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理论视角下我国校园篮球系统演化机制与调控路径

王文龙，贺凤凯，邢金明，米 靖

“十四五”时期，构建更高水平的校园篮球赛事体系，推动校园篮球高质量发展是体育事业发展的重点任务，也是助推“体教融合”、回应“双减”政策下学校体育发展问题的重要抓手，更是增强学生体质、培养体育兴趣，进行全面素质教育，加强篮球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路径。伴随体育事业的发展，我国校园篮球工作不断推进。从校园篮球试点工作推进，到校园篮球特色学校遴选，再到《青少年校园篮球教学指南（试行）》的制定，我国校园篮球呈现稳步发展态势。然而，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背景下［1］，作为一个受政策制度、社会环境、学校发展与家庭观念等多重因素约束的系统，校园篮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呈现复杂性与多变性特征。在近一阶段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在“体教融合”“双减”政策提供的社会资源、发展时间与发展空间等利好因素的推动下，校园篮球将得到较为持续稳定的发展；
另一方面，受新冠肺炎疫情较强的反复性与持续性的影响，又使得校园篮球在推进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确定性［2］。这种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并存，使得校园篮球发展较为复杂多变，需要以哲学的思维方法来看待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性与系统性特征，着眼于全局性、整体性与协同性的要求，更为深刻地把握复杂过程中的规律性认识。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我国既有的校园篮球研究多关注具象的发展策略［3-4］、教学训练［5-6］、动力机制［7-8］和篮球联赛［9-10］等方面，鲜有基于系统视角与成熟的方法论对校园篮球系统横向内部结构、作用机制与纵向历史变迁的探索。这不仅使得研究者在进行校园篮球研究时，缺乏宏观的视角与系统的理论参考，更使得实践者在复杂多变环境下构建校园篮球系统时，缺乏科学理论指导而难以准确把握校园篮球具体的发展特征、方向与策略。鉴于此，从复杂适应系统（以下简称为“CAS”）理论视角深入剖析我国校园篮球复杂适应系统的结构与运行机制，梳理我国校园篮球系统的演化历程，并提出系统调控及发展路径，以期为认识复杂多变环境下的校园篮球系统提供理论参考，进而为解决发展过程中复杂的现实问题提供经验和思路，最终实现校园篮球的高质量发展。

1.1 CAS 理论及其适切性阐释

CAS 理论是在一般系统论和耗散结构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3 代系统论，由美国学者J.H.Holland于1994年提出，其为研究系统演化过程中的复杂问题提供了新视角。CAS 理论的核心思想为：系统是一个由相互作用、有高复杂性和适应性的主体构成的动态网络，系统主体通过能量流、物质流、信息流等的相互转化，遵循“刺激-反应”的规律，不断改变自身的结构功能与行为方式，以适应周围环境的动态变化，主体的这种能动反应与特性被称为“适应”，是系统内部复杂变化的动力本质［11］。CAS 理论的主要特征是将系统的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有机结合。在宏观层面，强调系统演化的基本动力是内部各主体间及主体与环境间的交互作用；
在微观层面，主体的适应性与能动性使主体能够对环境变化作出反应，并不断积累经验，修正行为准则，从而促进自身的发展［12］。CAS 理论对于解决复杂系统中的各种复杂问题和现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其最早应用于生态学、生物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领域，随着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加之其对CAS 认识的整体性、普适性和开放性而在学术界受到广泛关注，被应用于管理、经济、社会、信息等不同领域，显示出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其在体育领域的运用相对较少，应用于退役运动员安置［13］、体育社会组织治理［14］、职业体育运营［15］以及冰雪特色小镇建设［16］等方面，应用价值有待进一步开发。

从CAS 理论与校园篮球系统的适切性来看，首先，从复杂性科学的视角审视校园篮球系统，发现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校园篮球系统包含政府、学校、社会与家庭等多元主体，其中各主体又包括次级主体及诸多其他要素，并且以政策制度、社会环境、学校环境、家庭观念与学生兴趣等形式对系统施加影响；
二是校园篮球系统中各主体和要素间的关联形式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一种整体性、协同性、交互性、不确性的特征；
三是在时代更迭过程中，校园篮球系统的演化和结构不断产生新的复杂适应性变化。其次，CAS 是由系统内部积木聚集而成的多层次组织，在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推动下，同其他主体或环境发生交互作用后得以形成［17］。因此，CAS 的聚集、非线性、流、多样性、标识、内部模型与积木是CAS 理论的充要条件［17］。从CAS 特征审视校园篮球系统的发展，发现我国校园篮球系统也高度契合CAS 理论的显著特征。可见，CAS 理论与我国校园篮球系统具有较高的适切性，从CAS 视角对我国校园篮球系统的演化机制进行剖析，有助于获得新的启发。

