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文化冲突与融合：18—19世纪清代外销画研究①

王 岩（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广东 佛山 528000）

中国外销工艺品是18—19世纪中西方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史的见证。明清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我们可以用三种现象来概括18—19世纪中国艺术风貌的文化特征。一是文化的自主性。这让中国的外销史走出了文化转型的关键一步，即告别了国家和民族意识形态重负，这是一种对社会发展性进程的回应。二是文化的接纳性。18—19世纪中国外销艺术品的出口中，中国传统商品的生产是拥有实际控制力的，中国的海外贸易也拥有着强势的地位与话语权。三是文化的功能性。德国当代民俗学家赫尔曼·鲍辛格（Herman Bausinger）把文化财富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它们自主的物性；
另一方面是它们作为文化价值的功能。[1]而明清时期的中国外销文化就具备了这种功能性，传统民族文化的复兴和保护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民间的态度，在许多方面以特有的方式改变了民众自身对待传统以及被传承的文化财富的态度。

18—19世纪，大量从中国出口的外销艺术品纷纷涌入欧美市场，受到欧美上流社会、知识阶层的追捧。这些外销艺术品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西洋异国情调，反映了一种独特的审美趣味。“中国风”的海外流行与热捧，造就了西方国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接纳与积极探索。因此，我们以中国外销工艺品中的清代外销画为研究对象，以“他山之石”来掀开中国外销史的外岩层，进而挖掘出其深层蕴含的文化宝藏。

“中国风”（Chinoiserie）是一种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影响的欧洲艺术潮流，是指西方人在中国外销艺术品上寻求审美趣味和创作源泉的艺术倾向，以及由此产生的艺术作品，这是一种以西方文化为主体融合部分中国民间元素的特殊审美体现。“中国风”始于13世纪晚期的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他撰写的《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正是这本书激起了欧洲人对神秘东方的热烈向往与探寻，并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17—18世纪的中学西渐，是指中国的文化、思想、哲学经往来中西的传教士传至欧洲，并为欧洲所尊崇、吸收和利用，这是欧洲对中国文化的想象性诠释。中学西渐是一种“中国热”，还表现在欧洲各国以来样加工、定制等多种方式向中国购买了大量的工艺品，比如陶瓷、丝绸、绘画等。利奇温在《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中提到，洛可可时代的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不是通过文字，而是借由那些中国外销艺术品，向他们展示了梦寐以求的东方美好生活的图景。当然，中国外销艺术品只是历史背景下催生的一种符号化、表层化的模仿和再造，它们所反映的中国的风土人情、市井生活中含有很多臆造、虚构、幻想的成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诠释具有夸张、怪异的成分。[2]

与中学西渐相并进的是西学东渐。西学东渐，是指从明朝后期开始，直至近代的，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进行传播的一段历史过程。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来到北京，将西洋绘画带入了中国的宫廷大院，这使得西洋风绘画在宫廷迅速发展起来。在历史上，利玛窦的存在和作用是独特的，他对西方文化的宣传一方面是毫不掩盖其西方来源，另一方面却主动穿上中国的外衣。与此同时，中国民间画工在面对西方外来艺术的侵入和刺激时，也是积极地做出反应，在潜移默化中产生了新的变化。

到了清代康熙盛世时期，实行开海通商政策，外销画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兴起的。外销画的产生最主要的条件是对外商埠口岸的开放。在1685年，伴随着日益频繁的国际商业贸易往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方外贸专业团体——广州十三行产生。1757年，随着“一口通商”国策的颁布，清朝的对外贸易便集中在了广州十三行，这是当时清政府专门指定的进行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在“一口通商”的历史时期，广州十三行的发展达到了巅峰，与亚洲、欧美主要国家都有直接的贸易关系。据记载，19世纪广州十三行附近的靖远街和同文街，最多时有两、三千的外销画师、画匠们同时进行创作与定制赶工，其画作远销欧洲与美国，深受西方贵族们的欢迎。

