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及其主要问题研究

李国治，罗 辉，胡惠永，李作森

（1.云南农业大学 资产处，云南 昆明 620201；
2.云南农业大学 教务处，云南 昆明 650201；
3.云南农业大学 烟草学院，云南 昆明 650201）

“十四五”期间是我国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要有人才支撑，职业农民是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人才支撑。开展职业农民培训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1]。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职业农民培训工作，不断加大财政项目资金投入，参加培训的农民人数逐渐增多，基本形成了“多元化”的职业农民培训体系，逐步创建了“分阶段、重实训、参与式”的农民培训方式，“十三五”时期我国职业农民培训成效明显；
立足我国职业农民培训实际，与国外职业农民培训模式进行比较，在制度保障、精准培训、培训供给以及培训对象等方面存在不足。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农民培训政策保障体系，构建“一主多元”农民培训协作体系，建立多元化的培训资金保障机制，结合实际需求精准开展农民培训，切实提高农民培训成效，全力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一）国外农民培训模式

国外职业农民培训主要分为东亚、西欧以及北美三种培训模式[2]，具体比较分析见表1。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培训模式构建了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多层次培训体系以及多元投入体系。日本以培养农业后继者为主要目标实施职业农民培训，农业大学是日本职业农民培训的主体，以综合性大学、农科类大学、中等农校为辅，政府主导扶持，在法律和资金上给予优先保障；
韩国政府立法和统筹规划，以农业协会、农村振兴厅、农业大学为培训主体，涉农部门分工协作，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开办培训机构实施公共职业培训、企业职业培训和资格认定职业培训，建立村民会馆开展农民思想教育，培训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征收及政府补助。以英国、德国为代表的西欧培训模式关联政府部门、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培训机构等各类资源，有效衔接不同层次的农民培训，筹措经费免费培训和奖励先进。英国政府资助职业农民培训，将农民培训与正规教育结合，培训主要载体为农业培训网，培训师资主要是农业院校、培训机构的教师和农业生产一线工作者，与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关联，建立严格的考核和评级制度；
德国职业农民培训由学校和企业轮流开展，学校负责农业理论教育，企业负责农业技能培训，校企按照比例共同承担培训费用，通过书面考核和实操考核获得国家认定的资格证书。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北美培训模式强化政府政策法律保障，协调农业部门和教育部门相互配合，形成多元化的投入主体和培训主体，差异化、层次化区别培训对象，注重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建立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出台激励保障措施。美国和加拿大采取农业教育、科学研究和科技推广“三位一体”模式实施职业农民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是规模化与机械化生产，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和信息化系统，通过政府预算给予农民培训财政拨款。

表1 国外农民培训模式比较分析

（二）我国职业农民培训模式

我国职业农民培训采取的模式主要分为“三大类十一模型”。根据培训主体不同分为“三大类”：政府主体类、社会合作类、市场运行类。政府主体类包括政府项目模型、集中培养模型、远程培训模型、创业扶助模型以及文体活动模型；
社会合作类包括园区协作模型、科技推广模型、开发项目模型和示范带动模型；
市场运行类包括合作协会模型、产业发展模型。职业农民培训必须立足区域经济发展全局，考虑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文化素质、政府财政状况和农民收入水平，依托当地农业产业发展资源优势，综合考虑经济文化、资源环境、农业发展、农民素质等因素，选择相应的培训模式。

目前，我国职业农民培训模式主要是社会合作类，通过园区协作、科技推广、项目开发和示范带动，对农民进行培训。充分结合区域资源气候条件、农业产业发展以及农民实际需求，建立当地农民技术评价标准，根据农民的技术层次、动手能力以及生产业绩等，针对性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培训合格后颁发资格证书，设置资格证书有效期，一般为3 年，资格证书管理部门定期开展证书年检，定期举办新技能培训，提升职业技能。高职学校为提升农民学历开设职业农民学历教育培训班，结合农民的文化素质低、学习能力低等特殊情况特别制定教育培训计划，开设特色课程，讲授基础知识，传授实践技能，培训合格后获得大专学历[3]。致力解决职业农民就业创业，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链，建立职业农民创业基地，出台小额信贷、财政补贴、政策优惠等吸引农民人才返乡的激励保障措施，支持职业农民回乡创业。我国通过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举办农民学历培训班、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链、建立职业农民创业基地等方式，为职业农民培训构建完善的培训体系和保障体系。我国职业农民培训模式分析结构图见图1。