1.2 我国校园篮球复杂适应系统的运行机制分析

1.2.1 我国校园篮球复杂适应系统的结构模式

从我国校园篮球系统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校园篮球并非单一主体的行为，而是聚集于学校场域的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和学生等多元主体在接受政治、经济、社会等外界环境影响时，通过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转化作用，主体间形成不断竞合、聚散、适应的复杂性行为。因此，在CAS 理论视角下，基于校园篮球发展实践和前人研究基础，我国校园篮球系统可以看作是一个多元主体在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包含多子系统、多变量和多目标的巨型复杂适应系统，其基本结构模式为政策制度系统、社会环境系统、校园环境系统和多元主体系统（见图1）。其中，政策制度系统是基本保障，明确了校园篮球系统持续发展的总路线和创造性转化的新方向；
社会环境系统是社会基础，构建了校园篮球系统可识别、同分享、共成长的空间投影；
校园环境系统是空间载体，提供了校园篮球系统主体效应发挥和综合发展的公共空间；
多元主体系统是动力源泉，主导了校园篮球系统自组织与他组织交互作用时的适应性行为。4 个子系统在动态发展过程中通过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转化，促使校园篮球系统的结构与层次向高端跃升。

图1 我国校园篮球复杂适应系统的结构模式

1.2.2 我国校园篮球复杂适应系统的协同配合机制

在校园篮球系统的运行过程中，不同结构与功能的子系统从横向与纵向层面在组织与组织间发生协同配合作用，并通过系统的主导力量对系统中的“流”进行配置。具体表现为，主体在多个位置发生交互作用，其基本功能是寻找能够交换资源的其他主体，随后进行匹配和资源的交换、保存和加工(包括资源的变换)，当主体获取到足够的资源后就可进行配对、复制和黏着，从而维持生存和发展［18］。在我国校园篮球系统发展过程中，“双减”政策对系统产生刺激后，政府、学校和社会等主体通过政策、制度与人才等方式进行相互间的能量转换。其中，学校实行“倒班制”或“弹性上下班”，并积极同企业、社区、家庭建立衔接有序、协同育人的关系，社会上体育培训机构增加以弥补校园篮球资源的缺口，从而维持自身的稳定与系统的运转。由此可构建出“环境刺激—多元子系统—环境反馈”的校园篮球系统协同配合机制（见图2）。在该机制中，单个子系统的变化将导致其他子系统适应程度的改变，这反映出多元子系统协同配合机制的整体性与交互性特征。

图2 校园篮球复杂适应系统的协同配合机制

1.2.3 我国校园篮球复杂适应系统的信息反馈机制

根据系统论的信息反馈规律，控制离不开信息，信息反馈是系统稳定性的重要因素［18］。校园篮球高质量发展是系统自身不断迭代总体向好、向上跃升的过程。系统的开放性打开了外界信息输入系统内部的窗口，并通过与外界信息的交换与反馈确保系统运行的动态平衡。校园篮球系统的信息反馈在政策制度环境下运行，其信息反馈效果受到政策制度环境的影响。在我国校园篮球系统中，微观层面的信息反馈机制包括纪检监察机关、基层体育局、学校各部门、人民群众信访、新闻媒体等多个层面。整个信息交换过程是教育、体育、健康等社会领域以及地方体育局、学校管理部门等基层系统通过会议、媒体、信访等路径输出信息传递至控制中枢，形成对系统参数调整后的再输出过程。系统通过这个过程的循环往复，实现自身的动态调适和优化。由此可构建出“参与主体—反馈路径—控制中枢”的校园篮球系统信息反馈机制（见图3）。在该机制中，参与主体与控制中枢之间信息反馈通道的畅通、速度与质量深刻影响着上层改革路线与政策能否符合校园篮球发展实际，能否在复杂变化中适时调整、科学纠偏，以促使系统不断优化与升级。

