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十点主张

桑玉成

习近平总书记2019 年11 月2 日在上海考察工作时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后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以及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都强调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意义。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之后，理论界已经有了不少的研究，取得了很多的研究成果。但是相对来说，就如何推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际进程，如何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进行切实的规划和部署，如何用操作性命题的落地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性命题、解释性命题、操作性命题的完满统一，尚缺乏必要的研究。

本文特就此问题提出如下十点主张。

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任重道不远，实现第二个百年愿景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

在我们顺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迈向第二个百年的新征程已经开启。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到2049 年也即新中国成立100 周年的时候，我们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时间点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

所以这也是我们说“任重道不远”的缘由。

如果我们说，经过40 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们获得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大成就，相对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那么，在接下来不到30 年的时间里，我们要通过政治发展的实际进程，来实现第二个百年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看到，在第二个百年的目标愿景的要素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这些基本上都是政治发展的任务。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为发展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路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党全国人民形成的普遍共识。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更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治前途的大事。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实来看，毫不夸张地说，社会主义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处在一种在围堵中生存、在批评中奋进、在质疑中前行、在曲折中成长的过程之中。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 年代初之际，随着苏联东欧的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社会甚至也包括我们党内的很多有识之士，都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即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带领中国人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推向前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际成就，来回应世界潮流带给我们的严峻课题。

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刻揭露和批判，更来源于他们对于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和憧憬。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由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意料之外的相对薄弱的国度首先开始的，也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过程程度不同地遭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失误和挫折，使得社会主义的政治前途始终成为一个被世人关注的重大问题。

从当年苏联东欧剧变的教训来看，所谓社会主义政治前途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指能不能推动经济发展、能不能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恰恰在于，能不能开天辟地、创设一个基于社会主义基本方向和基本原则的民主政治及其国家治理体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及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的政治建构，能够真正地实现人民的政权、为人民的政府这样的一个价值目标，能够塑造一个清正廉洁的政治生态，能够有效地解决社会治理的基本问题，能够给人民带来既有物质文化生活、又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美好生活。

面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第二个百年愿景的宏伟目标和任务，迫切需要加强关于政治发展战略的研究。最近以来，一些地方提出了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佳实践地”“实践高地”等等的目标，而唯有首先建设“研究高地”，才能达至这样的目标。与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不同，政治发展是一项关涉国家顶层设计以及国家长治久安的极为重大的战略部署，因此也需要有中央统一规划和决策。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认为，有必要建立全国性的专门研究机构，专题研究我国未来三十年政治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关于我国政治发展战略的问题，有诸多领域亟待研究，最为重要的是：

一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目标模式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 周年之际，我们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愿景，我们在政治发展方面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来呈现，需要有切实的研究。

二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规划部署的研究。根据确定的目标模式，我们如何通过切实的规划和步骤，一步一步地推进。譬如说，当下我们实施了区县级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那么按照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是否需要进一步拓展人民代表直接选举的范围、以什么具体的规划和步骤来推进，诸如此类的问题，也需要有审慎的研究。

三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实施方略的研究。在具体的政治发展领域以及中观微观的制度层面，包括如何拓展基层民主的空间、如何进一步完善决策体制和议事规则、干部制度、纪检监察制度等等，都有很多需要进行扎实研究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看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当务之急是什么。这三个层次分别是：价值性命题、解释性命题、操作性命题。

第一个层次为价值性命题。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指出：“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1]这就是典型的价值性命题。

第二个层次为解释性命题。解释性命题是对价值性命题作出的内涵方面的释义。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指出了上述价值性命题之后，进一步用“八个能否”来说明如何来判定一国政治的民主与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说过，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1]习近平总书记还进一步提出了四个“要看……，更要看”，他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
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
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
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1]通过这些具体的阐述，就可以使我们对何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有了更加具体清晰的认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需要用操作性命题来推进具体的实践。近些年来，我们在民主的价值性命题和解释性命题上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现在最为重要的就是如何把操作性命题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因为唯有通过对操作性命题的探讨，找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可操作、可实践的领域和可复制的方案，才能使民主的价值性命题和解释性命题得到现实性的体现。

