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具体路径
时间：2023-01-22 20:25:04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史琳琰，胡怀国
（1.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2.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一项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这不仅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迫切要求，也是符合发展规律的重大举措。进入新时代以来，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亦使供需矛盾发生了总量性不足向结构性不适配的重大变化，对市场化改革和消费型社会认识的不足，进一步制约着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质量和效益代替规模和速度成为新发展阶段的首要问题。因而，为形成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重塑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新发展阶段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逐步改善中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全面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高质量和高效率的供给机制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努力实现社会安定和谐，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加快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
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按生产力发展水平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大众高消费时代、消费阶段［1］4-90。国际经验表明，从经济起飞直至走向成熟的工业化阶段，经济体均处于资本积累期，发展战略一般遵循生产优先以突破贫困陷阱［2］。进入大众高消费时代，“人均实际收入上升到一个较高水平，使得大多数人能获得超过基本食物、住房和穿着的消费；
社会不再接受把现代技术的进一步扩展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西方社会通过政治程序选择把更多的资源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1］11国内学者认为，大规模工业化之后，国家发展逐渐进入了结构服务化时期［3-4］，结构服务化时期的运行支点也由以往的投资驱动模式转变为通过制度供给促进创新，以及由创新带来的运行效率改进和经济稳定发展［5］。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相对应，大规模工业化及投资驱动下的高速增长，推动中国经济起飞并逐步走向成熟。如何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新发展阶段的重要任务目标。基于此，文章通过从理论上梳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从市场和政府配置资源的作用变化、物质要素向人力资本要素投入的改变、在经济发展中注重社会保护三个方面，对国际社会的发展经验进行了比较总结。本文立足中国发展的现实基础，反映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内涵，以期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提供一定借鉴，力争继续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一）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资源配置机制，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适配性
钱纳里等通过对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提出，生产结构为适应需求的变化而发生转变，并促使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从而加速经济增长［6］。赫希曼则认为：“一个行业之所以能够生存，必须是事先已形成某种需求的结果。”［7］89企业活力不足的根源在于供给的商品和服务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矛盾而无法被市场接纳消化，进而抑制了企业、消费者等微观经济主体对经济发展的持续带动作用。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的研究也发现，工业化规模生产优势存在的基础是大众消费市场，而伴随大众消费市场的饱和，呈“碎片化”“散点化”趋势的个性化、定制化需求逐渐成为消费市场的主要特征，生产者能否根据消费者需求特征和变化趋势做出相应调整，是决定其产品是否具有生命力的重要因素［8］。此外，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消费升级的适配性同样影响着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尤其是政府在教育、社会保护、健康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支出对促进消费升级、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美好需要发挥着关键作用。让·鲍德里亚也指出：“消费社会并不以个人支出的急剧增长为特征，它伴随的是第三者（尤其是行政部门）为个人利益所承担的支出增长，而且其中一部分支出还减少着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9］13法国政府在满足个人需要的公共服务支出，从1959年占消费的13%上升到1965年的17%，不仅促进了家庭消费的扩大，而且注重对人的培养与保护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正如图1所显示的那样，各主要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支出中的政府支出保持在15%以上的水平，而墨西哥政府支出一直低于10%，极不利于后发国家的转型发展。
图1 1971—2019年各国居民消费支出中的政府支出占比（%）
（二）着力提升人力资本要素在经济结构服务化时期的投入
在传统工业化理论假设下，投资驱动模式假设消费只有能够完全吸收生产供给，边际或增量投资才会有经济机会可言。基于资本驱动的增长模式最终也会受到自身结构条件的根本制约，进而阻碍其积累扩张。在发达国家高效的经济结构服务化和城市化阶段，以人力资本提升为核心的劳动力再生产成为经济持续运行的基础。后发国家的经济转型动力，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的替换，尤其是与高素质人才和熟练技术工人相关的人力资本积累［10］。格里利克斯和乔根森根据资本类型和劳动质量的细分对经济增长进行了进一步研究，突出了要素质量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11］。当经济发展进入城市化阶段后，服务化在更广泛的生产过程中构成了更大的价值来源。制造业的“服务化”强调了产业间日益增长的互补性，高层次人力资本和知识作为关键的要素投入，使产业关联表现出的“服务业要素化”趋势日渐明显［12］。在这一阶段，制造业部门因面临更高的成本而被迫缩小，制造业放弃的经济空间被逐渐发展起来的服务业取代。虽然服务业规模有所扩大，但该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与工业化时代相差甚远，如何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生产构建过程的外溢性推动相关服务业的高端化，成为该时期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动力。1990年至今，日本的高等人力资本比重持续快速提高，目前接近50%的水平，为经济结构服务化阶段提供了发展所需的动力基础。韩国目前的高层次人力资本同样接近40%，极大地弥补了工业化阶段默认知识的不足，提高了国内的创新水平，对经济结构服务化时期的效率提升发挥了关键作用。美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通过高等教育培育的一批技术型白领作为一个知识型阶层，推动了经济社会在高级阶段的可持续性发展。与之相对，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普遍面临中低层次人力资本主导、中等教育人力资本占比较低且质量差的局面，知识技能型人才的匮乏从根本上阻碍着拉美国家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三）经济发展与社会保护兼顾下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让·鲍德里亚在针对现代社会的消费活动研究中发现，“社会财富生产过程中快速发展的代价，就是劳动力的流动，也就是职业的不稳定。