图3 校园篮球复杂适应系统的信息反馈机制

1.2.4 我国校园篮球复杂适应系统的能动性激发机制

就社会系统而言，成文的制度体系是一种确定性的参数，而制度下的行为则是选择性的、不确定性的因素［19］。相比于生态系统与工程系统，作为社会系统之一的校园篮球系统，其中人的作用是系统演化中最大的变量。相同的校园篮球系统由不同的人来运行，效果也是不一致的，这是受到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影响。系统主体在接受环境刺激后，首先通过自身的信息筛选、认知优化和能量储存等方式认知和适应环境变化，再根据自身在系统中的地位与功能主动或被动地调整行为以响应外界刺激，从而对外界环境产生反馈［20］。在校园篮球系统中，微观层面的能动性激发行为表现为单一主体接受环境刺激后，政府通过政策变更，社会通过环境调试，学校通过空间扩散，家庭通过观念转变等方式实现自身行为的调整，进而对外界环境产生反馈。由此可构建出由主体适应、行为调控和环境反馈3 部分组成的“环境刺激—能动性主体—环境反馈”的校园篮球系统能动性激发机制（见图4）。在校园篮球系统中，主体主观能动性的激发是适应性行为产生的内生动力。

图4 校园篮球复杂适应系统的能动性激发机制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中，体育事业经历了发起体育救国→追求体育强体→倡导体育兴国→迈入体育大国→建设体育强国的转变［21］。其中，校园篮球作为体育事业的组成部分，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变革，体现为学校、学生、政府、家庭与社会等主体涌入顺序与程度的差异性、交互状态与利益关联的差异性，以及系统结构演化与动力转变的差异性。基于前文对校园篮球复杂适应系统运行机制的分析，依据我国校园篮球系统演化过程中的主体涌现情况、系统交互情况、结构复杂情况以及自组织与他组织的有序情况［13］，将校园篮球系统演化历程划分为艰难起步、曲折前进、改革探索和深化完善4 个阶段（见图5）。

图5 我国校园篮球系统演化历程

2.1 我国校园篮球系统演化的艰难起步阶段（1895—1950年）

篮球运动传入中国后，首先在天津落户，而后在北京、上海、江苏等地普及，主要在青年教会、教会学校和普通大学以课外活动形式开展［22］。随着篮球运动的普及与推广，我国也举办和参加了国内外各种形式的比赛，例如：1910年举办了中国首届“全运会”；
1936年参加了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等。此时，我国校园篮球系统已经初步形成，并且能够按照一定的结构运行。随后进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受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缓慢发展的经济水平和封建保守的体育观念的影响，校园篮球系统较为封闭，发展状态在基本停滞、混乱无序、低效有序之间反复转换，组织状态在迂回曲折中由非组织形式向组织形式转变。

在这一阶段，学校和学生的自组织发展是校园篮球系统演化的主导力量，构建了以学校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校园空间为中介的运行体系，形成了校际篮球竞赛、体育培训班和课外活动的篮球运动参与路径。但由于当时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体育事业发展未受重视，校园篮球系统开放度较低，难以吸引社会力量等相关主体的涌入，能量转化效率和频度较低，主体适应性行为表现和行为效应有限，校园篮球系统处于艰难起步阶段。

2.2 我国校园篮球系统演化的曲折前进阶段（1951—1986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改善学生体质较差的问题，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学校体育工作［23］。1951年，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
1961年，高等教育部编制了《高等学校普通体育课教学大纲》和《体育课教学参考书》。此时，政府的重视使校园篮球系统要素集聚加快、动力转化加强，促进了校园篮球系统的优化与升级。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各级教育、体育部门相继“瘫痪”，学校停课，校园篮球系统运转近于停止。1970年后，部分学校相继恢复上课，一些体育院校和大学开始招收体育专业学生，各地陆续创办业余体校，全国教育和体育形势开始好转，校园篮球系统有所恢复，学校暂时发挥了主导性作用［24］。“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校园篮球迎来了提高复兴期，国家体委和教育部颁布《全国学生体育运动竞赛制度》《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试行草案）》，政府重新处于主导地位，并以强有力的干预措施推动校园篮球系统的发展，使学校和学生的活力得到了有效激发。

