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陶渊明的两个“柴桑故居”

吴国富

（九江学院 学报编辑部，江西 九江 332000）

陶渊明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庐山脚下，但“庐山脚下”的范围很大，环绕庐山走一圈，足有八九十公里，而陶渊明在这个大圈子里的居住点却显得很不确定，颇有居无定所的意味。《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曰：“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1]158这个“山泽居”可以理解为“傍山依泽之居”，应该在庐山的东南面。《归园田居》称“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1]79-83，这个“园田居”应该处于山间丘陵地带，没有一眼可见的“大泽”。《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一曰：“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远。”[1]177这个“古田舍”的位置应该比较偏僻。综合众多学者所作的诗文系年，“山泽居”“园田居”“古田舍”应该都是义熙四年（408）遇火之前陶渊明居住过的地方，但它们的确切方位都无从查考。

义熙四年，陶渊明家中遭遇火灾，作《戊申岁六月中遇火》[1]199-201。遇火之后，陶渊明移居南村，作《移居二首》曰：“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又曰：“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1]114根据这些描述，“南村”的人口比较稠密，而陶渊明在这里的住宅比较狭小，之后又徙居西庐。《和刘柴桑》曰：“良辰入奇怀，挈杖还西庐。荒途无归人，时时见废墟。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畬。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1]119刚刚搭建的草庐已经收拾干净，田地也是新开辟的，表明“西庐”是新迁之地。《与殷晋安别》曰：“去岁家南里，薄作少时邻。”[1]138这个“南里”应当就是“南村”，表明陶渊明先居南村，后徙西庐。《答庞参军》曰：“自尔邻曲，冬春再交。欸然良对，忽成旧游。”[1]103陶渊明曾与庞参军为邻居，也应当在南村之时。

“西庐”是陶渊明晚年久居之处，但他是否在西庐一直住到去世，暂不能确定。颜延之《陶徵士诔》说：“有晋徵士寻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寻阳县之某里。”[1]529“寻阳县之某里”一作“寻阳县柴桑之某里”（按：《宋书·陶渊明传》称陶渊明为“寻阳柴桑人”即“寻阳郡柴桑县人”），《陶徵士诔》原文“柴桑□里”，意指“寻阳柴桑之某里”，“之某”实为留空待填写之处，原文并没有这两个字。到了唐代，人们径称陶渊明所居之处为“柴桑里”，即因忽略留空之处而连读所致。“里”即“乡里”之“里”，束皙《勤农赋》：“专一里之权，擅百家之势。”[2]可知当时以百户为一里，通常都包括好几个小村庄。陶渊明的“西庐”归属于柴桑县的“某里”，具体的里名已无从得知。白居易把陶渊明所居之处称为“柴桑故里”，虽然所指的方位不够具体，但在概念上比较明晰，值得采用。

柴桑县始设于西汉，到隋朝被废，唐初改为楚城县，不久楚城县亦废，改为楚城驿。唐代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二载：“浔阳，……今县南楚城驿，即旧柴桑县也。”①杜佑：《通典》，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出版。唐代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收录有李嘉佑《登楚城驿路，十里山村，竹林交映》诗。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一十一载：“楚城驿，在县南，即旧柴桑县也。”[3]2257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五载：“元兴二年桓温篡位，迁帝于寻阳，即柴桑也。……梁仍为柴桑县。隋平陈郡县俱废，改置寻阳县。唐武德五年于旧城置楚城县。贞观八年省入寻阳，置楚城驿于此。”[4]一般均认为柴桑县故城在今九江市柴桑区马回岭镇荆林街。近数十年在荆林街周边发现的遗址很多，如商朝中叶至战国初期的荞麦岭遗址、富民林场的西汉古墓群等。

宋代之时，陶渊明的“柴桑故里”有靖节祠，见《永乐大典》卷六千七百《九江志》：

靖节祠，在楚城乡，即旧居，晋置，相传始于谢康乐，本朝自元丰至嘉熙间四加修葺。元丰六年，邑人潘希杰修；
重和元年，帅漕命邑宰赵侃之修；
乾道六年，尉罗长康帅里人修；
嘉熙二年，葛崇节修，再给田以供应烝尝（侃之先给，崇节增之）。名公颂咏甚众。