图1 我国职业农民培训模式分析结构图

（三）国内外职业农民培训模式比较分析

1.政策保障

我国依靠政府制定相关文件推动职业农民培训，文件明确规定培训的组织实施、培训主体、目标任务和经费使用等问题，各级政府职能部门按照文件规定开展培训，不具有强制性；
而国外多数国家出台职业农民培训法律法规，依法组织实施培训，政府对执法不力情况追究法律责任，国外相关法律法规为培训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2.管理模式

我国职业农民培训由国家决策部署，国务院相关部门共管，各省市县设立专门机构和配置专人管理本区域的农民培训，形成了多元化管理模式，条块分割，机构重叠，在资源配置、内容设置、资金使用以及成效考核等方面难以制定统一标准，导致资源浪费，难以掌控全局，影响培训效果；
而国外多数国家职业农民培训由政府一个职能部门统管，其他相关部门协管，形成一元化管理模式和一体化管理体系，避免培训资源分散，有效提高培训效率。

3.培训体系

国内外职业农民培训基本形成了高、中、初三个层次的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的培训体系，但是我国开展学历教育的农业高校只注重正规学历教育，基本不承担短期农民培训，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之间缺乏衔接，受训农民接受培训相对独立，不能逐级提升培训和参加系统学习；
而国外多数农业高校既实施学历教育又开展农民培训，而且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非学历教育之间有效衔接，按照培训专业分成不同层次，受训农民成绩合格可以根据自身意愿升入高一层次接受培训，既可以提高职业技能、增加家庭收入，又可以接受学历教育。

4.制度建设

我国职业农民培训地位较低，学历教育基本从初中、高中毕业生层次中招生，非学历教育培训对象只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而忽视了对农业农村的管理服务者和农技推广人员的培训，户籍为城镇户口未能升学的初高中学生在城镇能够继续接受优质教育资源培训，而农村户口的学生接受培训的机会和质量就不如城镇学生，我国职业农民培训机构缺乏有效的考核激励机制。

5.经费来源

我国职业农民培训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发展基金、企业培训经费、社会捐助、缴纳学费以及民办培训机构自收自支经费；
而国外培训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预算。

6.培训内容

我国职业农民培训内容倾向传统技术理论，忽视现代农业急需的产业信息、经营管理、市场营销、仓储物流、种质创新、生物技术、资源开发、绿色农业等新技术的培训；
而国外培训内容紧紧围绕现代农业发展需求来确定，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设新专业，开发新课程，更注重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以及生物技术、绿色食品、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培训。

7.理论实践

我国职业农民培训重理论，轻实践，理论与实践脱节，没有做到相辅相成；
而国外培训高度重视理论知识联系生产实际，用理论知识指导生产实践。国内外职业农民培训模式具体比较分析见表2。

表2 国内外职业农民培训模式比较分析

（一）我国职业农民培训发展现状

1.培训人数逐年增多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农业农村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 年，我国新型职业农民人数已经超过2 000 万人。2013—2017 年，云南省累计投入职业农民培训资金达3.2 亿元，云南省建立培训试点县35 个、整体推进试点市1 个，共培训农民11.8 万人，到2021 年，云南省培训职业农民达到160 万人。截至2017 年，湖南省已累计培训职业农民14.4 万人，2021 年底湖南省职业农民人数达到100 万人。河南省每年培训职业农民达20 万人，到2021 年底河南省培训职业农民人数超过120 万人。

2.培训体系基本形成

通过多年职业农民培训的探索与实践，基本形成了“多元化”的职业农民培训体系，初步建立了以涉农高校、职教中心、农广学校等为主体，涉农科研院所、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技术协会以及农业龙头企业参与的职业农民培训体系。同时通过订单式购买服务、市场化运作等方式与条件具备的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科技产业园共建职业农民培训基地和培训学校。2012年，农业部在全国遴选100 个县启动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程；
2014 年，农业部、财政部在全国遴选2 个省、4 个市和300 个县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2014 年，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被认定为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县），成为全国300 个、云南省10 个、昆明市唯一1 个试点（县）之一；
2014—2017 年，昆明市西山区累计培育职业农民1 139 人，认定职业农民863 人，认定职业农民实训基地3 个，建设职业农民养殖示范村1 个。截至2016 年，全国8 个省、30 个市和2 000 多个县全面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2017—2018 年农业农村部在全国认定挂牌成立了200 个国家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被认定为全国200 个国家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之一。2021 年5 月，全国101 所高校（科研院所）被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联合认定入选国家级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和农业科研院所推介名单，在云南省3 所入选高校（科研院所）中云南农业大学名列第一。