在此阶段，校园篮球系统的主导力量沿着“政府→学校→政府”的路径演变。面对校园篮球发展的现实需要，政府和学校联动配合，以政策为保障、以改革为引领的措施推动校园篮球系统优化升级，为校园篮球发展增添活力。一方面，完善了相关政策，以保障学校体育在学校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大力推进教学计划的制订、教学大纲的调整、课程结构的优化，以构建符合学校体育发展的教育体系［25］。学校则采取以课外活动为立足点、以篮球竞赛为着力点、以体育招生和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创建为着眼点的策略，为校园篮球系统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整体而言，在这一阶段，政府成为校园篮球系统运行的主导动力，多元主体尚未进入，校园篮球系统运行较为封闭。校园篮球系统在曲折中发展，由低效有序到混乱无序再向平稳有序方向转变。

2.3 我国校园篮球系统演化的改革探索阶段（1987—1997年）

1987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规定比赛成绩优异、拥有不同运动员等级的毕业生可以降低相应分数被学校择优录取［26］，这为考取大学开辟了“体育之路”。自此，我国学校体育事业迈上了新台阶，校园篮球系统呈现新的发展态势，即家庭主体涌入系统，并成为校园篮球系统演化的重要力量。1990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的《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中规定，体育课是学生毕业、升学考试科目，使得家长对体育的重视程度提升，家庭主体在校园篮球系统中的涌入程度加深［27］。

在这一阶段，政府的引导和学校、家庭的配合是校园篮球系统演化的主导力量。一方面，政府不断优化体育组织管理机构、改革招生政策与升学制度、积极建立相关评价机制，为校园篮球发展提供有利的组织保障、升学通道和评价工具。同时，面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政府积极引导校园篮球系统向体教结合、家校联动的方向转变，打破了体教分离的桎梏，推动了多元主体的联动；
另一方面，学校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与家庭选择的自主性也加速了校园篮球系统的运转。例如，学校为优秀运动员上大学提供绿色通道，高校开始招收高水平学生运动员，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极大地触发了家庭和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动力［28］。家长“重文轻体”的观念得到一定程度的扭转，家长开始为孩子寻求文化学习之外的体育升学之路，这使得校园篮球系统的结构和层次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跃升。

整体而言，此阶段校园篮球系统主体增多、“构建块”要素聚集、交互作用明显，表现为家庭主体涌入，“体教结合”“家校联动”以及政府引导与家庭选择双轨运行模式隐现，然而主体间的有效联动机制尚不健全，多元主体协同推进校园篮球合力有待增强。校园篮球系统在错综复杂下呈现平稳有序的状态，演化开始由量变转向质变。

2.4 我国校园篮球系统演化的深化完善阶段（1998年至今）

1998年，大学生体育协会成功举办了首届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29］，标志着校园篮球系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体涌入校园篮球系统，系统向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和学生等多元主体交互的态势发展。随着耐克高中联赛、大学生篮球超级联赛和不同层次“U 系列”联赛的陆续举办，社会主体在系统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政府、学校、社会等主体的交互作用成为系统运行的主导力量。2016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校园篮球推进试点工作的通知》发布以及2020年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极大地提升了学校在校园篮球系统中的重要作用，不同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至2021年，“双减”政策使校园篮球系统外部环境产生剧变，强烈的外界刺激对系统多元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这一阶段，政府、学校、社会、家长和学生等主体的协同作用是校园篮球系统演化的主导力量，系统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大学生体育协会、中国篮协等社会团体积极举办各级各类篮球比赛，包括CUBA、耐克高中联赛和“U 系列”联赛等，使社会主体实现了从涌入系统到深入系统的快速转变，校园篮球系统处于他组织介入阶段。第二阶段，在群众体育蓬勃发展、全民健身迸发活力的背景下，校园篮球运动以其独特魅力吸引了大批学生球迷的参与，校园篮球的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多样。同时，随着篮球成为中考体育考核项目，在学生升学目标的驱动下，学校篮球课程、教学理念与方法、教学目标与计划、训练与竞赛质量不断完善和优化。此外，校园篮球成为深化学校体育综合改革的重要抓手，我国开展了校园篮球试点、篮球特色学校遴选和青少年校园篮球教学指南制定方面的工作。上述变化凸显了学生自组织与学校自组织的快速发展，校园篮球系统处于自组织发展阶段。第三阶段，随着“体教融合”与“双减”政策的落实，校园篮球系统中学校主体的作用进一步增强，家庭主体的地位明显提高，社会主体的作用更加不可或缺，且多元主体交互作用逐步增强。由此可见，校园篮球系统在此阶段经过他组织介入、自组织发展和多元主体交互作用增强3 个阶段，促使系统结构和层次趋于清晰和完善，量变向质变的转换过程逐渐完成，系统整体以稳定的状态向多子系统交互耦合模式演化。

