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研究述评

宋士云，刘宏宇

（聊城大学 商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1917年中国银行在香港设立分行，拉开了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的序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萎缩，国外银行业遭受重创，全球金融格局开始调整，为我国银行业拓展国外市场创造了条件与机遇。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为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新契机。近年来，伴随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与新冠疫情漫延，全球经济面临严峻挑战，我国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银行业国际化取得显著成就。因此，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发展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我们借助CiteSpace（V.6.1.R2版本）可视化分析软件，截取2012—2021年度中国知网核心和CSSCI期刊文献，以银行国际化为主题，检索有效文献84篇，结果如图1所示，主要关键词有动机、区位选择、机构、监管等。基于此，本文将学界对我国银行业国际化问题的研究，按照为何走出去——如何走出去——走出去的障碍——跨越障碍的思路进行文献梳理和述评。

图1 关键词共现与聚类图谱

关于银行业国际化的内涵，可谓见仁见智，学界主要从三个方面定义银行业国际化。生柳荣、杨成，郝飚从银行国际化经营的角度，将银行业国际化定义为银行的经营业务、经营主体、服务对象和市场活动等不受国界限制进行跨国经营，逐渐成为跨国银行的过程和状态。其中，生柳荣、杨成将银行业国际化分为业务的国际化、机构的国际化、管理的国际化、市场的国际化，并认为机构和市场的国际化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与高层次的国际化①生柳荣、杨成：《论我国银行业的国际化》，《中国城市金融》1996年第5期，第11-13页。；
郝飚进一步提出了金融交易媒介的国际化与银行金融资产和收益的国际化②郝飚：《西方银行业的国际化对我国的启示》，《武汉金融》2000年第8期，第31-34页。。刘才涌从国际化路径的角度，提出银行业国际化是由国内银行走向跨国银行的动态过程，分为部分国际化、走向国际化、实现国际化和实现全球化四个阶段③刘才涌：《我国银行业“走出去”在东南亚的发展》，《东南亚纵横》2003第11期，第55-58页。。谢建敢则类比企业国际化，将银行业国际化定义为以货币国际化为基础，以资本国际化为桥梁，通过各国国际化政策的交流与合作，在国际上对金融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过程④谢建敢：《银行业国际化的理论基础和历程分析》，《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第2期，第181-186页。。沈坤荣认为，银行业国际化应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指单个银行的国际化，即银行个体从国内银行走向全球化的发展过程；
二是一国银行业的国际化，即整体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⑤沈坤荣：《新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增长》，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45页。。借鉴学界的共识，我们认为，银行业国际化是指银行按照国际规则，从事国际金融业务，并在海外布局分支机构进行跨国经营，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

