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韩国流行舞蹈的逻辑考察与现实省思
时间：2023-03-01 08:10:10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司 律 赵 磊 王 仓
韩国流行舞蹈(K-POP Dance,以下简称“韩舞”)作为一种舞蹈表现形式，具有舞蹈基本的逻辑框架和形象表达,但其并非字面意义上的韩国民族传统舞蹈，而是指现代韩国娱乐明星的翻跳舞蹈，即通过K-POP(韩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而持续融入不同舞种的舞蹈动作，借助流行音乐的配合以及娱乐明星的特点来巧妙设计舞蹈动作和表现样态，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韩舞”因其娱乐性与情绪性贴近青年人的文化需要与价值表达而迅速发展壮大，再与韩国电视电影、音乐服装等娱乐时尚产业配合，成为韩国文化产品输出的第一梯队，成功在世界文娱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本文对“韩舞”文化现象进行逻辑性考察与现实性省思，把握现象背后的逻辑与实质，这对于理解如“韩舞”般的其他类型的文化产品及文化现象具有方法及思路的借鉴作用。
“韩舞”作为一种舞蹈表现形式，在表达思想、情感与生命等意义上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更加突出身体所形成的可感知、可想象的肢体语言，满足受众的情绪需要与感官冲击所带来的愉悦。这一意象的营造极易放大受众的想象空间并催化其情绪的快速释放，即“韩舞”将审美旨趣转变为舞蹈动作上的感官冲击与情绪点燃，原有的艺术欣赏的审美过程被刻意隐去，留下的是情绪的狂欢和娱乐的海洋，因此就“韩舞”目前的表现样态及社会影响方式，其只是用来营利的文化产品，只是作为一种被消费的文化现象而存在。
(一)“韩舞”发展的历史背景
韩国自“汉江奇迹”后，经济发展开始进行转型升级，采取技术创新、缩小贫富差距等举措，成功完成经济改革，迈入发达国家行列。随着韩国国内的经济繁荣，大众对于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日益剧增，同时科技创新所带来的产能也需要社会消费来加以释放，以文化娱乐作为消费扩张的重要支柱成为国家经济在发展阶段中的特定表现。
在20世纪90年代末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韩国于1998年明确提出“文化立国”战略，采取法律政策制定、制度模式规范、国家资金支持等重要举措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韩国文化产业国际输出的主要产品趋势呈现由电视剧、电影到流行歌曲，再由流行歌曲衍生出音乐短片，并在MV基础上衍生出“韩舞”的样态。“韩舞”出现的时代性背景要在韩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阶段中把握。社会学研究发现，经济越萧条，文娱产业越繁荣。这一现象背后的逻辑是经济的停滞让大众实际生活面临困境，且未来的收入预期与发展前景难测，导致社会处于一种低迷的气氛，一方面需要文娱产业来实现个体的现实性逃离，另一方面国家也希望文娱产业能满足大众情绪的发泄需要，缓和社会矛盾，刺激社会活力，为经济复苏攫取资本。韩国正是在经济危机所带来实体产业的危机上来发展文化产业，进行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同时，韩国在经济上已经迈入发达国家行列，人民收入增加，社会整体的物质需要已经得以满足，而在文化娱乐消费上有着巨大需求难以满足。“韩舞”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随着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而出现的。
韩国文化产业随着韩国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在产品样态和内容形式上更加注重市场化和竞争性。随着韩剧的热播，带来了文化音乐、文化周边产品等的蓬勃发展，韩国流行音乐以其可存储、可复制的产品样态更符合市场的产品需要而快速发展起来。K-POP以年轻人对自由、独立、成长等情绪欲望心理需要为产品创意基点，以快节奏与强律动造成听觉冲击实现了早期快速发展，后借助荧屏，以多元性的柔和抒情与浮华前卫的社会表达成功跃居时尚潮头。韩剧与K-POP的火爆直接拉动了韩国的文化产业繁荣，推动了韩国文化产业发展成熟化，更加充分的市场化，受到各种资本的青睐，随着智能移动设备对传播媒介的扩展，受西方文娱产业的收益刺激，“韩舞”在流行音乐的MV化中逐渐演变出来，作为单独的文化产品发展起来。
(二)“韩舞”的表现形式
