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安徽大学地下读书会钩沉

计裕人

（安庆师范大学 党委组织部，安徽 安庆 246133）

1930年代，省立安徽大学的学生自治团体五花八门，读书社即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或切磋学问，或探求理论。抗战胜利后不久，国共内战爆发，大学校园也成为国共斗争的主要场所。1946年11月，国立安徽大学在安庆复校后，学生来源多途，学校政治情况复杂。受南京地下党市委安排，学校地下党组织一直处于秘密活动的状态，没有发展党员和开展组织活动，在当时学生中影响不大。1948年，邹道长与计扬耕、蒋年第等联合知己同学，并得到进步教授的支持，组织由15人组成的地下读书会。由于读书会的隐秘性，其活动情况不为外界所知，相关记述语焉不详。本文以地下读书会发起人蒋年弟、计扬耕、邹道长口述回忆史料和档案材料为中心，揭示地下读书会的活动详情，以期丰富中共安徽地方党史和民国安徽高等教育史的内容。

“国立安徽大学的前身是省立安徽大学，不过其间的关系已很疏远。”[1]抗战后省立安徽大学曾辗转迁往重庆、沙市，不久因经费困难而解散。1946年8月，重建安徽大学，11月11日正式开学。

“国立安徽大学的学生来源是多方面的。原安徽学院的大学部学生，可以转学考试方式，转入国立安徽大学就读，这是国立安徽大学二三四年级学生的主要来源。”[2]68国立安徽大学复校之时，正值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当局强化了对大学的管控，宁静的大学校园也充满了政治斗争的火药味。由于国立安徽大学复校时间不久，学生来自四面八方，互不认识。学校当局通过训导处，利用青年军、三青团反动势力，对学生思想钳制很严。据知情者回忆，“复建以后，国民党安大党部、三青团安大团分部、复员青年军学生势力甚是强大，把持一切校务。同时校内还暗藏着军统安大学运和中统直属安大通讯小组两个特务组织。军统特务活动较隐蔽，中统特务的活动则极其猖狂。上述情况，加上安庆当时较闭塞，给国立安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开展，造成了极大困难。”[3]301“1948年，我深深感到安大的校园被蒋家独裁政治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着。”[4]

此时的国立安徽大学已经建立起了党组织，但在这一险峻的特殊情况下，中共党的组织只得处于隐蔽状态，以保存革命力量。据李昭定回忆：“1946年夏天，临大学生被分配到全国各地的大学去读书。我被分到位于安庆的安徽大学。当时南京地下党市委负责学生运动的王明远来到我家，宣布分到安徽大学的5名地下党员建立支部，任命我为支书。成员有尤继安、朱蒋生、刘玉浦（副支书）、蒋秉祈。我们的任务是建立党组织。秋天，我进入安徽大学后，发现校内外情况很复杂，有从抗战区来的国民党青年军、三青团，还有从沦陷区来的曾与汪伪特工有过关系的人，还有当地的军统特务，怀宁县的国民党党部，学校里还有中统、军统特务的学运组，地方上还有中统肃反组等。总之，反动势力强大。在这种白色恐怖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暂时隐蔽，不冒险发展组织……”[5]1947年4月，李昭定被敌特注意，组织决定将他撤回南京。支部书记后由刘玉浦继任（所有党员均由刘单线联系）[3]301。李昭定撤离后，鉴于校内外的复杂情况，党支部与南京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又不方便，故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指示安大党支部暂不发展党员，注意隐蔽，主要任务是广交朋友，宣传革命理论，团结进步师生，争取中间力量，利用合法形式开展活动。“鉴于安徽大学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共南京市委指示安徽大学支部主要完成‘搜集有关情报，宣传革命理论，团结进步师生，迎接安庆解放’的任务。”[2]75因此，国立安大复校至解放前夕的两年多年时间里，国立安大地下党组织一直处于秘密活动的状态，没有发展党员和开展组织活动。共产党员尤继安虽然参加了学生自治会选举等活动，但他的身份一直不为广大进步青年所知晓。因此，进步学生无法直接在党组织的明确指导下进行活动和开展斗争。

