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政策、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
时间：2022-12-05 17:00:0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文/宋博文
（江苏大学管理学院 江苏·镇江）
［提要］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柱石。在新发展阶段，制造业企业需要通过增强创新能力来塑造竞争优势、完成转型升级。本文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着重探究低碳政策及服务业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激励型低碳政策与服务业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强制型低碳政策对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创新的影响则不显著。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宏伟远景的中坚力量。为此，我国制造业企业必须逐步放弃以增加排放换取规模效益的旧有生产方式，转而通过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完成高质量、低排放的转型升级。
低碳政策一直是学者讨论的热点，但在低碳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影响方面的研究还不多。Rubashkina等根据波特假说的经验证据发现环境规制对欧洲各国制造业部门创新有促进作用。刘晶晶基于行业异质性视角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有一定程度的抑制。钟念等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出环境规制与制造业创新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倒“U”型关系。邓朝武采用灰色关联法定量分析发现广东省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间存在很强的互动性。白清指出生产性服务业能通过价值链融合提升制造业附加值，继而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Ascani等调查意大利各省数据，并采用Pavitt分类法证明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FDI）对制造业创新产生了积极影响。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统筹协调环境政策同产业发展、技术创新间的关系尤为重要。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论述环境规制、服务业发展对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为本文提供了方法和思路上的借鉴。本文通过构建并求解结构方程模型（SEM），综合分析低碳政策与服务业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机理，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已有研究普遍认为，我国当前的环境规制包括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两类。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以强制手段要求企业进行清洁生产和合法排污，企业若违反环保法律法规，政府将予以经济罚款、停产整治等严厉处罚。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以市场信号引导企业环保行为，采用环境税费、环境补贴等形式鼓励企业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低碳政策属于重要的碳排放环境规制，参考上述分类标准，本文将低碳政策分为强制型低碳政策与激励型低碳政策。
（一）强制型低碳政策与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强制型低碳政策本质上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尹礼汇等采用门限回归模型证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能显著提升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宋晓娜、薛惠锋构建了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面板数据模型，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FDI水平溢出和前向溢出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均呈显著促进作用。由于强制型低碳政策与违规惩罚紧密结合，制造业企业为避免受罚将主动通过更新装备、改良工艺等手段降低排放、提高生产率。在达到强制型低碳政策标准要求的同时，创新行为带来的额外收益甚至能抵消增加的合规成本。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强制型低碳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激励型低碳政策与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激励型低碳政策是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重要分支。Liu等人认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引导性更强。赵爱武、关洪军通过模拟不同环境政策情景下企业的技术创新过程，指出环境税收与价格补贴的组合比单一税收作用更有利于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创新。以上研究表明，在市场激励下，制造业企业受利益驱动会自觉寻求技术革新以节能减排，继而享受国家给予的信贷、税费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经合理外推，本文认为激励型低碳政策能充分调动制造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做出的假设如下：
H2：激励型低碳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服务业可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较受学界青睐。如：张晓涛等基于MS-VAR模型，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与制造业相关的配套服务行业，并在促进制造业创新和升级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周鹏等发现在制造业价值链的各环节中，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可通过深化制造业分工、降低制造业成本以促进制造业创新。我国服务业在改革开放后有了长足发展，预计202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超过60%，进一步挤占制造业的获利空间。该情形有望倒逼制造业企业进行创新，将发展策略从“规模拉动”转到“提质增效”上。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服务业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四）低碳政策与服务业发展。谭灵芝、王国友的研究指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东部和西部地区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但对中部地区影响不足。李眺认为环境规制能否成为促进服务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工具，取决于市场和地方政府对服务业的经济激励与政治激励力度。基于前人关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服务业发展影响的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a：强制型低碳政策对服务业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b：激励型低碳政策对服务业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一）模型构建及变量测度。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实证分析模型，包括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两部分。其中，测量模型用于反映显变量（能直接测量的变量）与潜变量（无法直接测量的变量）间的关系，结构模型用于反映潜变量间的关系。根据需要，本文选取强制型低碳政策与激励型低碳政策作为外生潜变量（自变量），服务业发展及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作为内生潜变量（因变量），基于上文假设形成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图1）