“韩舞”是在K-POP的流行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刚开始就是一些简单的舞蹈元素动作融入MV中，通过人物造型、服饰、场景、动作、表情等元素在MV中展现系列特定场景，营造出情绪与氛围来吸引受众，以情感的动态抒发来点燃受众的情绪，以强烈的律动旋律和富有表现力的身体语言催发观众想要“动起来”的冲动。后通过Urban Dance对各种舞蹈动作的编排融合来配合歌词与音乐，使“韩舞”的表现达到成熟化，达到了市场前所未有的欢迎程度。现在的“韩舞”与K-POP的融合发展已达到高度成熟，依据演绎者、K-POP、舞蹈编排三者的特性及表达效果，可以将任一元素作为主体来系统打造“韩舞”的舞台效果。
作为“韩舞”表现样态上的三个主要元素，K-POP作为演唱音乐或者背景音乐来营造气氛，基于多元素的舞蹈编排是情绪燃爆点的实质载体，表演者个人的身体语言带来了想象力空间释放与满足。音乐创作与舞蹈编排是相对可控的元素，即在编排过程中可以替换与更改，而难以变动的元素在于表演者所带来的狂热，这不是表演者个体魅力所能拥有的能量，而是资本赋予其表达的可能性，社会思潮为其推波助澜，以个体综合素质为基本要求。在“韩舞”乃至韩国整个文化产业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中，资本的力量至关重要，在艺人的培养、产品的制作、市场营销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是难以替代的，同时“韩舞”、韩剧以及K-POP中渗透着比较隐蔽的社会价值表达，如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女性权利等，且“韩舞”作为文化产品从生产、制作及销售都被工业化与体系化，这种集约化与高质量以利润为目标的文化产品生产最终体现在文娱市场的超强竞争力。
“韩舞”作为一种舞台表现形式、一种文化现象，其出现有着逻辑上的普遍性。“韩舞”是现代社会文化工业的产物，是服从于经济发展要求与现代性下文化产品供应要求的必然结果，也是在韩国自身消费文化的发展和社会大众的文化需要下共同作用产生的文化消费品。
(一)“韩舞”发展的根本逻辑——资本逐利
“韩舞”作为一种剧场效果，是一种文化产品、一种文化现象，是在资本逻辑下得以产生和发展的。资本逐利使“历史成为世界历史”，(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8页。资本利用大众的文化需要来逐利，将舞蹈艺术变为娱乐式消费产品。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就对资本逻辑带来的文化工业进行批判，其批判的不是发展的文化产业，而是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文化产品供应形态。“文化产品是彻头彻尾的商品”，“每一个产品都是巨大的经济及其的模型”。(2)[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18页。“韩舞”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产品供应形态，完全的市场化运营模式，包括其中的表演者也服从于产品的质量要求被进行严苛的标准化培训。
韩国资本掌控已有的影视、音乐等文化市场，并通过固有文化消费市场的份额营造特定的消费文化圈，吸引大众买单，进而营造其产品的稀缺性来凸显其艺术性的主体表达。这种特定的消费文化圈层标榜特定娱乐消费是一种高质量的艺术追求与生活态度，模糊掉“韩舞”作为商品的事实，进而模糊审美与娱乐的界限，拉近了崇高与庸俗的距离，为现实的物质消费披上了追求理想的外衣。通过海报、荧幕、代言广告等方式充斥大众的视野，营造娱乐与物质消费的生活印象，以饱和式市场营销持续消解个体在娱乐上的价值旨趣，并通过“韩舞”狂热的剧场效果、社会反应的二次营销及后续活动来反复推波助澜，定期呈现。在资本为“韩舞”创造的产品营销环境、主体话语逻辑、产业发展生态下，“韩舞”已经具有服务资本逻辑下的持续生产与更新换代的增殖逻辑，来实现资本逐利。资本影响下的“韩舞”在表现形式上的媚俗化也层出不穷，如此行事是因为资本洞悉消费者买账的欲望需要与情绪释放需求。在整个韩国资本控制下的文化消费品中，“韩舞”已经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产品样态，即打造唱、跳以及个体人设三位一体的狂热剧场表演效果。资本在个体人设上的投资巨大，因为个体人设在产品中具有品牌存在的价值一般性，在恰当的运营下具有增值的可能性。韩国舞团明星的培养是资本在生产环节的付出，但如何实现“产品”的惊险一跳，资本需要营造好产品生产、流通、销售等环节的成熟营利的生态体系，即只要按照一定的运行逻辑运作，“韩舞”等文化产品会持续性获得追捧及营利。原有的“惊险一跳”变成了“理所当然”，即资本对生产环节掌控的权力扩张到对消费环节的掌控，甚至试图营造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实现其自我生产、自我销售、自我增殖的闭环增殖逻辑，以“韩舞”为例的文娱产品就是在资本的闭环增殖逻辑下得到消费市场的欢迎和资本的青睐的。
(二)“韩舞”发展的现实逻辑——市场与技术
