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性重构

赵曾臻

（北京师范大学 党委学生工作部，北京 100875）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总体上经历了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不断拓展和延伸深度、广度的过程。这其中，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全球化并不是一个线性发展、一帆风顺的过程，它伴随着国家对其市场自由开放度的认知、经济保护政策的选择、文化多元化的认同以及政治多极化呈现的兴衰交替、复杂变化的波动特点。近年来国际局势持续动荡，新冠疫情肆虐全球，逆全球化浪潮兴起，对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构成了严峻挑战，全球化的前景似乎略显暗淡。面对国际社会纷争不断、矛盾焦点多发的特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不能有效解决各类问题，反而出现严重的治理危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有其客观规律的，只有顺应历史发展规律，才能掌握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的主动权。面对全球变局，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全球化的动力、条件和演进规律，高度重视全球治理问题，积极承担大国责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对马克思哲学理论、世界普遍交往理论、世界历史理论和共同体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充分表达了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核心理念”［2］，为世界治理体系的发展完善积极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全球治理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政治家勃兰特于提出，并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从9世纪开始经历了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全球治理体系从最初就是一个由西方治理不断演进、持续动态调整并最终走向全球治理的过程。这个过程为世界探索一个行之有效的治理规则及治理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积累了宝贵经验，但其仍然无法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诸多难题，无法构建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因此，世界各国亟需在共同发展与全球治理的视角下对未来的全球治理策略和治理方案做出新的定位与研究。

（一）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失衡

当下的全球治理体系主要是在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上建立的政治关系体系和经济治理体系。其更多地体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极力打造的由大国霸权为主导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全球治理体系。世界各国发展“游戏规则”的制定权长期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垄断，这个治理体系也没有体现出世界各国在主体权力发生改变时自然显现的国家地位和话语权的此消彼长，反而在不断地维护和巩固着西方发达国家所谓的利益和霸权地位。霸权国掌控世界金融资本、垄断高新技术、把控自然资源，使得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并没有谋得更多的利益和地位，也没有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事实上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因此，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仍然是处于西方治理阶段，即以资本为载体的治理体系。“使生产资料日益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3］由于资本存在着高度逐利性、固化性、排他性和等级性等诸多特点，生产资料逐渐集中，最终导致政治权力的相对集中。全球治理主体间的不平等，使得治理主体间更加难以达成普遍共识或进行有效的国家间的对话与合作，以致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努力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增进整体利益、维护全球利益的可能性和积极性都大大降低。可以说，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其不平等的现状造成了当今世界诸多的冲突争端与混沌僵局，极大地影响世界各国构建平等、公平、普惠、高效的新全球治理体系。全球性问题的不断出现和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的缺失，都严峻考验着当前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和公平性。“全球化的问题并非产生于全球化本身，而是来自管理全球化的方式方法。”［4］因此，只有对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在深层次上进行制度和结构的有效改变和调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球性的治理问题。

（二）全球治理机构的困境日益加剧

当今的全球治理机构已经日渐成为各国宣传对外政策、谋求国家利益和开展多边外交的重要平台。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系列多边的全球治理机构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有了一些进展，在维护国际秩序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各个治理机构的职能和作用也需要与时俱进，国际局势的日益复杂多变，使得各个全球治理机构愈发显得力不从心，逐渐无法满足国际社会发展的需要，落入治理失灵的窘境。在深层次的层面上表现为机制建构的结构性困境。一方面，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上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最有代表性、最具权威性和最有影响力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其治理的权威性、影响力、有效性并未得到有力显现。《联合国宪章》实际上未得到切实履行，治理供给与治理需求严重不匹配，某些领域出现治理缺位的现象。在许多国际重大问题上，如化解地区间冲突、消除战争威胁、建立公正合理国际秩序、解决难民危机、化解生态危机等重要问题上，联合国愈发凸显出“无能为力”和信心不足。联合国作为一个反映世界力量组合的晴雨表，大国间的博弈实际上遮蔽了其应发挥的作用，全球治理陷入实际的困境。例如，美伊危机、叙利亚危机等问题长期未得到妥善解决并持续发酵。另一方面，全球治理机构各成员国也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进而极大地影响了机构本身的建设发展和治理效能，加剧了其困境。欧美国家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并且持续发酵，诸如美国军费激增、社会分裂、种族主义，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德国的难民问题、税收问题。欧美国家疲于应对自身出现的诸多现实问题及治理困境，致使他们难以有更多的热情和动力来支持全球性的治理机构建设，很多由其主导的全球治理机构甚至还出现了财政上的困难、经费上的短缺、供给全球公共产品不力等问题，以致这些治理机构的公信力、国际影响力、权威性大打折扣，严重影响了治理效能。