《元一统志·渊明祠胜览》载：在德化县西南九十里柴桑里，即其故居也。白居易诗云：“今来访故宅，森若君在前。不慕樽有酒，不慕琴无弦。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不见篱下菊，但余墟中烟。[5]1695

唐代白居易任江州司马之时，作诗《早发楚城驿》及《访陶公旧宅并序》，后者提到的“柴桑故里”，应该就在楚城驿附近。《访陶公旧宅并序》曰：

余夙慕陶渊明为人，往岁渭川闲居，尝有《效陶体诗》十六首，今游庐山，经柴桑，过栗里，思其人，访其宅，不能默默，又题诗云：

垢尘不污玉，灵凤不啄膻。呜呼陶靖节，生彼晋宋间。心实有所守，口终不能言。

永惟孤竹子，拂衣首阳山。夷齐各一身，穷饿未为难。……今来访故宅，森若君在前。

不慕尊有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

不见篱下菊，但余墟中烟。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6]

宋代祝穆《方舆胜览》卷二十二：“柴桑山，在德化县西南九十里，近栗里源，陶潜此中人。……祠庙靖节祠，在德化西南九十里柴桑里，即其故居也。白居易《访陶潜故宅》诗……”②祝穆：《方舆胜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出版。《访陶潜故宅》为白居易拜访靖节祠而作，祠在陶潜故宅所在的“柴桑里”，而诗中的“炉中烟”显然指祠堂中的香火。估计当时白居易将此诗题写在靖节祠中，得到后人抄录，故而《元一统志》将白居易诗歌系于“渊明祠胜览”条下。

据《永乐大典》收录的《九江志》，陶渊明“柴桑故里”的靖节祠“相传始于谢康乐”，最早是谢灵运修建的。此说未必可靠，但从白居易诗来看，至少中唐时期已经出现了陶氏后人修建的靖节祠。到了宋代，陶渊明影响巨大，这个靖节祠也多次得到重修。

《九江志》载宋代四次重修靖节祠：“元丰六年，邑人潘希杰修；
重和元年，帅漕命邑宰赵侃之修；
乾道六年，尉罗长康帅里人修；
嘉熙二年，葛崇节修。再给田以供应烝尝。”[5]1695事实上，上述《九江志》的记载也存在一些错误，而在嘉熙二年（1238）之前还有嘉定元年（1208）的一次重修，见王必成的《修祠记》。

1.宋神宗元丰六年（1084），邑人潘希杰出资第一次重修靖节祠，撰有《修祠记》，见《永乐大典》卷六千七百《九江志》：

予世居楚城，距甘山百余里，甘山陶姓数百，先生之裔也。今间躐科选布仕路者，唯将军骁卫公之家而已，自余世次历历存谱牒焉。予与陶氏世姻，视骁卫公为舅，一日经过先生祠，见庙貌甚坏，喟然叹曰：“昔泰山孙明复过陈，见夫子像暴于废堂，风雨弗蔽，乃有‘负天多少事，生死厄于陈’之句。先生甘贫苦节，自肆于诗酒而归于避世，其于死生之厄，又可知矣。”予于是出私钱为新其宇，藩篱钓阁无不备，又粉板以录前后留题。骁卫公名鉴，予潘姓，希杰名，汉臣字也。[5]1695

潘希杰说自己世居楚城，距甘山百余里，“甘山陶姓数百，先生之裔也”，基本上以务农为生，在外为官的只有骁卫将军陶鉴。潘希杰与陶氏有姻亲关系，因见甘山的靖节祠“庙貌甚坏”，于是出私钱为之修葺，“又粉板以录前后留题”，表明当时已有很多题壁文字。