学界对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发展的阶段划分不尽相同，主要有三阶段论和四阶段论。蒋海曦、蒋瑛将我国银行业国际化进程划分成三阶段，即1979年到1993年为“前起步阶段”，初步完成了从无到有的突破，为银行业国际化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和自由的发展空间；
1994年到2003年为“起步阶段”，这段时间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商业化改革，为其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基础和保障，是我国银行“由小变大”的成长期；
2004年至今则是国际化“经营阶段”，国有商业银行处于综合改革阶段，核心是股份制改革，股改的基本完成为银行业国际化发展奠定了基础⑥蒋海曦、蒋瑛：《对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阶段的研究》，《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8期，第90-96页。。张海波等也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97年之前为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的“萌芽阶段”，其中中国银行为引领者；
1997年到2008年为“起步阶段”，特别是加入WTO之后，我国商业银行开始有计划地走出国门，采取收购兼并国外银行机构和合资经营等方式；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银行业国际化进入“深入阶段”，在人民币国际化、企业“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我国银行业国际化水平整体持续上升，国际化发展取得了突出成绩⑦张海波、李伏安、钟伟：《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机构布局策略——基于18家中资商业银行面板数据的分析》，《亚太经济》2018年第6期，第22-29页。。孙煜对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整装待发”，这一阶段的国际化主要以中国银行为代表；
“改革开放到股改上市前：崭露头角”，改革开放后，更多国有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崭露头角，境外分支机构数量也逐渐增加；
“股改上市到2016年：蓬勃发展”，在此阶段，我国银行业国际化不再局限于自设机构，海外参股与并购活动开始加速，国际化业务蓬勃发展；
新时代，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发展步入了新阶段，拉开了“由大到强”的序幕，加快推动银行业国际化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⑧孙煜：《银行业国际化的伟大跨越》，《中国金融》2019年第18期，第19-21页。。立足新时代，回望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的历程，我们将改革开放的重大事件作为断限点，并考虑各个阶段的实质内容与特征变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2001年交流学习阶段，我国商业银行与国外银行保持密切的互访与交流关系，注重学习国外银行国际化经营的经验；
2001—2012年走出国门阶段，加入WTO后，我国商业银行（以五大行为首）陆续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或代理行，从事国际金融业务；
2012年至今加速推进阶段，进入新时代，借力“一带一路”倡议和人民币国际化，我国银行业国际化进入了加速推进阶段，海外布局与业务结构不断优化。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银行业国际化进展缓慢。2001年加入WTO后，我国多家商业银行陆续走出国门。特别是近十年来，银行业国际化加速推进，这得益于银行业实力的提升、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等等。

我国商业银行实力的提升是国际化推进的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商业银行综合能力不断提升，具备了“走出去”的底气与实力。欧阳刚、方方指出，打铁还需自身硬，从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银行业的开放以及与境外投资者开展的技术合作三方面，阐明我国银行业取得了飞速发展，自身竞争力水平不断提升，为走出去提供了前提条件①欧明刚、方方：《中国银行业国际化发展报告》，《银行家》2015年第4期，第10-17页。。徐杰通过分析中国银监会2014年统计数据——“2014年末，我国银行业总资产为172.3万亿元，同比增长13.87%；
总负债为160万亿元，同比增长13.35%；
实现净利润2763亿元，比上年增长5.1%，保持了全世界最赚钱银行的桂冠”，和英国《银行家》2014年的排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分列第1、2、8、9位”，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实力不断增强，更加具备了走出去的实力②徐杰：《商业银行借力“一带一路”战略走出去:三个问题》，《经济研究参考》2015年第49期，第36-43页。。

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国际化推进提供了保障。孙煜认为，我国经济进入转型新阶段，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断完善，为银行业国际化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银行业的国际化也将随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③孙煜：《银行业国际化的伟大跨越》，《中国金融》2019年第18期，第19-21页。。陈卫东则通过举例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在母国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后进行国际化，以及日本因泡沫经济破灭后银行业被迫收缩海外业务，指出母国市场始终是银行业发展的基础和海外扩张的保障与推动力④陈卫东：《银行业国际化的平稳跨越》，《中国金融》2016年第22期，第36-38页。。

人民币国际化有力地推动了银行业国际化。丁波、胡北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与银行业国际化的发展是相互交织、相辅相成的，人民币国际化业务的发展为我国商业银行跨国经营提供了原发性通道，同时银行业国际化也为人民币跨境业务的发展提供了保障⑤丁波、胡北：《人民币和中国银行业国际化视角下的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策略分析》，《农村金融研究》2015年第3期，第11-16页。。鄂志寰提出，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客观上促使更多国家与我国进行经济贸易合作，加强和深化国际往来，为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带来了更多境外客户资源，同时要求我国商业银行加快转型与业务创新，为其发展提供了更多便利⑥鄂志寰：《中国银行业国际化的百年跨越》，《中国金融》2017年第20期，第60-62页。。钟晨、吴雄通过总结美元、日元、马克的国际化对本国银行业“走出去”的经验教训，认为本币跨境业务的发展对其银行国际化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同样银行的国际化也有助于本币国际地位的稳定与提升，但过快推进本币国际化对银行业国际化具有不利影响⑦钟晨、吴雄：《人民币国际化提速下中资银行“走出去”——基于美国、日本与德国的经验分析》，《经济体制改革》2020年第5期，第171-177页。。

