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乡村农户客观福祉水平测度及时空差异研究

黄芷笛， 陈子仪， 李琳婕

(浙江工商大学 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历史上我国是一个农业国，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快速转型阶段，城市与乡村的发展差距呈扩大趋势，以农村空心化、农村主体老弱化、村庄空废化、环境污损化和连片贫困化为主要特征的“乡村病”问题日趋严峻[1]。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优先乡村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从乡村产业、文化、生态、人才等方面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应乡村振兴新阶段的新型综合要求，如何提高村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如何提升村民的生活品质，如何将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更加充实，如何进一步增进农民福祉等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目前，我国福祉水平总体呈现增长态势，但极差化特征明显，各区域间发展不平衡[2]，区域的发展质量评价也从对经济指标的单一要求逐渐转变为对民生福祉的追求。福祉是包含收入、健康、安全、环境等的多维概念，因此，地区的福祉水平差异是反映区域民生差距的大问题，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户福祉状况意义重大。

Diener[3]在1984年提出，福祉是个人基于自身价值观和标准的自我评估，是一种关于幸福的感受，由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个方面构成。多兹[4]在1997年提出收入的增加未必导致福祉的提高，福祉是多方面需求影响后的综合状态。福祉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关于福祉水平的量化评价已有相关研究先例。联合国开发技术署在《1900年人文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的概念，可以认为是福祉测度的一种形式。关于客观福祉的测度，国外已有较多研究展开了探索，并提出了诸如经济福利指数(IEWB)、美国的福利人口统计指数、标准欧洲晴雨表调查指数(Euro—barmeter)、实际进步指数(GPI)、维黑文(Veenhoven)的幸福生命预期指数(HLE)、国际生活指数(international living index)等众多指标和评价指标体系[5]。而国内对客观福祉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83年提出的社会指标体系草案，共提出了13大类、73中类，1000多项基础指标[6]。此外，不同学者根据研究的重点不同，也提出了相应的评价模型，如占少贵、傅春[7]将福祉指标体系分为经济福祉、社会文化福祉和生态环境福祉三大部分，后选取人均GDP、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森林覆盖率等17个指标获取我国各省福祉的基尼系数，从而比较福祉水平差距；
田建国[8]从基础功能、和谐功能、发展功能、可持续发展4个方面架构了新时代中国人类福祉的功能结构框架；
杨永菊[9]则提出了“基本需求”“安全与健康需求”“精神需求”3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已有研究是从乡村振兴视角切入对农户客观福祉进行评价的文献仍然较少，尚缺乏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而这一视角的研究对于促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拟以浙江省为案例地，从乡村振兴的视角构建农户客观福祉评价模型，并对平原、海岛、山区3个不同地域类型的农户客观福祉水平进行测度和比较研究，以期对浙江省乡村实现精准振兴提出优化措施，助力浙江省农户福祉提升。

1.1 研究区概况

浙江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地形多样，其中山地和丘陵占比近70%，平坦地占约20%，耕地面积较少，故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浙江省乡村振兴从“千万工程”、“美丽乡村”发展而来，乡村建设位于全国前列，对于乡村实现高质量精准振兴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因此，研究根据地形将案例区分为平原、山区、海岛三类，研究不同地区乡村福祉水平，挖掘影响农户幸福感和满意度的因素。

1.2 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完整性与可获得性，选取了浙江省11个地级行政区2015年至2019年的数据进行分类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浙江统计年鉴》《浙江自然资源与环境统计年鉴》《杭州统计年鉴》《绍兴统计年鉴》《宁波统计年鉴》等浙江省各市统计年鉴数据。其中各市空气质量达到和好于二级的天数比例、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废水排放量数据由于数据无法统计和代表性等原因采用全市数据，其余数据均为各市农村地区数据。

1.3 指标体系构建

可持续发展模型解答了怎样在社会经济发展与其他社会系统如何寻求平衡的问题[10]。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协调性”的目标是协调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改善社会关系的可持续性以及环境资源分配和利用的可持续性，其中社会系统协调运作的基础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11]。本文基于可持续发展模型，在借鉴相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活3个维度构建浙江省农户客观福祉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1.3.1 经济

在经济发展观的主导下，浙江省农户客观福祉水平提升的内涵仍主要是经济增长。GDP和农户收入分别作为宏观与微观视角的指标受到人们的喜爱，从经济维度进行区域发展成就或农户福祉水平测度常选用GDP或收入作为指标[12]。恩格尔系数作为国际上常用测定贫困线的方法，也常被用来作为福祉水平测度的指标，由于农村GDP数据较难统计故用恩格尔系数进行代替。农户的生活质量受到收入高低的直接影响，消费水平是农户生活水平的直观反映；
有学者认为，农户的幸福感随着工作满意度和收入的增加而增加[13]。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农户的经济水平，乡村劳动力资源数是乡村产业经济发展的基础。