人员更新与循环的结果是，社会负担变得十分沉重，尤其是会产生不安全感。对每个人来说，各方面（收入、声誉、文化等）的流动，以及地位和竞争所产生的心理和社会压力变得更加沉重，必须有较长的时间才能自我恢复与自我循环，才能弥补多种危害——上下班的路途、人口过于集中以及不断的侵犯与刺激——所产生的心理和精神上的磨损。”［9］18经济发展的主要代价是它所引起的普遍的不安全感。根据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经历了劳动密集型和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后，后发国家逐步进入人本主义为中心的城市化发展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迅速发展且生产率极大提高，财政体制的适应性调整，尤其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完善及高等教育的发展普及，成为这一时期发展的主导力量，公共服务在这个阶段承担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能够带动居民消费力的提升，并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而对公民发展和社会财富分配公平性的处理不当，不仅会加剧社会各阶层的冲突和矛盾，而且难以为经济提供稳定的发展环境。收入分配的不公会恶化劳动力的无序流动与岗位变换或空缺，造成企业人力资源系统的不稳定性，使企业创新性弱化，阻碍经济的有序增长［13］。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随着城市化阶段的逐步推进和经济结构服务化趋势的形成，国家的职能将更多集中于未来风险预防和经济潜力培育的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共支出，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越来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标志，这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更有利于长期的内需潜力培育和效率改进。
（一）供需不适配导致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不能得到充分满足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已从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逐步跨越到成熟阶段，实现了经济发展目标从“压倒一切”向以“人民为中心”的转变。伴随生产力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中国中高收入群体日益壮大，需求结构由数量型向品质型、由衣食住行等基本的需求向全面发展的需求转变。在消费总量不断提高的同时，消费升级的步伐加快。虽然当前经济领域出现了生产过剩的现象，部分地区产业表现出了需求“饱和”，但其中的低端甚至无效供给居多，而相对于消费需求的有效供给并不充分。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统计，中国近40年来的旅行服务占服务进口的比例逐年攀升，从1982年的3.26%上升到2019年的50.37%。同时，人们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逐渐增强，出国留学人数屡创新高。据教育部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70.35万人；
1978至2019年度，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656.06万人，年均增速在10%以上。这一方面说明国内消费者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国内消费层次提升对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支付意愿逐渐增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国内供给能力亟待提升，供给不适配的问题日益凸显。因而，中国经济发展中供需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不能得到充分满足。
（二）高层次人力资本缺乏，有碍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形成
中国经济在大规模工业化时期过度注重物质资本积累。由于对人力资本培育的重视不足，使中国无论在人均受教育年限还是高等教育者比重方面，都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统计显示，中国的大学生入学率从1973年的0.21%提升到了2018年的50.60%，21世纪以来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使其与各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正逐步缩小，但相比2018年西班牙91.11%、美国88.30%、瑞典72.46%的大学生入学率，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此外，就人力资本结构而言，中国的中等教育劳动者比重达到了70%，高层次劳动者占比较低，人力资本供给与经济结构服务化时期的发展需要不相适应，导致在向城市化转型及现代化阶段迈进的过程中面临高层次人力资本不足的困境。据PWT10.0数据库统计，在基于教育年限和教育回报的人力资本指数对比中，2019年中国仅为2.37，不仅与美国的3.71、德国的3.65、日本的3.51及韩国的3.50水平存在很大差距，甚至低于阿根廷的2.86、巴西的2.56及墨西哥的2.62水平，这不仅影响了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而且极不利于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形成。伴随城市化和经济结构服务化阶段的到来，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的教育质量问题对新发展阶段的持续平稳发展变得尤为关键，高层次人力资本成为国家创新力提升的重要支撑。实现从工业化时期以生产供给为中心，向城市化时期以要素升级和创新激励为中心的转型，是新发展阶段推动中国城市化不断深入和经济结构服务化进一步发展，进而实现经济运行平稳和可持续的关键。
（三）新发展阶段政府职能转型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赫希曼认为：“在一个以生产为导向的社会里，认识‘经济进步’的合乎逻辑的方式的是把人的生产性努力成果具体体现出来。……在一个以消费为导向的社会里，……社会需求通过政治和工会组织起作用，试图从经济中获取远超过国内生产和国际贸易所能产生的东西。”［7］141包括社会保障和教育在内的公共服务支出作为政府职能发挥的重要环节，不仅可以在短期内促进消费，而且从长远来看，公共服务支出的增加可以带来公共福利的均等化，并作为结构服务化的基础性支撑，通过促进服务业发展和消费结构升级，对实现经济发展中的效率补偿及效率—福利的平衡尤为关键。如表1所示，在各国与福利有关的全要素生产率对比中，中国不仅与巴西存在一定差距，且更低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2019年仅相当于美国的0.4165，极不利于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政府职能的发挥不仅体现在社会保障的完善及保障水平的提高，更体现在对教育的投入方面，尤其是对高等教育（以及技能培训）的支持程度成为经济发达与否的重要衡量标准。作为知识要素生产的特殊组织，国家在教育、科研体系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这对于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保护的同步协调，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进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具有积极影响。由于，中国目前尚处于经济转型阶段，服务业要素化趋势和知识过程建设的紧迫性，要求政府职能从生产领域转向公共服务，不断加大公共部门对知识和人力资本的支持力度，以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努力实现发展中的效率与福利平衡。
表1 各国不同时期与福利有关的全要素生产率对比（美国＝1）