“韩舞”的产生与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明晰的现实基础，即在前期韩国影视剧、流行音乐等文化市场的历史积淀下衍生出来，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及智能手机的普及下而火爆全球。前期文化市场发展的积累为“韩舞”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智能手机及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成为“韩舞”在世界传播的必要条件。
在整个韩国文化市场发展过程中，韩国的政治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20世纪9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造成了政治危机及社会紧张，亟须文化娱乐产品来充当社会镇静剂，韩国政府力推文化产业发展，投入大量国家资本，实现资本营利与政治稳定的双重目的，自此韩国电视、电影、音乐、时尚服装等都发展起来，早期文化产品的市场份额及社会大众对新产品的需要为“韩舞”的出现营造了市场需要与基础。“韩舞”的发展受市场需求与资本的控制，逐渐使其在表现形态上由简单的美好意象营造到动作上的夸张与大胆表现吸引关注，再到基于受众群体情绪需要与欲望满足的“酒吧式”狂欢娱乐。尽管舞蹈在表达上是社会实践视野中具体动态变化的抽象凝结，在来源上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无限性，但在表达与审美上有着一定的价值规范。作为文化消费产品的“韩舞”则不然，基于市场的强烈需求性，其在吸取其他舞种动作的同时，还融入非一般生活可见的肢体动作为表达元素，这种富有诱导暗示性的文化产品根本上就是迎合资本谄媚市场的必然结果，是用来实现资本营利和控制社会影响的工具。在资本市场的需要下，利用“韩舞”的后现代表达模糊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模糊现实与虚拟的感受，彰显感受的刺激与情绪的满足的体验式人生价值导向，忽视个体生命的现实性与阶段成长性，以生命的持续性狂欢等价值表达来迎合市场的盲目与自发。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智能手机的普及是“韩舞”火爆全球的现实必要技术条件。“韩舞”的元素多元与开放，其在演变过程中还吸收了很多西方的舞蹈成果，因此在欧美等文化消费市场上也拥有大量粉丝，其市场化的运营体系使“韩舞”产品具有强劲竞争力。“韩舞”等文化产品的输出也因通信技术带来的人的虚拟性活动频繁而加快，实现了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度飙升，对中国青年人也主要通过互联网平台产生影响。“韩舞”在社会价值表达上所彰显的“自由”“独立”“平等”等价值议题，与当今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的价值诉求具有一致性，但前者是伪命题，却借助互联网上的虚拟性活动中主体隐去的传播表达和感性享用而甚嚣尘上。各大娱乐媒体通过各种“打榜”“舞蹈模仿”等活动，进一步烘托“韩舞”狂热的氛围，间接扩大了其影响力；
K-POP也多次获得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在音乐平台也不乏霸榜表现，而“韩舞”则利用K-POP的影响力迅速获得网络上的热度。资本利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规则对“韩舞”表达效果的高标准制作，满足了冲浪者的情感欲望与情绪冲动，给互联网上的受众带来了持续性冲浪满足。个体参与互联网中虚拟性活动的最直接原因就是为了满足需要，以此来缓解现代性的精神气质所带来的内在紧张与压力，而“韩舞”具有后现代文化的无中心、个性、荒诞等特征，表现出对现代性的反叛与解构，因此这种社会思潮与虚拟性活动的内在契合使“韩舞”极易获得青年人的青睐和追捧，以消费这种类型的文化产品来获得崇高的理想与艺术追求的精神满足。智能移动设备及通信技术的发展使“韩舞”的社会热度不断增长，增加了社会大众的接受度，进一步助推了“韩舞”类型文化现象的蔓延。
资本主义现代性特征与韩国在“文化立国”战略下文化市场的发展具有内在嵌套性，韩国的文化战略是现代性文化的“工业化”，不断促进文化资本谋利形态上的进化，通过可复制、便储存、易传播的文化产品出售版权与使用权，帮助韩国文化产业在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革新的浪潮中持续获利，且以政治民主化与资本的共同胜利来获得西方对韩国的认可，以此来扩大“韩舞”等文化产品的世界市场。“韩舞”在舞蹈编排与组成上极易模仿，具有其他舞蹈不可比拟的可复制性，在现代信息技术的传播下，通过剧场效果与话语逻辑引导大家竞相模仿，然后通过资本对娱乐平台的运作，如舞蹈比赛、综艺等，通过网络上的话题设置、舞蹈打榜模仿，进一步在人际关系、日常话题等领域引流吸流，使个体陷入场景与话语的多重逻辑下，积极主动进入以“韩舞”为表达的剧场效果生态圈。由此，“韩舞”在市场主导下文化圈层的塑造和信息技术等的发展获得了充分必要的现实发展条件。
(三)“韩舞”发展的人性逻辑——受众需求