1948年暑假，东北已经接近全面解放，国内解放战争捷报频传，在国统区的广大进步青年纷纷奔赴解放区参加革命和建设。受此影响，国立安大的一些进步学生也有去解放区参加革命的念头。据计扬耕回忆，1948年暑假，蒋年弟、陈道源、周元斌便去南京金陵大学找他们原来在安徽省立八临中的同学周醒吾，想通过周醒吾找党的地方关系介绍去解放区。他们到南京后，周醒吾不主张他们马上到解放区去，理由是：全国解放在即，只要我们在原来地方还有可能做些与革命有利的工作，就应该坚持，无需立即去解放区。如果有条件，在国统区坚持为革命服务，却硬要离开去解放区去，那是害怕困难，想到解放区去过太平日子的个人主义思想。“周醒吾要他们学习《论当前学生工作》文件，（这一份文件我们当时在安大也学习了，北大寄来了一份）。他们学习讨论了这一文件，最终听从周醒吾的劝阻回到安大。行前，周醒吾向他们建议回校后应把可靠的进步同学组成核心力量，继续坚持安大学生自治会的工作”。[6]计扬耕档案中也有相关回忆：周醒吾在1947年底和1948年春曾因为逃避南京反动政权的迫害，两次来安徽，住在蒋年弟、江锡康家。与我们交往甚久，常促膝倾谈当时革命形势、学运情况、学习革命理论，我们对之甚为钦佩，所以蒋年弟、陈道源在南京所明确的认识回校后对我们也起到了鼓舞和安定下来的作用，大家放弃了马上就去解放区的念头，仍旧在学校继续坚持安大学生工作[6]。

早在读书会成立前，进步学生就开展了暑期服务活动，为读书会成立打下基础。蒋年弟、陈道源从南京回校约在1948年8月间，此时正是原校长陶因辞职获准，新校长杨亮功到校的时候。杨亮功上任伊始，为维护校园“稳定”，以民主的面孔呈现在学生面前，恢复原来已经迫令停止活动的学生自治会，由邹道长（代理主席）把当时留校的原自治会进步的会员钱谦、汤代华、蒋年弟、纪增辉等组织起来。自治会在暑假中恢复后的主要工作便是暑期服务工作。为了做好暑期服务工作，在自治会领导下，组织了一个暑期服务工作委员会，计扬耕、刘鑫、方铨衡、陈道源、何伟模、江锡康、陶怡、王冠亚等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的实际工作。其主要工作是：一是布置自治会阅览室。暑期因学校图书馆休假，学生自治会为留校同学布置了一个自治会阅览室，内陈列当时京沪杭学联会发行的进步学生刊物如《交大生活》等，平津学联进步学生刊物如《清华半月刊》《燕京新闻》等，以及文艺书籍、进步期刊，如《观察》《展望》等。此项工作由计扬耕与方铨衡、江锡康、陶怡负责，其间自治会阅览室曾为安大三青团分团部代理书记、中统特务学生蔡保贞威胁捣毁，“不到一周，即被几个暴徒洗劫一空”[7]314。二是编辑《安大新闻》。为了迎接招生，在纪增辉同志负责下，计扬耕、方铨衡、何伟模、王冠亚、陶容、刘鑫等向投考安大学生介绍安大情况，编辑了一份自治会的刊物《安大新闻》。计扬耕撰写了一篇《经济的意义和使命》文章，另外和方铨衡合写了一篇介绍农学院园艺系文章。陶怡介绍法律系、政治系、历史系，刘鑫介绍哲教系，这些文章“以鲜明、正确的观点介绍法律、政治和历史三个重要的社会学科”[8]404。“当时《安大新闻》铅印500份，置于校门收发室，准备发给考生时，却被不公开姓名者一古脑没收”[7]314。三是声援天津学联。为支援平津学联抗议天津军警枪杀东北学生，由刘鑫执笔的抗议“七五血案”暴行的电文，遭到蔡保贞搜查并撕毁，而从事此项活动的学生“开始正面受到反动分子以“赤色嫌疑分子”和恐吓和警告”[6]。

