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学增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梁小娟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广东 湛江 52408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毛泽东在1938 年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相结合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源学界主要有这几种观点：一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起点说：多数学者认为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日起，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走上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之路［1］52-64。二是十月革命说：十月革命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和中国化的进程［2］27-35。三是五四运动说：“五四运动开辟了一个历史时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真正起点”［3］15-22。四是中共一大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问题和主体举什么旗的客体问题，故中共一大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4］5-8五是中共二大说：中共二大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雏形，初步诞生了“中国特色理论形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开启［5］56-60。本文中“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为五四运动至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19-1927）。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和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力量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广东南路农民领袖黄学增是南路地区最早的中共党员、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广东南路乡村传播马克思主义活动中，将马克思主义与农村农民实际相结合，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乡村传播的早期尝试。以史为鉴，考察黄学增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活动，分析其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的历史贡献，汲取经验和智慧，以期为当前农村农民工作和乡村振兴提供借鉴。

大革命时期的广东南路①大革命时期的广东南路地区，包括阳江、阳春（两阳）、茂名、信宜、电白、化县、吴川、廉江（高州六属），遂溪、海康、徐闻（雷州三属），合浦、灵山、防城、钦县（后四县今属广西）等十五县与梅菉、北海（今属广西）两市，以及广州湾（曾为法租界，今湛江市）.，位于广东的南部，1899 年法国侵略者强租广州湾后，与广东南路地方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沆瀣一气，导致这些地区政局动荡，社会危机重重。

（一）广东南路乡村农民的社会处境

据黄学增1926 年初调查：当时南路地区农民人数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六以上，有自耕农（占总数的20%），有半自耕农（占总数的25%），有佃农（占总数的40%），有雇农（占总数的15%）。这里的农民生活十分困苦，一年辛苦所得之谷物，大多数要纳地租，剩下的则被军阀贪官污吏攫走［6］25。在1925 年10 月广州国民政府南征前，南路地方军阀邓本殷横征盘剥农民，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有田粮、厘金、烟、酒、屠宰、禁烟、筵席、买卖、过境、出口等税，还因地索捐，各行其道。邓本殷在1923 年已将各县钱粮预征到民国十六年。南路地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也十分残酷，南路佃农、雇农占农民人数的半数以上，一般要缴纳收入之半作为地租（多者主六佃四），雷州的农民收获的稻谷，要全交于田主，只能占有地中之番薯。如向地主借债，利息之高，骇人听闻。遂溪有银一两，月利三分、四五分者，海康有借十交八，借十交六者。在军阀地主残酷的剥削压榨下的广东南路农村民不聊生。

广东南路匪势猖獗，以致“南路土匪之多为广东之冠，雷州土匪又为南路之冠”。雷州三属的土匪据计“至少有二万人以上”，主要有李福隆等为首的大帮股匪。他们杀人越货、掳人勒赎、无恶不作。据统计：历年农民饿死和被土匪杀死者，至少有三十万。匪患最严重的徐闻县，三五年间，被土匪杀死十九万［7］3。其他地方的股匪亦复不少，有廉江县的陈其柄、吴川县的黄震泉、阳春电白的徐东海、化县的李龙、劳子谦等数股土匪，全属共有匪三千余人；
另罗定、合浦全属共有匪数千人。”广东南路各地匪患猖狂，以致农村经济发展萧条，农业生产萎靡，农民生活日趋穷困和痛苦。

农民是具有革命性的阶级之一，农民能够同封建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8］199。近代以来，广东南路农民为了生存和保卫国家领土主权，进行了多次反帝反封建斗争，有反压迫革命斗争传统。1922 年中共二大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已有清晰的认识：“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因素”。［9］131“共产党在乡村的工作在今日占非常重要的位置”［10］142。广东南路农民处于社会底层，遭受剥削和压迫，深入农村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引导农民认识到受剥削、受压迫的真正原因，动员农民起来反抗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马克思农民教育理论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村农民问题的政治主张。因此，广东南路农民当时的社会处境、反抗压迫的斗争传统是马克思主义早期在此传播以及农民运动能够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

