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汉代陶塑风格的形成
时间：2023-04-15 15:45:0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曹煦晨
景德镇陶瓷大学 江西景德镇 333000
西汉初期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经济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和发展，在汉武帝时，已经进入了鼎盛时代，工艺美术有着空前绝后的发展。陶塑作为其中的优秀代表，艺术风格浪漫、稚拙、清秀、朴素等，是当时社会鼎盛时期封建制度和文化浩瀚衍生的产物，反映了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两汉陶塑风格的形成有多种原因，其中主要有三个：一是自身的社会因素的影响；
二是陶塑造型的特点，三是审美思潮的风行。因此，身为陶瓷雕塑工作者有必要深入探讨，分析汉代陶塑艺术形成的原因，从中挖掘出其内在的精神魅力和艺术魅力，再运用到实践中，感受其价值所在。
中国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期，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各个民族开始不断融合在一起。张骞出使西域、北镇匈奴、南平两粤，先后统一了各个民族，促进了其民族艺术文化的交流发展进程，形成了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社会结构转型时期的汉代，经历了从原始宗族结构到家族、家族结构的转变，庄园经济的迅速发展，传统的礼制制度逐渐消亡等，反映在墓葬文化的陶塑风格变化中。随着陶制技术的发展和青铜材料的落没，原本为核心的青铜礼器急剧减少，陶质材料工艺简单易行，逐渐取代了做工繁琐的青铜工艺，这使得陶塑成为汉墓殉葬中的主流明器。西汉早期实行薄葬，这对陶俑的制作和生产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据文物考古资料显示，汉代墓葬中金银器物数量大幅减少，陶器数量在这一时期大幅增加，在汉阳帝陵的墓葬中有大量出土的陶塑，其造型充满了现实主义色彩，既满足了墓主对物质财富的向往和占有，又不违背当时的薄葬习俗。汉武帝之后开始兴起厚葬之风，汉武帝的茂陵作为极尽奢豪的经典代表，其墓葬规模之宏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虎豹牛马，凡百九十物，尽瘗藏之。”[1]不同阶层的人在豪富竞奢的影响下相继仿效厚葬。东汉时期出现了“东园匠令丞”，这是负责明器制造的官方机构，虽然对社会财富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但在一定意义上对汉代陶塑工艺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西汉之初国家内忧外患严重，社会各方面沿袭了秦代的制度，并且在陶塑创作上秦汉保持着连续性和一致性。例如西汉徐州龟山汉墓中出土的陶俑形象继承了秦代俑的风貌，人物躯体中空模制成型，质地坚硬，人物神情欢愉，虽无秦俑奢宏，却也不失气势，秦汉陶塑虽是一脉相承，但时代带来的艺术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秦代陶塑在表现手法上严谨写实，汉代陶塑趋于浪漫写意。一部分原因是秦代殉人风俗过甚，有浓厚的丧葬观念，以“事死如事生”的要求以军队的形式作为殉葬，所以殉葬的形象容不得夸张扭曲，必然是以庄重、肃穆的形象来呈现。而汉代统治者吸取了秦亡的教训，改变了沿秦以来的“法”制思想，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在汉武帝时期儒道思潮和楚风文化影响着陶塑创作追求“天真浪漫”的意趣，这也为两汉浪漫之风的陶塑创作提供了可能性。在此变化下，陶塑的内容题材更为广泛，有风姿卓越的侍女，有滑稽可笑的说唱表演者，还有载歌载舞的艺女等，造型形式逐渐表现出生活的意趣。图1以四川天回山墓出土的“击鼓说唱俑”为例，作品塑造了两千年前的民间艺人，赤裸上身，双肩高耸，左侧环腰击鼓，眉开眼笑正唱到精彩之处，作品整体诙谐逗趣，造型不做精细处理，夸张的人物动态和外轮廓的节奏，体积感饱满，表现了说唱者激情飞扬的表演，是东汉年间最具代表的陶塑作品。汉代后期的陶塑继承了西汉雄浑古拙的艺术风格，相较于秦代陶塑“真实比例”和“规模宏大”，汉代陶塑要秀珍得多。汉长城窑址中出土的立式陶塑俑该陶俑双手作揖，身穿重袍，高度57厘米，外形大小是秦代陶俑的1/4；
