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佺期应制诗探析*

马 晨

(中国传媒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24)

应制诗与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关系密切，《诗经》中记载的宴飨诗是应制诗的萌芽，应制诗创作经过不断地完善和积累到唐代达到顶峰。沈佺期(约656年— 约715年)，祖籍吴兴(今浙江湖州)，是初唐后期的一位宫廷文学侍从，历仕三朝，做过高官，也遭受过贬谪，生活经历丰富。正因如此，他的诗歌创作题材多样，其中有一类是应制之作。据统计，在沈佺期现存的160首诗歌中，应制诗有37首。很多研究者鄙夷沈佺期的宫廷诗人身份，认为他的应制诗内容空洞、形式华丽，对民生疾苦鲜有关注，创作价值不高。这种观点无可厚非，然而也应当明确，单从题材类别和艺术形式看，沈佺期的应制诗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沈佺期的应制诗创作与他的宫廷任职经历息息相关。一方面，应制诗作为贵族文学、宫廷文学的一部分，获得参与创作的权利对宫廷诗人来说是一种荣耀，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也是积极入仕的体现。另一方面，应制诗创作是沈佺期依附皇权的一种手段，间接反映出其波荡起伏的官宦生涯。下面主要从两个时期对沈佺期的宫廷任职经历及应制诗创作情况进行概述，第一个时期是高宗武后时期(656—704)，第二个时期是中宗、睿宗、玄宗时期(707—714)[1]776-811。

(一)高宗武后时期

高宗上元二年(675)，19岁的沈佺期考中进士，少年得志。武后延载元年(694)春，拜通事舍人，此时作有应制诗《扈从出长安应制》。武后久视元年(700)五月，武则天在嵩山石淙大宴群臣，沈佺期作为文学侍从，作《嵩山石淙侍宴应制》。武后长安元年(701)十月，武则天移驾长安，沈佺期作《辛丑岁十月上幸长安时扈从出西岳作》。武后长安二年(702)冬，沈佺期又迁升为考功郎中，《昆明池侍宴应制》约写于这一时期。武后长安三年(703)十月，武则天从长安回洛阳，沈佺期作《扈出长安应制》，此年冬天又升为给事中，随驾长安两年两度升官。“纵观沈佺期这段时间(675—704)的为官经历，可以说是平平稳稳，从庶族学子到优游宫廷，既进入了帝国权力核心圈，得到了统治者的赏识并赋予重任，又在官场上结交了许多的权贵、饱学之士，并且成了文坛上有影响力的代表之一。”[2]11这一时期，沈佺期的宫廷任职经历和应制诗创作情况比较简明。他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创作了一些歌颂君王功德、粉饰天下太平的应制之作，表现出积极入仕的心态。当然，随着官位不断提升，他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艰难，时常会遭到弹劾甚至入狱。