暑期服务活动持续到下半年开学前夕。为避免再次出现意外，蒋年弟、计扬耕、邹道长、陈道源等进步学生决定把这些书集中转移到安庆市前牌楼方铨衡家中及南大门江锡康家中交流阅读。为团结学生自治会外围力量，他们成立了国立安徽大学地下读书会。“读书会的主要发起蒋年第，参与组织发起人有计扬耕及我（邹道长）本人。”[9]

在档案自传材料里，计扬耕、邹道长详细回忆了读书小组的成员情况。《国立安徽大学第一届毕业生纪念刊》也收录了他们个人的基本信息。计扬耕、邹道长的档案《自传材料》均撰写于1956年前后，从他们的档案材料和现今查阅的有关资料看，这些参加读书小组的同志在解放前夕大多都直接奔赴解放区参加了革命。国立安徽大学地下读书会成员和参加过读书小组活动的学生详情如下：

蒋年第，男，安徽怀宁人，国立安大农学院森林学系46级学生，与陈道源、江流关系密切。1948年底于皖西军区参军，长期从事部队院校政治理论教育，后转业至沈阳理工大学工作，1984年离休。

计扬耕，男，安徽庐江人，国立安大法学院经济学系46级学生，与邹道长关系密切，1948年12月在庐江参加革命，解放后先后任安庆四中副校长，安庆六中副校长，太湖中学革委会副主任，安庆石化子弟中学校长。1980年离休，2007年逝世。

邹道长，男，安徽舒城人，参加革命后改名邹岳，国立安大文学院哲学教育学系47级学生，与计扬耕关系密切。1948年11月在庐江参加革命，解放后先后任铜陵初级中学副校长，铜陵六中校长，1980年离休，2005年逝世。

陈道源，男，安徽庐江人，国立安大理学院数学系46级学生，与王冠亚、刑皖生关系接近。1948年12月在豫皖苏军区参军，解放后军事院校从事政治理论教学工作。“文革”后转到地方，在江西师范大学任教，离休。

邢皖生，男，安徽庐江人，国立安大理学院数学系46级学生，解放后在安徽省军区工作。与王冠亚、陈道源关系接近。后情不详。

刘鑫，男，安徽巢县人，参加革命后改名刘福锡，国立安大文学院哲学教育学系47级学生。1948年11月在大别山参加革命，1949年4月转入二野十军参加渡江和解放大西南战役。1958年4月错划“右派”，下放北大荒劳动。1979年改正，恢复军籍，后经计扬耕帮助调回安徽望江中学任教，1983年离休。

江锡康，男，安徽安庆人，参加革命后改名江流，国立安大法学院经济系47级学生，与王琼接近。据计扬耕档案记载，1949年春江锡康在二野参加革命，随军南下至四川，后参加抗美援朝，立功火线入党。回国后在石家庄中国人民解放军5044部队独立一分队工作。

方铨衡，男，安徽桐城人，国立安大农学院森林学系46级学生，与周元斌接近。1948年末于皖西军区参加革命，后一直在部队从事文教、新闻工作。1972年转业至苏州潭山硫铁矿从事工会工作，后任矿职工子弟学校副校长，1983年离休。

周元斌，男，安徽无为县人，参加革命后改名周斌，国立安大农学院森林学系46级学生，与方铨衡关系接近。1948年12月于安徽无为皖西四分区参加革命，1949年10月调杭州空军部队工作，后转入黑龙江牡丹江市空军第七航校学习工作，任校副参谋长。1983年离休。

王冠亚，男，湖北武汉人，国立安大农学院森林学系46级学生，后转理学院数学系，与陈道源、邢皖生关系接近。1949年1月在豫皖苏军区四分区参加革命，解放后先后在阜阳军分区文工队、安徽军区文工团、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从事文艺工作。1956年5月转业到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工作，从事表演、导演、编剧，任创作组副组长、二团艺委会主任等职。1989年11月离休。

王琼，男，安徽安庆人，参加革命后改名秦进。国立安大法学院经济系47级学生，与江流同班并关系接近。1949年参军南下，与江锡康（江流）同时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在解放军5044部队5046支队工作。

