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修昔底德陷阱”在和平发展及崛起中的终结
时间：2022-12-08 09:00:0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杨 毅，陈明明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089)
2400多年前，西方文明发源地希腊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引发战争的原因在于雅典的日益壮大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据此，一些西方学者认定，新兴大国的兴盛崛起与守成大国的防范打压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具有历史的规律性和现实的必然性。实际上，“修昔底德陷阱”之说的深层逻辑是“国强必霸”，它本质上是霸权主义思想的外在体现。对于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世界而言，它不仅是一种认识上的误解、观念上的误导和思想上的误区，而且也必将在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命运与共的历史大势中走向终结。正如习近平主席2015年到访美国西雅图时在欢迎晚宴上所发表的演讲中所指出的：“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1)习近平：《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9月22日。
在国际关系史上，“修昔底德陷阱”主要是指大国间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指以战争解决矛盾还是和平共处的问题。在西方，“修昔底德陷阱”几近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之所以被视为“铁律”，综括起来，主要可以从两句话说起。
第一句话是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言及的，即“这次战争的真正原因，照我看来，常常被争执的言辞掩盖了。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2)[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1页。。带有话语陷阱色彩的“修昔底德陷阱”一词问世的真正原因，也恰在于修昔底德这句关于所谓“真正原因”的概括。然而，任何一次战争的触发在其背后一定有着多重原因，甚至有的原因时至今日我们都不得而知，但是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历史留存视角，我们对这次从公元前431年持续到公元前404年的战争，至少可以归纳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两大城邦的矛盾由来已久且错综复杂。公元前6世纪末，雅典僭主政治垮台，斯巴达就曾出兵干涉雅典内政。当波斯人向爱琴海地区扩张时，斯巴达人不肯出兵援助雅典人。公元前5世纪中期之后，雅典人不断推行扩张政策，与斯巴达人的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两大城邦政治制度处于持续分化状态。希腊各城邦经常发生民主派与寡头派内斗，一般情况下雅典人支持前者，而斯巴达人往往支持后者，久而久之必然积怨加深，形成对立。战争，说到底是利益之争，是矛盾斗争表现的最高形式。就连修昔底德本人也承认，战争的真正原因存有“争执的言辞”。我们不能将修昔底德关于战争原因是由于“一方势力的增长引起另一方恐惧”的一己之言视为战争规律乃至“铁律”，这既缺乏史实考证的全面性，更缺乏理论研究的科学性。
第二句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于2012年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所称的，即“修昔底德陷阱已经在太平洋地区凸显”。自此，“修昔底德陷阱”之说开始频繁出现在国际关系学界。2017年，艾利森在其《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中曾提出，过去的500年中，计有16个崛起大国威胁取代守成大国的案例，其中12次导致了战争，只有4次幸免(详情如下表所示)(3)[美]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0页。。
时间双方大国结果15世纪后期葡萄牙对西班牙未战16世纪上半叶法国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战争16世纪至17世纪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对奥斯曼帝国战争17世纪上半叶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对瑞典战争17世纪中后期荷兰共和国对英国战争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中期法国对英国战争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英国对法国战争19世纪中期英法对俄罗斯战争19世纪中期法国对德国战争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中俄对日本战争20世纪早期英国对美国未战20世纪早期英国(俄法支持)对德国战争20世纪中期苏英法对德国战争20世纪中期美国对日本战争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美国对苏联未战20世纪90年代至今英法对德国未战
很明显，艾利森对“修昔底德陷阱”的使用并不限于雅典与斯巴达之间，而是用这个概念分析500年来所有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在他看来，“修昔底德陷阱”是作为一个普遍现象而存在的，只要存在着“势力增长以及由此引起的恐惧”，就必然出现所谓的“陷阱”进而走向战争(4)胡键：《大国成长的困惑：“修昔底德陷阱”还是 “杜牧陷阱”？》，《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抛开艾利森所提到的崛起国与守成国没有发生战争的情况不说，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一个角度的解读上升为绝对理论概括和事物普遍规律，且用“陷阱”一词加以形容，这本身就是一个表达方式的“陷阱”。除此之外，如果说从伯罗奔尼撒战争所处的历史节点算起，世界上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屡见不鲜，很多矛盾解决于调和斡旋之中，并未发展成为战争，即使对发生战争的进行原因分析，我们也不难看到战争现象背后的深层动因：有的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有的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有的是因为宗教、文化冲突，等等。