3.培训方式日趋多元

结合农民学习培训规律，创建职业农民“分阶段、重实训、参与式”的培训方式。一是利用通信工具组建QQ 群、微信群，开发APP，建立空中培训课堂，突破时空间隔，专家与农民随时随地线上授课、咨询互动，帮助解决农业生产实际问题。由农业农村部科教司主办，中央农广校、农业农村部农民科教培训中心承办，隆平高科信息技术（北京）公司独家建设与运营的农业综合服务平台云上智农手机应用于2016 年上线，为职业农民培训提供线上课堂、专家解答、农情资讯、技术推广及农业电商等专项服务，云上智农APP 开设课堂、问答、资讯、社区等4 个服务栏目。二是采取“集中授课+田间培训+基地实习+家庭生产+跟踪指导+产量考核”分阶段、集中与分散相结合、注重实践的方式灵活举办培训，培训成效体现在农民家庭生产收成上。例如2015年以来，中国工程院结对帮扶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县，从中国工程院、云南农业大学、西南林业大学等高校及科研院所选派一大批院士、教授、专家进乡镇入村寨，举办农业技术培训，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分为集中授课、分组讨论、田间实践、个人总结、集中讲评等阶段。集中培训后免费向学员发放种子，布置种植、养殖家庭作业，院士、教授、专家深入到各村寨检查指导学员作业情况，现场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培训学习考核不开展笔试，注重实际成效，看重产量收成。三是依托农业科技项目推进职业农民培训，围绕项目科技需求与推广任务，以“农民”为中心，创建农民田间学校，以需求为导向，以田间为课堂，以实践为手段，农民与专家面对面进行技术信息交流，结合农事及农业生产规律让农民在干中学、学中干，提高职业农民培训成效。中国工程院立足澜沧县优势的自然资源条件，重点围绕林下中药材、冬季马铃薯、冬早热带蔬菜水果、生态高效畜牧等地方特色产业发展，针对性开展了林下有机三七种植、冬季马铃薯种植、冬早蔬菜和热带早熟水果种植、高原特色畜禽养殖、经济林木种植、电子商务等关键技术实训班，培养了一批农业乡土人才，发展了一批农业特色产业，极大促进了农民增收致富[4]。

（二）我国职业农民培训成效分析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农民教育培训支持力度，全国各地以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百万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计划为统领，通过系统培育和技术培训全面推进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十三五”时期，我国职业农民培训成效明显，培训机制更加完善，培训内容更加丰富，农民总体素质明显提升，有力支撑了全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与社会进步。全国以农民培训政府工程项目为抓手，通过政府主导、政府拨款、政府职能部门组织和社会参与，每年培训农民达到100 万人；
整合职业教育优质资源参与农民培训，推动高职学校农民招生工作，全国每年招生入学接受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突破3 万人；
全国近70%的受培训高素质农民年龄在36～54 岁之间，45%以上的受培训高素质农民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近20%的受培训高素质农民正接受正规学历教育；
全国15%以上的受培训高素质农民具有农民技术人员职称，10%以上的受培训高素质农民具有国家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
全国90%以上的受培训高素质农民从业5 年以上，并接受过相关农业技术培训[5]。职业农民培训应该主动适应农业科技进步、生产方式变革、新产业新业态培育、城乡全面融合发展的新要求，加快构建农民教育培训新格局，加快培育造就高素质农民队伍，全面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一）我国职业农民培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制度保障不足

职业农民培训立法不足，教育培训、认定管理、扶持服务政策制度还处于探索与实践阶段，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关于职业农民培训的职责还不够明确，扶持政策范围及标准还不够切合实际[6]；
培训工作还未纳入地方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承训机构、培训计划和内容还不够规范，认定基本标准、培训方式方法还不具有权威性；
职业农民培训的监督与奖惩机制还不够健全，农民培训资格准入制度还不够完善，培训引导与政策宣传还不够到位。农民在培训中虽然学到了相关技能知识，但是离开课堂在实际生产中感觉所学知识根本用不上，影响了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培训过程中许多农民不清楚相关的培训政策，不了解农业发展的热点和趋势，不知晓相关的培训制度和扶持政策，这些都会影响到培训效果和农业发展。