然而，我国校园篮球系统现阶段也面临以下问题。从政策系统来看，相对于校园足球，校园篮球的政策支持力度不足，相关政策落实力度也有待加大。从多元主体系统来看，学校存在课程师资力量短缺、竞赛体系链断层、校园篮球文化氛围不足、赛事吸引力不够；
校园篮球赛的自组织体系建设亟待加强，学生主体竞赛意识不强；
家庭和社会主体囿于传统观念，对校园篮球赛事的热情和关注程度有待提升，校园篮球赛事的社会化发展程度以及市场化运作水平也有待提高。从多元主体的交互作用来看，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尚未形成校园篮球发展合力，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主体之间的物质、资源、信息共通共享机制不完善，多主体协同共创校园篮球的发展格局仍未形成。

校园篮球系统的调控要立足于系统的结构模式、作用机制以及演化历程，明晰主体间及主体与外界环境间的复杂关系，注重主体的自组织和自适应状态，沿着结构调控、功能调控、要素调控与状态调控的路径推动系统发展（见图6）。其中：“自适应”能力是系统演化的内驱动力；
多元主体“非线性”的相互作用是系统演化的动力源泉；
“流”的畅通性是系统演化的动力保障；
引领性“标识”则是系统演化的外驱动力。

图6 我国校园篮球系统的调控路径

3.1 功能调控：增强多元主体的“自适应”能力

系统中的主体是“活”的、主动的、有自身目的的，其通过“学习”积累经验，适应环境，以实现自身的适应性发展，成为系统不断演化发展的基础［30］11-12。校园篮球系统作为由多元主体组成的复杂适应系统，要实现自身的调控与发展，必须增强主体的自适应能力。

1）政府主体要着力加强校园篮球顶层设计，完善校园篮球各项工作制度。一方面，要增强自身科学管理、决策与引导的能力，提升破解校园篮球发展复杂性难题的能力，制定科学、量化和可操作的篮球工作绩效评估体系。另一方面，按照“一体化设计、一体化推进”的原则，努力打造体育部门、教育部门与社会组织有机结合，包括不同年龄、不同学段与不同水平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级青少年篮球赛事体系，同时着力构建“校内竞赛—校际联赛—选拔性竞赛—出国交流比赛”为一体的校园篮球竞赛选拔体系。此外，严格落实《全国青少年校园篮球特色学校基本标准（试行）》，大力推进“一校一品”青少年校园篮球特色学校建设［31］。

2）学校主体要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导向，坚守校园篮球的核心作用，助力实现篮球课程“教会、勤练、常赛”。一方面，要深化篮球课程改革，开齐、开足、上好篮球课。可通过以下3 点实现：一是树立明确、可观测的课程目标，区分学生不同的课程需求与多维目标；
二是确立衔接有序的课程内容，区分学生不同的学段特征与篮球运动水平；
三是建立多元的课程实施策略，区分好不同的教学形式与教学方法。另一方面，要改善校园篮球办学条件，巩固校园篮球物质基础。可通过设置或加大篮球专项经费，完善场地、场馆、器材等硬件设施，规范篮球教师与教练的招聘标准，选择性引进优质篮球培训机构与优秀退役篮球运动员。

3）社会主体要通过校内志愿服务、校外市场化培训等手段，整合有关的社会资源与市场资源以弥补学校资源缺口。一方面，要加强团队管理，提高自身公信力，获得学校、家长和学生的信任与支持；
另一方面，要提升服务或培训人员的篮球基础理论知识、教学能力和服务水平，增强篮球专项理论和实践能力。

4）家庭主体要真正扭转“重文化轻体育”的思想观念，认识到篮球运动对于增强孩子体质、磨炼意志品质、培养孩子的人际交往能力、团结协作能力等方面的综合作用，大力支持孩子参与校园篮球运动和相关活动，主动挖掘孩子的篮球天赋，把家庭体育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塑造积极的体育价值观，营造良好的家庭体育氛围。

