夫一家压抑的气氛以及每个人的性格，丈夫乔利暴力又无能，布里德洛夫太太愤怒又野蛮。在夫妻吵架时，布里德洛夫太太的声音“刺耳得让人脑袋疼”[3]41。这种倒叙的写作手法铺垫了宝琳婚姻的悲剧结果。作为20世纪的黑人女性作家，莫里森若要通过女性的第一人称叙事为女性和黑人争取一席之地，容易被男性与白人读者质疑女子气质准则，将家庭矛盾误认为妻子的一方之言，怪罪于女性的敏感情绪。因此，莫里森通过作者型叙述声音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描述了布里德洛夫家庭的悲剧现状，疏远了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使内容更加具有信服力与权威性。
作者型叙述声音下的宝琳是被动的。即使是在宝琳与乔利刚结婚时的热恋期，隐含的叙述者也反复提醒宝琳终将面临悲剧的命运。门牙的第一次脱落象征着婚姻第一次遭受打击，叙述者暗示道：“在这个小棕色斑点出现之前，一定有某种因素和条件让它一开始就存在”[3]116。作者型叙述声音可以引导读者超越时空，从客观的立场思考事件发展的前因后果。正是宝琳身为黑人女性的地位，在她脚受伤时漠不关心的原生家庭，以及将自己一切的不幸归结于门牙上的龋洞和跛脚的悲观主义态度，致使宝琳在一次一次失败以后完全丧失与自身的种族与性别抗争的勇气，走向了不可避免的悲剧。
作者型叙述声音的另一种功能在于“超表述行为”，即从虚构故事内跳脱到外部，参与有关文学、社会和知识界的讨论，这是在当时社会背景下介入社会生活、建立女性声音的重要方式。拥有了两个孩子之后的宝琳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不再去追求浪漫或者美，也不再具有对白人的质疑与挑战精神，反而对自己的种族产生了自我厌恶情绪。作者型叙述者表述道：“于是她的成长过程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3]126，这样的手法使宝琳、叙述者、作者以及读者合而为一，有助于达成作者的写作目的，即引导读者针对这种现象进行自我反思，对现实生活中面临相同境遇的人群具有警醒意义。
最终，宝琳在白人费舍尔家庭里找到一份工作，成为了白人口中“最理想的仆人”[3]127。在这一段作者型叙述声音中，宝琳失去了自己的声音与名字，逃避并疏远了家庭与真实的自己。她为采购时感受到的敬畏而沾沾自喜，尽管这种权利和地位属于费舍尔家庭，而不属于她自己。与乔利相爱时，跛脚曾经成为她恋爱的契机和资本，当时的她敢于直面并接受自己与生俱来的问题。现在的宝琳却因为跛脚踩在高贵的地毯上不会发出不平衡的声音而沾沾自喜，尽管这种自我欺骗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跛脚问题。她在白人光鲜亮丽的生活中麻痹了自我认知，不愿去面对自己真正的种族与家庭，产生了极强的自我厌恶感。她拥有了另外一位身份：波丽，名字的缺失代表着宝琳彻底沦为了白人的附属品。她在白人家庭里脱离了身份卑微的布里德洛夫太太和拥有自我意识的宝琳，成为了白人阴影下贪图其余光的温顺的仆人。
本文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从视角、叙述声音、自由间接引语等方面分析了《最蓝的眼睛》中宝琳的女性主义意识从觉醒到衰败的过程。个人型叙述声音下的宝琳具有独立自主的女性主义意识，而作者型叙述声音下的宝琳被动地沦为了男权主义以及种族主义社会下的牺牲品。两种叙述声音共同建构了一位自立与自尊、自爱与自欺的心理相互交织冲撞的女性角色。宝琳年轻时敢于挑战性别差异、种族差异以及同为黑人之间的相互排斥，勇于通过“看”与“被看”追求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平等地位，是一位颠覆了白人与男性主导的意识形态的独立自主的新型女性。然而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压力，宝琳最终放弃了反抗，和大部分黑人女性一样将自己受到不公正后的怨气指向了同样处境的弱者，形成一种畸形的种族自憎。同时为了弥补自己脆弱的自尊，她在白人的家庭中找到了自己的角色，遗失了原本的名字和身份。
猜你喜欢最蓝的眼睛叙述者白人白人的暴行是如何将昔日被奴役者在重建时期争取到的进步变革一手粉碎的 精读英语文摘(2022年8期)2022-09-02《漫漫圣诞归家路》中的叙述者与叙述话语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9年1期)2019-11-25“我”是“不可信的叙述者”么?——鲁迅作品《祝福》中的叙事者之探讨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19年1期)2019-09-10新西兰杀戮事件凸显白人极端主义在全球影响之广英语文摘(2019年5期)2019-07-13“我”是“不可信的叙述者”么?——鲁迅作品《祝福》中的叙事者之探讨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19年1期)2019-05-28影史上第一个黑人与白人接吻的镜头，是他剪辑的！电影(2018年12期)2018-12-23莫里森《最蓝的眼睛》之生态女性主义解读现代交际(2016年7期)2016-11-17以《最蓝的眼睛》为例看异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北方文学·中旬(2016年8期)2016-11-10以比尔为叙述者讲述《早秋》成长·读写月刊(2016年9期)2016-10-21从创伤理论角度浅析《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的创伤戏剧之家(2016年17期)2016-1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