“一带一路”倡议为银行业国际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巴曙松、王志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银行经营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估，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在打造新的经济增长中心、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拓宽贸易市场等方面带给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发展的机遇，同时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注入动力①巴曙松、王志峰：《“一带一路”沿线经济金融环境与我国银行业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38-49页。。李虹含从国际业务、客户群体、产品创设三方面，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创造了新机遇：一是沿线国家“三农”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金融需求较大；
二是有利于境内客户“走出去”、境外客户“引进来”，进而优化商业银行的客户结构；
三是境外业务的需要有利于银行产品的设计与创新②李虹含：《“一带一路”与银行走出去》，《中国金融》2016年第22期，第46-47页。。根据刘梅的观点，我国商业银行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也为自身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主要在于沿线国家的经济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一带一路”建设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新动力、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认可度与支持力度不断增强以及其有利于促进我国商业银行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和国际竞争力③刘梅：《“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银行业“走出去”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年第10期，第135-139页。。

学界对我国银行业为何“走出去”，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做了探讨。

（一）自我提升型动机

杨丽华、张又丹通过Moon ＆ Roehl的非平衡理论，阐明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化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弥补自身的资产缺口或战略资源，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则是为了实现“全能化”与完善全球化业务布局。例如，为实现业务多元化，中国银行收购新加坡飞机租赁公司；
为完善全球化布局，中国工商银行收购南非标准银行以及在美国、加拿大设立分行或子公司等④杨丽华、张又丹：《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的动机、进入模式与区位选择》，《商业时代》2012年第1期，第68-69页。。吴斌提出，我国银行业国际化是为了应对同质化竞争和积极转型的迫切需求，银行业具有较为明显的顺周期性特征，银行业国际化有利于我国向其他国家先进银行学习经验、分享金融全球化成果，从而获取经济增长红利，构建跨周期的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化经营格局⑤吴斌：《走适合中资银行特点的国际化之路》，《中国金融》2013年第5期，第49-51页。。王胜邦等人认为，“引进来”与“走出去”有助于提高我国商业银行整体竞争能力、引进人才以及改善治理结构，且“走出去”更有利于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水平的主动性提升⑥王胜邦、叶婷、杨先道：《中国银行业海外布局策略研究》，《银行家》2014年第9期，第102-105页。。

（二）追随客户型动机

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我国企业“走出去”迎来了井喷式增长，为商业银行跨国经营创造了更多的金融需求。徐杰提出，“追随客户理论是指当银行的母国客户进行境外投资或跨国经营时，银行会跨越国界跟随客户到东道国设置分支机构，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满足客户的融资需求”⑦徐杰：《商业银行借力“一带一路”战略走出去：三个问题》，《经济研究参考》2015年第49期，第36-43页。。田素华等人构建银行追随客户国际化发展模型，利用我国商业银行的相关数据对国际化过程中追随非金融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银行追随客户进行对外投资更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二是银行境外分支机构的设立和非金融企业OFDI存在正相关关系⑧田素华、何琳、王清晨、窦菲菲：《中国跨国银行发展的客户追随模式检验》，《上海经济研究》2017年第9期，第47-58页。。谭洪益构建引力模型，对样本进行回归证明了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企业投资发展中经济体的促进作用更大⑨谭洪益：《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金融理论与实践》2020年第6期，第64-72页。。

在进行亚组辨识时，基于Logistic回归，模型通常需要引入交互项［7］。当与亚组相关的协变量较多时，即使只考虑一维或者二维的交互作用，交互项也会很多，按照此方法通常需要很大的样本量才能比较准确的找到亚组人群。而其他亚组识别方法，比如基于树形结构模型的方法［28-30］，在临床实际运用中过于复杂，需要掌握高级的编程技术。

