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旉农书》的蚕桑生产与经营思想研究

金佩华

(湖州师范学院 教育部蚕丝绸文化基地,浙江 湖州 313000)

著名农史学家万国鼎先生于1965年7月在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陈旉农书校注》,这是数十年来引用率最高的《陈旉农书》。《陈旉农书》只有12 000余字,首次简洁明了地总结了江南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经营思想。万国鼎对《陈旉农书》的评价很高:“《陈旉农书》篇幅虽小,实具有不少突出的特点,可以和《氾胜之书》《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等并列为我国第一流古农书之一。”[1]20

陈旉是位勤于耕读的道士。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陈旉74岁时撰写成《农书》三卷,专门前往真州(今江苏仪真),面呈知州洪兴祖。洪兴祖认真阅读了《陈旉农书》,并命人刻印流布。洪兴祖在《后序》中写道:“西山陈居士,于六经诸子百家之书,释老氏黄帝神农氏之学,贯穿出入,往往成诵,如见其人,如指诸掌。下至术数小道,亦精其能,其尤精者易也。”“平生读书,不求仕进,所至即种药治圃以自给。”[1]63

正史野史里都没有陈旉的生平事迹。洪兴祖应该是听过陈旉的自我介绍。从洪兴祖寥寥数语的介绍中,我们知道陈旉是位熟读圣贤书,又行过不少路的道士。一旦在某地安居下来,就会“种药治圃以自给”。通读《陈旉农书》,只提到了“湖中安吉人”,其农桑技术主要是江南丘陵地区的,与平原水乡的塘浦圩田有别。本文旨在研究《陈旉农书》的蚕桑生产与经营思想。

丘陵地区土壤复杂,植桑之前就需要在土壤改良方面下功夫。《陈旉农书》精于此道。陈旉在《粪田之宜篇》中指出:“土壤气脉,其类不一,肥沃硗埆,美恶不同,治之各有宜也。”在陈旉看来,即使是肥沃的黑壤,也会导致庄稼徒长而果实不够饱满。这就需要用“生新之土”来充实到黑壤中去,使其疏松透气。至于贫瘠之地,用“粪壤滋培”,也会使庄稼“茂盛而实坚栗”。陈旉认为,不同的土壤,只要治理得当,“皆可成就”。至于用肥的诀窍,陈旉提出了“粪药”论,即“别土之等差而用粪治”。想来喜欢种药材的陈旉,也会给人识病后对症下药,进而将中医的理念与方法推广到土壤改良方面:就是要先弄清楚不同土壤的不同特性,然后用不同的有机肥来进行改良。至于具体如何用“粪药”,陈旉说得十分具体:“且土之骍刚者粪宜用牛,赤缇者粪宜用羊,以至渴泽用鹿,咸舄用貆,坟壤用麋,勃壤用狐,埴垆用豕,强檗用蕡,轻爂用犬,皆相视其土之性类,以所宜粪而粪之,斯得其理矣。俚谚谓之粪药,以言用粪犹药也。”[1]33-34这里不仅有猪、牛、羊、狗等家畜的粪,还有当下不太常见的鹿、貆(獾)、麋、狐等兽类的粪便。至于蕡,应该是苎麻籽榨油后形成的豆饼。有学者认为,陈旉的“粪药”说,“实为陈旉对合理施肥的系统的理论见解”,且对“当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仍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2]309-312。

除了上述兽粪和豆饼,当年还有专门积肥用的“粪屋”,类似于近现代的农家“灰棚”。此屋上有“避风雨飘浸”的“檐楹”,地面“凿为深池,甃以砖甓,勿使渗漏”。“凡扫除之土,烧燃之灰,簸扬之糠粃,断稿落叶,积而焚之,沃以粪汁,积之既久,不觉其多。凡欲播种,筛去瓦石,取其细者,和匀种子,疎把撮之。待其苗长,又撒以壅之。何患收成不倍厚也哉。”[1]34

江南原先地广人稀,可以广种薄收。一块地种上几年,地力退化,就去烧掉另一块荒地上的杂草来耕种。陈旉生活的两宋之交,江南人口骤增,农业技术已从粗放型生产进入到精耕细作阶段。江南人通过翻耕土地和辛勤施肥来保持地力常新。对此,陈旉总结道:“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壮矣,抑何敝何衰之有。”[1]34