图2同时期四川郫县出土的“立式说唱俑”动态夸张，富有趣味，双手各执乐器，腰屈翘臀，头部向左倾斜，脚姿前后错落，人物神情和躯干形成强烈的对比，将整体S形的动势呼之欲出，散发出雄浑的高古，再现出说唱人抑扬顿挫的表演，充满了生活情趣，形成鲜明的艺术风格，因此能看出汉代统治者舍弃了秦代对“巨大”的追求，而侧重于描绘现实生活的意趣，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气息和浪漫的艺术感染力。
图1 击鼓说唱俑
图2 立式说唱俑
汉代陶塑的造型特点不是拘于细节的雕琢，而是专注于物象的飞扬流动剪影轮廓，通过大轮廓勾画出朴拙写意的陶塑造型，在动势中表现物象的神韵，在神韵中留下动感的瞬间，这不仅开拓了作品的内在涵义，更使得汉代陶素作品彰显出雄浑的力量和蓬勃的生机。
汉代陶塑艺术风格的形成，除了有经济政治的原因外，还有其深厚的思想根源，这个时期产生了许多异端思想，它们与中国艺术相融合，并形成门类。儒、道两家思潮影响汉代陶塑追求“返璞归真”“大巧若拙”的意趣，可以通过其古朴造型窥探到古代内在美、原始美的美学精神。
在西汉初期，统治者对儒学进行了独尊，这使儒学在政治、经济、法律、礼教、艺术等方面都受到很大影响，在艺术创作中崇尚中蔑视“雕纤之文”，推崇朴实无华、博大崇高之美，即作画时不能只看细节、画轮廓，不抓住事物的本质，否则就会使画面失去秩序，失去作品的内在魅力和精神，这是对客观生活的审美评价。由此可见儒学的美学理念逐渐融入雕塑艺术，赋予对象以情感，塑造物象的性格，将外在客观事物视为道德的象征，赋予物象以精神的特质，使其自然成为生命的、人格化的、道德的艺术品，将人的个性情感和人格力量表现在一切自然生活中。“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矣”,人应该“横八级,致崇高”[2], 两汉时期的思想家认为到外面的广阔世界去追求美。这股审美思潮，表现了汉代统治阶级对占有和统治广大外部世界有着的强烈渴望、坚定的信念和强大的力量。从历史到现实的各种对象、事物、景物、生活，是由汉代艺术家通过陶塑表现出来的，呈现和显露在广阔的现实世界中。道家在其审美活动中崇尚美的追求应该看作是人的功利目的之外的，进入到一种“涤除玄鉴”超功利的境界，隔绝外界的干扰，洗涤干净杂念，进入到审美的观照，使自己处于自由发挥的创作状态：“不以物喜，不以事悲，物极必反”，“道法自然”。这是受道家主张的美学原则最终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自然天成艺术状态[3] ，都显露在广袤的自然之中，天地之所为美的根源，就在于世间事物的和谐与平静。因此，无论历史上或现实中的怪异怪相，都成了汉代艺术家表达存在的方式。
楚文化体现了丰富的浪漫情怀，如果说汉赋源于楚骚，那么汉代艺术中的陶塑则承袭于楚风的美学思潮，楚风即气韵生动之风，有厚重的神话色彩，崇尚自由，富于想象。因此楚风虽有其固定文化特色，但并非一成不变，在其发展中积极开展与不同文化的交流，在自由开放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特色，如此自由灵动的风格对汉代陶塑艺术的风格产生一定的影响。不管是陶雕还是石雕群，在各大墓葬出土的明器中，可以看到动物、人物、生活场景题材的雕塑，其中一些纹样也同样具有楚风的特征，鸟鸭飞舞，灵动欢快。
两汉陶塑艺术就是在这美学思潮下处处呈现出古朴、神韵灵动的特点。汉王朝思想文化领域统治的几百年间，对汉文化的吸收、变革和发展，都对外族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两汉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和演变后，形成了汉代陶塑所特有的代表性和说服力，从霍去病墓的石雕，到两汉出土的陶塑，仍然延续着历史的变迁与发展趋势。它们都代表了汉代雕塑艺术的历史成就，构成了古代文明灿烂辉煌的发展史。
汉代陶塑既是中国古代雕塑发展的结晶，也是两汉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产物，艺术创作需要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才能反映出汉代社会经济的繁荣，而陶塑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完美结合，符合了时代特点和精神风貌，呈现出浑厚质朴、阳刚大气的时代气质。使其不仅在中国雕塑发展的长河中闪耀着永生的光芒，也在中国艺术发展的洪流中闪耀着永恒的光辉。这不仅为后世研究汉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图像材料，也为中国传统雕塑、绘画等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从这个角度来讲，汉代的陶塑以其独特的风貌，经久不衰，屹立在艺术之林中吸引人们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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