邓同义，男，河南开封人，国立安大农学院农艺学系46级学生，与周元斌接近，1956年在西南二野十一军工作。后情不详。

郑天任，安徽潜山人，与江锡康接近，解放后在南京明孝陵华东军大工作。后情不详。

黄书香，安徽巢县人，国立安大文学院哲学教育学系47级学生，与刘鑫、邹道长同班。1949年1月至1952年1月，在黄麓师范工作，任团委书记。1953年7月至1957年7月，在安徽省干部文化学校工作。1957年7月至1958年7月，在安徽省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工作。“肃反”“反右”运动期间，两次因冤假错案被捕。1962年6月平反，因“四清”运动与“文革”干扰，没有复职，反而被劳动管制，直到1979年5月复职，复职后在黄麓中学工作。

李建中，国立安大文学院哲学教育学系47级学生，与刘鑫、邹道长同班，1956年时海校工作，后情不祥。

参加过地下读书会活动和指导读书会学习指导的有：

郑兰荪，安徽桐城人，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入伍。历任复旦大学发言人、进步社团缪司社负责人，上海地下学联联络员，复旦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学生会主席、干事。解放后任北京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北京军区空军原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书记等职。1988年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荣获胜利功勋荣誉章，副兵团职离休干部。

陶怡，又名陶容，安徽舒城人，国立安徽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学生，是国立安徽大学首任校长陶因侄子。与邹道长、计扬耕接近，从陶因那里为读书会获取大量进步书籍，“而陶容本身，因与校长的这层特殊关系，却没有被接纳为地下读书会成员”[8]404。1948年11月在大别山参加革命，后随军南下。1957年错划右派，被派至川南古蔺劳动。1958年在当地水库抢险中牺牲。

钟明光，安徽舒城人，计扬耕外甥，安庆圣保罗高中学生，因计扬耕关系参加过读书小组的讨论。解放后在安徽医学院工作。

国立安徽大学地下读书会是党的外围组织，不同于一般的探求学理、切磋学问的读书会，呈现出组织严密、活动隐秘、目标明确等特点。

（一）组织严格秘密。地下读书会首次学习是在1948年暑期末，在安庆市南门街上江锡康家租给蒋年弟哥哥住房楼上摆旧家具的房子里开展的，参加者共有十人左右。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从家庭到个人的历史的自我介绍，以便相互间取得进一步的了解和信任，并讨论读书小组今后的工作，最后议定读书小组是以秘密方式听取当时国内革命形势的介绍和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如列昂捷夫的《政治经济学》等著作。小组中主要的人员有蒋年弟、邹道长、陈道源、刘鑫、江锡康和计扬耕，大家认为计扬耕读的革命理论著作较多，以后讨论国民政府金圆券改革的问题便是由计扬耕承担的[6]。与会者王冠亚回忆说：“我也就参加了蒋年弟、计扬耕、陈道源、周元斌等组织的地下读书会，活动地点在江锡康同学家的阁楼里，那是个很秘密的地方。”[10]严密的组织为地下读书会的活动开展提供了有力保证。

（二）接受党的指导。尽管读书只是党的外围组织，但同样必须接受党的领导。计扬耕回忆：“首次学习时，邀请当时由桐城经过安庆去上海复旦大学的桐城人郑兰荪同学参加，当时我们仅知道他是复旦大学的进步同学，解放后听说他当时已经是当时复旦大学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部书记，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是上海市学联主席”[6]。蒋年第回忆：“第一次学习时，郑兰荪同志在会上介绍了上海学运情况，提出对读书会今后活动的看法和意见：既要读书，又要结合当前重大问题和学运中的问题进行讨论；
读书会成员既要广交朋友，传阅进步书刊，扩大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同学；
积极参与学生会工作，各自为战，独立活动，一点一点地开展活动，形成一股力量。”[11]8地下读书会成立后，在讨论中还不断得到了周醒吾的指引。个别党员以个人身份被邀请参加或指导活动，为地下读书会指明了斗争方向。