(二)中宗、睿宗、玄宗时期

中宗神龙元年(705)二月，沈佺期以谄媚附和二张的罪名被长期流放到州。次年三月恰好遇到赦免，约五月，启程北归，后约九月任洛阳县令，这表明他已再次步入仕途。“对中国古代士人来说，贬谪既意味着一种人格的蹂躏和自由的扼杀，又标志着一种沉重的忧患和高层次的生命体验。”[3]4从贬谪到赦归这一经历对沈佺期的创作心态产生巨大影响，因此，这一时期他更注重自我感情的抒发，罕有应制诗创作。但情况很快发生转变，随着仕途之门再启，应制诗也再次成为沈佺期博取功名的“法宝”。中宗景龙元年(707)，太子重俊起兵攻打武三思，两败俱伤，沈佺期作《再入道场应制》。中宗景龙二年(708)四月，沈佺期加修文馆直学士，作《守岁应制》。中宗景龙三年(709)作《园中遇雪应制》，中宗以绯鱼之袋赐之。该年正月晦前一日，沈佺期作为侍从陪幸望春亭，作《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奉和晦日驾幸昆明池应制》，二月作《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园应制》《陪幸太平公主南庄园诗》，八月三十日作《侍宴安乐公主新宅应制》，九月九日作《九日临渭亭侍宴应制得长字》，初冬作《同李舍人冬日集安乐公主山池》《夜宴安乐公主宅》，十一月十日作《安乐公主移入新宅》，十二月作《奉和幸韦嗣立山庄侍宴应制》，除夕安乐公主产难满月，作《岁夜宴安乐公主满月侍宴》。这一年沈佺期写下大量应制诗，不仅受到中宗赏识，而且成为同类文人中的佼佼者。睿宗景云元年(710)正月，中宗与群臣设宴，赐彩缕人胜，看打球，沈佺期作《人日重宴大明宫恩赐彩缕人胜应制》《幸梨园亭观打球应制》，八日立春作《立春日侍宴内出剪彩花应制》以及《晦日浐水侍宴应制》，二月二作《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三月三上巳日作《上巳日祓禊渭滨应制》《三日梨园侍宴》，四月作《兴庆池侍宴应制》《奉和圣制幸礼部尚书窦希玠宅》。这一时期沈佺期应制之作颇多，与当时皇室频繁举行宴会有很大关系。景云元年(710)六月，韦后等人毒杀中宗，李隆基起兵诛杀韦后党人，睿宗复位，改年号为景云，李隆基为太子。睿宗景云二年(711)二月，李隆基以太子监国，沈佺期迁升为中书舍人，这年冬天，又迁升为太子少詹事。他官职的提升都在景云二年以后的三四年中，迁太子詹事时除去中书舍人之职，其余官爵如故。贬谪归来后，沈佺期迎来了应制诗创作的第二个高峰。归朝后，他担任了许多官职，也几度升迁，成为达官显贵。为了保全自己，实现理想抱负，他写下大量应制诗，在继承传统应制诗的基础上，表达出阔大恢宏的独特气质。玄宗先天元年(712)，李隆基登基，沈佺期随之除去太子詹事，这一年春天，作《奉和圣制同皇太子游慈恩寺》。玄宗开元元年(713)，作《龙池篇》，除去太子詹事后其职如故，再没有被授予新的职位。玄宗开元二年(714)沈佺期卒，享年58岁。玄宗时期沈佺期在长安为官，地位尊贵，这是他生命的最后时期，留下了几首应制诗，相比前一时期的创作可谓少之又少。

经过对以上两个阶段的梳理，可以看出，沈佺期的应制诗创作与其宫廷任职经历息息相关。19岁中进士，少年得志，武则天执政时期沈佺期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从这一时期所作的应制诗可以看出，他追求功名心切。被贬驩州时期，远离朝廷，沈佺期几乎无应制之作。贬谪归来后他的创作心态发生变化，为保全自己，也为功名权力，写下了大量的应制诗，诗中表现出阔大恢宏的盛唐气象。玄宗时期，他担任较多官职，但已失去进取之心，只留下数首应制诗，也失去了往日的气势。从他跌宕起伏而又较为短暂的一生看，其仕途经历、年龄心态与应制之作密不可分。

沈佺期的37首应制诗按题材可以大体分为游幸侍宴应制诗、节庆应制诗、咏物应制诗、送别应制诗四类，下文分别论述：

(一)游幸侍宴应制诗

这类诗在沈佺期诗歌中比较常见，约占其应制诗总数的三分之二。这类应制诗主要写宫廷宴饮及王公贵族的聚会、游山玩水等活动，或描绘旅途中的美好景物，或遇名胜古迹而咏怀。可以说，游幸侍宴应制诗就是文人在宴会上吟诗唱和、歌功颂德或者对皇室贵族等上层人物出行的一种记录。如《嵩山石淙侍宴应制》：

金舆旦下绿云衢，彩殿晴临碧涧隅。溪水泠泠逐行漏，山烟片片引香炉。

仙人六膳调神鼎，玉女三浆捧玉壶。自惜汾阳纡道驾，无如太室览真图。[1]30

这首诗写于武后久视元年(700)五月十九日，当时武则天率群臣来石淙欢宴，席间赋诗十七首，薛曜作序，刻在北岸磨岩上。诗中描写游途中的风景，听山涧溪水泠泠，看山中云雾缭绕，抒发对大自然的切身感受。从这首诗可以看到：“早期的宫廷诗的矫揉造作、迂回曲折大多消失了，留下的是一些更接近个人写景诗的东西。”[4]271-272诗中表达出对太室山的喜爱，充满雄浑、阔大的气势，同时全诗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气氛，具有粉饰太平之用，也表达出对武后朝廷的忠心。这是一首具有代表性的游幸侍宴应制诗。由于这类诗歌篇目相对较多，下面笔者将这一类诗歌细分，按照游玩地点的不同，粗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皇城内的游幸侍宴应制诗，另一类是皇城外的游幸侍宴应制诗。