1990 年，九江县黄老门乡大塘村发现一座南唐古墓，其中有买地券一件略云：“维保大拾贰年拾月贰拾日，江州德化县楚城乡甘山社殁故亡人周氏一娘，年陆拾捌岁，生居城邑，死安宅兆。”[7]对亡故者而言这里叫“甘山社”，对活着的人而言这里就叫“甘山”。据此可知，潘希杰所说的甘山，就在今九江市柴桑区的大塘村（现在黄老门乡已经并入岷山乡），从这里到荆林街的直线距离只有三四公里。潘希杰说自己世居楚城，应当就在唐朝的楚城驿，现在的荆林街一带，而“距甘山百余里”当为“距甘山十余里”之误。

2.宋徽宗重和元年（1118），县尉罗长康主持第二次重修。《九江志》说重和元年德化县令赵侃之主持重修靖节祠。事实上，赵侃之重修靖节祠在乾道六年（1170），重和元年重修之事与他无关。据《嘉靖江阴志》卷十四，赵侃之，江阴人，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他于乾道六年任德化知县是可能的，但提前到宣和元年（1119）任德化知县的可能性则很小。[8]宋代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四载：

江州德化县楚城乡，乃渊明所居之地，诗中所谓柴桑者。宣和初部刺史即其地立陶渊明祠，洪刍驹甫为之记。祠前横小溪，溪中盘屹一石，人谓渊明醉石也。土人遇重九日，即携酒撷菊，醉奠祠下，岁以为常。[9]

这一记载略有不准确之处。其一，“部刺史即其地立陶渊明祠”，事实上是在陶氏私家祠堂的基础上加以修葺，并非重建。在此之前，靖节祠已得到潘希杰的私人修葺，粗具规模，而重和元年修葺的主要意义在于将靖节祠的祭祀“官方化”，为以后官府修葺创造了基础。其二，《独醒杂志》说此次修葺在“宣和初”，而《九江志》则说在“重和元年”，当以《九江志》所说的为准。“部刺史”是古代官名。宋代陈升之《上仁宗论转运使选用责任考课三法》曰：“唐虞四岳十二牧、三代方伯连帅、汉部刺史，皆今转运使之任。”[10]《独醒杂志》说的“部刺史”即时任江西转运使的某人。据王必成《修祠记》，此次主持修复工程的是县尉罗长康。

重和元年这次重修，见洪刍所作的《靖节祠记》，此文已经不存。朱熹《跋洪刍所作靖节祠记》曰：“读洪刍所撰《靖节祠记》，其于君臣大义不可谓懵然无所知者。而靖康之祸，刍乃纵欲忘君，所谓悖逆秽恶有不可言者。送学榜示讲堂一日，使诸生知学之道非知之艰，而行之艰也。”[11]

宋代名臣李纲有《过渊明故居》：“舍棹湓浦城，税驾柴桑里。缅怀靖节翁，衡宇兹避世。乞食虽甚贫，折腰肯为米。陶然傲羲皇，独得醉中意。三径不愿余，五斗聊自诔。优游晋宋间，俯仰无可愧。若人骨已朽，凛凛有生气。斜川尚环流，层城亦秀峙。如何高世士，庙貌乃颓圮。谁将一觞酒，荐此菊与杞。朗咏归来辞，感叹成坐起。”[12]考证李纲的生平行迹，此诗应当于建炎二年（1128）十一月被贬海南经过九江、游览庐山时作。仅仅过了十年，靖节祠已经破败不堪，“庙貌颓圮”，反映重和元年的重修应当比较草率。

宋代曹勋亦有《过江州柴桑渊明故居》：“匡庐游遍僧家园，南望柴桑墟里烟。但寻疃畦供指画，不知市井今几迁。五柳既无只衰草，三径莫识皆平田。欲归四顾但遐想，归来高致犹凛然。”[13]曹勋在绍兴五年（1135）任江西兵马副都监，诗歌当作于此时。曹勋只是经过陶渊明的柴桑故居，未曾仔细游览，因此也没有提到靖节祠。