外销画随着广州港口的繁荣而兴盛了一百多年。外销画真实记录了18—19世纪中国（主要是珠江三角洲流域）的风俗、地貌，记录了当时蓬勃发展的中西商业贸易状况。[3]清代外销画，见证着那段历史的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变迁，以及完整呈现了在社会变革之际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独特面貌。《十八世纪的中国外销艺术》（Chinese Export Ar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一书（作者Soame Jenyns & Margaret Jourdain），[4]就是以英国藏中国外销品为研究对象，利用留存的日记、游记、书信等记录形式与原始文献资料，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概述了18世纪中国外销艺术全貌。全书详细研究了漆器、墙纸、版画、绘画、玻璃画、瓷器等外销品，在资料性和研究性方面，都较有参考价值。

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外销画的研究。通过一些外销画的专业展览及画册、书籍的出版，外销画开始走进国人大众的视野。例如2001年广州博物馆举办了“外销画”的专题展览，出版《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情调》一书，引起了大众对外销画的兴趣；
2003年广州艺术博物院又举办“阿伯特博物院院藏广州外销画”展览，并出版《羊城风物——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藏广州外销画》一书，引起了更多人对外销画的研究与关注。

绘画具有图像的直观性与景象记录功能。绘画记录的场景，是直白的，也是隐晦的，可以是客观再现，也可以是主观表达。绘画具有承载社会印象的功能，同时这种时代的固定性，会使得绘画无法跳出时代的束缚。[5]外销画即是如此。它用写实的绘画风格来表现中国的自然景观、风土人情、行业制造和日常生活，真实地反映了18、19世纪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风貌，这一时期的欧洲曾掀起了狂热的对“中国趣味”的喜爱和追捧。

1.外销画题材

外销画的种类很多，主要有油画、纸本水彩画、纸本水粉画、通草纸水彩画、通草纸水粉画、纸本线描画、反绘玻璃画、象牙细密画、壁纸画等。其绘制方法除部分是油画外，基本上是结合中国传统绘画技法与西方绘画技法来绘制。外销画家、画匠们因为市场需求，积极学习西方绘画技巧和风格，并会根据商业需要及市场的动态，及时调整自己的创作技法和创作内容，这使得外销画具有商业性，是远大于艺术性的。

外销画源自东方文化对西方人的强烈吸引力和好奇心，当时的商人和画家正是瞄准了这一商机，以写实的绘画风格，将西洋绘画与中国传统绘画相融合，以西方视角、审美趣味来描绘出丰富的社会文化内容，如生活风俗（图1）、货品贸易（图2）、市井风情、建筑陈设、园林宅第、各行各业各阶层人物（图3）等。外销画既是对西方市场需求的反映，也是对西方绘画潮流变迁的映射，开创了中西艺术文化消费的特殊景观。外销画的题材内容涉及清代民俗文化、人物肖像、风景园林、动植物、制造图示等，真实地反映了18、19世纪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风貌，以及中国社会的多元面向。

图1 外销画对弈图（广州博物馆藏）

图2 外销画交易图（广州博物馆藏）

图3 外销画做手镯图（广州博物馆藏）

总体而言，外销画的写实性很高，是颇富历史与文化价值的图像史料，极具有收藏价值。

2.外销画属性

作为中西商业贸易的艺术消费活动，在商业结构为主的环境下，外销画具有多重复杂的属性。主要表现在，一是从题材和内容上，具有生活属性。外销画借助其自身的特征，真实地反映出生活的客观存在；
二是从创作技法上，具有艺术属性。通过外销画的创作，将作品本身的艺术、思想、情感等表达出来；
三是从外贸交易的流通中，又具有了经济属性。由此可见，外销画所蕴含的审美、传播、视觉接收方式等都与传统艺术形式差异很大，是东西方多元文化交流的结晶，是艺术与商业交集的产物，是中西文化、宗教、商业的交汇、冲撞和融合。

此外，外销画在记录清代社会风貌的同时，也存在背离和失真的情况。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由于画家对于社会环境的不同理解及创作的自主性，还有外贸订制的需求性，会让外销画的创作形成特定的西方式视角，这就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另一方面是受到外销画家程式化创作的限制，尤其是后期发展成熟的临摹式“商业性”画法，加上对于西方绘画技巧的过度依赖，导致外销画作准确性与真实性发生偏差。

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的清代外销画《制丝图》，画面有绘制者吴俊的落款，绘制时间约为1870—1890年间，一共16幅，真实地表现了晚清时期广州地区养蚕缫丝的完整过程。画面清晰自然、细致精美，再现了劳动者制丝劳作和平常生活的一系列场景，并融入了一些西方绘画技巧，是清代中西方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的真实体现。