表1 浙江省乡村农户客观福祉评价指标体系

1.3.2 生态环境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虽然农户的收入不断增加，但生态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人们越来越重视从生态环境的角度重新审视发展的真正意义。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起伏可导致人类福祉的重大变化[14]。此外，不同群体对生态环境福祉的需求也有很大差异，消费者的收入水平与环境质量的需求呈正相关，高收入群体对生态环境福祉的需求往往更为迫切[15]。空气质量情况与废水排放情况都直观地反映了乡村当地生态环境受污染情况；
人均绿地面积则是农户日常生活、娱乐的场所，人均绿地面积的适度增加有利于提高农户的生态福祉水平。

1.3.3 社会生活

社会生活福祉主要包含了社会保障制度、医疗教育以及就业等方面。平均每户就业人数是农户就业情况的最直观反映，良好的就业环境有利于改善农户的经济状况以及生活质量，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是农户受教育水平的客观描述，也是农户日常娱乐生活的反映，丰富农户精神文化生活将有利于提高农户文化娱乐水平从而提高社会生活福祉水平。人均交通通信支出是农户日常交通及通信水平的客观描述，是农户日常生活重要组成部分。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医疗卫生机构数、医疗病床数及卫生人员数是社会保障制度与医疗卫生条件的客观反映，只有良好的医疗条件才能提供有效的医疗保健服务以保障农户的身体状况，健康的身体是幸福生活的基础，因此，提高医疗保健水平有利于提高农户客观福祉水平。平均每百户家用汽车数可以描述农户日常出行便捷程度以及乡村交通的建设水平，便捷的交通出行将有效提高农户的福祉水平。

1.4 构建各层次判断矩阵计算指标权重

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是通过对判断矩阵的一系列数学处理来完成的。成对比较矩阵是表示本层所有因素针对上一层某一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的比较，因此，本研究将对福祉各级指标构造成对比较判断矩阵，并通过判断矩阵来确定指标权重。引用数字1～9及其倒数作为标度，来定义判断矩阵A=(Aij)n×nA=(aij)n×n[16]。

通过对判断矩阵的处理，确定本层次中与上层次中某元素有联系的各元素重要性次序的权重值，进而求出所有元素的重要性权重值，该研究权重向量ω采用方根法进行计算。

判断矩阵A=(Aij)n×n的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计算判断矩阵A每行元素乘积的n次方根：

将向量Mi进行归一化处理：

计算判断矩阵最大特征根：

其中，(Aω)i表示向量Aω的第i个分量。

根据调查情况建立准则层判断矩阵计算所得权重如表2所示，判断矩阵一致性比例0.004 6<0.1，通过一致性检验。重复上述计算得到各要素层判断矩阵对准则层的权重，且都通过一致性检验，这里由于篇幅原因不再枚举。

按照上述方法，计算出浙江省乡村农户客观福祉评价各项指标权重，如表3所示。

1.5 客观福祉评价得分计算方法

表2 浙江省乡村农户客观福祉评价准则层的判断矩阵及权重

表3 浙江省乡村农户客观福祉评价指标体系权重

本研究选定浙江省11个地级行政区2015—2019年的16项指标数据。在数据分析进行客观福祉评价得分计算前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摆脱量纲的影响。

本研究选用Min-Max标准化对原始数据进行线性变换，将值映射到[0，1]之间，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正向指标标准化。正向指标是指数值越大表明福祉水平越高的指标。对序列x1,x2,…，xn进行变换：

则新序列y1,y2,…,yn∈[0,1]∈[0,1]且无量纲。

负向指标标准化。负向指标是指数值越小表明福祉水平越高的指标。对序列x1,x2,…，xn进行变换：

则新序列y1,y2,…,yn∈[0,1]且无量纲。

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无量纲影响的数据后，基于上述计算的各项指标权重，根据线性加权综合得分公式(公式1)，便可计算出2015—2019年浙江省11个地级市乡村农户的客观福祉评价得分。

(1)