“韩舞”无论是作为文化产品，还是作为文化现象，都是面向观众与消费者的需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来营利的。这种需要是简单的也是复杂的，简单的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后对精神文化产品的巨大需要，复杂的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的个体的紧张、迷茫与不自由等内在精神紧张与焦虑。“韩舞”以一种可供放松的狂欢、隐晦的价值取向，已成型的话语逻辑来舒缓人的现代性紧张，在舞蹈的组成、编排与表达上，以后现代文化的特质来实现其表现力上的现代超越，并以资本主导下的“韩舞”现代化工业生产体系来保持着对文化产品的稳定供应。
“韩舞”作为一种资本逻辑下的现代性文化产物，能够满足现代社会人的文化消费及娱乐上的一般性要求，进而缓解现代性个体与社会的紧张，但其在表达与表现上却突出了后现代性“打破一切”等想法，表现出对现有权威、制度、规则等的不满，进而潜在地加剧了个体与社会的张力，使自我陷入内在性紧张。“韩舞”，“它根源于资本逻辑，是理性形而上学和资本权力‘共谋’的产物，资本逻辑的根本价值取向是它的根本价值取向”，“资本需要理性形而上学的抽象同一性巩固自身，理性形而上学则需要资本来实现自己的最终利益，两者具有内在的‘同构性’与‘同质性’”。(3)张三元：《论资本逻辑与现代性文化》，《江汉论坛》2019年第3期，第71-77页。理性的形而上学表现在“韩舞”对于受众需求的情感、思想、价值等的精准“投喂”并试图引领，而恰恰是资本逻辑下对“韩舞”的精致包装为其提供了浮华的掩饰。这种隐性的意识形态传播，如同“百货公司的商品陈列和摆放方式，有助于确立一种资产阶级文化，把资产阶级的文化、价值观、态度与期望变成商品，并因此塑造和转变资产阶级本身”。(4)[美]理查德·罗宾斯：《资本主义文化与全球化》，姚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6页。韩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在加速韩国与资本主义文化的深度融合，而“韩舞”作为一种资本主义逻辑下的产物，在服务资本谋利逻辑和西方文化价值表达逻辑上自然而然获得西方社会的好评。大部分受众对于以“韩舞”为突出表现的韩国文娱产品的热衷，根本上是这些文化产品对于人性需求的精准狩猎，在这种人性的追捧下又促进“韩舞”娱乐化价值表达与表现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韩舞”作为资本逻辑下的产物，实现了赚取利润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统一，在发展上获得了韩国社会认同和政治接受。在影视剧、音乐等文化产品营造的文化消费氛围下，打造的艺术话语逻辑中，对市场受众的精准分析下，针对现代社会下人对于权力、浮华、欲望、自由等形而上的极度渴求来实施产品定位。“韩舞”的舞蹈动作以及表演者自身人设都经过了理性的形而上与资本逻辑的设定。在现代经济分工下，在经过西方意识形态下的“性解放”“女性权利”等思潮后，韩国女性的地位正在不断获得非性别上的人的一般性平等，但资本逻辑下“韩舞”的价值蕴含与社会表达上总是在利用正处于女性权利回升阶段性的复杂处境，来营造舆论和社会热点获得流量与支持，以此为表现力上更为夸张、大胆、诱惑的“韩舞”创造社会发展环境。“韩舞”正是在这样隐性的价值嫁接上，以人性普遍对于天然的公平、平等、自由等的追求而获得在社会思潮下和群体价值上的支持，进而利用社会价值的表达与实现的需要来为自己的发展开辟更为自由的道路。
“韩舞”作为一种文化产品，“韩舞”热作为一种文化消费的社会现象，两者得以出现与发展具有文化氛围、技术条件、资本投入、社会需要等诸多共同的现实性基础。虽然事物与现象出现的原因是错综复杂下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必定是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结果。而“只有从一致性上去把握历史与逻辑两者的关系,才能揭示事物的辩证本质和发展规律,真正学会科学的思维”。(5)文大稷：《试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年第35期，第90-92页。基于“韩舞”这一特定条件下的产物与所引起的社会现象，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6)《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72页。分析其在社会流行的逻辑，把握其现象背后的实质。