1.皇城内的游幸侍宴应制诗

皇城内的游幸侍宴应制诗，其内容囊括皇宫内举行的各种娱乐活动。沈佺期的这类应制诗写到了望春宫、兴庆池、大明宫、昆明池、临渭亭、梨园亭等皇城内场所。其中，临渭亭是皇室偏爱的游玩圣地。临渭亭在长安禁苑中，有关临渭亭的应制诗有《九日临渭亭侍宴应制得长字》：

御气幸金方，凭高荐羽觞。魏文颁菊蕊，汉武赐萸囊。

秋变铜池色，晴添银树光。年年重九庆，日月奉天长。[1]153

《唐诗纪事》卷一载中宗《九月九日幸临渭亭登高作》诗，当时侍宴赋诗的文学侍臣有二十余人，每人分韵赋诗，每人得一字，即按照所得的字韵来作诗，沈佺期得“长”字，云：“臣欢九重庆，日月奉天长”[5]8。这首诗写了禁苑的景色、风光，以及在苑中聚会宴饮相互敬酒的场面，并化用魏文帝曹丕在重阳节赐菊花并作诗和汉武帝在重阳日赐茱萸使宫女佩戴的典故，勾勒出一幅其乐融融的宫内宴会秋景图。结尾处以“九”与“久”谐音，取长久之意，表达对中宗朝廷与日月同光的美好祝愿，这是一首典型的在皇城内的游幸侍宴应制诗。

皇城内的游幸侍宴应制诗还包括皇帝驾幸王公贵族的庄园，当时最耀眼的皇亲要属太平公主、安乐公主等。沈佺期的《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侍宴安乐公主新庄园应制》《岁夜安乐公主满月侍宴应制》《安乐公主移入新宅侍宴应制》等都是作于皇室贵族奢华的庄园，如《岁夜安乐公主满月侍宴应制》：

除夜子星回，天孙满月杯。咏歌麟趾合，箫管凤雏来。

岁炬常然桂，春盘预折梅。圣皇千万寿，垂晓御楼开。[1]140

这首诗是除夕贺安乐公主生子满月时作。当时中宗和韦后都亲临安乐公主宅第，并且大赦天下，一同随往的有宰臣李峤，文士宋之问、沈佺期、张说、阎朝隐等，大家一同赋诗美之。诗歌的主要内容是在安乐公主满月宴上中宗大宴群臣的隆重场面。首联用子星取子意，将皇室子孙比作天上人，是对皇室的极高评价。颔联中“麒”指传说中的仁兽麒麟，“原始的诗歌内容是颂扬和赞美文王子孙的，后来麒麟之趾发展演变成为宗室子弟的美称”[6]57；
“凤雏”指凤凰的幼子，公主之子就是凤雏，这是化用弄玉吹箫引凤的故事表达对安乐公主的赞美。颈联写除夕的风俗，展现出皇室内部浓厚的节日气氛。尾联的“圣皇千万寿”表达出对皇帝及皇室子孙千秋万代的赞美和祝愿。全诗一气呵成，想象丰富，清新流畅。整首诗呈现的是一幅祥和奢华的宫廷图画，丝毫不沾染普通百姓的艰辛和朴素，是封建社会中王权至上及群臣附和的体现。安乐公主是中宗的爱女，这次满月侍宴，沈佺期作此应制之作，营造出当时宫廷生活的奢华和安乐公主的高贵，并没有体现安乐公主的骄纵，这当然与应制诗的性质用途有关，但同时也体现了诗人创作心态的转变，从渴望被当权者赏识，渴望建功立业，到刻意迎合以求自保，此种辛酸映射出诗人的无奈，也是当时王权政治的缩影。再如《侍宴安乐公主新庄园应制》，此诗首先讲述安乐公主信奉神仙之事，她的新庄园奢美华贵，像是仙境一般；
接着写皇帝亲临宴会时的隆重场面，既写出了皇家的气派和尊贵，又凸显了中宗时期皇家内部交往之密切。这样的应制诗，传达出一种太平盛世的美好，深得皇帝喜爱。这类描写皇城内的游幸侍宴应制诗相对较多，将皇城内举行的各种娱乐活动、皇帝驾幸王公贵族的庄园等活动记录下来，构成了沈佺期应制诗的主要部分。