式中，S代表各地级市的客观福祉评价得分，ωij表示各项指标权重，xij表示各项指标标准化后的数据。

根据上述方法，将平原、山地、海岛三类型乡村数据代入指标体系中，得到三类型乡村农户客观福祉水平评价结果(表4)。

表4 三类型浙江乡村农户客观福祉三维度与综合评价得分

3.1 时间差异分析

从表4的结果可知，2015—2019年三类型浙江省乡村农户客观福祉得分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这主要是因为这五年间浙江省农户客观福祉主要受经济福祉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进生态环境福祉与社会生活福祉对于农户的客观福祉的影响逐渐变大，从而导致福祉得分下降。具体来看，这五年间平原类乡村居民客观福祉得分逐年下降，最高得分为2015年0.618 7，最低得分为2019年0.578 5，共下降0.040 2。这一变化主要是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平原类山村而言，生态环境福祉对于平原类乡村这五年来的提升起到了制约作用。山地类乡村农户客观福祉得分变化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特点，但总体波动幅度不大，在2016年达到最高分0.464 6，2019年达到最低分0.442 1；
海岛类乡村农户客观福祉得分呈现M形的变化趋势，在2016年达到最高0.497 1，在2019年达到最低值0.454 0。两类乡村出现相似变化曲线，究其原因，2016年为浙江省乡村振兴新阶段的开始，在这一年出台了《浙江省深化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2016—2020年)》，指出将从根源上、区域上解决乡村环境问题，这使得生态环境本就较好的海岛与山地类乡村在五年内维持着生态环境福祉总体上升的趋势。在乡村振兴工作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发展较为落后的海岛与山地类乡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得到了完善，但社会生活福祉得分仍然呈现下降趋势。生态环境福祉在海岛、山地两类乡村起到促进客观福祉的作用，但却难以平衡社会生活福祉对提升客观福祉水平的抑制作用。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在经济水平相对较高的乡村，生态环境对福祉的提升一直呈现抑制作用，说明在乡村振兴进程中，生态环境是该类乡村的制约与限制因素；
而对于经济欠发达但生态环境相对良好的海岛与山地类乡村来说，生态环境对于客观福祉的提升则起促进作用，同时，因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等问题，社会生活福祉对总体福祉的提升呈现抑制作用。在2016年之前，经济福祉与社会生活福祉对于浙江省乡村农户的客观福祉提升一直呈现明显的促进作用，但2016年之后随着乡村振兴工作到达新阶段，社会生活福祉与生态环境福祉的地位逐渐提升，其对客观福祉的提升作用更加凸显，从而导致了客观福祉总体水平下降。因此，未来乡村振兴工作仍需注重生态环境问题，重视乡村民生问题，不断完善乡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期实现农户生活质量的逐步改善和乡村客观福祉的提升。

3.2 区域差异分析

由表4可知，2015—2019年，平原类乡村农户客观福祉得分远远高于山地类和海岛类乡村，海岛类乡村得分虽略高于山地类乡村，但两者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2015—2019年，三类乡村农户客观福祉得分之间的差距表现为先缩小再扩大但总体呈现逐年缩小的变化趋势；
其中，最小值为2017年海岛与山地类乡村福祉的得分差距0.011 6，最大值为2015年平原与山地类乡村福祉的得分差距0.162 8。具体表现为，平原与山地类乡村得分差距在2015年最大为0.162 8，在2017年最小为0.123 4；
平原与海岛类乡村差距则在2015年和2018年取得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141 9和0.106 4；
而海岛与山地类乡村间的差距则较小，在2016年取得最大值为0.032 5，在2017年取得最小值为0.011 6。这说明，2015—2019年，对于浙江省三类乡村而言，经济因素对客观福祉水平的正向驱动作用仍然是最主要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平原类乡村的客观福祉变化主要依赖于经济因素的正向驱动，同时对比海岛类与山地类乡村受到更加明显的生态环境因素的制约作用。海岛与山地类乡村客观福祉也受经济因素正向驱动，同时其生态环境因素也呈现正向的驱动作用，但受到一定程度的社会生活因素制约。因此，加强社会生活因素对于客观福祉提升的推进作用，着眼于降低生态环境因素对于福祉提升的抑制作用，逐渐扭转依赖经济发展推动农户客观福祉提升的发展模式，形成多维推进平衡发展的福祉提升模式，对于浙江省农户客观福祉的可持续提升十分关键。

3.2.1 经济维度

三类乡村之间的经济福祉得分差距呈现缩小趋势。其中，平原与海岛类乡村之间经济福祉得分差距先变小后变大，最小值为2016年0.067 5，最大值为2015年0.098 0；
平原与山地类乡村之间经济福祉差距的变化趋势较为平缓，无明显波动；
山地与海岛类乡村经济福祉得分差距则呈现先增大后缩小的变化趋势，在2016年达到最大值为0.071 0。上述变化趋势主要反映了随着乡村振兴工作的不断推进，经济发展虽仍然是影响农户客观福祉水平高低的主要因素，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经济福祉对于客观福祉水平的驱动效应是在逐渐减弱的。但在不同类乡村中，乡村间客观福祉差异大小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是经济水平的发展情况。