虽然，中国在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上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目前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质量等各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明显的差距。为推动中国在新发展阶段向高收入国家的整体迈进，实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远景目标，必须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提高供给体系的韧性和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这也是中国根据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做出的科学判断。中国在高速增长阶段的发展理论主要研究在落后生产力和短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问题，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并存表明，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已从落后生产力转向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早日实现中国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因而，新发展阶段要紧扣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内涵，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进一步增强体制机制的适应性和灵活性，通过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动力转换，助力中国向高收入国家的迈进。
（一）立足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努力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中国经济40多年以来的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和奇迹，但也出现了供给体系与不断升级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失衡，经济持续发展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产业创新能力和高端产业发展不足，资源约束日趋紧张，环境污染问题突出，城乡差距较大及社会民生领域发展不充分等难题，严重制约了新阶段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推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中国仍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决定了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要性。该体系不仅包括产业之间、区域之间、要素之间的内部协调，也包括国内发展与国际分工的外部协调，国内经济发展要更多依托国际市场与国际竞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强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则紧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着力解决经济运行中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创新能力不强、实体经济生产过剩、质量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不到位、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等结构性问题。“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还需要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置于开放系统之中，落实十九大报告“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的战略要求。
（二）紧扣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实现更高质量、更为安全的发展
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再到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推动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以及个性化的美好生活需要上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在以增进国民福利为目标、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新要求下，新阶段的发展理念要求经济发展服务于人的发展。全球服务贸易增加值的持续上升和全球经济的发展，对高附加值产品的需求将逐渐增加，这对中国进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及全球价值链重构下的产业升级提出了新挑战。目前，空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不仅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形成了巨大冲击，而且进一步增加了外部需求面临的不确定性。随着，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由量的积累达到了质变的程度，以致对中国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之时，必须果断采取战略行动，启动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基于这一深刻考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因而，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应紧扣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依托国内庞大的消费市场及消费升级契机，通过国内需求量和需求层次的提升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促进出口产品的升级换代、提升国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层次，进一步增强中国适应国际环境变动的弹性和韧性。这对于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进而实现中国在新发展阶段更高质量、更为安全的发展意义重大。
（三）增强体制机制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化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支撑作用，成为推动新阶段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发展共享、共建的重要途径。这不仅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以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有效协调保证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由于，创新驱动的实现能够为现代化发展提供充足动力，通过制度创新和人力资本培育提高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把对外开放基础建立于“创新型国家”之上，努力构建与中国经济发展基础相适应，与中国国际竞争力提升相匹配，具有鲜明“中国特征”的现代化开放新格局。新发展格局下的制度变革应顺应市场形势的变化、国际分工的调整而发展变化，坚持依托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补齐供给短板，不断提高满足市场新需求的能力。为实现新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与社会高质量的动态协调，中国经济也步入了“政府—个人—企业”信任制度建设的关键时期，需要着力健全养老、失业和社会救助体系，以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的就业。这不仅与城市化时期的养老模式变化、失业损失相对较大等特征相关，也构成了中国制度适应性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一个主要方面。因而，新发展阶段的制度体系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创新引领，通过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逐步形成体现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体系以及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塑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一）坚持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着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改革开放40余年中，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的很多困难和障碍的根本制约因素来自于国内的部分体制和机制问题。