我们认为，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有必要借助国际金融中心的平台、资源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并在与国际先进银行竞争中不断学习、积累经验，提高自身的综合实力和竞争能力，打造国际化银行。我国商业银行追随“走出去”的企业，为其提供更方便、及时、全面的金融服务与资金支持，有助于企业在世界舞台上有更为出色的表演，也为商业银行实现国际化乃至全球化奠定良好的业务基础。

学界对我国银行业如何“走出去”，主要从方式与路径两方面做了探讨。

（一）方式的选择

跨国银行进入东道国市场有多种方式，比如分设机构、战略联盟或跨国并购等。我国商业银行“走出去”选择哪种方式更为有效呢？兰春华运用事件研究法，对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的三种方式（新建机构、跨国并购、战略联盟）进行了市场效应分析，结果表明：跨国并购方式反应最好，其次是战略联盟，最差是新建机构①兰春华：《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经营公告的效应研究》，《南方金融》2013年第8期，第33-37页。。孔庆洋分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对银行机构国际化方式的选择，即在转型经济国家，外资银行以并购和重组东道国银行的方式快速完成主导市场的目标；
在非转型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外资银行只能适应东道国的发展目标选择新设机构的方式逐步进行机构国际化；
在发达国家，外资银行机构国际化的选择方式由新设机构逐步向并购转化②孔庆洋：《商业银行国际化研究》，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2、39页。。欧明刚、方方通过国内外银行业国际化经验，分别对新建与并购、分行与子行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并购是进入一个新市场较为快速有效的方式，对于分行或子行的选择没有较为确切的结论，应视情况而定③欧明刚、方方：《中国银行业国际化发展报告》，《银行家》2015年第4期，第10-17页。。张军在总结影响商业银行国际化路径选择因素的基础上，对跨国银行进入他国市场模式的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无论以哪种方式进入他国市场，直接对外投资变量都具有较强的显著性④张军：《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路径选择与效率分析》，《经济问题》2017年第3期，第41-44页。。

（二）区位的选择

国际化经营是大中型商业银行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趋势。商业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至关重要，学界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了探讨。

在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方面，张同功在总结我国银行业境外布局的基础上，对影响其国际化区位选择因素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表明东道国的市场机会和贸易引导效应对银行业国际化区位选择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⑤张同功：《新常态下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16年第5期，第73-80页。；
严佳佳、张婷，张海波等人在总结商业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商业银行进入“一带一路”沿线24个国家市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双边贸易额、对外直接投资额、制度差异性、东道国市场潜力、集聚经济效应、自然资源禀赋、金融开放度、地理距离、文化相似性、政局稳定性等对我国银行业布局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⑥严佳佳、张婷：《“一带一路”倡议下商业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研究》，《西南金融》2018年第5期，第54-58页；
张海波、李伏安、钟伟：《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机构布局策略——基于18家中资商业银行面板数据的分析》，《亚太经济》2018年第6期，第22-29页。。

在布局位置方面，林柏宏认为，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布局借助“一带一路”建设以及采用“先近、后远；
先发达、后发展”的发展路径，基本完成全球化布局。具体而言，“我国港澳台地区是银行业国际化发展的桥头堡、亚太地区是境外布局的重点、大洋洲是新热点、北美洲是国际化水平的竞技场、欧洲是持续深耕的热点区域，拉美和非洲则是我国国有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目标市场”⑦林百宏：《银行国际化中的微观风险》，《中国金融》2018年第21期，第38-40页。；
杜婕、张墨竹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69个国家或地区构建银行国际化合作评价体系，并借助SVM模型，客观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走出去”的最佳区位选择，结果显示东盟、中欧以及东欧是银行业国际化重点发展区位①杜婕、张墨竹：《“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银行的国际化区位选择》，《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8期，第70-77页。。