（三）活动充实频繁。读书会存在的时间大概是从1948年8月至10月底，时间三个月左右。在这短短的三个月，读书会集中学习有五六次。计扬耕口述回忆：第二次是在孝肃路王琼家漫谈时事；
第三次是在前牌楼方铨衡家，开展了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此次王冠亚、钟明光、何伟模好像也参加；
第四次是在方铨衡家讨论国民政府金圆券改革问题；
第五次是开学后仍然在方铨衡家学习、讨论《政治经济学》绪论、第一章，黄书香也参加了学习；
第六次是到48年10月底淮海战役即将胜利，校内反动分子因反动政权已注定毁灭的焦虑而更疯狂的时候，读书会会员为了避免遭受迫害，最后一次在方铨衡家讨论如何到解放区的问题。邹道长同志回忆：第一次会议：九月初在方铨衡家中，相互介绍人生观，会议主持主要是蒋年第；
第二次会议：九月中旬仍在方铨衡家中，讨论学习目的，方法态度，会议由蒋年第主持；
第三次会议：十月上旬左右在蒋年第家，讨论国民政府金圆券通货膨胀问题，老百姓吃饭问题，讨论国民党经济危机，会议由计扬耕主持；
第四次、五次会议：在江锡康家中，讨论学生自治会未来等问题，讨论解放前夕是在学校坚持不走，还是到解放区工作免遭无谓牺牲为题，由邹道长主持[9]。短时间、高频次的集中学习使地下读书会成员深刻接受到革命教育，进一步明确斗争方向。

（四）积极追求进步。根据参加读书会的同学回忆，读书会阅读的都是通过各种途径搞到的进步书刊。“为了扩大真理的影响，陶怡以研究学术为由，督促其叔，国立安大首任校长陶因，批准购进一批香港生活书店发行的马列主义著作，通过计扬耕在进步同学中间传阅。”[8]404书籍主要有《思想方法论》《大众哲学》（艾思奇著），《社会发展史纲》（华岗著），《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新哲学大纲》（米丁著），《社会简明史教程》（祁初民著），《新经济学大纲》（沈致远著），《进化论》（达尔文著），《中国通史》（侯外庐著），《马克思传》（李季著）。杂志主要有《建设》《观察》《展望》《世界知识》《时代》《上海学联报》等。大量进步书刊的集中学习使得地下读书会成员的思想受到充分的革命洗礼。

据计扬耕生前口述回忆，他在1948年11月1日清晨与刘鑫、陶怡潜至故乡庐江奔赴解放区，刘鑫、陶怡从庐江到皖西大别山参加革命，他回故乡庐江后，见庐江即将解放，就于12月在庐江参加革命。11月3日夜，纪增辉同学遭到反动派逮捕而牺牲，他们这个读书小组以及和他们接近的同学也在他们离开学校后几天11月10号前后潜离安大后去了解放区。读书小组当然也就随着成员的相继离开而告结束。蒋年弟同志回忆：“1948年初冬，读书会迫于形势自行解散，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解放前夕，读书会成员及受其影响的同学，纷纷投奔解放区。坚持未走的成员，参加了军管工作。读书会为革命队伍输送了新鲜血液。”[11]9

解放后，党组织和公安部门对国立安徽大学地下读书会成员及其活动情况进行了详细、认真调查，最终认定这是一个自发的进步组织。1953年4月21日华东行政委员会公安局甄别结论是：安大读书会是安徽大学的一个学生组织。1948年，邹道长与计扬耕、蒋年第等联合知己同学，并得到进步教授的支持，组织读书会，扩大到十五人。邹道长因与黄书香同班，见黄书香表现尚进步，遂介绍参加。组织传阅过《思想方法论》《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辩证唯物论》《列宁生平事业简史》和李季翻译的《马克思传》等书，以及《观察》《进步》《展望》等进步杂志，并先后开过四五次会议，讨论内容除第一次是自我介绍外，其它讨论国民党金圆券及根据世界知识讨论铁托叛变等问题，淮海战役时期又讨论继续坚持学运，还是离校奔赴解放区的问题。……据此，我们认为该读书会是一个自发的进步学生组织[12]。

国立安徽大学地下读书会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缩影。地下读书会的意义在于如何通过学习革命理论，使思想进步、热忱爱国的大学生转变为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青年，为建立新中国牺牲奋斗。这既是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也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课题，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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