（二）黄学增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程

“五四运动”后，广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较早的地区，在外来思想涌入和西学东渐的浪潮中，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广东南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黄学增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选择，是诸多因素交织的结果，是与他个人在生活环境锤炼中所形成的刻苦上进、爱国热忱、变革社会的优良秉性密不可分的。

黄学增（1900-1929），出生于广东省遂溪县乐民镇敦文村贫苦农民之家，自七八岁开始就帮助家庭劳动，挣零钱帮补家庭。出自乡村社会底层家庭的黄学增，经历了艰苦的童年，目睹乡亲们的困境，深懂底层农民生活之艰辛。由于家贫，黄学增届读书之年未能入学，趁放养鸭子时，常抽空到私塾，站在窗外旁听，塾师见他勤劳好学，怜而许他免费入塾随读。由此，13 岁的黄学增开始进入私塾读书，此后的勤奋求学之路，家中及宗亲对他尤为支持，他先后在乐民高等小学（遂溪县立第五小学）、雷州中学（雷州半岛最高中学堂，谭平山时任校长）、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读书求学。

少年时期的黄学增，在乐民高等小学读书时，已经懂得竞争才有发展的道理。五年级时所写作文《竞争说》流传至今：“人当竞争时代，断不可无竞争心，无竞争心不能立于世界，竞争乃当今要务也。学问以竞争而精，实业以竞争而兴，国家以竞争而文明，世界愈竞争，愈发达；
愈发达，愈竞争，人无竞争，诚不能立于竞争世界。能竞争，乃可以言富强。”［7］245此时的黄学增就认识到竞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青年时期的黄学增思想进步很快，在雷州中学读书期间听闻了大量有关遂溪县人民为了反抗法国侵略者强租广州湾而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开始接受爱国主义的熏陶。他和同学去了两次广州湾，亲身感受到盘踞在广州湾的法国侵略势力是广东南路军阀、地主、土豪、贪官污吏、土匪等势力的后台和指挥者，是造成广东南路农民诸种灾难的重要因素。黄学增在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学习期间，接触了进步思想，认识了志同道合的阮啸仙、周其鉴、张善铭等人。在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读书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此时的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主要是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的人才，培养向广大工农群众进行革命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知识的宣传员。”［10］28-37在此期间，他与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杨匏安、张善铭等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至此，黄学增由一个刻苦上进的热血青年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1922 年，黄学增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广东早期组织的32名党员之一，时任广东支部书记为谭平山［11］7-8。幼年至青年时期的求学之路，培育了黄学增以民众为中心和坚定的革命情怀，并使他以睿智的眼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最终选择了一条经由农民运动而达致社会革命的道路，先后到花县、宝安，特别是广东南路乡村开展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活动，成为杰出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开展正确调查研究，创造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新理论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新方法，使中国共产党具备领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能力。黄学增在广东南路乡村传播马克思主义活动与领导农民运动实践中，从乡村和农民实际出发，建立革命社团和党组织、培训农民运动干部，采用灵活多样的途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变为实际落实，维护了农民的根本利益，获得农民的支持，开启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广东南路农民运动的探索之路。

（一）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雷州青年同志社的创建和活动

“五四运动”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在校或返回原籍组建各种革命社团传播马克思主义，开拓了中共早期由中心区域向边缘区域发展组织的重要渠道。广东南路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社团——雷州青年同志社的成立，学界有1922 年夏之说［12］4、1922 年秋之说［13］24、1922 年7、8月间之说［14］261。1922 年，黄学增利用暑假返乡时间组织乐民一带的进步青年黄广渊、薛文藻等数十人发起成立了雷州青年同志社，在乡村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秘密动员活动以及公开反对地方民团的斗争。广东南路各地民团为各县、区、乡之团练，团局为地主豪绅把持，他们坐局苛抽农民田亩谷、牛捐、猪捐等，额外增加了农民的赋税，若农民不缴团捐，即被押解县署或警察署处于科罚或者监禁，农民对民团的劣迹敢怒不敢言。遂溪县第六区区长兼民团团总陈河广处处行恶、欺压农民，雷州青年同志社将其种种恶行控告于驻防军司令部，后由于陈河广的破坏，雷州青年同志社被迫转移到广州开展革命活动。