马斯洛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其理论的基点就是人的需要在本能性需要满足后会内生追求更高的需要。“韩舞”也是人的需要的产物，是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发展下的人对文化娱乐的需要，是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后社会对精神文化的强烈需要。欧洲的近代化进程中也出现过文化工业化模糊原有的艺术、崇高等界定，并通过文化产品上的繁华“以‘滤镜’与‘美颜’效应实现对社会制度的辩护功能”，(7)方正：《“滤镜”与“美颜”: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双重向度》，《世界哲学》2022年第5期，第23-36页。这受到以法兰克福学派为首的社会批判理论学界的大肆批判，“以深刻而敏锐的方式切入了20世纪的核心问题，即普遍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问题”，(8)衣俊卿：《20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36页。其中以马尔库塞的批判最为激烈，其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已经使物质与精神需要都需要的“双向度的人”变成受物欲奴役化、工具化的“单向度的人”；
资本主义通过营造出社会时尚、创造社会的虚假需求等手段，来获得现代社会中人所处时空的紧张与现代生活的压力而产生的欲望消费。“韩舞”这类文化产品就是依靠这样的逻辑在社会盛行，即社会对文化产品有着历史阶段上的现实需要和精神需要，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精神气质不断消解着人的社会关系总和的现实性本质，而不得以借助娱乐迷醉与欲望释放来确证自我的存在，以自我虚构的主体性满足来掩饰真实主体的隐去。
“韩舞”热的背后透露着复杂的传统与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内在张力，如现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伦理道德文化建构问题以及文化生产与文化艺术界定问题等。现代化社会是在集约式物质生产组织方式下发展起来的，这种生产的组织方式快速实现了物质的积累。按照马克思有关人的发展阶段的科学把握，人的发展阶段最终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现代化进程则正是使人的发展逐渐摆脱物的依赖，但这种摆脱进程发展是如此之快，以至于社会样态及社会结构变化内生了社会转型中的阵痛。传统社会中的文化产品供给主要是由上层阶级主导，其具有现实需要性和娱乐消费能力，而当今社会物质普遍丰富的背景下，文化产品供给出现严重断层，即新收入阶层的自我文化产品供给并不能自给，而面对这样的机会，资本在获利的同时又充当了文化大众化生产和供给的主要力量，这也是文化工业盛行的现实基础与客观原因。对“韩舞”这一社会现象的评价则需要完善现代社会价值评价机制，即需要以现代化社会的组织方式、互动模式、表现样态等建构其系统的协调与规范人际关系的价值体系，使新的社会现象出现时有公认的可评价标准与体系，实现对不良社会文化现象的规范与约束作用。诸如“韩舞”等泛娱乐化的文化现象之所以热度不减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无法评价与确定其是否符合或违背社会主义文化产品供应的原则与要求，无法对这一现象做出正当且正确的及时回应。“韩舞”是文化产品，但其长久性发展必定也会迈向更高质量，如当今时代中的产品，在长期的发展与提升中已经被社会大众评价为艺术品或精神象征等。在“韩舞”的深入发展及不断美饰、内涵化后，其拥有了足够的社会影响力，想必也会演化为如舞蹈艺术一般。面对现代社会的文化艺术生产的普遍化与大众化，艺术的界限变得模糊，到底如何界定与承认，需要新的认定体系与评定机制。
“韩舞”作为韩国文化工业特定阶段的文化产品，有着文化供应历史阶段上的一般性，但因其自身的资本主义文化性质的特点，带有明显的自由化价值导向，因此对于“韩舞”热现象，要做好社会文化娱乐的价值引导。“资本逻辑介入文化生产已成为当代社会发展中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要进一步研究“资本逻辑介入文化生产的内在机制”，(10)秦慧源：《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文化资本逻辑批判》，《哲学动态》2018年第7期，第42-48页。正确利用资本逻辑的方式方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文化产品需要与要求。
“韩舞”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文化产品供给，通过其资本营造的工业化生产体系、社会文化消费氛围、自由娱乐式生命体验感受等形成了以价值自我增殖为基础的闭环生态逻辑，实现其经济利益、文化价值、社会关注等。面对“韩舞”等娱乐化文化产品盛行的社会现象，需要针对潮流社会现象及时给予明确的价值规范与指导，积极构建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
利用好互联网平台等虚拟性活动场所，主动营造积极健康、风清气正的虚拟空间；
利用好青年人的创新活力，打造社会主义文化产业新业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