这几年我们党非常强调要让人民有获得感满意度。应该说，在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经过40 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通过政治发展的实际进程，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积极推进，让人民群众在政治生活方面有更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党的十九大基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果断地作出了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要论断，提出了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美好生活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了这个新矛盾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这表明，人民的需求已经从“物质文化需求”提升到了“美好生活需求”。而这种“美好生活”，不仅仅是在原有生活基础上的“量”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之内涵上的拓展。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2]

作为一个现代社会，作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可以认为，人民群众普遍希望生活在一种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下。在某种意义上，人民群众赖以生存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于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性，还远远大于人民群众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就是说，人民群众对于政治生活方面的获得感和满意度甚至更为关注。

这是因为，人民的政治生活比一般的物质文化生活更为重要；
同时，作为一个社会，致力于促进人民政治生活的改善比致力于促进经济生活的改善更具有现实性的意义。譬如说，我们一下子难以解决人民群众在物质财富占有上的均等化，但是我们可以为所有的国民提供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诸如此类。

因此可见，我们党提出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等，已经越来越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在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基本满足之后的更为重要的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提高我们党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方面的供给能力和供给水平，应该成为当下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党的第一要务。

民主与法治须臾不可分离，离开了民主谈法治或者离开了法治谈民主，都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进程中，必须有依法治国方略的实质性推进。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我们党确立的基本方略。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就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作出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决定指出：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决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3]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以来，我们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但是就当时揭示的依法治国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迄今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仍然存在，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
部分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意识不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问题，违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妨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3]

按照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推进依法治国的实际进程，有必要重申三大原则：

一是，牢固确立并积极维护宪法法律的绝对权威。

二是，严格遵循宪法第四条相关条款的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三是，必须重申并强调，党要善于将党的意志和主张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这是宪法精神的重要内涵和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1]这是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西方国家那种唯选举主义民主相比较的显著特点之一，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势之所在。

相对而言，搞个装饰品、做做摆设等等的事情并不难，难的恰恰在于解决实际问题。在我国，搞经济建设也好，推进政治发展也好，都需要党和国家的主导，需要各级领导干部的全力投入和积极作为。正因此，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着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同样需要各级各类领导干部的身先示范和积极作为。

我们必须注意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讲话中，包含着明确的逻辑关系，即是说，我们之所以说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是因为我们的重要立法、决策，都是经过程序，经过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而经过程序，经过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都是需要相关领导干部做出积极作为的。

如何在实际的政治管理中，在立法和决策中，在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切实地经过必要的程序和酝酿，做到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是摆在各级各类领导干部面前的一场重大考验。在这方面，尤其是需要着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用全过程人民民主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我们党一向注重各级各类领导干部素养和能力的培养。多少年来，领导干部在政治素养、统御意识、管理水平、决断能力、应急处置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也必须注意到，按照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领导干部尤其需要补上善于倾听、善于吸纳、善于整合民意以及尊重法律、尊重程序、尊重人民等等方面的素养和能力。特别重要的是，有必要大力提高领导干部用法律、程序、民意等等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前些年间，关于我国民主政治发展战略的讨论中，有这样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党内民主带动论，二是基层民主先行论，三是本土民主挖掘论，四是中观民主推动论。

在这里，我们姑且不去具体讨论每一个战略的利弊得失，只是想从拓展基层民主的发展空间视角，来谈谈如何通过基层民主的先行，来培植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坚实基础。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基层民主，还仅仅局限在自治领域即非政权结构的民主，如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职代会等等。这些属于自治领域的民主实践，为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是，按照我们党第二个百年的目标愿景，按照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非常有必要拓展基层民主的发展空间，将基层民主拓展到基层政权领域。

这个基层政权领域即县、乡（镇）。因此，积极推进“县政”变革，当提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议事日程。

把基层民主的发展轨道导入基层政权的这一制度空间，从第二个百年目标愿景以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高度探讨基层民主的新内涵、新发展模式及其战略意义，无疑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的那种基于群众自治的基层民主发展观。这种发展趋向将使基层民主获得新的制度环境，具有更强的辐射力和开发空间，并且更能契合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回应社会发展变迁所提出来的现实挑战。