3.宋孝宗乾道六年，德化县令赵侃之主持第三次重修。乾道六年，德化县令赵侃之主持重修靖节祠，事见九江周蟠的《靖节先生祠堂记》[14]。周蟠，据考证为“周燔”，字彦诚，德化人，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进士，知芜湖县，著有《仪礼详解》十七卷，《六经正义》十三卷。周蟠《靖节先生祠堂记》曰：

是岁，本道安抚吴公给事与漕使任公宝文、曹公敷文志同议协，将以振发感激素节。而先生之宇卑陋弗称，无以表仪四方，垂耀千载，于是捐弗鸠工，以命其属邑。府判潘公闻而义之，愿益之以地以广其基。而令尹赵君侃之实莅厥事，度材宏规，悉增其旧。役不淹时，民不告病，而输奂聿新，光临衢道。湖南提举陶公已先为之像貌，因易奉安焉。又命董行守司管钥之，授公田二十有二亩，俾奉祠事，过于曩时，既勤且备。其敖视有方，则尉观纯仁之力也。令尹乃以记文见属，予歆慕既久，义不敢辞，庶几发潜德之幽辉，慰里人之怀仰，遂援笔而书之。乾道六年秋中元日，九江周蟠记。[5]1714

据《宋史·吴芾传》，吴芾于宋孝宗即位之后知绍兴府，权刑部侍郎，迁给事中，改吏部侍郎，以敷文阁直学士知临安府。以刚直见忌，力求去，提举太平兴国宫。又起知太平州，知隆兴府。宋代汪应辰《文定集》卷八有《徽猷阁直学士知隆兴府、江南西路安抚使吴芾乞许守本官职致仕不允诏》。周蟠所说的“本道安抚吴公给事”，应当就是指江南西路安抚使吴芾。据周蟠所记，此次重修时间为乾道六年，捐资者为江南西路安抚使吴芾等人，主持修复者为县令赵侃之。宋代王必成《修祠记》：“楚城，号古柴桑，渊明故里也。邦人景企高躅，祠而视之。经始年月不可考，订之石刻。由乾道庚寅，上及元丰壬戌，凡九十年间，重修者三人焉，曰邑民潘希杰，邑尉罗长康，邑大夫赵君侃之。”[5]1695这也明确指出“乾道庚寅”“邑大夫赵君侃之”重修靖节祠之事，与周蟠所记吻合。据周蟠及王必成《修祠记》，可知重和元年的重修，主持者为邑尉罗长康；
乾道六年的重修，主持者为县令赵侃之，《九江志》的记载“重和元年，帅漕命邑宰赵侃之修；
乾道六年，尉罗长康帅里人修”[5]1695是错误的。

洪咨夔，临安人，嘉泰元年（1201）进士，授如皋主簿，寻为饶州教授，有诗《楚城靖节祠》：“雨引莓苔上短垣，流泉无恙自涓涓。不如归去来兮好，百世闻风只杜鹃。”[15]所咏即乾道六年重修以后的靖节祠。

4.宋宁宗嘉定元年，德化县令主持第四次重修靖节祠。嘉定元年，德化县令主持重修靖节祠，见江州曹掾王必成《修祠记》：

楚城号古柴桑，渊明故里也。邦人景企高躅，祠而视之。经始年月不可考，订之石刻。由乾道庚寅上及元丰壬戌，凡九十年间，重修者三人焉，曰邑民潘希杰、邑尉罗长康、邑大夫赵君侃之。下逮开禧，又三十八年矣。视漏窗倾，蠹扰且坚，今令尹始撤而新之，裨以官地。昔壖今屋，器用几榻，不移而具，绘事既饬，庙祀崇严，且命道流典司启钥。越月告成，士民知所依仰，郡曹掾王必成闻而叹曰：“世论渊明之去彭泽，以女弟丧，岂必为一督邮。是殆未知渊明者。瓶无储粟，穷窭极矣，五柳之奕甫黔，一不合意则弃去，虽饿不望恤。向使得位晋朝，当艰难时，能招之使来、麾之使去乎。婆娑晚岁，更始名号以自见。高风峻节，去之千岁，使人落落有生气。此祠之修，激贪起懦，又在言意之表矣。”邦人士相与谒记，适有会于心，姑次所闻，使刻之。[5]1695