2.皇城之外的游幸侍宴应制诗

唐代提倡三教并立，宗教场所是皇家游幸的另一特殊地点，皇家贵族经常到佛寺、道观等场所祈福游幸，此时伴随出行的文学侍从就会写下相应的应制诗，诗中也就包含皇帝拜佛、求仙、谒儒等不同内容。沈佺期这类应制诗大部分都是于拜佛游寺时所作，包括慈恩寺、三会寺、香山寺等，其中尤以香山寺和慈恩寺为代表，如《从幸香山寺应制》：

南山奕奕通丹禁，北阙峨峨连翠云。岭上楼台十地起，城中钟鼓四天闻。

旃檀晓阁金舆度，鹦鹉晴林采眊分。愿以醍醐参圣酒，还将祇苑当秋汾。[1]28

这首诗是沈佺期作为学士跟随武则天陪幸香山时所作，诗中写了香山寺建筑之美、佛事之盛，将香山寺的高大巍峨与出游时的激动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从侧面可以看出唐代皇室贵族对上香祈福等宗教活动的重视。

综上，沈佺期应制诗中的游幸侍宴应制诗在数量上相对较多，向后人展示了唐代宫廷宴饮、王公贵族聚会唱和以及出游赏玩的生活图景，有些篇目写得相当精彩，这也正是沈佺期在同类诗人中出类拔萃的原因。

(二)节庆应制诗

节日、习俗等题材又是沈佺期应制诗创作的另一类，如有关立春日的《奉和立春游苑迎春应制》《立春日侍宴内出剪彩花应制》，有关人日的《人日重宴大明宫恩赐彩缕人胜应制》，有关上巳日(三月初三)的《上巳日祓禊渭滨应制》，有关重阳节(九月初九)的《九日临渭亭侍宴应制》，有关除夕的《守岁应制》等。这些诗歌展现了唐代节庆的风俗习惯，如《奉和立春游苑迎春应制》：

东郊暂转行春仗，上苑初飞行庆杯。风射狐冰千片段，气冲鱼钥九关开。

林中觅草才生蕙，殿里争花并是梅。歌吹衔恩归路晚，栖鸟半下凤城来。[1]168

这首诗写于某年立春日，沈佺期侍从皇帝游苑，诗中呈现出宫中迎春仪式的盛大场面和热闹气氛，洋溢着对初春的喜爱。首联通过春风吹断地上的寒冰，春气冲散天上的寒意来体现春天到来、万物复苏的情景；
颔联详写春风拂过冰面以及宫门打开的场景；
颈联写宫殿旁边的花草竞相生长，描绘出一幅春意盎然的画面；
尾联中“凤城”取自秦穆公女弄玉吹箫引凤，凤凰降于京城的典故，将京城称为凤城，这里指长安，运用典故升华了主题，体现出皇帝游苑的一片祥和气派。再如《人日重宴大明宫恩赐彩缕人胜应制》：

拂旦鸡鸣仙衔陈，凭高龙首帝城春。千官黻帐杯前寿，百福香匲胜里人。

山鸟初来犹怯啭，林花未发已偷新。天文正应韶光转，设报悬知用此辰。[1]166

这首诗写于人日，这天中宗在大明宫与群臣宴饮赋诗，以彩缕人胜为赐，沈佺期侍宴，并作下这首应制诗。诗中描写皇帝的气派，宴饮的热闹，春意的可喜可爱，借此宣扬朝中君臣和乐，主明时盛。

沈佺期应制诗中的节日庆典不只是形式上的庆典，还是仪式化的体现，作为封建社会权力的光环，它代表的是一种社会地位，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资格参加这种节庆，只有地位显赫或者被赏识的人才有机会，沈佺期正是这类文人中的一员。因此，他在应制诗中对节庆的描绘，成为一种地位和尊严的象征，在参加应制诗的创作时，显示出独有的尊贵，从中也可窥见作者的创作心态。

(三)咏物应制诗

“应制诗中这些咏物应制之作往往是随侍游幸时所作，多咏雨、雪，这与农事有关。古代农事多靠天命，所谓风调雨顺才能有好收成，雨、雪对农作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7]6沈佺期应制诗中歌咏的也多是雨、雪等自然现象，表现出“喜雨、喜雪”的感情色彩，如《园中遇雪应制》《奉和洛阳玩雪应制》《春雨应制》等，其中《园中遇雪应制》写道：