时至21世纪的今天，国际上的事应该各国商量着办，而不是谁的胳膊粗、力气大就由谁说了算。世界并不需要所谓的“权力转移游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两国今天应有的战略格局，自然不是上演第十三次“迎头相撞”，也不是追求第五次“和平过渡”，而是要真正摆脱以“霸权兴替观”看自己、观世界(5)国纪平：《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人民日报》2019年6月18日。。值得强调的是，艾利森的观点之所以在西方学界传播盛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并非“独出心裁”，这种观点背后不乏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理偏好。比如，美国学者奥根斯基早在1958年就提出所谓“权力转移理论”，他认为，“在现有的国际秩序完全确立，完成了利益分配之后积累了足够实力”的那些强大而不满的国家，较有可能成为国际体系的挑战者(6)A.F.Kenneth Organski.World Politics.New York:Alfred A.Konpf,Inc.1958,p.328.。又如，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身处这种体系，产生结构性矛盾在所难免，势必陷入一国安全同时另一国不安全的“安全困境”，国家间势必爆发战争(7)Kenneth N.Waltz.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8，no.4(Spring 1988)，pp.617-620.。再如，在吉尔平看来，一场争霸战结束，国际体系从不平衡走向平衡，新的不平衡随之孕育，直至又一场争霸战爆发(8)何元国：《“修昔底德陷阱”：一个站不住脚的概念》，《安徽史学》2020年第2期。。
按照艾利森的观点，新兴大国崛起是“修昔底德陷阱”产生的直接变量。既然如此，我们看待“修昔底德陷阱”，首先就要从分析这一变量开始。大国的崛起离不开大国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国崛起正是大国发展进程中由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而发生的质变。如果没有自身的发展，必然不能实现大国崛起。同时，无论是发起战争还是赢得战争，也一定离不开自身的发展。当把这一逻辑植入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中，我们会遗憾地发现，其结论是“人类的发展必然带来战争”。假设这样的因果联系成立，那么也一定得给发展一词加上定语，比如掠夺式的、扩张式的等等。然而，就当今世界而言，发展一词最大的定语必然是和平。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与历史上的大国崛起有着本质的不同。
(一)生产力水平不同
18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时代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时代，再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科技时代乃至今天的信息技术革命时代，生产力水平取得了飞速的进步。我们且不必将其与遥远的古希腊时期作比较，仅仅放在近500年这一历史时期，所呈现的差距便显而易见。以经济全球化为例，这种全球化正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一切社会关系高度发展的产物，是100多年前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世界市场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进一步完善和成熟的结果。马克思指出：“各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而另一方面，这些力量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8页。这种力量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也提供了国家与国家间相处之道的新方式、新模式、新范式。相比之前的历史时期，因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会出现相对过剩而非不足，国家的富足和崛起不需建立在侵略掠夺的基础之上，因此，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不断演进所导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必然取代“有我无你、有你无我”。
(二)国际关系、格局、秩序不同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民族最初形成于野蛮向文明过渡时期，即“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95页。。在各民族的关系中，既有理解、宽容、友好与情谊，也存在着仇视、冲突、剥削和压迫，存在着民族分隔和对立。造成民族分隔、对立乃至战争的根源在于不同的民族利益。国际制度一经建立，就对所有参与制度的行为体具有约束作用(11)秦亚青：《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反思新自由制度主义》，《外交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后，以主权国家为基本行为体的国际体系在欧洲形成，后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性体系，虽然之后的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以及冷战结束后所谓的“美国霸权”体系，虽然并未能绝对有效地解决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但相比之前更为久远的历史时期，人类基于国际治理体系对冲突或战争的抑制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与彼此联系日益密切，坚持多边主义成为国际社会推动全球问题有效治理的普遍共识，也必然是未来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基欧汉曾对多边主义作出界定: “多边主义是协调三个或更多国家政策的实践活动。”(12)Robert O.Keohane.Multilateralism: An Agenda for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Vol.45，No.4，1990，p.731.随着多边主义格局的形成，即使是大国与大国之间，也必须考虑双方之外的因素，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理所应当成为国际社会发展的主流。
(三)人类文明程度不同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修昔底德陷阱”所体现的是“一山不容二虎”的丛林法则，一定程度地呈现出野蛮性、排他性和自私性。巧合的是，艾利森也曾将动物界的规律引申到国际关系领域，认为在大猩猩的群体里，潜在的继任者日渐成熟、强壮，它与头领终将对决，因此，国家间发生战争是“不可避免的”(inevitable)(13)Graham Allison.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Introduction，p.xvi.。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的社会性，单从人的自然属性角度、从动物争斗行为推导出人类以及国家间的战争行为，未免有些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人通过进化而脱离动物与生俱来的野蛮行径，正是因为人类处在文明社会之中。进步性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虽然文明起源多元、文明形态多样，但是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推动着人类不断进步。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只有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间交流对话，才能更好促进人类文明的繁荣和兴盛。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正是人类社会走向更高文明的历史底色、鲜明体现和本质特征。