基层民主制度空间的提升及其所带来的社会与政治影响，至少包括如下两大方面：首先，在基层政权这一制度空间中成长的基层民主政治，把全过程人民民主纳入了一个更大的基层政治建设框架中，实现了基层政权民主生活、基层党内民主生活以及社会民主生活三者的有机统一。在这种基层民主发展模式下，人民民主、政权民主和党内民主这三种基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生活获得了一个共同的制度平台，因此，它将有力地促成党、国家与社会在基层社会的同构和共生。另一方面，这种由群众自治制度提升而来的、以基层政权为中心的基层民主模式，将与传统的群众自治制度以及更高层面的人大民主、党内民主和协商民主一起，共同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体系。

其次，这种基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民主发展观在政权的层面上进行利益表达和综合，必将提升人民群众在政治生活领域的效能感、获得感和满意度，使得基层民主制度真正成为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愿景的政治保障力量。从政权的层面上来建构基层民主，不仅可以有效地将民众的各种利益表达进行制度化和法治化，使得分化了的利益得到有序的整合、社会矛盾和冲突得到有序的协调，而且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培育人民的民主素质和公共精神，促进人们按照民主的程序和理性的态度去解决社会问题，从而在价值层面增进社会共识和凝聚力。

因此我们认为，可以用5 年左右的时间，来做好“县政”改革的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然后在5年之后，全面实行县及乡镇政权的普遍直接选举制度。党组织的领导机构，严格按照党章的规定产生。

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进程中，有两个多少年来一直被提及、也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首先是：政府职能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尤其是到了20 世纪80 年代的中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启，一个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就摆到了人们的面前。早期讨论的一个普遍共识是：作为发展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政府必须转换角色，实现从经济活动中的“运动员”到“裁判员”的转变。后来，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趋于成熟之际，我们提出了关于政府职能的十六字原则，即：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应该说，正是关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才推动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进而也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关于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本身是一个动态的问题，随着市场以及政府本身的发展，这个问题现在依然比较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相关重要文献中，也一直在强调政府职能转变的意义。譬如说，在谈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在谈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时候，也总得强调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心在政府职能的转变。

本文特别提醒关注的是，以往所有讨论的关于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属性及其要求来谈的，而没有涉及政府职能转变对于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意义。实际上，推进政治发展的实际进程，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更有必要研究政府职能的问题，推动政府职能的实质性转变。

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来看政府职能转变，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重视：

一是，政治的角色和职能定位，不仅取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而且要符合人民的利益、愿望和要求。

二是，必须明确，政府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的秩序，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因此，政府职能的定位及其调整，必须以这样的根本目的为依据。

三是，政府职能法定，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中，就有明确规定，政府依法行政首先需要做到的是：法定职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得为。

另一个基础性问题是：干部制度。

在一国的政治体系中，干部制度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在干部制度中，选官任官制度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一大批革命年代冲锋陷阵的将领直接在各条战线担任领导职务，成为新政权体系中的第一批领导干部。改革开放以后，面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干部队伍立即凸显的是老化问题，其含义既包含了一大批干部的年龄老化，同时又意味着干部知识和能力的老化，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当时提出了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问题，同时也提出了后备干部建设的问题。后备干部队伍的建设以及干部制度的改革问题在20 世纪整个80 年代受到广泛关注。进入20世纪90 年代之后，上述所谓“四化”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于是，干部制度特别是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民主化问题被提了出来，所以就有了不少的探索性做法，如公开招聘、公开考试录用、注重民意基础等等。

在干部制度改革已有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按照第二个百年的目标愿景，按照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干部制度改革又赋予了新的含义和新的任务。因此，科学地分析和诊断当今我国干部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是推进我国干部制度改革的必要前提。

分析我国多年来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不难发现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以官选官的模式”，二是“以人为中心的逻辑”。所谓以官选官的模式是指，在选拔任用干部的过程中，无论其标准、程序、操作规范等如何变化，其核心的问题一直是：对于干部选拔任用具有最终决定权的始终是更高层次的干部，即“上官”具有选拔任用“下官”的决定性权力。所谓“以人为中心的逻辑”是说，在选拔任用干部的工作程序中，是以选“人”作为其一贯的工作逻辑和思维逻辑的，就是说，只要有领导干部的空缺岗位，那么组织部门或党委领导的工作就总是希望去选拔和任用“一个合适的人”。

