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国内莎士比亚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基于CSSCI,收录期刊（2011～2020,年）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遇美娜，王 钢

（吉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

英国作家威廉·莎士比亚被美国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尊为“西方经典的中心”，其作品为世界学者提供了丰富不竭的研究语料。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莎士比亚研究热度有增无减，探索维度不断拓展，尤其是近十年（2011～2020 年），随着文学地理学等新的文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和跨文化改编浪潮的再次勃兴，国内莎学研究呈现出了新的特征。为了更直观地展现国内莎学研究的最新动向，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2011～2020 年间的CSSCI期刊论文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由此对未来莎士比亚研究方向进行预测与展望，以供参考。

对莎士比亚相关文献进行量化统计与分析有利于推进莎士比亚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的转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借助“中国知网”等电子媒介，通过全文搜索作为关键词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2011～2020十年间CSSCI 收录期刊（包括来源期刊、集刊和扩展版）共收录莎士比亚研究相关论文425 篇，其中《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当代外国文学》五大专业类外国文学期刊收录125 篇，其他CSSCI 期刊收录300 篇。根据方平先生莎士比亚全集中译本的作品分类，悲剧研究共118 篇，占比27.8%，主要集中于《麦克白》《奥赛罗》《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和《雅典人泰门》五部作品；
罗马悲剧研究共21 篇，占比4.9%，主要集中于《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科利奥兰纳》《居里厄斯·凯撒》和《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考利欧雷诺斯》五部作品；
浪漫喜剧研究16篇，占比3.8%，主要集中于《驯悍记》《错尽错觉》《仲夏夜之梦》《温莎的风流娘们儿》《第十二夜》和《无事生非》六部作品；
问题/黑色喜剧研究15 篇，占比3.5%，主要集中在《皆大欢喜》《一报还一报》《威尼斯商人》《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四部作品；
历史剧研究29 篇，占比6.8%，主要集中于《亨利八世》《亨利六世》《亨利五世》《亨利四世》《约翰王》《理查二世》和《理查三世》等作品；
传奇剧研究共11篇，占比2.6%，主要集中在《暴风雨》《辛柏林》和《冬天的故事》三部作品；
诗歌研究共20篇，占比4.7%，两部叙事长诗和十四行诗都有涉及；
其余的作品整体性思想和艺术研究共195篇，占比45.9%。

就期刊分布来看，五大外国文学专业类期刊刊载论文数量约是其他CSSCI收录期刊的一半，占总量的约30%。就论文研究角度和研究内容来看，主要集中于莎士比亚跨学科与跨文化比较研究、性别意识与性政治研究、文化批评研究、人物形象分析与阐释、隐喻意义阐释、文学地理学研究、拓扑学研究等方面，既有传统批评方法的再生发与再阐释，也有新方法、新视角的运用与开拓。就作品类别的分布来看，悲剧、喜剧和历史剧仍是研究关注的焦点，总占比近半数，而传奇剧和诗歌的研究相对比较少，总占比不足10%。

总体来看，近十年CSSCI收录期刊有关莎士比亚研究的论文呈现以下特征：一是传统作品与冷门作品研究并进，二是新的研究方法的深耕拓植，三是跨文化研究成为热点。

1.传统作品与冷门作品研究并进

悲剧和喜剧研究向来是莎士比亚研究的重点，相关研究论文的数量保持持续增长，近十年亦是如此。但略有不同的是，近十年的相关研究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新的开拓。

在悲剧研究方面，《麦克白》中女巫的预言历来被认为是破解该剧思想涵义和悲剧原因的关键。学者刘洋赋予其新的政治内涵，他在《不会是凶兆，可是也不像是好兆——〈麦克白〉中女巫的预言》（《外国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具有含混性质的女巫预言实际上表达了莎士比亚对国王詹姆斯一世的统治和官方政治话语“模棱两可”的态度，这对于理解莎士比亚作品中存在的大量含混表达和悖论现象具有启发性。时间意识是莎士比亚作品最鲜明的特征之一，以往的研究多以总体解读为主，而学者尹兰曦的《悲伤的时辰似乎如此漫长——〈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钟表时间》（《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4 期）一文则注意到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存在“日期时间”与“钟表时间”两种时间表述用语，认为这是莎士比亚对文艺复兴时期新旧观念碰撞的展现。通过对文本相关时间表述的精确分割与划分，尹兰曦还进一步深入细致地考察了《罗密欧与朱丽叶》背后的文化观念，开拓了该剧时间修辞的美学想象空间和文化诗学内涵，其研究具有细化时间分析的范式意义。