（三）全球治理参与主体矛盾的尖锐化

一方面，在先行的全球治理体系下，西方发达国家与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长期存在着深层次、复杂、尖锐的矛盾。西方发达国家站在自身利益的角度制定游戏规则，提出各种诉求，严重弱化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西方发达国家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阶段、现实发展条件等诸多的差异，其很多标准的划定方式很难被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因此在解决国际问题、协调各国行动上难以作为。同时，欧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所承诺和约定的援助，其实际履行力非常有限，并且还存在着巨大的缺口，数量和种类都远未达到其原来的承诺标准，而国际社会也并没有找到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另一方面，除了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深层、固有的矛盾外，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严重的矛盾分歧，其矛盾的核心焦点是领导力的争夺和利益间的博弈，而领导力的争夺不仅包括全球领导力，更包含了区域领导力。全球治理的实质是世界各国、各区域、各个集团在世界发展中的权力博弈以及不断磨合的过程，全球治理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涉及对既有权力的再分配，因此会带来激烈的争论甚至尖锐的斗争。在当今的全球治理体系下，除欧美力量，其他新兴国家和经济体也在逐渐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国际力量此消彼长，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延缓了全球治理迈向和平、民主、公正、公平的整体进程，也极大地影响了全球治理效能。

面对当今世界诸多的全球性问题的冲击与逐渐兴起的逆全球化潮流，全球化将走向何方，全球治理将如何有效深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代课题。当今世界，唯有努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入变革，努力防范和化解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及全球治理的深层次、根本性问题，才能真正为全人类带来更多的福祉。

（一）政治上共同参与

1.各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在现行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内，世界各国并没有实现从“被全球治理”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转变。众多发展中国家只是被动成为这个体系的“负责方”，受压迫又贡献国际公共产品。许多国家都表达了希望变革不平等国际结构的强烈诉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并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普遍交往理论、世界历史理论和共同体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各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共同利益，倡导建立平等合理的新型国际政治秩序，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主张在新型国际秩序和新型国际关系框架下，坚持国际事务由相关各方共同商量。这就要求原来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和原来没有参加的落后国家以及众多的非政府组织都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努力提高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权和话语权、提高他们参与国际事务的积极性，这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利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稳定。

2.减少地缘政治冲突

世界政治的主题是寻求和平与合作。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全球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全球资本积累逐渐两极分化，国家和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不断加深，各国间的发展愈发不平衡不充分，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愈发悬殊以致逐渐演变为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和处理国际事务上的垄断和支配地位，特别是形成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支配关系。这种由于各国的发展所带来的不平衡关系形成了世界秩序中的权力支配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冲突与全球经济分化。在国际政治中，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席卷全球，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波及全球，在其他的民族国家之间被深化和放大，使得整个世界呈现出断裂性的格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虽在短期内减少了阶级分化和贫富差距，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更加严重的等级秩序以及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对立，表现为表面相对稳定但内部充满矛盾斗争的国际关系状态、各国间征服与被征服的权力支配关系。由此，在全球现代性的作用下，资本带来的“中心—边缘”二元结构和权力支配关系加剧了全球经济的动荡与国际政治的两极分化、地缘冲突的不断与地区局势的紧张。

3.优化治理体系结构

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受限于全球公域治理深嵌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之中，且治理体系又极大地影响着治理能力的建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资源如何分配与权利义务如何分配等重要问题上的认识有着较大的差异性。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具有巨大的优势，因此他们更加倾向于对资源开发上的自由进入与开发资源机会的扩大，发展中国家则更加渴望在收益、分配和资源管理上获益更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由于自身的国家能力、国家利益、在国际社会中话语权的不平等造成了对人类共同利益的不同看法，因此更进一步加深了当前的全球治理困境。当今世界各国并未公平、平等地分享全球化的红利，却不公平地分摊了全球性问题的成本和后果。因此，面对当下全球充斥着霸权、剥削和歧视的国际环境，如何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与各个国家利益之间的有机协调，如何平衡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如何有效处理国家能力优先与资源、机会的公平分配，如何解决各国的短视自利与增强国际合作的信心等多种诉求之间的矛盾是亟待解决的难题。中国所努力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就是要在全球治理中形成有力、长效的国家间利益协商机制，努力解决当下的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发展困境。