北阙彤云掩曙霞，东风吹雪舞山家。琼章定少千人和，银树长芳六出花。[1]147

这首诗作于景龙三年(709)人日，用于奉和中宗原诗。诗中前两句描绘了皇宫上空阴云与曙光相互掩映、东风下雪花翩翩起舞的自然景象，融情于景，表达出对雪景的喜爱；
接着第三句提到中宗写诗极妙，一定有很多人写诗应和，表达出对皇帝原诗的高度赞誉；
最后一句写六出雪花长在银树枝头，展现出一片芬芳，是对皇帝的美好祝愿。整首诗的写法和感情色彩与《奉和洛阳玩雪应制》异曲同工，通过瑞雪的壮阔之景来体现大唐的国运兴盛、国泰民安，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自然景物观察之细致、热爱之深切。又如《春雨应制》：

周原五稼起，云海百川归。愿比零陵燕，长随征旆飞。[1]262

这首应制诗写于武后时期，一二句写关中原野的庄稼生机勃勃，百川入海、川流不息，展现出一片壮阔的自然景象；
三四句意为希望自己像零陵的燕子一样，跟随征旆飞翔，表达出作者面对大好河山时建功立业的渴望。这一时期沈佺期在武后朝廷为官，正处于而立之年，表达出这样的意愿合情合理。

总之，沈佺期的这类应制诗状物写景生动、观察细致、笔触细腻，对这些自然景物的歌咏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的敬仰和依赖，仿佛君王和群臣都暂时放下国家大事，单纯欣赏雪景或游乐，这种心态下创作的诗歌就更注重景物本身，也更富有生活气息。

(四)送别应制诗

沈佺期诗歌中送别诗有不少篇目，但是送别应制诗却很少，留存下来的仅有一首，勉强将其划分为一类。其送别应制诗与普通百姓的送别有所不同，与政治联系紧密。如《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

金榜扶丹掖，银河属紫阍。那堪将凤女，还以嫁乌孙。

玉就歌中怨，珠辞掌上恩。西戎非我匹，明主至公存。[1]170

这首诗的写作背景依据《新唐书·吐蕃传上》记载：“景龙三年，吐蕃更遣使者纳贡，祖母可敦又遣宗俄请婚，帝以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妻之。”[8]6081全诗先渲染公主离别场面的凄凉，表达出对公主远嫁异域的悲伤；
紧接着歌颂唐、藏两方联姻之后关系友好的局面；
最后在结尾也没有忘记歌颂皇帝的胸怀。这类诗在沈佺期诗歌中占少数，写作有一定的史实背景，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综上，将沈佺期的应制诗按题材划分为四类并分别进行赏析，可以看出他的应制诗具有仪式化和模式化等特点。通过这些应制诗，还可以窥见唐代社会风俗习惯，以及在宴饮、游幸、集会等活动中上层社会的交往情况，同时，通过诗中选取的宏大意象和景物也可以感知盛唐气象。另外，沈佺期对宴会盛况、交游景物和风俗仪式等要素的细致描写也体现了他作为文学侍从的高贵地位，因为他是有过切身体会的参与者，诗人在诗歌创作中也获得了自我认同和自我实现。

据分析，沈佺期应制诗在艺术形式上的特点表现为题目的相对稳定性，“三部式”结构及尾联的程式化表达，诗中语词较高的重复率及数量词、叠词的灵活使用三个方面。从这些特点可以看出，沈佺期的应制诗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发展。

(一)应制诗题目的相对稳定性

观察沈佺期37首应制诗的题目，普遍具有叙事性质，具备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中至少两个要素，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改进，但还是没有脱离模式化窠臼，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如明人吴汶、吴英的《历朝应制诗选·凡例》所载：“应制诗虽盛于唐，实起于汉魏。应制诗的源头是汉武帝与群臣的《柏梁台》诗以及曹植的《应诏》诗，而唐代的应制诗在历代发展的基础上得以兴盛。”[9]127沈佺期应制诗题目的相对稳定性表现在两种题材里，一种是“奉和(圣制、御制)……应制”，形式是皇帝先作一首，然后命群臣唱和，如《奉和圣制幸礼部尚书窦希玠宅》《奉和圣制同皇太子游慈恩寺应制》等；
另一种是“……应制”，是奉皇帝之命而作，但皇帝自己并没有作，这类诗在沈佺期应制诗中占绝大多数，如《兴庆池侍宴应制》《晦日浐水侍宴应制》等。综上可知，沈佺期应制诗的题目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叙事性质，可以从题目直接判断出这类诗歌的题材。