基于以上学者研究，我们认为我国商业银行“走出去”可采取跨国并购为主，多种进入方式并存的国际化模式；
借力“一带一路”建设把贸易伙伴国作为重点选择对象，并将地理距离、文化制度相似性、自然资源禀赋、金融开放度以及东道国市场潜力等因素考虑在内，做好布局选择的阶段性安排，优化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区位布局，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提高商业银行的国际化水平。

学界对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绩效的研究，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严佳佳、张婷采用跨国化指数衡量了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国际化水平，结果表明其国际化水平呈上升趋势，中国农业银行从2008年的0.28%上升到2016年的3.25%；
中国工商银行从2.28%上升到9.82%；
中国建设银行从1.53%上升到3.38%；
中国银行从18.32%上升到21.34%②严佳佳、张婷：《国际化程度对我国商业银行对外投资绩效的影响研究》，《武汉金融》2017年第9期，第61-66页。。蒋海曦等人对测量普通企业国际化水平模型进行重新赋权，建立了新模型，计算结果表明，中国银行国际化水平从2008年的15.5849%提升到2017年的17.1458%；
中国工商银行由1.5474%提升到7.8265%；
交通银行从3.2131%提升到6.1777%；
中国建设银行从1.1044%提升到3.3517%；
中国农业银行从0.3361%提升到3.3580%。可见，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得到了长足发展③蒋海曦、王明哲、李天德：《商业银行国际化水平测算模型的改进与应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年第7期，第137-155页。。

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得到了提升。邓子梁、原晓惠采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我国商业银行效率进行了分析估算，结果表明其效率平均值，由1999年的70.8%提升到2015年的79.0%④邓子梁、原晓惠：《制度距离对银行海外经营效率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资银行的实证分析》，《中国软科学》2018年第4期，第43-53页。；
庄毓敏、宋玮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阐述了国际化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宏观上，有利于金融与银行业市场的不断完善，深化金融改革，提高商业银行整体竞争能力；
微观上，有助于降低经营成本，分散经营风险，增加营收，提高经营效率⑤庄毓敏、宋玮：《银行国际化与效率》，《中国金融》2017年第10期，第39-40页。。

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益得到了改善。郭叔华等人使用超决策层次模型，借助Super Decision软件分析计算了2017年15家商业银行的各项指标，得出了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的绩效评价值，结果表明：外资银行借助其成熟的国际化发展模式，在投资银行国际业务方面有较强的发展优势；
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也取得了较显著成效，尤其是在盈利能力和境外业务及创新方面⑥郭树华、赵晨、曲海斌：《我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的绩效评价分析》，《经济问题探索》2020年第11期，第172-180页。。严佳佳、张婷使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国际化程度对对外投资绩效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二者呈U型曲线关系，且我国四大行国际化水平已超过临界点（3%），正处于扩张黄金期，即国际化程度的扩大有利于提高对外投资绩效⑦严佳佳、张婷：《国际化程度对我国商业银行对外投资绩效的影响研究》，《武汉金融》2017年第9期，第61-66页。。

我国银行业国际化面临的挑战与困难主要有：

（一）人才较为缺乏

国际化专业人才较为缺乏问题，是我国商业银行“走出去”面临的一大挑战。刘梅认为，我国商业银行普遍缺乏国际化金融专业人才，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精通“五通”相关项目的专业人才缺乏①刘梅：《“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银行业“走出去”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年第10期，第135-139页。。王蓉、贾佳认为，我国银行业国际化过程中主要面临以下三个人力资源方面的问题：一是人员外派成本较高，且各国各地区人力资源成本存在差异；
二是上下级之间与同级间均存在文化背景不同，管理与沟通可能存在问题与摩擦；
三是高水平复合型人才较为缺乏，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小语种较多，同时精通英语及多种小语种的人才较为稀缺②王蓉、贾佳：《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战略研究》，《新金融》2017年第6期，第43-47页。。魏勇强、张文静认为，外资银行高工资高福利使我国商业银行专业人才外流也是导致银行业缺乏创新型人才的原因之一③魏勇强、张文静：《中资商业银行“走出去”：挑战与对策》，《金融理论与实践》2018年第7期，第42-50页。。如果没有大量优秀的专业化国际人才，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发展将举步维艰。