在喜剧研究方面，近十年相关研究几乎涵盖了莎士比亚包括浪漫喜剧和问题/黑色喜剧在内的所有作品，其主要的研究论文有徐嘉的《莎剧〈皆大欢喜〉的三重譬喻》（《国外文学》2020年第2期）、安鲜红的《莎士比亚伦理思想新识：从希罗的性别身份谈起》（《学术探索》2014 年第3 期）、冯伟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与早期现代英国的价值问题》（《外国文学》2016 年第2 期）等。不同于长期以来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阶级分析模式，这些论文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上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点，包括人物镜像关系分析、悖论叙事研究、原型解读、跨学科研究与跨文化改编研究等，集中体现了传统研究视阈开阔性与自主性的转变。

除了论文数量与阐释力度不减的悲剧和喜剧研究，十四行诗研究成为莎士比亚作品研究的又一重要聚焦点。

近十年五大外国文学专业类期刊和CSSCI 其他期刊有关十四行诗的研究论文共有15 篇，除了传统的拓扑学研究与主题阐释外，翻译研究、历史文化研究等逐渐增多。曾喆的《诠释学视角下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汉译研究——以第66 首为例》（《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 年第3 期）、薛文思的《诗歌翻译中情感意义的传递——评莎士比亚第116 首十四行诗的翻译》（《学术探索》2013 年第11期）等文章从不同角度对诗歌汉译本进行比较分析，指出翻译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体现出对十四行诗翻译研究的总结与反思意识；
王改娣的《英国早期现代主义作家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误读”与重释》（《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4 年第2 期）透过现代主义作家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解构与重写，从宏观上考察了英国现代主义与莎士比亚的关系，指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因其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名声成就了早期现代主义作家”［1］；
邢嘉锋、严敏芬的《基于语料库的诗歌语言研究——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为例》（《湖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则为诗歌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显示出文学文本研究科学性的必然趋势。

与悲剧、喜剧和十四行诗等传统作品研究并行的则是罗马悲剧、历史剧、传奇剧和叙事长诗等冷门作品研究呈现出新的进展。

首先是罗马悲剧和历史剧研究数量和质量有所突破，内容和方法有所创新。量化数据显示，近十年五大外国文学专业类期刊和CSSCI 其他期刊有关罗马悲剧和历史剧的研究论文分别为21 篇和29 篇。前者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凯撒与罗马政治、《科利奥兰纳斯》中的“荣誉”与权谋以及围绕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的描述三个方面。陈会亮的《论〈裘利斯·凯撒〉中的矛盾冲突与凯撒精神》（《外国文学研究2017 年第2 期》）与张沛的《凯撒的事业——〈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中的爱欲和政治》（《国外文学》2017 年第2 期）从历史转折中的重要人物凯撒出发，围绕“精神”（理想君主灵魂）与“事业”（罗马帝国的创建）的辩证统一来探讨不同政治势力与阵营发生矛盾与冲突的实质，突破了以往只关注凯撒的人物形象，以及就罗马悲剧而研究罗马政治的单向思维局限；
胡鹏的《香气的隐喻——〈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身体政治》（《外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与虞又铭的《埃及的鳄鱼：论〈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的异域想象及自我反思》（《中国比较文学》2017 年第2 期）则分别从女王的香气的文本细节描写和罗马三执政关于埃及鳄鱼的调侃对话入手，探讨背后隐藏的莎士比亚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进行异域想象的复杂态度。后者的研究焦点虽然比较分散，但研究维度获得了重要拓展，其中不仅有开拓历史剧悲剧心理内涵的文章，如邹广胜的《论〈理查三世〉的悲剧心理》（《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1期），而且也有对莎士比亚历史剧在美国的传播与接受的关注，如范方俊的《莎士比亚戏剧美国化的开端与影响——〈理查三世〉传入美国的历史语境及本土化回应》（《学术研究》2018 年第5 期），此外还有关于历史剧跨媒介改编的深度思索文章，如高继海的《莎士比亚历史剧与电影改编——以〈理查二世〉和〈理查三世〉为例》（《河南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其次是传奇剧与叙事诗研究力度加大。十年间五大外国文学专业类期刊和CSSCI 其他期刊共发表传奇剧相关研究论文11 篇，叙事诗研究论文5 篇。前者如陈雷的《黄金时代与隐身的王权——〈暴风雨〉的一种解读》（《外国文学评论》2013 年第4 期）注意到普洛斯彼罗用以恢复秩序的工具——魔法具有隐蔽的强制性，进而提出“黄金时代的神话虽然从不提‘王权’，但这个神话所描绘的情形却是王权运用到极致时社会所应呈现出的状态”［2］，为我们重新认识黄金时代的传说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王芳的《闺房试探与邦国权谋——〈暴风雨〉中弈局的叙事隐喻》（《国外文学》2019年第4期）从国际象棋文化符号的双重性入手，在互文中寻找线索，指出最后一幕棋局的“剧场异质空间”功能，认为“将戏剧空间由闺房中的一方棋秤拓展至邦国林立的欧洲，棋辨之中情人的试探呼应着全剧阴谋与复仇的主题”［3］，令人耳目一新。后者的主要文章如章燕的《莎士比亚叙事诗〈维纳斯与阿多尼〉中的多元融合性》（《国外文学》2019 年第3 期）、杜平与周维贵的《男性话语视野下的女性形象——莎士比亚笔下的维纳斯》（《海南大学学报》2011 年第6期）、熊辉的《论莎士比亚长诗〈维纳斯和阿多尼斯〉在中国的翻译》（《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三篇文章分别从主题和人物形象、女性主义批评与翻译研究三个视角对《维纳斯与阿董尼》进行诠释和解读，丰富了该诗的思想与艺术内涵；
“美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人类的社会实践和审美实践，对美的欣赏和评价也离不开社会。”［4］梁庆标的《从‘特洛伊画’到‘罗马共和’——〈鲁克丽丝受辱记〉中的艺术与政治》（《外国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抓住鲁克丽丝观画这一文本细节，揭示莎士比亚作品艺术、政治与哲学的内在关联；
程雪芳的《莎士比亚诗歌的语言特色——以两首叙事长诗为例》（《湖北大学学报》2015 年第6 期）聚焦于莎士比亚的诗歌语言，认为“莎士比亚高度修辞化的诗歌语言是诗人探索人生图景的利器”［5］。