1.图像叙事模式的运用

图4 装运

图5 丝商

图6 入仓

图7 洋行

吴俊本《制丝图》的16幅图，是以连缀成册的形式售卖。画面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生产的各个工序，二是运输、销售的过程。一方面全面展示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养蚕纺丝的生产方式，即1-12幅图，分别是“采摘荆桑”“采摘鲁桑”“喂蚕”“炙箔”“上簇”“浴茧”“缫丝”“浣丝”“络丝”“牵经”“织丝”和“染色”；
[6]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式商贸元素，即13-16幅图，分别是“装运”“丝商”“入仓”“洋行”等，[6]这是当时广州地区所特有的商业场景，展示了中外商业贸易的场景和全过程。

图像，既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也是有别于语词的研究方法。通过图像的互文性语境，可以对特定主题进行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还原。[7]首先，从《制丝图》的创作实践角度来看，人物图像的装饰性特征通过对构成元素“点”“线”的提炼，呈现出秩序感。通过对“色彩”“构图”的创新，突出了图像的呈色效果；
其次，从《制丝图》的构图形式与叙事模式的角度来看，有全景式构图和多场景分割式构图，将传统制丝过程进行多空间叙事表达图像呈现，无论是人物的排列还是背景环境的线条刻画,均保证了图像传统的传承与时代的创新。

对《制丝图》进行图像叙事的形式及内涵分析，融合中西绘画的特点，将其文化内涵和工艺技术成因相结合，反映了清代广州外销画的创作中对于海外市场的特定把握，也进一步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释读。

2.民俗文化的表现

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最为稳定的民间文化。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稳定结构，与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钱穆先生曾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提及，人类文化的最先开始，均赖有河水灌溉，四周有天然的屏障，好让这区域的居民易于集中而到达相当的密度，易于安居乐业不被侵扰。[8]

《制丝图》以整个蚕桑的生产活动场面及过程为表现内容和题材，其实就是将我国传统的蚕丝民俗文化表达出来，并传播出去。从采桑到织丝，再到运输、销售，整个商业过程都被生动描绘到画卷中，这样的画作既有工艺价值，又有历史价值。《制丝图》不仅完整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更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找到了有效的表现媒介。它不仅记载了生产、生活场景，更是收录了我国传统手工业时代宝贵的工艺技术，为后代保存了真实的图像资料，也生动留存了我国清代对外通商口岸的时代意义，以及中西经济贸易的历史缩影。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三次里程碑式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第一次是汉唐时期的佛教文化传入，第二次是明末清初利玛窦等欧洲传教士的东来，第三次是近代侵略战争中西方文化的强行输入。[9]每一次文化的碰撞背后，都是一种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博弈，清代外销画亦不例外。其实，近现代中国的一切变革，都是在西方文化介入下进行的。外销画在清代中国形成和生产的特殊时代背景之下，通过图像揭示了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所产生的影响和中西方文化交流传播的全过程，并深刻体现出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1.冲突：东西方文明的隔阂

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过程，往往建立在相互的好奇与模仿中，这必然会出现异质文化间的排斥与冲突。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我们必须正确认识这种文化间的往复与渐进，才能更好地处理文化交流中的排斥与冲突问题。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外销画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器”的层面，主要是指外销品的外形、装饰、销售、历史影响等对西方文化的触动；
二是“道”的层面，主要是指文化交流传播的角度，从经济贸易、艺术交流，再到文化的影响、审美的追求、社会的进步等层面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文化的影响必然是双向的，我们既要对传统文化有所继承和发展，也要对外来文化理性地包容和吸收。这两种文明的融合是在冲突中进行，外销画对西方文化影响的同时，西方文化也对中国文化进行着浸染。

东西方文明的隔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审美态度的隔阂。清代外销画的文化构成以东方文化为内容，以西方文化为表达方式，这种异质文化的融合是表面性的，尚不具有优秀文化相互借鉴的自觉性。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审美态度是功利性的，带有商业为上的兴致，艺术功能未能得到重视。另一方面是审美趣味的隔阂。外销画作为古代“一带一路”上重要的商品货物，在中外贸易往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商业贸易需求下，外销画的审美趣味受商品生产、市场环境的制约与影响。外销画为了迎合商业需要，在图案构思、内容材料、创作技法上都进行了西式改良与妥协，运用西式表现手法来迎合西方人的审美趣味，其艺术影响与表达有限，多用于装饰和商业目的，与真正的艺术审美存在着差距与隔阂。