图1 基于假设的概念模型图
潜变量设置完毕后，需寻找恰当指标（显变量）对其进行测度。因难以借助公开数据衡量本文涉及的低碳政策、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等变量，故本文选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样本数据。为保证变量测度的有效性，所有问卷题项均在借鉴国内外成熟量表的基础上进行适当修改与调整。问卷采用Likert 5点量表法进行测度，各变量名称以及测量指标设计，如表1所示。（表1）
表1 量表设计一览表
（二）样本和数据收集。本文选择我国山东、河北、江苏等省份的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调研对象为企业内部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或工程师。在形成正式调查问卷之前，对本校少数满足要求的MBA学员进行预调研。根据预调研结果，对个别题项进行修正后，形成正式的Likert 5点式调查问卷，按照非常不同意（1分）、不同意（2分）、不确定（3分）、同意（4分）、非常同意（5分）5个等级赋分。在2022年1月～3月正式问卷发放过程中，团队成员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现场填写、微信、E-mail等途径向目标受众投放问卷309份，最终回收283份，有效回收率91.6%。
（三）数据分析方法及工具。首先，本文使用SPSS 25.0检验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问卷整体和各维度的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8，说明问卷的可靠性高。其次，问卷的KMO值和Bartlett球形检验系数分别为0.938和2101.644，显著性水平0.000，证明问卷的结构效度较好。因量表题项均来源或改编于经典量表，故选择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适配度指标显示，CMIN/DF=1.782＜3，RMR=0.025＜0.08，GFI、TLI、CFI、IFI、NFI均＞0.9，AGFI=0.874＞0.8，在可接受范围内。可见本研究构建的模型适配度较好，模型与数据间的拟合度高。此外，模型4个潜变量强制型低碳政策、激励型低碳政策、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创新能力的CR值分别为：0.825、0.863、0.774、0.865，均大于0.7的临界值；
AVE值分别为0.612、0.611、0.464、0.516，均大于0.45的临界值，证明模型的收敛效度优秀。
随后，本文使用AMOS 24.0对研究假设和实证模型进行检验。模型的标准化输出结果如图2所示。（图2）
图2 SEM标准化输出结果图
（四）模型结果描述。假设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前文提出的5条假设中，H2、H3、H4b通过了验证，假设成立，即激励型低碳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服务业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激励型低碳政策对服务业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H4a未能通过验证，即强制型低碳政策正向影响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和服务业发展的假设不成立。（表2）
表2 假设检验结果一览表
（一）结论。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实施激励型低碳政策能有效带动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企业创新。由于激励型低碳政策与服务业发展、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间的路径系数在0.001水平上显著，且标准化路径系数都大于0.4，故可证实激励型低碳政策对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均有促进作用。（2）强制型低碳政策无法有效激发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力。强制型低碳政策与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仅有0.01，说明二者间没有强关联性。进一步分析后认为：我国制造业在资本积累和技术沉淀上与传统制造强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而制造业企业创新离不开资金的保障和技术的支持。因此，大多数实力一般的中小规模制造业企业宁愿减少或关停高排放生产活动以规避违反强制型低碳政策的处罚，也不愿冒风险投入高额成本进行结果未知的创新改善。（3）强制型低碳政策对服务业发展影响不大。研究结果表明，假设H4a不成立，这可能与服务业的自身属性有关。相比于制造业，服务业中少有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行业整体节能减排压力较小，故强制型低碳政策的惩罚机制几乎对服务业不起作用，无法显著影响服务业发展。（4）服务业发展能与制造业企业创新形成“双赢”局面。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很高，验证了假设H3的正确性。在低碳政策收紧、服务业蚕食制造业市场份额的背景下，快速发展的服务业给制造业企业造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迫使制造业企业依靠创新培育质量效益竞争优势。二者有望在未来齐头并进。
（二）建议。针对上述结论，本文为协调平衡低碳政策同服务业发展、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间的关系提出以下建议：（1）鉴于激励型低碳政策对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各级政府可在财政允许范围内，面向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制造业企业）推出形式更多样、优惠力度更大的激励型低碳政策。（2）强制型低碳政策对服务业发展及制造业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虽不如激励型低碳政策显著，但其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必须性，可作为约束企业生产行为的硬性标准。同时，政府应努力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搭建制造业企业间沟通与合作的平台，通过举办专题展览、技术推广交流会、企业家论坛等，为谋求创新的制造业企业提供必要帮助。（3）在制造业企业内部建立健全创新奖励机制，提高研发人员的薪资水平，做好人才储备工作，增强员工对“创新优先、人才关键”的认同感，鼓励全员创新。（4）服务业增加值占我国GDP比重不断升高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的趋势。但服务业只有在合理区间内发展才有利于制造业企业挖掘自身创新潜力，其规模过快膨胀将导致产业结构失调，对制造业创新极为不利。因此，国家应在宏观层面把控服务业发展速度，尽量使服务业与制造业间产生制衡，使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始终维持在高位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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