5）学生是校园篮球系统的直接主体。一方面要引导学生在理解中掌握篮球技能，丰富学生的篮球文化内涵，使学生在参与中真正感受和体悟篮球文化，发现篮球运动的独特魅力，从而提高学生对篮球运动的价值认知、主体意识以及情感投入。另一方面，学生也应主动积极参与校园篮球竞赛和相关活动，同时平衡好学训关系，借助篮球运动强心健体、培根育魂，从而强化校园篮球发展的原动力。

3.2 结构调控：重视主体间“非线性”的相互作用

系统的复杂性来源于要素间非线性的相互作用，这种非线性的相互作用普遍存在于系统内部，为系统的发展提供动力［32］。校园篮球系统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一类，其主体间也具有非线性特征，表现为多主体的交互性、多层次的差异性、多环节的统一性和多部门的非平衡性。因此，要充分考虑校园篮球系统的复杂性特征，重视主体间非线性的相互作用，改变“构建块”的组合方式，发挥系统要素的协同作用，提高系统运行效率。

一是要通过明晰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各自在校园篮球系统中的角色定位，发挥政府部门“稳方向”、校园环境“固根基”、社会资源“补短板”、家庭支持“增动力”的作用，突破固有单一发展模式的桎梏，建立政府引导、学校主导、社会辅助、家庭支持的协同发展模式，促成思想同心、目标同向、行动同力的校园篮球发展新格局。同时，也要在不同系统、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主体间建立协调有序的联动管理机制，在篮球后备人才培养、竞赛管理、师资培训、监管制度建立、活动安排、保障体系完善等方面形成合力。

二是要通过新闻媒体积极宣传和推广校园篮球的生理、心理与社会价值，促进社会各界对校园篮球发展的支持和关注，加强体育部门、体育社会组织、篮球培训机构、职业篮球联赛与校园篮球的联系与合作，通过校园开放日等形式邀请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参与校园篮球活动、训练与竞赛，借此对校园篮球的价值进行宣传以及必要的实践成果展示，以便赢得家长和社会力量的支持和认同。也可邀请学生和家长共同参与制定校园篮球改革政策和保障措施等，切实从学生和家长的亲身实践角度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有利于充分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凝聚多主体的治理合力，形成校园篮球协同发展、价值共创的新局面。

三是要发挥多元主体功能，形成校园篮球综合监督与评估体系。通过客观记录学生日常参与篮球运动的情况，精准测试篮球技能发展水平、精确分析影响篮球技能发展的具体因素，科学诊断学生篮球技能发展状态，并及时调节篮球课程学习与课余训练过程。吸纳家长、学生和社会组织等加入到校园篮球监督员行列，同时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和新闻媒体及时收集校园篮球活动中相关问题的反馈意见。校园篮球评估则要避免教育系统行政机关内部评价的单一手段，加强行业协会、体育部门等主体评价，遵循评价内容多维度、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过程与结果并重的原则。

3.3 要素调控：提高主体间“流”的畅通性

“流”是指主体间及主体与环境间非线性相互作用过程中物质、能量、信息等资源的流动，资源流动的畅通性会影响系统的生成与演化［30］23-24。因此，要提高校园篮球系统主体间“流”的渠道通畅度、流转的速度与程度，以保证校园篮球的有序发展。

一是政府要建立学校体育多元治理体系，健全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一方面，可通过主动简政放权，推进管办分离、政社分离、政企分离，激发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参与学校体育治理的积极性，例如：将部分篮球比赛、篮球师资培训、篮球场地建设等交由合适的社会组织承担，积极探索校园篮球赛事的市场化运作新模式，从而提高各主体之间在政策、资金、信息、人才方面的“流”的畅通性。另一方面，可通过健全同其他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完善决策机制，搭建意见交换平台［33］，就校园篮球发展复合型难题进行沟通与协商，例如：召开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共同参与的体教融合会议，邀请篮球专家、学者召开座谈会，收集与校园篮球相关的民意等，提高政府、学校、社会组织与家庭间在政策、信息等方面的“流”的畅通性。