1925 年10 月，为配合广州国民政府南征讨伐邓本殷，中共广东区委派遣黄学增秘密返乡，组织和领导遂溪、海康等地的进步青年秘密开展革命活动，雷州青年同志社在雷州地区的活动得到推进。随着雷州各地光复，雷州青年同志社的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

1925 年12 月15 日，《雷州青年同志社对雷州善后宣言》发表，强调取消恶政，维护人民利益；
同时要“灌输以孙总理之三民主义，以冀雷民之彻底觉悟，履行国民党政纲之对内政策，以致雷民之生活满慰，此不惟表现南征之意义，抑亦巩固革命之根基。”同时，还在宣言中代表雷州民众提出以下最低要求：铲除贪官污吏劣绅土豪；
肃清散兵土匪；
废除苛捐杂税；
严禁烟赌；
救济失业农民；
扶助工农团体的发展；
保护青年之一切利益；
改良盐务；
振兴实业；
整顿教育；
提倡女权［14］24。雷州青年同志社作为雷州特别支部的外围组织及得力助手，从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把反对封建地主压迫的任务与农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发动农民参加经济和政治斗争，提高了农民阶级觉悟，增强了农民团结意识，推动了农民运动发展，为中共南路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广东南路各界民众运动的发动发展做了组织和干部上的准备。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乡村政治实体——广东南路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

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共党组织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政治实体。广东南路党组织经过了从无到有、由点到面的发展过程。1925 年10 月，中共广东区委派遣黄学增以特派员身份秘密返乡开展广东南路党组织的创建工作，在韩盈、黄广渊、薛文藻、苏天春等人协助下，创建了由中共党员创建、以共青团名义出现的雷州特别支部（简称“团雷州特支”，代号“雷枝”），中共雷州地区党组织正式建立，从此，雷州地区的革命斗争有了共产党核心引领。1926 年3 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在梅菉市成立，办事处主任为黄学增。黄学增开始以公开身份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员、培训干部、建立党组织，广东南路地区党组织开始由核心引领逐渐转变为多元力量的驱动、由点到面的发展。

1926 年3 月，中共吴川县支部、中共梅菉市支部、中共阳江县支部成立；
4 月，中共廉江县支部成立；
5 月，中共茂名县支部成立；
6 月，中共遂溪县支部、中共海康县支部成立；
8 月，化县党支部成立。“雷枝”在这些党组织的发展过程中，也推动了南路各地群团组织建立和发展，各县团组织相继成立：1925 年12 月，团阳江县支部组建；
1926 年1 月，团信宜县支部、团防城县支部成立；
4 月，团遂溪、海康两县支部成立；
同月，团廉江县支部组建；
5 月，团茂名县支部组建；
6 月，团北海支部组建。此外，南路各县市还成立了学生联合会、新学生社、新青年社、青年运动委员会、北伐青年工作团等一大批革命团体。这些群团组织和青年学生团体和当地中共党组织密切配合，深入乡村动员农民参加农民协会，广东南路各地党群团组织与乡村社会的积极互动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26 年初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矛盾逐渐尖锐，出现了国民党人公开攻击共产党的言论。1926 年12 月14 日，国民党人宫俊在《高州民国日报》副刊《高潮》上发表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一文，攻击共产党是“无政府克鲁泡特金的主义”。1926 年12 月24 日，黄学增在《高州民国日报》副刊《高潮》上发表了《读宫俊先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以后》一文，反驳了宫俊先生对共产党的误会，申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本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是为人民解放的先锋队，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广东南路地区中共党组织的建立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动农民运动提供了政治保障。1927 年中共南路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中共在广东南路地区的工作进入新阶段。

（三）马克思主义与广东南路农民运动相结合的实践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核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论中，经济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初级和最普遍的形式15］654。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实践中，黄学增做了早期探索。他于1924 年7 月参加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期培训班的学习，系统学习了农民运动理论及实践实验方法，结合广东南路乡村实际，领导农民运动。