这种选拔任用干部的特点在我国特定的体制环境下，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如下一些问题，而且，随着一些情况的变化，这些问题在近年来表现得日益突出。[4]

第一，一些被选拔任用干部的公信度以及认同性不高。具体表现有三：一种情况是群众对确定性对象的认同性问题，通常会出现周边群众对被选拔任用的干部产生质疑的情形。第二种情况是群众对非确定性对象的认同性问题。尽管群众对被选拔任用的干部根本就不认识也不了解，但也能产生一种本能的不认同。第三种情况，党的组织部门或领导部门对已被任用干部的认同状况，近年来也有所降低，“悔意”也时有产生。

第二，选拔任用干部工作的难度以及与此相关的选拔到合适干部的难度均越来越大。多少年来，我们选拔任用干部的认真程度比过去有所提高，但与此同时，我们选拔任用合适干部的难度却也比过去有所增加。

第三，管理干部的成本越来越高。由于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本身不能在规范干部行为方面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以及其他诸如文化、体制等等多方面问题，近些年来，我们管理干部的成本也越来越高。

第四，尚未能形成干部选拔任用的规范化、制度化的良性运行机制。

因此，按照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通过规范化、制度化的途径，推进干部制度改革的新进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认为，新时代干部制度的改革，特别需要加强对干部制度改革的系统思考和顶层设计。干部制度研究是一个多学科、多领域的问题。因此，在多年干部制度改革和探索的基础上，超越零散的、不系统的成功经验，以多学科的视角对干部制度进行系统研究和顶层设计，为新时代推进干部制度改革提供知识基础和理论支持，是干部制度改革的基础性工程。

我们都知道，当年我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深圳特区开始的。随后，这种改革试验地逐步扩展，上海浦东、海南，以及后来遍布各地的开发区、试验区等等，星星之火，燎原之势，并影响乃至波及全国各地。正是这种先试验、先探索而后推而广之的策略，使经济体制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

借鉴探索经济发展模式和做法的有益经验，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进程中，适当有一些“面”的或者“点”的探索与试验，当可以为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创造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之后，首提地上海也进一步提出，要在今后的5 年里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佳实践地，其他的很多地方也纷纷表示，要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落到实处。我们注意到，最佳实践地、实践高地等等的提法，就有那种探索与试验先行的意味。因此，鉴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需要，不妨通过一些地方的大胆试验，来为我国的政治发展提供做法和经验。

政治发展试验地的建设，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有步骤地进行一些政治发展的试验，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际需要，可以探索我国政治发展的不同模式和可复制经验，为全国性的推广提供借鉴。而且，局部的政治发展试验，对全局性的稳定并无实质性的影响，所以试验的风险小，便于控制。

二是，通过政治发展的局部试验，可以给全国人民看到我国政治发展的进程和希望，从而凝聚人心，有助于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愿景而群策群力，协同奋进。

三是，积极推进政治发展的局部试验，还可以在国际社会表明我国推进政治发展的方向和走向，为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政治发展的局部试验可以分为若干层级，如地市级、县级、乡级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试验。具体的选择，可以视具体的地域环境、社会基础等等因素确定。

猜你喜欢 全过程民主干部 Ese valor llamado democracia今日中国·西班牙文版(2022年4期)2022-03-26全过程造价管理模式下的工程造价控制分析建材发展导向(2021年14期)2021-08-23土建工程中全过程造价管理的有效应用建材发展导向(2021年7期)2021-07-16当干部切忌“打官腔”当代陕西(2020年23期)2021-01-07让创新贯穿深化医改的全过程中国卫生(2016年3期)2016-11-12全过程造价管理模式下的工程造价控制探讨中国房地产业(2016年9期)2016-03-01关于现代民主的几点思考中学历史教学(2015年12期)2015-11-11好民主 坏民主学习月刊(2015年19期)2015-07-09欲望的位置：论两种慎议民主取向之争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1期)2014-03-01干部任免四川党的建设(2009年7期)2009-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