此外，悲剧和罗马悲剧中以往受冷遇、研究并不多的《雅典人泰门》和《科利奥兰纳斯》两部作品在近十年集中受到特别关注。前者的相关研究有陈雷的《“血气”的研究——从柏拉图的角度看〈雅典的泰门〉》（《外国文学评论》2011 年第3期）、郑杰的《从〈雅典的泰门〉看早期现代英国社会的伦理焦虑》（《外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1期）、肖有志的《政治与人性——莎士比亚〈雅典人泰门〉文本形式解析》（《贵州社会科学》2015 年第4 期）等；
后者则包括陈雷的《对罗马共和国的柏拉图式批评——谈〈科利奥兰纳斯〉并兼及“荣誉至上政体”》（《外国文学评论》2012 年第4期）、彭磊的《莎士比亚〈科利奥兰纳斯〉中的罗马共和》（《海南大学学报》2013 年第1期）等研究文章。

2.新的研究方法的深耕拓植

首先是对“文学文化史”研究方法的重视与运用。“文学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强调将文本置于其生成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及其流传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加以阐释和考察，以“文学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来重新审视莎士比亚作品，有助于厘清作品产生的历史社会环境、作家的创作意图及文本呈现的诸如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等其他社会内容。冯伟的《〈李尔王〉与早期现代英国的王权思想》（《外国文学评论》2013 年第1 期）和《〈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与早期现代英国的价值问题》（《外国文学研究》2016 年第2 期）通过追溯并还原早期现代英国的社会历史图景，指出莎士比亚对王权、荣誉、爱情等价值观念的矛盾思索与含蓄表达是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秩序与时代风尚更迭的反映；
倪萍将《一报还一报》置于反清教主义语境下考察，认为“针对清教徒主张用严刑酷治惩罚通奸行为的立法提议，该剧站在英国国教的称义论立场上维护教会法庭以公开赎罪为主要形式的传统惩治措施，并借公爵的策略暗示出詹姆斯一世所采取的遏制清教的宗教政策。”［6］

其次是跨学科研究的繁荣发展。跨学科研究强调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在文学批评中常常表现为对多种批评视角的复合运用。陶久胜的《英国前商业时代的国际贸易焦虑——莎士比亚〈错误的喜剧〉的经济病理学》（《国外文学》2016 年第4 期）和《“我是一只被感染的公羊”——〈威尼斯商人〉的毒药、外来移民与政治有机体》（《国外文学》2020年第1 期）分别从经济病理学和政治有机体视角揭示莎士比亚作品中梅毒话语和外来移民想象的深层经济和政治动因，强调莎士比亚在对时代焦虑的隐射中表达了对社会前景的担忧，堪称是运用跨学科方法对莎士比亚作品进行阐释的典范。