据王必成所记，此次重修距离乾道六年已经三十八年，亦即嘉定元年。在风雨侵袭之中，靖节祠的窗户破了，柱子也烂了，于是“今令尹始撤而新之，裨以官地”。经过重修扩建之后，“绘事既饬，庙祀崇严”，县令又安排道士在这里主持祭祀，负责管理。

5.宋理宗嘉熙二年，德化县令葛崇节主持第五次重修。嘉熙二年，德化县令葛崇节主持重修靖节祠，见林宋伟《重修祠记》：

先生柴桑故里有祠旧矣。今宰葛君，曩因行役，尝谒其下，后十年来长斯邑，下车见士民，首问祠无恙乎。对曰：“圮日甚。”叹曰：“兹其可缓！”乃谋新之。计工度材，会其直以付圆通主僧经营之，云云。旧有公田二十余亩，用赡于守者，后侵于豪民，复增给五十亩。奉安有日，走书抵庐陵，俾记其事。[5]1696

林宋伟，福州永福人，字力叟，号橘园居士。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进士，累官至吉州通判、提点广南刑狱。据林宋伟记载，县令葛崇节，字陶翁，上任后因见靖节祠破败日甚，便带头捐款集资，令庐山圆通寺负责主持修复靖节祠，“旧有公田二十余亩，用赡于守者，后侵于豪民，复增给五十亩”，“享祀之外，余给守者，仍以圆通主其田”[5]1696。《九江志》又记载有葛崇节《赡田刻》略云：“予顷游庐阜，睹其祠圮甚，顾瞻太息。……捐金重构祠宇，专以圆通主僧董役，庶乎民力不伤。……旧有田三十余亩，水毁之，豪民夺之，所存无几。适有公田，乃县家所得用者，计五十余亩，辍之以奉岁时。享祀之外，余给守者，仍以圆通主其田。”[5]1697

据林宋伟《重修祠记》及葛崇节《赡田刻》，嘉熙二年的重修工程由圆通寺住持负责。崇胜禅院即圆通寺，宋代余靖有庆历五年（1045）所作的《江州庐山重修崇胜禅院记》记曰：“崇胜禅院，江南李氏乾德三年所建也。远公莲社，绝顶相望，渊明栗里，高风接秀，左泉漱玉可以涤纷烦，前林蔽空可以乐闲旷，真遗世观空者宴息之境也。”[16]《永乐大典》卷六千七百载录此文。圆通寺旧址在今昌九高速的通远收费站旁边，距离宋代甘山（今柴桑区大塘村）的陶渊明“柴桑故里”只有七八里路，德化县令葛崇节让圆通寺住持负责施工是合理的。

元灭南宋之时，柴桑故里的靖节祠尚未遭到破坏，这从《元一统志》卷九“渊明祠”条可以看出来[17]。元顺帝至正初年（1341），释觉岸等编撰的《释氏稽古略》卷二说陶渊明“居江州路德化县柴桑山，近栗里”[18]，言之凿凿，似曾亲眼看见过陶渊明的“柴桑故里”。元末江南大乱，江州一带战火弥漫，先是江州城被叛军攻陷，后来又是朱元璋、陈友谅在鄱阳湖鏖战厮杀，应当就在这种情况下，柴桑故里的靖节祠彻底荒废了，如附近的马回岭，据说即因朱元璋破陈友谅后军至此回马而得名。