二是要深刻把握体教融合规律，全方位推进体教融合落地。通过提升体教双方在理念、目标、资源与机制上的融合程度，推动体教融合与校园篮球政策治理的协同、人才培养的对接和育人价值的关联，例如促进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篮球协会、职业篮球联赛俱乐部与篮球培训机构资源的有机融合，从体育系统中引进优秀篮球运动员、裁判员和教练员进入学校担任体育教师或教练员，配合各级各类学校协同推进篮球后备人才培养工作［29］。也可以邀请国内外优秀球星以及相关专家等到学校进行篮球文化与精神的宣讲，使学生养成积极正确的篮球价值观。此外，要畅通学生运动员和职业运动员之间的相互流动渠道，以此实现校园篮球和职业篮球之间在人才、信息和资源方面的有效衔接。

三是要建立校园篮球资源流动和整合机制，通过以“立德树人、全面发展”为根本遵循，加强学校领导、文化课教师、体育课教师、学生等主体的有效沟通，促进校园篮球课程、训练与竞赛的一体化发展，优化校园篮球师资队伍、场地、器材、专项经费等办学条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校园篮球人才资源库、课程资源库、赛事数据库，确保校园篮球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共享性，实现各部门和各主体之间的多向沟通，实现跨地区、跨层级、跨部门的信息资源共享［34］。

3.4 状态调控：建立引领性强的“标识”

“标识”是复杂适应系统普遍存在的特性，犹如一面旗帜，在系统演化中发挥着选择、组织、引导主体的聚集性功能，引领性强的标识能为筛选、特化与合作提供合理的基础［30］13-15。因此，校园篮球系统要通过建立引领性强的“标识”，并将其打造成校园篮球发展的“风向标”，以实现自身的有效调控与高质量发展。

第一，要建立正确的价值标识。对校园篮球系统的调控，要深刻领悟“体教融合”和“双减”等政策的逻辑内涵与价值意蕴，把握新时代体育发展规律，通过建立“立德树人”“健康第一”和“以学生为中心”的价值标识，推动学校教育和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同时，摒弃急功近利的分数论、成绩论和违背篮球人才成长规律的观念，避免对学生参与校园篮球进行过多的功利性评价，要注重学生中长期的身、心、智的全面健康发展，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校园篮球体验氛围，为校园篮球发展提供基础动力。

第二，要建立起完善的、配套的政策标识。校园篮球系统的演化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与调控。为确保系统主体各司其职、协同共进，政府要继续深化体教融合，出台与“双减”政策配套的经费投入政策、行业监管与评估政策、工作量再分配与调整政策、人才流动与管理政策等。针对校园篮球专门性政策不足的问题，多部门应联合印发校园篮球发展规划，并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及时修改完善相关政策。

第三，要建立鲜明的文化标识。一是创建富有特色的校园篮球文化，要遵循“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满足学生对一体化篮球课程、多样化篮球活动、系统化篮球训练和层次化篮球赛事的需求。可以选拔一部分学校建立特色篮球学校，以此引领地区校园篮球发展，学校可以开展以“校园篮球文化节”为标志的校园篮球活动，例如可以借鉴美国NCAA“疯狂三月”组织校园篮球活动。二是推动校园篮球文化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将精选的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嵌入篮球课程、篮球活动以及体育教材，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自强不息等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民族精神渗透到篮球比赛中。此外，可以以所在地区的历史文化、民族精神或地区标志物为依托，以学校的历史、校训或人物为载体，以球队长期形成的技战术风格、吉祥物、口号等文化标识为传承，构建有特色的校园篮球文化［5］。

CAS 理论为深入认识校园篮球系统的变化与规律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在CAS 理论视角下，我国校园篮球系统可以看作是一个构成要素众多、层次结构复杂、组织结构关联紧密、自组织与他组织交互协同的巨型复杂适应系统,其运行机制包括协同配合机制、信息反馈机制以及能动性激发机制。同时，在与内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校园篮球复杂适应系统结构与动力又体现出不同的历史阶段特征。新时代，我国校园篮球系统应沿着结构调控、功能调控、要素调控与状调控态的路径进行优化，以提升系统运行效能。未来，校园篮球系统应借鉴CAS 理论谋划布局，着眼于全局性、整体性与协同性的要求，进一步优化政策制度、社会环境、学校环境以及多元主体的发展状态，不断增强系统的应变力、发展力和持续力，提升对复杂多变环境的适应性，彰显校园篮球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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