(二)应制诗的“三部式”结构及尾联的程式化表达

沈佺期的37首应制诗在结构上的特点是“三部式”结构及尾联的程式化表达，体现了应制诗作为官方文学创作的模式化与程式化特点。有研究者指出：“我们看现存的应制诗，大致都循这条路子：破题、眼前景物的描述、歌功颂德(或自谦或祝愿)。”[10]10更进一步的说法是，“宇文所安在其著作《初唐诗》中将应制诗的固定写作模式总结为‘三部式’，开端先介绍背景，发展部分随着开端进行延伸，最后是点明主旨或者表达个人感情，类似于一般小说的叙述思路，只不过在应制诗创作中，还限制了韵，以及主题，这些全部要用诗句表达出来”[11]34。这种“三部式”的创作思路最为便捷，是应制诗中一种约定俗成的创作模式。在宫廷宴饮、陪同帝王游历名寺古庙等场合下，这种创作模式显得更为突出，首先大体介绍时间，其次对活动场景等客观环境进行描述，最后表达诗歌的中心主旨，或者掺杂作为臣子的荣幸，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或者颂赞帝王的圣德。沈佺期应制诗恰好符合前人创立的“三部式”结构，如《再入道场纪事应制》：

南方归去再生天，内殿今年异昔年。见辟乾坤新定位，看题日月更高悬。

行随香辇登仙路，坐近炉烟讲法筵。自喜恩深陪侍从，两朝长在圣人前。[1]334

此诗作于景龙元年(707)中宗复位时，诗中记载的是陪幸皇帝入佛寺听讲法的盛况。诗歌开篇前两句写作者南流赦还后再入内殿，发现内殿气象已经不同于往年；
接下来写朝廷乾坤另辟、君位初定，意为中宗即位天地一新；
最后写帝王的圣德和自己的荣幸并表达出对仁德明君的赞美。从全诗的篇章安排看，这是一首典型的“三部式”创作，全诗结构连贯，气势恢宏。

尾联的程式化表达在沈佺期每首应制诗中都有所体现，如《岁夜安乐公主满月侍宴》的尾联“圣皇千万寿，垂晓御楼开”，《守岁应制》的尾联“宜将岁酒调神乐，圣祚千春万国朝”，《九日临渭亭侍宴应制》的尾联“年年重九庆，日月奉天长”。这些尾联或表达对皇室千秋万代的美好祝愿，或表现国运昌盛、天下太平，都未脱离固定程式，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三)应制诗语词较高的重复率以及数量词、叠词的灵活运用

沈佺期应制诗在语言运用上的特点首先表现为词语的重复出现率高。如“仙”字共出现了12次，有“仙人”“仙女”“仙槎”“仙舆”“仙吹”“仙掌”等，如《嵩山石淙侍宴应制》中的“仙人六膳调神鼎，玉女三浆捧玉壶”，《春日昆明池侍宴应制》中的“灵鱼含宝跃，仙女废机迎”，《安乐公主移入新宅》中的“为问沈冥子，仙槎何处回”，《仙萼池亭侍宴应制》中的“白龟来献寿，仙吹返彤闱”，《仙萼亭初成侍宴应制》中的“辇路披仙掌，帷宫拂帝萝”等。再如“金”字，也出现了12次，有“金舆”“金麾”“金榜”“金杯”“金壶”“金柯”等，如《从幸香山寺应制》中的“旃檀晓阁金舆度，鹦鹉晴林采眊分”，《扈从出长安应制》中的“金麾张画月，珠幰戴相风”，《九日临渭亭侍宴应制》中的“御气幸金方，凭高荐羽觞”等。又如“圣”字出现了7次，有“圣藻”“圣酒”“圣主”“圣皇”“圣祚”等，如《从幸香山寺应制》中的“愿以醍醐参圣酒，还将祇苑当秋汾”，《岁夜安乐公主满月侍宴》中的“圣皇千万寿，垂晓御楼开”，《守岁应制》中的“宜将岁酒调神乐，圣祚千春万国朝”，《幸白鹿观应制》中的“圣藻垂寒露，仙杯落晚霞等。另外，“御”字出现了6次，有“御筵”“御披”“御衣”“御酒”“御苑”等，如《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园应制》中的“凤凰楼下交天仗，乌鹊桥头敞御筵”，《立春日侍宴内出剪彩花应制》中的“花迎宸翰发，业侍御筵披”等。语词的重复出现一方面体现了诗人的用语习惯及其意象运用的固定性，另一方面又反映出这类诗歌用词呆滞、内容固定的缺点，也说明了沈佺期的应制诗在语言、意境创造等方面与盛唐诗人还有一定差距。但也应当明确，应制诗特殊的用途使其无论如何加工也很难脱俗，过度的溢美之词必然降低语言的艺术感染力。