（二）较大的海外监管压力

全球银行业监管趋严，反洗钱和合规风险不断加大，成为我国银行业国际化面临的又一大挑战。王兆星认为，巴塞尔框架下的国际监管规则和各国监管措施日益繁杂，反洗钱监管力度加大，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波谲云诡，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这都给我国银行业国际化进程造成了阻碍④王兆星：《加强“一带一路”银行服务规划》，《中国金融》2017年第9期，第12-14页。；
胡浩、陈卫东指出，每一次金融危机都会促使金融监管模式发生较大改变，后危机时代，境外金融监管架构更加严谨、要求更加严厉、力度更加强化，意味着我国商业银行“走出去”将面临着更加严格的反洗钱合规、资本以及流动性等约束，银行业国际化发展将面临更大挑战⑤胡浩：《全球监管下的中资银行国际化》，《中国金融》2017年第24期，第12-14页；
陈卫东：《全面评估中国金融业开放：“引进来”和“走出去”》，《新视野》2019年第1期，第56-62页。。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在海外经营时应当高度关注反洗钱等合规风险。

（三）金融风险增加

随着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的快速发展，其与世界金融关联度也逐渐增强，面临的各种金融风险也不断加大，对商业银行“走出去”形成了较强的约束。一是从宏观角度，唐建伟指出，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银行业在新时代下呈现出新特征，取得了显著成效，并将向全球化全功能银行阶段迈进，但在国际化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国别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合规风险、技术风险和监管风险等不断增加⑥唐建伟：《新时代银行国际化风险》，《中国金融》2018年第5期，第23-25页。。二是从微观角度，林柏宏认为，1995年巴林银行倒闭为全球银行业敲响了警钟，银行面临的微观风险成为最大威胁之一，比如我国银行业国际化面临的内部人员风险、业务流程风险、信息系统风险、业务创新风险等⑦林百宏：《银行国际化中的微观风险》，《中国金融》2018年第21期，第38-40页。。蒋为等人以银行分设海外机构的事件为基础，运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模型相结合方法，研究发现：监管水平低的国家是我国商业银行分设机构的优先选择对象，而这种监管洼地效应最终导致了银行风险的增加，平均提高了5.59%，不仅可能造成其自身风险的增加，而且将引发跨国金融风险传导，最终危及我国金融环境安全⑧蒋为、张明月、陈星达：《银行国际化、海外监管套利与风险资产持有》，《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5期，第76-94页。。因此，有效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国际化所面临的金融风险，维护我国金融稳定，已成为银行业国际化稳健发展过程中不可绕开的难题。

关于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发展问题，学界提出了以下对策建议。

（一）引进与培养国际化专业人才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备人才工作体系，强化人才发展机制改革。一方面，要积极引进国际化人才。贲圣林、陆高飞认为，应引进国际人才，并鼓励外籍员工在境内银行机构挂职交流，不仅有利于增强外籍人员对母行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励其工作热情，而且为境内员工提供了交流平台，培养国际化思维①贲圣林、陆高飞：《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侧重点》，《中国金融》2021年第15期，第56页。；
另一方面，要培养国际化人才。刘梅认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国际金融人才和现代投资人才在项目选择、产品创新、海外布局、风险防控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银行业不仅要注意人才的引进，更要注重对现有人才的培养和锻炼②刘梅：《“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银行业“走出去”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年第10期，第135-139页。。此外，魏勇强、张文静提出，由于企业内部员工的国籍、层次及文化背景存在差异，商业银行不仅要引育国内外优秀人才，还需打造具有凝聚力、包容力、亲和力的人才团队和企业文化，与国际化发展相协同③魏勇强、张文静：《中资商业银行“走出去”：挑战与对策》，《金融理论与实践》2018年第7期，第42-50页。。