2.融合：东西方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异质文化交流往往有三种层面。[10]第一种是融合，文化的发展遵守物质世界的基本发展规律，各种因素和谐于一体；
第二种是认同，这是在获得了主体性之后才有的一种对外在的认识；
第三种是借鉴，是建立在认同的基础之上，将自身与对方对照，取长补短或吸取教训。异质文化交流的最高层次，就是通过彼此的借鉴而使对方获得收益。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1887-1948）认为，“各种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特征性目的，它们并不必然为其他类型的社会所共有。各个民族都遵照这些文化目的，强化自己的经验，并根据这些文化凝聚力的紧密程度，相应地给各种异质的行为越来越采取融会贯通的形态”。这种融会贯通，就表现出了异质文化间的吸纳与融合。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渴望与需求，造就了以图像描绘中国社会风貌的外销画的兴盛。在近代摄影技术应用之前，外销画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媒介，形象地记录历史的痕迹，其在艺术、历史上的价值，是任何文字作品无法替代的。[11]尤其是，民俗文化在与异质文化进行交流与碰撞时，往往首先表现出强大的竞争力与生长力。

18—19世纪海外贸易的盛行，商业与艺术相互嵌入，使中国文化产生了世界性影响，极具东方魅力的民族艺术与文化范式通过中国外销艺术品传播到海外。此时，外销画作为一种图像记录应时而生，不仅满足了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和审美的需求，还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社会场景的理解。[12]外销画作为中国外销历史的记录者与传播者，成为中国对外交流的媒介，也进一步建构了西方对中国形象的认知。自20世纪中叶，外销画作为独立研究对象起，受到艺术界的重视。以外销画为主要材料，探讨中西交往史、中西绘画史、贸易史、广州口岸史、艺术理论等各类相关问题被学术界和文化界进行研究。由此可见，外销画是具有多学科共享性、交叉性的复合型研究资料，是具有空间再生产能力的文化资本。而这种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亦能够为外销画及其相关诸多领域的研究带来新的研究方法与视角。[13]在当代的社会背景之下，这些外销画仍然是考察清代社会面貌、对外商业贸易往来，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因此，充分发挥外销画乃至整个外销艺术品应有的作用，用以阐释异质文化之间在生长、壮大和成熟乃至衰落的过程中，因和外部环境的接触而产生的文化冲突、适应和替代的现象。

在今天，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民族文化自信，积极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发展民族艺术样式与风格，推动良性的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外销画这种本土传统文化与西方艺术风格相结合的做法，值得现代商业艺术消费行为学习与借鉴，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推广、传承与创新具有重大意义。同时，研究清代外销画的发展与演变，对于现当代中国本土艺术发展的实践也具有指导意义。

18世纪至19世纪清代外销画的发展史，是中国历史进程的一段缩影，是阐明中国近代史不可缺少的环节。回顾中国的这段外销史，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冲突与融合。由于这段历史轨迹的独特性，它在人们努力寻求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今天，变得越来越清晰，并吸引人们去重新审视它。对于外销画的研究，不仅可以用于解读中外文化贸易交流的发展，也可以用于研究中国近代艺术流派的变迁。近代以来，中国的绘画艺术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变迁历程证明了异质文化的功能性与多元化。

不只是外销画，人类文明的很多领域都是在本土文明与异质文明的碰撞交流中进步和发展的。明清外销画，在这段中西文明冲突与融合的历史中，获得了社会环境及工艺技法的有力支持，得以发展壮大。尽管此后的发展也历经波折，但其自身的艺术魅力具有深层的文化包容力和审美张力。在此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调适能力得到提升，在保持传统文化因子的同时，也在接纳着外来优秀文化的引入。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民族意识、文化自信的不断加强，多元并存的传统文化将会更加发展壮大。

文化的发展与当代艺术研究是具有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18—19世纪明清外销画，以中西文化交融为思想背景，揭示异质文化冲突与融合背景下清代外销画的文化功能。我们强调历史、文化史与艺术史的交织与互动以及推动与促进当代艺术发展的意义，在历史文化语境里积极探索面向人类未来的创造可能性，以此寻找新的艺术理解和思想方式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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