对数量词和叠词的灵活运用，是沈佺期应制诗语言的另一特点。数量词在37首应制诗中出现了20次，如《从幸香山寺应制》中的“岭上楼台十地起，城中钟鼓四天闻”，《嵩山石淙侍宴应制》中的“仙人六膳调神鼎，玉女三浆捧玉壶”，《春日昆明池侍宴应制》中的“穿池习五兵”，《岁夜安乐公主满月侍宴》中的“圣皇千万寿，垂晓御楼开”，《立春日侍宴内出剪彩花应制》中的“轻生承剪拂，长伴万年枝”，《守岁应制》中的“宜将岁酒调神乐，圣祚千春万国朝”，《园中遇雪应制》中的“琼章定少千人和，银树长芳六出花”，《奉和幸韦嗣立山庄侍宴应制》中的“茅室承三顾，花源接九重”，《人日重宴大明宫恩赐彩缕人胜应制》中的“千官黻帐杯前寿，百福香匲胜里人”，等等。数量词的使用使沈佺期应制诗的语言极具准确性，也使强调、夸张、对比等手法的使用不着痕迹，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叠字在37首应制诗中出现了4次，如《从幸香山寺应制》中的“南山奕奕通丹禁，北阙峨峨连翠云”，《嵩山石淙侍宴应制》中的“溪水泠泠逐行漏，山烟片片引香炉”，《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园应制》中的“往往花间逢石，时时竹里见虹泉”，《奉和圣制同皇太子游慈恩寺应制》中的“肃肃莲花界，荧荧贝叶宫”等。沈佺期应制诗中这些叠字的使用增加了语言的音乐美，增进了情感的强度，渲染了写景的气氛，使读者的心绪在一咏一叹间与句词相融，极为精妙。

沈佺期少年时意气风发，为官时受人仰慕，他与统治集团内部关系密切，经历三朝更迭，既享受过上层社会的奢华生活，也有被贬时凄惨落寞的遭际，他的一生丰富多彩，诗歌创作也涉及多个领域。作为初唐时期重要的宫廷诗人，他在应制诗历时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小觑。首先，他的应制诗创作对律诗定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沈佺期应制诗中声律均能合乎近体诗的要求，属对工整，而且通过炼字炼句有力地提高了对仗的概括力和句意的容量。沈佺期应制诗创作表现了他对律诗定式的完全性的掌握与运用，使得他成为律诗完全定型及至精密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2]73严羽也在《沧浪诗话》中将沈宋律诗列为中国古代诗歌的第四变，“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13]39。这自然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可以说，沈佺期在诗歌上的主要贡献是促成了格律诗的定型。其次，沈佺期的应制诗创作逐渐摆脱了早期宫廷诗矫饰浮靡的特点，并突破齐梁文风的束缚，形成自身的风格，作者选取的意象宏伟壮阔，想象丰富，这对之后的文人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综上可知，沈佺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应制诗的发展，“沈、宋应制诗题材、主旨与前代宫廷诗并无甚差异，然而与前人不同的是，他们着力于诗歌技巧、形式、声律、辞藻的孜孜探索，而且努力开拓诗境，追求弦外之音、韵外之致。在他们相当多的应制诗中，透过颂美君主的表层意象，诗人们表现出对自然美、境界美的主体观照和审美享受，表现出气吞山河、包举宇内的大唐气象。”[12]72应当明确，沈佺期应制诗与盛唐诗歌有密切的联系，作为初唐时期的御用文人，他的应制诗对盛唐气象具有开拓之功，“于声律、意境、情思等方面积极思考、多方尝试，经过积极探索，为盛唐气象的到来做了充分准备”[14]33。因此，以沈佺期为代表的应制诗人表面上展示的是自身的才学、朝廷的器重，实际上是歌颂皇恩浩荡、天下太平、繁荣安乐，他们成为大唐盛世的期盼者和预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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