为了解决广东南路农民运动干部缺乏问题，黄学增仿照广州农讲所的做法，1926 年4 月先后创办了“梅菉市宣传学校”“雷州三属宣传讲习所”，共招学员110 多人，学员学习的课程主要有工农运动史、中国革命史、社会进化史、国耻小史和国民党组织法等课程，学时3 个月，学习结束后即分派到广东南路各地发动工农运动。1926 年7 月，南路办事处迁往高州，黄学增于8 月在高州开办“南路农民干部训练班”，学员由南路各县选送的农民运动干部组成，共50 人，学习结束后返回原乡村，继续领导当地乡村农民运动。经由培训后的农民运动骨干更多地具备了组织动员与宣传的能力，他们深入乡村宣传发动农民，调动农民的革命性，发动农民起来反抗土豪劣绅。

农民运动发展的首要表现是农民协会的建立，随着广州国民政府南征的胜利，广东南路各地农民冲破了封建专制的禁锢，踊跃加入农民协会。1926年3 月，电白县成立电白农民协会，有乡级农民协会40 多个；
4 月，遂溪农民协会成立，有区农民协会5 个，乡级农民协会51 个；
接着，雷州农民协会也宣告成立，有区农民协会6 个，乡农民协会66 个；
11月，阳江县农民协会成立，区级农民协会8 个；
同月，化县农民协会成立；
12 月，廉江农民协会成立。至1926 年底，广东南路农民协会会员已达12 万人左右，在全省农民协会中发挥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6］82广东南路农民长期以来备受军阀地主土豪劣绅的残酷剥削压榨，有着强烈的反抗诉求。黄学增在领导广东南路农民运动期间，处处为农民着想，为农民斗争撑腰。凡发生土豪劣绅压迫农民、破坏农会的事，他都坚决处理，维护农民利益［7］182。1926 年3 月15 日，吴川县爆发农民要求废除苛捐的斗争，黄学增和南路办事处坚持“扶助农工”政策，支持农民的合理要求，亲自到县署黄坡交涉，迫使县长苏鹗元下令取消“蒜头捐”“蒜串捐”“壳灰捐”三捐征收，吴川县农民的反苛捐斗争取得了胜利。4 月，黄学增、朱也赤等支持茂名县云炉、官庄等五乡农民，以南路办事处和国民党茂名县改组委员会的名义要求茂名县政府和驻军逮捕地主恶霸梁竹铭，不久后，梁竹铭被押往梅菉究办。5 月后，黄学增指导各县农民开展肃清土匪、取消田主苛例、减免农民钱粮捐、取消煤油专卖、取缔盐商垄断盐价、查处假银、取缔高利贷、解散各县民团及保卫团等政治和经济斗争。发动农民团结一致，惩罚反对农民运动的遂溪第二区民团局长杨文川；
组织遂溪、雷州两县农民到雷州请愿，要求惩处雷州恶霸庞玉清；
逮捕法办恐吓和强迫农民退出农民协会的电白县第三区民团团董李公录；
免去大地主卓子潘雷州县第四区农民协会候补委员及乡农会委员长职务并逐出农民协会；
迫使防城地主“大卑公”降低米价；
逼使茂名县县长张近峰撤掉侵吞公款的茂名茂港区区长张耀垣职务；
捣毁了高州粪霸杨芙生把持的“大利公司”等等。南路农民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黄学增在广东南路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乡村和农民运动相结合的早期尝试，黄学增的出色贡献被中共广东省委评价为“南路农民领袖”。

黄学增在广东南路乡村的革命活动中，遵循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广东南路乡村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实现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与农民运动的结合等做出了探索。