到了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江西提学副使李梦阳根据一块“靖节先生故里”的碑刻认定了陶渊明的柴桑故里，指认了柴桑山，并下令将这一带的产业归还给陶氏子孙。《陶澍全集》载李梦阳《陶渊明集序》曰：“予既得其山并田，遂迁诸窃据而葬者数冢，而封识之，然仍疑焉。夫渊明《自祭文》曰‘不封不树。’岂其时真不封不树，以启窃据而葬者耶？”[19]又在《庐山记》中说：“自归宗寺西北行，则至灵溪观，观西为陶渊明栗里，今有桥，有吐酒石。过此入庐山西北行，则古柴桑地，今有鹿子坂、面阳山，渊明宅与葬处也。自面阳山北行可至圆通寺，此一路予未之行。”[20]卷十六3 李梦阳大致知道“柴桑故里”的方位，但准确地点则不清楚。正德八年（1513），陶氏子孙在所谓的“柴桑山”（即面阳山）建造了陶渊明墓。嘉靖十二年（1533）年，巡抚都御史李循义檄令九江知府马纪出官银建造陶靖节祠，同知黄敏才督建。建成后的祠堂位于陶靖节先生墓的左前方山脚下。清乾隆元年（1736）、道光九年（1829）以及民国十年（1921）均有较大的修葺。不过，陶渊明晚年所居的“西庐”，即宋代人所说的“柴桑故里”，其地点在宋代的甘山，这里至今尚有陶氏世代聚居的村庄陶家垄。明清的靖节祠距离大塘村直线距离有三四公里，自然不是宋代靖节祠的原址。至于靖节墓，在宋代人所作的几篇《修祠记》中也看不到任何踪迹，应当另有所在。

综上，基本上可以确定陶渊明所居的“西庐”就在楚城驿附近。然尚有未明确的问题。

其一，颜延之《陶徵士诔》说陶渊明卒于“寻阳县之某里”，这个“某里”是不是就在“西庐”一带？若是，则此处应当有关于陶渊明墓葬的一些说法。雍正《江西通志》卷四十二载：“陶公旧宅，《名胜志》：‘在府西南九十里柴桑山。’《晋史》：‘陶潜家于柴桑。’即今之楚城乡也，去宅北三里许有靖节墓。”[21]826然而从白居易拜访陶潜故宅到宋代多次修复靖节祠，却没有一个人提到这个“陶潜故宅”附近有“陶潜墓”。因此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颜延之说陶渊明卒于“寻阳之某里”，而陶渊明的墓葬却不在“西庐”，表明颜延之说的“寻阳之某里”未必是“西庐”。

其二，历来所叙的“柴桑故里”“靖节祠”“柴桑城”“柴桑山”都在“德化西南九十里”，如宋代祝穆《方舆胜览》卷二十二载：“柴桑山，在德化县西南九十里，近栗里源，陶潜此中人。”“靖节祠，在德化西南九十里柴桑里。”①祝穆：《方舆胜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出版。李贤等《明一统志》卷五十二载：“柴桑山，在府城西南九十里。《寰宇记》：‘柴桑近栗里，陶潜此中人。’”②李贤等：《明一统志》卷五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出版。然而位于宋代甘山一带的“柴桑故里”“靖节祠”以及位于荆林街的“柴桑城”、在面阳山一带的“柴桑山”，位于德化县城南偏西约20 度方向，相距50 ～70 里。又《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一十一载：“陶公旧宅，在州西南五十里柴桑山。”[3]2254以位于今九江市八里湖一带的六朝浔阳城而论，“五十里”是相当准确的。这就与《方舆胜览》所说的“德化西南九十里”有很大差距。《资治通鉴》卷七十四曰“吴主徙恪屯于柴桑”，胡三省注云：“柴桑县，汉属豫章郡，吴属武昌郡，有柴桑山；
在今江州德化西九十里。杜佑曰：江州寻阳县南楚城驿，即古之柴桑县。”[22]又如《嘉靖九江府志》称：“柴桑城，在府治南九十里。……楚城废县，在府城南九十里，即柴桑城是也。”“栗里苍松，在城西南九十里柴桑山下，晋陶潜居侧。”[20]卷三16 又称：“靖节祠，在楚城乡柴桑山下，去城九十里。今废，惟遗旧碑，题曰‘晋陶靖节先生故里’。”[20]卷八4 这些叙述或把“西南九十里”改成“西九十里”，或改成“南九十里”，然而无论是“西九十里”还是“南九十里”都超出了庐山的范围，无形中否定了“柴桑山”为“庐山”的说法。明代方以智《通雅》卷十三载：“庐山在《山海经》为柴桑之山，张孟奇曰：‘庐山旧名柴桑山，因匡君庐而称庐山。’郭璞注曰：‘柴桑山与庐山相连。’据后世渊明柴桑里山为庐山之麓而言也。”[23]按郭璞所注，柴桑山与庐山相连，但并不是一座山；
后代人则说“庐山旧名柴桑山”，两种说法也不统一。总结起来，“西南九十里”与宋代甘山“柴桑故里”吻合度较差的情况，显示《方舆胜览》与《名胜志》所说的“西南九十里”的“柴桑故里”或“柴桑山”应当另有所指，也另有文献来源，而且另有“去宅北三里许有靖节墓”的不同信息。