（二）经济上共同繁荣

1.促进要素流动的速度和范围的拓展

经济全球化不单单是全球化商品贸易、要素市场、全球产业链的实现，更加快了现代通讯、信息、物流、科学技术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和扩散的速度，但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规则往往对欧美发达国家有利。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虽然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但由于资本流动的指向性与利益流动的单向性，他们没有能够与发达国家一同享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成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为了推动处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拥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和地区间的交流碰撞，清除贸易壁垒，释放内需潜力，激发市场活力，实现投资自由化，努力营造人类共同行动空间，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良性互动营造良好的条件。

2.促进相互依赖与深化共同利益

经济全球化使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配置，使各国主动或被动卷入世界市场。实践证明，经济全球化十分有利于当今世界各个经济体自身利益，有利于维护全球市场的有序、有力运转，因此也符合全球各国的共同利益。国际合作得以有效开展的基础是各国的共同利益，合作共赢是全球化时代的主基调，各国之间以全球市场及分工为基础，形成了高度的相互依赖关系。因此，在当今的世界市场，每个经济体很难独立运转，国家的繁荣稳定与全球的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依赖与制衡，相互依赖的关系为世界形成“命运共同体”这一纽带与身份归属提供了重要条件。

3.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与实现共同繁荣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入、全球产业链的不断迁移和重构，国家和地区间的收益差距不断加大。拥有核心关键技术、资金、资本等要素的经济体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而许多以传统产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则遭受较大冲击，传统产业逐渐萎缩。新的世界秩序对国际地位、国家在世界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造成巨大冲击，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中逐渐走向下游，甚至出现国内产能过剩等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即全球贸易中完善自身产业布局，充分发挥本国经济潜力，共同书写国际贸易规则，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成果，为各国在全球贸易中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提供了重要的外在动力和保障，其为缩小国家和地区间的贫富差距、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提供了宝贵机遇。

（三）增进人类福祉，实现可持续生存和发展

1.化解冲突与对抗

在资本逻辑的逐利性、殖民性的驱动下，人类社会动荡不安，充斥着大大小小的冲突。当今世界，人类依然面临着严峻的世界局势，战争的阴云依然密布于一些地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没有任何一国可以独善其身。当今的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不断扩大的过程，就是科学技术与资本的相互促进并广泛运用于产品生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市场受资本逻辑的主导，人类社会在工业文明发展、科学技术进步与国际交往中不断发展，但同时也伴随着阶级对立的加深、民族矛盾的扩大、民族压迫等问题的滋生。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共同面临着恐怖主义、重大传染性疾病、全球气候变化、网络黑客攻击，等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为世界各国的发展营造平等、安全、可持续的国际环境。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不仅是各国自身的重要利益，更是全世界的重要发展条件。在关乎全人类福祉、实现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问题上，一切因狭隘的特殊利益而产生的冲突与对抗都应为人类的整体利益和未来利益做出让步。

2.实现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

安全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公共产品，是全人类的共同需求，具有共同性、综合性。和平与安全是世界发展的基础。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不一，虽然全球资源都处在稀缺状态，稀缺会导致冲突，但各国都不能抢夺他国安全和发展的权力，不能将自己的发展与安全建立在破坏别国发展、影响别国安全的基础上，不仅要允许他国发展，也要允许他国安全，没有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超国家权威，各个国家都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生存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是综合、普遍、持久的安全观，提倡世界各国求同存异，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坚持互利互信，以合作化解冲突和危机，以和平合作消除疑惧。无论受到任何资源稀缺、信任稀缺、地缘因素、民族宗教的影响，都应当“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只有这样，全世界人民才能在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稳定、和谐的国际环境下持续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享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实现有效的国际合作，在和平与合作中实现双赢、多赢和共赢。