（一）秉持实事求是的农村社会调查方法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要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首先要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黄学增秉持实事求是精神，在广东南路开展农村社会调查，于1926 年3 月至4 月期间根据他自己调查和农民运动特派员调查所得材料撰写了3万5 千多字的调查报告《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对南路农民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状况、南路农民运动状况等实际情况做了实事求是的叙述，对南路农村田主（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等阶级所占比例结构做了分析；
对农村土地占有关系做了具体的描述：田主（地主）占有土地，佃农租种田主的土地，无论丰年与否，皆要亏本，因为田租过贵；
自耕农与半自耕农所耕土地，丰年大抵够食，若遇水旱之灾，则入不敷出，尚要典卖家常什物，或借债营生；
对农民副业做了概括：男人或捕鱼，或取盐于海面，或卖劳力，与人挑担子于城乡市井；
女人或在家织网、织布，或到山中斩柴伐草，至于牧猪牛羊畜鸡鸭鹅等，则男女兼营，此是补耕田之不足等情况。这份调查报告是后人了解当时南路乡村农民状况的珍贵史料。黄学增从实际调查着手，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广东南路乡村实际相结合，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的形成和确立做了早期的探索。

（二）对群众路线、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的探索

黄学增在领导广东南路农民运动中，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他根据中国传统农村是一种熟人社区的特点，农民接受新事物往往更看重熟人社会的人脉关系，更偏向于相信家乡人的实际，在南路开展的农民干部训练班中学员学习结束后返回原籍领导当地乡村农民运动；
在派遣农运干部时安排他们返回原籍开展调查和动员，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例如：黄杰籍贯海康，回到海康做调查和动员农民，在全县41 个乡成立区乡农民协会；
黄广渊籍贯遂溪，秘密返回遂溪县第六区开展调查动员，组织农民先后成立数乡农民协会等。体现了实现干部从群众中来的尝试。根据深入农村对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的调查，并以此为基础，组织农民、帮助农民实现其诉求的过程，较好体现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到1926 年底，广东南路农民协会的会员达到12 万多人，农民加入农民协会的行为具备了一定的“自觉性”。黄学增和农民运动骨干在“把党的正确主张转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方面做出了探索，群众路线通过农民协会取得重大发展。

武装斗争是中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广东南路农民协会建立后，为了保护农民利益，积极组建农民自卫军。1925 年7 月至9 月间，遂溪乐民区农民自卫军有队员70 多人；
1926 年4 月，遂溪农民自卫军近六百人；
同年11 月，阳江县农民自卫军共有枪支一千多杆。农民自卫军的建立，是中共武装斗争路线的实践探索。

广东南路农民运动是在国共两党建立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推动下得到迅速发展的。黄学增在领导广东南路农民运动和做好中共党组织建设工作的同时，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顺利进行，重视国民党的党务工作的开展。1925 年11 月，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成立，设办事处于梅菉，黄学增为委员。黄学增派出党务筹备员（其中许多是共产党员）到南路各县市成立国民党党部，国民党党务工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1926 年1 月～7 月，南路15 个县先后成立了国民党党部，党员人数约3 万多人，使广东南路革命统一战线得到扩大，较为多元地在实践中发展了统一战线，有力推动了南路革命运动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7］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作用并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巨大力量。黄学增作为广东南路最早的中共党员和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其在农民运动领域的探索，对于中共早期开展或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一定要牢记革命先辈为中国革命事业付出的鲜血和生命，牢记新中国来之不易。”［18］黄学增是广东最早的32 名中共党员中的一员，和彭湃、阮啸仙、周其鉴并称广东四大农民运动领袖，与中国共产党的诸多先驱在血雨腥风的革命生涯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60 年，周恩来总理到黄学增烈士的故乡——湛江视察，向陪同视察的湛江党政领导人讲述了黄学增的革命事迹，并安排专款修建了黄学增故居和纪念亭。湛江是南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心基地之一，黄学增等人在这里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并将革命火种播撒到整个南路。正是黄学增等大批革命者在广东的一系列革命活动，才推动了广东成为革命的中心、革命策源地。可以说，黄学增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播火者，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力行者，是农民运动的推动者。他的一生虽非常短暂，却是革命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黄学增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守理想信念、不怕牺牲、血战到底的光辉典范，重温黄学增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的贡献，对今后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重要启示和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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