其三，有不少人明确指出“柴桑故里”在德安县，这与“德化西南九十里”的说法非常吻合。宋代王质《栗里谱》云：“兴宁三年乙丑（晋哀帝），君生于浔阳柴桑，今德安县楚城市是。”[24]说陶渊明的“柴桑故里”在“德安县楚城市”。按直线距离计算，“府西南九十里”就到了德安县吴山镇一带。又如德安人王阮，其故里在德安吴山镇山湾村的敷里坂，[25]他有《和杂诗》曰：“渊明弃彭泽，归欤在柴桑。我里亦其侧，俯视世粃糠。”[26]假如陶渊明的“柴桑故居”远在数十里之外的庐山脚下，他是不会说“我里亦其侧”的。又如明代周瑛《和陶诗序》云：“（吴）景辉上虞人，尝举进士礼部，得乙科，授太和县儒学训导，有学绩，擢德安县知县，德安故柴桑里为渊明故乡，君到辄作慕陶轩以居，因号慕陶子，且和陶诗以为乐。比解官东归，而诗已盈帙矣。”①周瑛：《翠渠摘稿》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出版。周瑛为福建莆田人，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进士，他所说的“德安故柴桑里为渊明故乡”之说，早于李梦阳对陶潜故宅的指认，显然别有来源。综合起来，这很可能就是“德化西南九十里”的“柴桑故里”。

上述考证，虽然难以得出定论，却有利于窥探陶渊明晚年的心迹。陶渊明在移居南村之后，各种势力尤其是刘裕一派对他的裹挟之势越来越明显。根据陶诗，陶渊明自南村往远离浔阳城的西南方向徙居，其意在于“幽居”以避喧嚣。《咏贫士》其六曰：“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人事固以拙，聊得长相从。”[1]322《答庞参军》曰：“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1]103这都表明了他徙居的用意。而《止酒》曰：“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闲止。”[1]252这个城邑应当是柴桑城，不是浔阳城。但“柴桑故里”在德化西南“五十里”或“九十里”的两种说法，显示他迁徙到“西庐”之后，未必一直住到去世。例如义熙十四年（418）王弘担任江州刺史（《宋书·王弘传》），任上曾给陶渊明送酒，为此留下了“王弘冈”的地名。“王弘冈”一说在德化县南二十里，但多数说法是在德化西南九十里处。《嘉靖九江府志》载：“王弘冈，在府城西南九十里，晋王弘遣白衣人送陶潜酒处。”[20]卷二8 雍正《江西通志》卷十二载：“府城西南九十里王宏冈，晋刺史王宏遣白衣人送陶潜酒，即此地也。”[21]2702006 年，笔者在位于“德化西南九十里处”的德安县吴山镇蔡河村灵龟石一带发现有很多汉代至南朝的文物，且有陶渊明墓地、陶渊明母亲孟氏墓地、陶侃葬父的牛眠地、陶靖节祠等说法，又有几块明代墓碑记载陶渊明在这里居住。[27]这些都显示了陶渊明从“西庐”再次迁徙到“府城西南九十里”的可能性。对于处身晋宋易代之际的陶渊明来说，尽量做到远离城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如《读史述九章·夷齐》说：“二子让国，相将海隅。天人革命，绝景穷居。”[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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