3.实现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问题一直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目标和长期推进的事业。努力构建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是为了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而达到全人类更高水平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关乎各国人民福祉，关乎全人类的未来，因此不再适应西方国家俱乐部式、排他性的游戏规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各国人民当前和永续生存、发展的共同需要，倡导世界各国节能低碳、绿色发展，倡导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持绿色低碳原则，推进全球气候共同治理，维护世界共同发展的生态环境，因此绿色发展之路是世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为发展中国家，他们的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同时也有着巨大的发展需求。人类共同面临着大气污染、水体污染等一系列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所以，世界各国应携手共同应对全球生态问题，走一条绿色治理、绿色发展之路。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态体系、经济体系，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推广。世界的发展要在充分尊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与实际所需的前提下坚持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绿色发展，在不损害广大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利益的前提下，通过资金的支持和技术的转变最大限度地参与全球生态治理。

中国共产党面对全球势力格局与治理体系的大调整大变革，深刻分析当今世界是利益共同体、风险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以非凡的影响力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与理论优势，为深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性重构贡献了中国智慧，为解决全球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治理路径。

（一）构建以“共商共建共享”为价值导向的治理格局

1.共商

共商即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强调在世界各国间的治理权力、机会和规则的协调。全球治理不是单一的治理，而是由多层次、多主体构成的治理，有着治理范围广、治理难度大、治理挑战多的特点。共商治理是全球多元治理主体形成有效共识、达成一致行动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共商理念是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都能平等地参与全球治理。当今世界是一个动荡、不确定的时代，没有一个解决全球问题的绝对领袖，没有一个国家有意愿或者能力提供可持续的全球领导力。世界共同发展与全球共同治理的关系，是一种和谐共生性关系，二者共同构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与治理屏障。共商理念倡导世界各国通过共同协商，在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社会发展层面尊重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异，不断寻求共同利益。在共商理念的倡导下，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话语权，积极地参与到世界治理中，并能够在多数国家利益和诉求的基础上形成共识。共商理念具有全球性，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运用和实现；
共商理念具有自发性，是全球层面的价值共识；
共商理念具有实践性，经历了全球治理的实践检验后，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

2.共建

共建理念即在全球治理过程中，世界各国承担共同义务，共同面对世界治理难题，面对问题统一行动，努力构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秩序。这其中，最关键的是提升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治理中的权力和机会。如果因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权力不平等，共建就只是空中楼阁。当今世界，世界多极化发展加速，新兴经济体崛起，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悬殊的状态，国际格局不断向动态均衡的方向发展，“共赢、多赢”的新型治理理念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因此，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不断践行共建理念，推进全球治理规则的法制化、民主化；
不断加快“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全球伙伴关系建设；
不断建立健全南南合作、南北对话等协商机制，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到世界治理中，推进新型国际组织与平台的构建，扩大国家间的利益契合点，形成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

3.共享

共享是在共商共建理念的基础上，世界各国共同享受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和平等治理成果。在长期的世界治理过程中，西方国家通过规则制定、议题设置、权力分配等方式对世界治理加以控制，并拥有管理世界的绝对权力和话语，以随时转嫁危机、拥有贸易霸权等。“共享”不再是以往西方社会主导的国际治理机制，而是为全球治理制度的变革和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共享理念摒弃了西方社会的“片面自利”，主张因合作而产生的积极成果由相关各国共同享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享有并非是一种平均主义基础上的无差别享有，而是建立在合作共赢基础上的差别享有。共享理念提倡的合作，讲求合作的功能性堆积与增长，而不是简单的工作叠加，旨在消除国际壁垒，推动多领域、全方位积极治理格局的形成，倡导世界的发展依靠各国人民、发展成果由各国人民共同享有。

（二）确立以正确义利观为指导原则的治理观念

1.义利相兼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利益观的核心是合则用、不合则弃。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对国际关系中如何坚持国家利益所赋予的新内涵和新阐释，是对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狭隘的国家利益观的超越。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均强调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就是指在国际社会的交往中，要正确处理国家间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摒弃丛林法则，坚持义利相兼，取利有道，坚持国际道义，而不能以邻为壑、甚至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国际社会只有义利兼顾，才能达到义利平衡，进而才能和谐相处。正确义利观的思想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取利有道，以义为先，勇于做负责任的大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的利益失衡是影响西方大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全球治理的基础和前提是集体行动与集体支持，而利益的失衡会直接导致全球治理的失灵。因此，中国大力倡导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利益，坚决反对以牺牲他国人民利益换取自身发展的霸权主义行径。