3.2.2 生态环境维度

平原类乡村的生态环境福祉得分最低，海岛类乡村的生态环境福祉得分最高。三类乡村的生态环境福祉得分有明显的差异，且在2015—2019年差异总体表现为变大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与城市化愈发严重，这直接导致了农户的生态环境福祉水平下降。乡村生态环境受到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的巨大影响，加上在乡村振兴最初开展过程中，一些产业转移与部分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引进，都导致了农户生态环境福祉的降低。平原与山地类乡村之间生态环境福祉得分差距变化虽较为平缓但也逐年增大，而比较平原类与海岛类、海岛类与山地类乡村的生态环境福祉得分差异后可明显看出都呈现先变小后变大的变化趋势，且都在2016年差距最小。导致这一变化趋势的主要原因是，2016年作为浙江省乡村振兴工作的转折点，是乡村振兴工作新阶段的开始：2016年浙江省出台的《浙江省深化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2016—2020年)》提出将从“一处美”跨向“一片美”，使得这一阶段的乡村振兴工作对于乡村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关注度有了明显的提高。从而使得生态环境福祉水平本就较高的海岛与山地类乡村在后续的乡村振兴工作实现了生态环境福祉水平的逐年上升；
但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相对严重的平原类乡村来说，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并未跟上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所以生态环境福祉仍然呈现下降趋势。

3.2.3 社会生活维度

2015—2019年，平原与山地类乡村的社会生活福祉得分明显高于海岛类乡村；
在2015—2018年，平原与海岛类乡村的社会生活福祉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即先变小后变大，且两者都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波动，都在2016—2017年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在2017年产生最低值分别为0.101 6和0.046 2。而山地类乡村的社会生活福祉水平在五年间未出现明显波动。两两比较三类乡村的社会生活福祉得分发现，平原与山地类乡村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但对比海岛类乡村，则呈现增大的变化趋势。产生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乡村农户的社会生活福祉主要受医疗保健、教育资源、公共服务等因素的影响，但随着浙江省乡村振兴工作的不断推进，浙江省各类乡村的客观福祉水平有明显提升，特别是教育文化支出、卫生医疗机构数、平均每百户家用汽车数等因素都是逐年上升，但各类乡村在平均每户就业人数这一指标上都呈现下降趋势。2016年浙江省出台《浙江省深化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2016—2020年)》，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优化乡村公共服务设施，以人为本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要义，这使得2017年浙江省各类乡村农户的社会生活福祉水平产生了明显变化。

4.1 小结

本研究通过浙江省乡村农户客观福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对浙江省2015—2019年乡村福祉客观数据进行了分析计算，探究乡村振兴背景下浙江省三类乡村之间的客观福祉差异，剖析产生差异的原因。

研究发现，浙江省三类乡村的经济、生态环境、社会生活三维度的客观福祉得分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但整体客观福祉水平却呈现下降趋势，具体表现为：①经济因素仍是影响农户客观福祉水平的主要因素。计算结果表明，无论是从时间还是空间的角度来看，在乡村振兴开展过程中农户的客观福祉水平都受到经济福祉的促进；
②生态环境福祉和社会生活福祉对农户客观福祉水平影响在逐年增大。随着乡村振兴工作的不断推进，当乡村的经济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时，农户的客观福祉水平提升受到的来自经济福祉的驱动作用逐渐减弱，而生态环境福祉与社会生活福祉的抑制作用愈发明显；
③计算结果表明，浙江省农户客观福祉水平的区域差异在逐渐缩小，主要表现为三类乡村间经济福祉差异缩小，经济水平较低的乡村维持了较好的生态环境福祉。这主要得益于乡村振兴工作对于欠发达地区的乡村经济水平的提升以及在新的乡村振兴阶段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生活建设的重视。

4.2 讨论

本研究从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活3个维度对浙江省三类乡村的客观福祉的时空差异进行了分析，以期揭示浙江省乡村客观福祉的演进与发展特征，为后续的乡村振兴工作提供新思路。从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活方面入手，协调我国乡村间的福祉水平差异，才是乡村振兴发展与区域福祉水平协调发展的长远之计。在未来的乡村振兴工作中，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建设经济福祉，建设环境友好、可持续的生态环境福祉，从人民福祉的角度建设社会生活福祉，从而实现各地区乡村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活福祉的全面协调发展。

本次研究虽然只选择3个维度的16项指标进行测算，但随着生态环境与社会生活福祉地位的不断提升，纳入更多的生态环境与社会生活福祉指标将是后续研究所需考虑的重要问题。除此之外，本次研究是从客观福祉的角度出发，但由于福祉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后续研究中可纳入主观福祉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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