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促使我们更多反思国内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倒逼国内加速改革。中国目前既有全球第二的经济总量，又有人均收入水平由中高等向高收入跃迁的潜力，很多领域具备巨大的市场规模，可以为全球优质产品和服务提供需求市场。发挥中国大规模经济体的作用，首先要实现商品以及生产要素在国内各个地区间充分自由地流动，使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可以高效率地发挥作用。因而，推动形成城乡之间产品和要素的大循环，加速劳动力、技术、资金等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逐步改变传统的城乡分工格局，形成多样化的城乡协调发展模式，使城乡居民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真正融为一体。此外，数字化转型是疫情后支撑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制定出台新一批数据共享责任清单，为启动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发展提供借鉴与依据，推动数据要素化的良性发展。同时，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推动政府定价机制向制定定价规则的转变，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对价格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使一切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源泉充分涌流，让引领创新发展和具有更高生产率和财富创造力的知识要素以市场化的方式参与要素分配，提高人力资本定价的市场化水平和获得的报酬水平，最大限度地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提高科技产出效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对于加速市场化的整体进程，促进国内市场的高质量供给，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二）统筹经济发展与社会保护，推动人力资本积累及创新力提升
经济增长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源于现代科学的有用知识存量的不断增加，以及随现代意识形态的兴起，社会演进制度的能力不断增强，允许更多地开发由知识存量的增加所提供的增长潜力［1］192。随着中国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和经济结构服务化阶段的到来，消费和服务业相应成为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来源。大规模资本驱动的结构性加速期，对内生增长极为关键的人力资本培育和技术进步作用的重视不足，严重制约了中国在新发展阶段效率补偿机制作用的发挥。从动态效率的角度看，人力资本提升是现代消费的核心，加大对健康、教育、文化的投入，能够推动投资、消费及生产和消费的一体化，实现经济发展中的效率补偿［4］。家庭消费结构中教育支出的扩大，尤其是政府公共支出中教育投资的增长，成为促进人力资本提升的重要动力。发达国家的公共支出占GDP比重从19世纪70年代的10%上升到20世纪70年代的50%左右，政府公共支出的范围由初期的基础设施建设，调整到中期发展的教育安全卫生等领域，经济发展成熟阶段增加的公共支出增长则主要用于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14］。随着城市化步入成熟期，人力资本、研发、社会福利投资占比将逐渐提高。政府在科教文卫等方面增加的发展型消费支出，是后工业化时期提升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和知识再生产能力的有效应对措施，也是应对中国目前消费“逆城市化现象”的有力举措。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把大规模工业化时期的物质资本积累转化为人力资本，为城市化和经济结构服务化奠定了持续增长的动力基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不仅增强了知识中产群体的再生产能力，而且能够提升城市化运行的可持续性。
（三）统筹安全与发展，加快“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亚当·斯密在其划时代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中，专门分析了中国的情况：“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能够支撑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允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就面积而言，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15］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数据统计，2019年中国的人口超过高收入国家的总人口，但消费总量不及高收入国家的1／7，人均居民消费更不及高收入国家的1／8。中国最终消费总量的基数偏低，从而导致了目前消费持续增长而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的局面，但同时也说明了国内市场的消费提升潜力之巨大。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不仅低于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高收入国家的最终消费率差距更大，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增长模式的逐步调整，促使中国居民消费率出现了回升趋势。中国的投资占比却表现出相反的态势，不仅高于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2012年以来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随着大规模工业化投资驱动模式的转变，最终消费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对经济的长期平稳运行将产生不利影响。随着中国人均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及消费在GDP占比的提升，加之中国的人口优势，启动消费、扩大内需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将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关键之举。在世界经济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国内大规模投资驱动力日益减弱的情况下，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内部经济循环，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成为新发展阶段的工作重心。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大，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也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紧要期；
更是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民生服务供给体制，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期。为推动经济在新发展阶段的持续平稳运行，应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健全公平的竞争制度，使市场主体更加充满活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与自由流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优化政府管理和服务，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推动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为核心投入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此外，加大力度保就业，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善分配结构，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扎实迈进。通过更高水平的创新能力促进高级化、现代化的产业基础和产业链的形成，在更加优化的经济结构，更加强大的国内市场下，进一步释放国内消费潜力，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助力经济平稳运行，进而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