在和平发展时代，“修昔底德陷阱”之说走向破灭是毫无疑问的，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一)“修昔底德陷阱”聚焦的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现象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审视，不难发现，“修昔底德陷阱”之说提出时，并未对相关史实加以深入考证，更多是在主观上对一个历史事件甚至是留存著作中的一句话加以刻意的放大解读，通过“以点带面”的手法达到“一叶障目”的效果。我们可以还原“修昔底德陷阱”作为话语陷阱的本质：在形式上是简单地作古今对比，在方法上则是为心中早有定见的现实判断套上一层古典的外衣，由此成为一种伪经典概念(14)陈康令：《“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话语陷阱》，《红旗文稿》2018年第22期。。打着总结历史规律的旗号对两千多年前的修昔底德和古希腊历史进行片面化、抽象化、绝对化处理，这种“借史说话”的目的其实很明显，就是服务于某种政治和现实的需要。不过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此进行概念包装确实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危害性，它事实上也确实使为数不少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深信不疑乃至心怀忐忑。“修昔底德陷阱”之说无非是要表达“大国崛起—争夺霸权—爆发战争”这样一种逻辑，但是这一逻辑并未真正揭示出战争的根源和本质。资本主义产生以来，世界上大量的战争均源于资本的扩张。从英国荷兰之战到英法之战，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都是与资本的扩张相伴而来的。因此，简单地将大国崛起与争夺霸权以及爆发战争相联系,显然是牵强附会、难以令人信服的。
(二)守成大国的衰败，从根本上讲是自身出了问题
内因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据，是第一位的原因；
外因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15)陶德麟：《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1页。。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纵观古今中外的大国兴衰史，大国走向衰败，根本原因就在于内部出了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发生，固然不能否认国际敌对势力长期以来的西化图谋和颜色革命等外因所起的作用，但追本溯源，更主要的还在于这些国家内部出了问题。正是这些国家内部长期积累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的集中爆发，导致领导层发生重大分歧，此时国际敌对势力趁机进一步煽风点火，才最终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就连苏联人后来总结反思这段历史时也认为：“一个强大国家机体的消亡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它身上的创伤大多不是外部敌人造成的。”(16)[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页。“修昔底德陷阱”之说刻意强调和夸大“新兴大国崛起”的外因论，是典型的“顾左右而言他”。
(三)审察中美关系现实，从“修昔底德陷阱”之说本身进行分析，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的论断足以得到确证
有西方学者用“修昔底德陷阱”预测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认为中国的崛起会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布局，美国恐惧中国的崛起会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甚至全球的领导地位，因而中美双方已经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将来也必然会爆发战争。这虽然只是一些西方学者的一家之言，但足以表明从艾利森开始的西方学者不断预设和强调“修昔底德陷阱”的目的所在。在此，如果假定“修昔底德陷阱”的所谓“铁律”是存在的，那么从其本身的机理来讲，“修昔底德陷阱”必须要预设5个必要变量，即新兴大国崛起、新兴大国挑战主导地位、威胁带来守成大国的恐惧、国家间秩序比较混乱、利益驱动。结合中美两国现实，我们不妨进行一番具体分析——
其一，新兴大国崛起。从现实看，中国的确步入了快速发展之路。在经济方面，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经济同样受到了严重冲击和影响，但是中国经济总体上仍保持着强劲的上升势头。有学者指出：“2010 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 总量达到美国的 39.6%，2014 年上升到 64.1%，仅 4 年时间就缩小了 25 个百分点”(17)金灿荣：《中美关系与“修昔底德陷阱”》，《湖北大学学报》2015 年第 3 期。。据《日本经济新闻》2021年3月1日报道，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超过美国的七成，明显突破了美国预定的“临界点”。在政治方面，中国对当今国际合作机制呈现出积极参与、深度融合的趋势，随着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中国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在此情况下，“修昔底德陷阱”的机理似乎显得“失灵”了。归根到底，是因为彼时的崛起与此时的崛起在性质有着根本的不同。从某种程度上讲，战争实际上是彼时新兴大国崛起的必备环节，而今天的中国从未寻求挑战或推翻既有国际体系，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并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18)吴志成：《“修昔底德陷阱”对中美关系发展的非适用性分析》，《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1期。。