（二）深化境外监管合作，提升监管技术水平

随着金融开放的深化，我国面临的监管压力增大，亟需加强境外监管合作，提高监管技术水平。王兆星认为，要持续推进和深化监管部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监管合作,建议与沿线国家建立双监管机制，打造境内外监管交流平台，扩大信息共享范围④王兆星：《加强“一带一路”银行服务规划》，《中国金融》2017年第9期，第12-14页。。陈卫东认为，我国商业银行需提升监管技术水平，加大对“走出去”的监管指导力度，防范国别风险和合规风险以及提高对海外并购和投资的监管等⑤陈卫东：《全面评估中国金融业开放：“引进来”和“走出去”》，《新视野》2019年第1期，第56-62页。。

（三）加强风险防范与风险管理

为更好地与全球金融环境与监管要求相适应，实现银行业境外的持续健康发展，我国银行业要始终加强风险防范和风险管理，提高抵御各类风险的能力。唐建伟提出，“加强研究预判，制定全面国际化发展战略；
熟悉东道国环境，避免国别风险；
加强合规意识，避免反洗钱风险；
完善风险管理系统，建立全球一体化的全面风险管控体系；
紧跟科技发展，做全球金融科技的引领者”⑥唐建伟：《新时代银行国际化风险》，《中国金融》2018年第5期，第23-25页。。林柏宏提出，应加强对银行业国际化经营风险的防范：对于国别风险，需要熟悉了解东道国的人文和法律，并加强与境外客户、市场的交流；
对于合规风险，应当建立反洗钱、反逃税等合规体系，必须将合规经营放在第一位；
对于流动性风险，总行需为境外机构提供必要的流动性支持，同时构建风险管理体系，主要在于加强风险集中管理和员工队伍建设⑦林百宏：《银行国际化中的微观风险》，《中国金融》2018年第21期，第38-40页。。蒋为认为，科学的监管是降低我国银行业风险的有效途径，相关监管部门需进一步对商业银行的跨国经营进行严格监管⑧蒋为、张明月、陈星达：《银行国际化、海外监管套利与风险资产持有》，《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5期，第76-94页。。

我们认为，面对人才较为缺乏的困难，引进国际优秀人才与培养国内专业化人才应齐头并进，同时，加强对东道国文化与语言的学习，积极开展与国外银行的交流活动，学习国外先进银行的技术与管理经验，为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提供动力；
面对较大的海外监管压力，需进一步深化与东道国的监管合作，提升自身的监管技术水平，为商业银行“走出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对于金融风险的增加，我国商业银行需要加强各类风险的防范与管理，熟悉东道国的相关法律与政治体制，尽快融入当地的经济环境，实现在境外更为健康、高效的持续经营。

综上所述，学界对我国银行业国际化问题的研究主要以商业银行“走出去”，围绕国际化的阶段划分、推进背景、动机、路径选择、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建议等方面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研究的薄弱环节，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忽略了我国银行业“引进来”的内向国际化。严格意义上的银行业国际化应包含“走出去”与“引进来”两方面，目前学界主要侧重于我国商业银行“走出去”的外向国际化，往往忽略“引进来”以及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二是对银行业国际化的阶段划分，缺乏断限依据或断限依据不充分。探讨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的历史断限依据，既要看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事件，更要看我国银行业国际化进程中各个阶段的实质内容与特征变化，并将二者综合考虑。三是对我国商业银行走出去的绩效研究不充分。银行业国际化的绩效研究可分为国际化水平、效益及效率三方面的评价，目前学界多集中于对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水平的测度，其他两方面的研究需进一步加强。此外，对于如何进一步融入当地的政治体制、经济环境，如何对境外机构进行有效的监管等问题，也需继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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