2.以义让利

以义让利是既坚持国际主义原则，也秉持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义利观。以义让利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国的风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也经历了一段十分困难的时期，但仍旧积极无偿援助亚非拉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虽然显著提升，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国内外复杂环境，中国在努力发展自身的同时还向世界上其他一些贫困国家和地区提供无偿援助，帮助他们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资金、技术、人员的支持，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设了大批基础设施和民生改善项目。时至今日，仍有大量的中国科技人员、医护人员、建设者等在不断地援助众多发展中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面对突如其来、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积极倡导全球合作抗击疫情，积极开展新冠疫苗的研制工作，向多国捐助了大量的抗疫物资并派出大批的援外医疗队，积极向世界各国无偿提供大量疫苗，努力践行以义让利的大国风范，为全球抗疫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3.合作共赢

中国所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是合作共赢，而西方的国家利益观遵从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合作共赢是反对零和博弈，摒弃冷战思维，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在全球化深入和非西方国家群体崛起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兼顾他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合作共赢思想就是要摒弃零和博弈，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是全球治理理念的创新发展。合作共赢理念在全球治理中广泛适用于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领域。各国通过谈判、交流、合作达成多方共赢的有利结果，不仅通力合作，更要责任共担、利益共享。“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具体路径，顺应了国际社会发展合作的普遍呼声，是中国为世界各国提供的新型公共产品，是合作的倡议、开放的倡议，为世界各国搭建了合作的平台，为世界各国带来巨大发展机遇，是宽广之路更是大道之行。世界许多国家的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有不少契合点。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向前推进，“一带一路”将给沿线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红利与实惠，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三）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全球治理能力

1.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实效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5］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度地融入世界发展大局，国际事务与国家治理之间变得愈发紧密相联、更加复杂交织。国内国际事务相互影响、相互转化也逐渐常态化，处理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也逐渐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个国家拥有各自独立的价值观与不同的利益诉求，但在国际社会的不断交往中相互融合、相互借鉴，在不同文明的长期交往中形成了带有鲜明兼容并蓄特征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领导力和高超的领导智慧，将中国的发展深度融入世界发展大局，以开放的视野、谦虚的精神、合作的态度打通发展的痛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和能力，以及中国对世界变化态势的前瞻性、科学的判断和在国际舞台上的卓越贡献影响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互动与融合发展。由此，我们必须从新的全球化视野和人类命运走向的战略高度出发，谋划国家的变革大势，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实效。将中国发展深度融入世界发展大局，在立足本国实际的基础上，用世界的眼光、未来的视野为国家的发展规划谋篇布局。当下的中国，实现共同发展与探索共同治理的最重要载体是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不断探索新的发展动能，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要努力使其展示中国力量和中国特色，使之具有宽阔的国际发展空间和战略意义，为世界构建理想的治理方案。

2.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增强制度效果

伴随中国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和贡献不再是地区性的而是世界性的［6］。我们需要把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有机结合。一方面，必须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努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同时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但也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要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作为促进国家发展、提升大国形象的重要路径，努力为国家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另一方面，必须努力站在全球化的战略高度，提升国家治理的水平，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的力量，发挥积极的作用。提升国家软实力与影响力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基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是展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重要途径。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不能独享盛世太平，独有发展成果，应当积极参与相关“游戏规则”的制定，积极在国际新秩序的构建过程中体现中国特色的“话语权”，从而维护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制度是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高全球治理能力的关键。全球化时代，各国间利益交织，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彼此联系，国家间的利益也越来越多地体现于世界游戏规则中，体现于国际问题的解决办法里。要提升全球的治理能力，就必须将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努力转化为对国际事务的治理能力，提升制度的执行力与国际影响力。因此，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多边外交活动，不断将中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区域性的制度规范，努力提高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3.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的普惠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7］。在世界格局深刻变动的历史节点，价值观日益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和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因素。中国要想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并取得善治的卓越成效，就必须获得越来越多国家、人民和相关国际组织的认可与支持。不能凝聚各国人民的价值共识，中国所提出并大力推进的有力的、积极的治理方案就很难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增强价值共鸣和价值观的普惠品质，促使沿线国家增强价值认同，发挥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导向能力，从而使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意义得到有力彰显。价值观是国际社会有序发展的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随着国际局势的日益复杂多元，“华盛顿共识”已远不适用，西方国家越来越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及治理规则，国际社会强烈呼唤更加公平、有效的新型治理理念。世界各国共同携手变革不平衡的传统发展模式、不合理的全球治理理念。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对现行全球治理体系进行深度改革，体现出包容、公平、普惠的价值体系，展现了新全球化时代世界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精神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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