再次是文学地图学研究方法的引介与跟进。所谓文学地图，是指与作家作品相关的地理位置的记录或作家想象世界中的向导，其描绘对象既可以是文学传统，也可以是某个作家作品。近年来，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尤其是莎士比亚作品逐渐成为国外文学地图学研究重点关注的对象，国内在这一领域紧跟国外最新学术动态，也出现了相应的研究成果。如郭方云运用文学地图学方法接连发表了多篇莎士比亚研究的论文，包括《文学地图中的女王身体诗学——以〈错误的喜剧〉为例》（《外国文学评论》2013 年第1 期）、《三分天下的地图舞台和国家身份的空间推演——〈李尔王〉和〈亨利四世〉》（《外国文学评论》2013 年第2 期）、《把那地图给我——〈李尔王〉的女性空间生产与地图赝象》（《外国文学评论》2017年第1期）等，这些文章通过不同的莎士比亚文本来追问其中文学地图的政治属性，对于厘清莎士比亚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最后是文献计量学方法的运用。作为文献学的重要学科分支，文献计量学是指用数字和统计学的方法，定量地分析一切知识载体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冯宏和王华的《基于知网与万方数据库的中国莎士比亚研究》（《湖南大学学报》2011 年第3 期）和申玉革、李正栓的《国内莎士比亚研究现状与展望——基于CNKI（1934-2018 年）的文献计量学分析》（《河南大学学报》2020 年第4 期）等文章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3.跨文化、跨媒介改编研究热度凸显

数据显示，近十年五大外国文学专业类期刊及CSSCI 其他期刊发表有关莎士比亚作品改编研究的论文共48篇，占比11.3%，其研究热度可见一斑。国内对于莎士比亚作品改编及演出的积极关注，体现了我国莎学研究者在形成中国特色研究的自觉意识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建构。一方面，相关研究积极关注中国传统戏曲门类对莎剧的移植，探索莎剧与昆剧、徽剧、越剧、京剧等中国传统戏曲的文化互鉴与融合；
另一方面，研究者也保持着对莎剧电影与动画改编等跨媒介运作的关注。前者李伟民贡献最为突出，陆续发表了《现代意识下的经典阐释——越剧莎士比亚喜剧〈第十二夜〉》（《社会科学研究》2014 年第6 期）、《从莎士比亚〈麦克白〉到昆剧〈血手记〉》（《国外文学》2015年第2期）、《跨文化演绎中的本土建构——从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到徽剧〈惊魂记〉》（《外国文学研究》2017 年第4期）等文章。后者则包括了李艳梅的《〈哈姆雷特〉的电影改编与时代解码》（《北方论丛》2016 年第2期）、杨林贵的《流行影院中的莎士比亚——以中国〈哈姆莱特〉衍生影片为例》（《戏剧艺术》2012 年第5 期）、吴斯佳的《论莎剧动画改编的传记性叙事——以〈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动画改编为例》（《当代电影》2016年第8期）等文章。

综合以上量化数据和特征的分析，未来国内莎学研究在晚期作品阐释力度、引入新的前沿性的批评方法和视角、加强国际化对接及与当下的关联性等方面有待进一步突破发展。

从作品阐释的分布情况来看，国内长期聚焦于莎士比亚第一时期（1596～1600年）和第二时期（1601～1607 年）的作品，而对第三时期（1608～1613 年）即晚期传奇剧的关注依然不足。“以语言文字为手段的创造，是人的自身生命的创造”［7］进入晚期传奇剧创作阶段的莎士比亚文风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其对诸多人生、社会问题的看法也日益成熟。在此意义上，晚期的传奇剧可以说是凝结了莎士比亚人生全部的经验和智慧，对这一时期的作品进行深入阐释，既有利于深化对莎士比亚其他创作时期作品的理解，也有利于理解莎士比亚整体创作思想的复杂性和艺术风貌的完备性。

从批评方法和研究视角来看，对包括传统研究方法在内的新的视角的引入与进一步开掘极大有利于揭示莎士比亚作品的丰赡性。以生态批评为例，按照传统的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来看，似乎与莎士比亚作品关系不大，尽管莎士比亚作品的细节表明他事实上对自然之美也极度敏感。但如果将“生态”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略微扩展开来，则会发现莎士比亚作品中包含众多有待敞开且尚未充分阐释的关键思想和观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英国学者加布里埃尔·伊根的《莎士比亚与生态批评理论》一书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伊根主要围绕人与生态链上的其他生物及人与社群两个话题展开对莎士比亚晚期作品的解读，得出了许多建设性的结论，从而为丰富莎士比亚作品的当下意义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从文学文本研究与现实关照来看，国内莎学研究与当下现实的联系性不强。积极发挥学术研究的当下现实性价值，为人类和世界发展提供可供参考的建议与指导，是新世纪人文社科研究的必然趋势。因此，对于莎士比亚的研究，不仅要走出书斋，走向舞台，更要走向广阔的现实世界。

通过对近十年五大外国文学专业类期刊和CSSCI 其他期刊收录的莎士比亚相关研究论文进行量化统计与分析，可以看出国内莎学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呈现出国际化与中国化有机结合的整体新趋向。但我们也应正视目前研究中面临的各种困境，努力补齐自身短板，缩小差距，推动中国莎学研究健康发展，这不仅是争取和把握国际学术话语、提高国际学术地位的学术工程，同时也是为作为重要的人类精神财富的莎士比亚注入持续活力，使其历久弥新的人文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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