其二，新兴大国挑战主导地位。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和平性、合作性和共生性，也决定了社会主义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会一如既往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而没有称霸的动机、理由及打算。2014年1月出版的美国《世界邮报》创刊号，刊登了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篇专访。在这篇专访中，针对一些人对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等旧霸权国家发生冲突的担忧，习近平主席郑重指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在《世界或许想要中国的规则》这篇文章中提到：“中国青睐的世界秩序实质上是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体系。它强调领土主权和不干涉，主张世界上有多种政治秩序存在，将集体需求置于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之上。”(19)[美]斯蒂芬·沃尔特：《世界或许想要中国的规则》，http:∥www.brsn.net/cgfb/zhongwen/detail/20210512/10050000000345016207842003541479191.html。斯蒂芬·沃尔特的这番话反映出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正在日益为世界所接受。
其三，威胁带来守成大国的恐惧。美国盖洛普公司2021年3月的民意调查显示，63%的美国人将中国的经济实力视为严重威胁。2019年4月，盖洛普公司一项针对1024个成年人的调查发现，当人们被问及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对美国是好是坏时，尽管51%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对美国是件坏事，但是也有43%的人认为是件好事。这一结果与1942年Roper/Fortune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形成鲜明对比——该调查表明，仅有25%的人认为社会主义是好事，40%的人认为是坏事，34%的人没有意见。事实表明，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社会主义对美国是件好事(20)《盖洛普调查：43%的美国人对社会主义有好感》，https:∥www.sohu.com/a/360500783_425345。。这样的答案让我们明白，使中国成为所谓“关键威胁”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经济技术实力及其衍生出的地缘政治实力。美国对20世纪后半叶日本崛起的反应就是生动佐证。日本当时的国内生产总值对美国来说并不存在赶超的威胁，但是其技术实力的确可以威胁到美国。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这种威胁完全可以通过竞争使之消除而不必诉诸战争，就连艾利森本人也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21)[美]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 248页。。实际上，当今世界真正的威胁乃是全球性的危机，比如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国际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恐怖主义的扩散蔓延等等。实践证明，只有整个国际社会的稳定安全，才会有每一个国家自身的安全，也只有每一个国家的自身安全，才会有国际社会的整体安全。
其四，国家间秩序比较混乱。国际秩序和规则是国际社会保持稳定发展的基本保障。“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主体，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为主要机制的全球治理框架。虽然这些框架规则有时不尽人意，但是对世界的和平发展终归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就当前而言，尽管全球治理供给无法很好满足全球治理需求，尽管国家间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居高不下，但是不可否认，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相比世界原初的丛林状态、公元前5世纪的城邦体系以及20世纪初的欧洲体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今国际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国家间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使得任何大国都不能出于一己私利而放任本国行为、肆意破坏国际社会的共识。同时，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的制约也在不断加强。比如，虽然近年来巴以冲突持续不断，但正是因为有着国际机制的制约，使得双方持续保持克制，始终没有让小冲突演变为大战争。
其五，利益驱动。战争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即产生了私有制和剥削阶级以后才出现的社会历史现象。私有制是战争的根源，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各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统治阶级，为了争夺经济利益、掠夺和聚敛财富、压迫剥削本国人民和奴役其他弱小民族、对外转嫁国内政治经济危机以维护其统治等，不断挑起和发动战争。因此，只要有私有制存在，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战争就不会消失(22)李爱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7页。。说到底，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利益。包括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内的历次战争，作为战争的发起方，必定会考虑和测算成本与收益问题，并且收益一定要显著大于成本。但是反观当今时代，因为武器装备的进步特别是核武器的出现，主要大国间发起战争的成本和战后可能要承受的结果，毋庸置疑必然是两败俱伤。在此情况下，“修昔底德陷阱”的利益驱动便显得毫无意义。
综上所述，从“修昔底德陷阱”机理本身进行分析，预设其成立的5个变量明显不能与当今时代的国际社会现实和中美关系实际相匹配甚至南辕北辙，同时也不符合当代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和中美关系发展的大势。因此，将“修昔底德陷阱”生搬硬套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及中美关系，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审视“修昔底德陷阱”，尽管其在理论和实践上有诸多漏洞，但这种假说和“陷阱”思维在西方学界却依然大有市场，这不得不促使我们深入反思。它至少可以使我们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一)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大国要想获得立足，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都必须具有一套反映其自身特点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规制体系。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但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发展，与当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世界的期待还存在距离。如果机械地套用西方的思维逻辑和方法，不仅注定走不出自己的路，而且很可能掉进别人的“陷阱”。我们必须增强理论自信，从我国外交和国家安全实践出发，总结中国大国外交发展的逻辑，形成我们的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和处理大国关系的世界观、方法论。特别是要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推动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对外工作好的经验做法和重要理论成果，努力构建植根于中国、为世界广泛认同的国家关系理论体系。