2.精准培训不够

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地区性和持续性等决定了农民对培训内容个性化需求的特点，政府部门、培训机构与农民之间缺乏有效的调研沟通，导致培训内容与农业生产、产业发展和农民需求脱轨；
在培训前部分培训机构未对培训学员的培训需求进行深入调研和全面汇总，只注重培训班次、人数是否完成任务，从而忽视了培训内容、培训对象是否符合农业生产实际需求的问题，导致培训内容与实际需求脱节，从而真正需要参加培训、掌握技能的农民未能参与到培训班；
部分专家授课形式和内容较为单一，形式不够灵活，内容不够丰富，培训内容与当前产业发展、生产实际的需求不对应，对生产经营主体缺乏个性化的实践实训和生产指导[7]；
多数专家对农业生产缺乏持续性的跟踪指导，缺少长期性的实训实践。

3.培训供给不强

我国承担职业农民培训的主体主要是农广学校、农业科研院所、农职院校、农业高校等，地区性的农广学校、农业科研院所在培训师资力量、资源供给等方面与大规模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不匹配；
优质培训机构不多，经认定成立的全国乡村振兴职业农民培训优质学校仅有98 所，技能型师资紧缺；
职业农民培训专用教材、精品课程建设还较为滞后，配套的视频与模块教学资源建设需要加强。

4.对象素质不高

目前在农村从事生产经营的人员中，年龄35岁以下占比不足20%，55 岁以上比率高达35%；
大量的文化素质较高的青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在农村接受职业培训的大部分是文化较低、劳力不强的农民，包括老人和妇女；
留守农村的农民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对职业培训认识不够，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足，而且学习接受能力也较弱；
多数农民因担心耽误农事而不愿意投入培训学习太多时间，培训机构有时只有通过发放小礼品甚至红包来刺激农民参加培训的积极性。

（二）我国职业农民培训的对策与建议

1.加强农民培训政策保障

政府部门出台农民职业培训相关的法律政策，将职业农民培训纳入地方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培训机构、对象、内容、模式、资金等政策引导机制，建立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增强激励保障措施的可行性，提高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8]。从培训内容、标准及模式上加强职业农民培训体系内部初、中、高职业培训层次的衔接贯通，形成完备的多层次培训体系。教育部门侧重农民学历培训，农业部门注重农民技能培训，积极探索建立教育部门与农业部门多层次、多类型培训协作机制，以培训促进农户与特色农业产业融合发展。

2.构建“一主多元”培训协作体系

目前，我国农民职业培训主体较多，呈现多元化，主要包括政府农业部门、农技推广机构等政府职能部门、农业广播学校、中等农业学校、高职农业院校、高等农业院校等各类农业学校以及各类农业科研院所和农业龙头企业、农业示范园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社会企业组织[9]。整合各类培训资源，打破培训机构壁垒，形成强大培训合力，逐步构建政府部门引导、学校机构主导、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一主多元”农民职业培训协作体系。

3.建立多元化培训资金保障机制

国家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职业农民培训工作，中央财政不断加大农民培训经费投入，地方财政积极筹措资金不断加大配套经费投入，但还是无法满足各级农民培训经费、培训师资质量提升以及培训条件改善的需求，在政府层面应该出台相关鼓励引导政策，撬动社会资本、企业资本配套投入积极参与农民培训，以农民培训成果回馈社会企业组织，鼓励引导职业农民进入社会企业组织就业创业，探索建立社会资本、企业资本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培训资金保障机制[10]。

4.注重农民培训精准性

从事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及销售的农民年龄跨度较大，文化素质差异较大，学习接受能力也不一样，农业生产活动的季节性、区域性和持续性决定了农民对培训内容的个性化需求，因此在培训中应该分类分层、差异化实施培训。在培训前政府部门、培训机构与当地农民之间就培训需求和内容进行广泛深入调研，全面梳理出重点培训内容，培训供给和培训需求有机结合，培训内容既与时俱进、切合当地农业产业发展需求，又能激发农民学习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效提升农民培训质量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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