(二)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不可否认，与一些西方大国相比，我们在国际传播的观念引领、舆论引导、方式方法、话语体系、文化感召等方面仍存在不少短板，这与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相匹配。因此，我们必须全方位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把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努力让世界上更多的国家、更多的民族、更多的人知道历史的中国、当代的中国，全面客观地知晓和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23)《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6月2日。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就是要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着力解决“有理说不出”的问题；
就是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着力解决“有理说不好”的问题；
就是要既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也在推动我国同各国的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过程中进行必要的“借嘴说话”，着力解决“说了传不开”的问题。
(三)构建同美国等国家的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是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大国关系，是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新方式(24)《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80词》，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36—237页。。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必须处理好与现有国际体系的关系，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如果说一些西方学者对“修昔底德陷阱”深信不疑，那么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处理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的新方式无疑是破解“修昔底德陷阱”的良方。在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发达的今天，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和平、合作、互利、共赢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潮流。民粹主义、种族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零和博弈不仅不能有效解决问题，而且带来的结果只能是一损俱损、两败俱伤。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各国都应认识到，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背景不应成为产生交往偏见的原因和理由，人类社会应站在更高层面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努力使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等理念深入人心，使合作治理在大国与大国间深入开展，携起手来共同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性问题，真正消除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这既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初衷，也必将是未来世界发展之必然。“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中美之间开展“跨越太平洋的合作”，既是两国人民之福，也是地区与世界之幸(25)《大国外交》，北京：人民出版社、新华出版社，2017年版，第32页。。
(四)集中精力解决好大国自身问题才是硬道理
大国兴衰的关键在于自身，一旦大国的内部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好，大国的成长进程就可能被打断并由此而走向衰败。如果说“修昔底德陷阱”只是一个历史假说，那么围绕国家治理的“塔西佗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各种“陷阱”对大国成长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威胁。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经济从“一穷二白”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等等，在发展的奇迹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坚持走好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就明确指出：现代化建设“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26)《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页。。在苏东剧变之后，他再次强调：“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
第二句话，稳住阵脚；
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2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页。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