太湖流域的平原水乡,吴越国时军民一起完成了“塘浦圩田”水利工程。河道中的河泥被挖上来堆积在圩埂上,百姓发现能肥桑树等庄稼。于是,罱河泥成为一种主要的积肥方式。毛珝在南宋理宗端平年间所作的《吴门田家十咏》(其二)描述了太湖流域的农民用竹罾罱河泥的情景:

竹罾两两夹河泥,近郭沟渠此最肥。载得满船归插种,胜如贾贩岭南归。

近城郭的沟渠里腐烂了很多有机物,因而更肥。由此可见,当地农民在罱河泥用作肥料方面已很有经验了。罱来的河泥主要用于肥田,偶尔用来肥桑地;也会在稻田秋收后,挑稻杆土来桑地里肥地,并改良土壤。陈旉在丘陵地带从事农耕,没有条件积河泥,需要开发别的肥源。他在《种桑之法篇》中介绍了不少积肥的方法,可以确保地力常新壮,桑树茁壮成长,有良好的出叶率。日后河塘淤泥用作有机肥技术传入太湖流域的西部丘陵地区,就更能确保地力常新壮了。

《种桑之法篇》首先讲如何培育优质桑苗。陈旉简略提到了“海桑”的压条育苗法,详细介绍了种子繁殖法。其第一关是精选桑葚籽。“若欲种椹子,则择美桑种椹,每一枚翦去两头。两头者不用,为其子差细,以种即成鸡桑、花桑,故去之。唯取中间一截,以其子坚栗特大,以种即其干强实,其叶肥厚,故存之。所存者,先以柴灰淹揉一宿,次日以水淘去轻秕不实者,择取坚实者,略晒干水脉,勿令甚燥,种乃易生。”[1]53从桑葚中淘洗出桑葚籽,秕籽因比重轻而浮在水面,容易淘洗掉。至于每颗桑葚剪去头尾,就是特别精选了。此法过于精细。在后世,一般出桑苗后,拔草时顺手将较细小的桑苗间掉更为简单易行。

播种前要精心准备苗床。“预择肥壤土,鉏而又粪,粪毕复鉏,如此三四转,踏令小紧。平整了,乃于地面匀薄布细沙,约厚寸许。”肥壤土翻耕三四次,每次都要施底肥,可见陈旉对施底肥的精心。然后把苗床踏紧,在上面洒上约一寸厚的细沙。接下来才可以撒种:“然后于沙上匀布椹子,令疎密得所。下子了,又以薄沙掺盖其上,即疎爽而子易生,芽蘖不为泥瓮腐,而根渐蚀下所踏实者肥壤中,则易以长茂矣。”苗床要成畦,播种又要成行:“每畦阔参尺,其长称焉。一畦只可种四行,即便于浇灌,又易采除草。”[1]53

此后的桑苗地管理,陈旉仍十分精心:“畦上作棚,高三尺,棚上略薄着草盖却,如种姜棚样,以防黄梅时连雨后,忽暴日晒损也。待苗长三五寸,即勤剔摘去根干四傍朴蔌小枝叶,只存直上者干标叶。五七日一次,以水解小便浇沃,即易长。”[1]54陈旉不太喜欢施用人尿粪,一是不太卫生,二是容易烧苗。人尿兑上较多的水,就能防烧苗。每隔五七日施一次,属薄肥勤施,有利于桑苗茁壮成长。

临近中秋,通过对桑苗地翻垦来施追肥:“至当年八月上旬,择阳显滋润肥沃之地,深鉏。以肥窖烧过土粪以粪之,则虽久雨,亦疎爽不作泥淤沮洳;久干亦不致坚硬硗埆也;虽甚霜雪,亦不凝凛冻冱。治沟垄町畦,须疎密得宜。”[1]54

此后便是取桑苗重新种植。陈旉详细介绍了“每三根合作一株”的方法,十分繁复,后世不传。桑苗一般只需精心修剪,只留主干就行。

桑苗于开春前进行定植。主要是春季发芽前移载,对桑苗根须的损伤最小,容易醒苗。

从陈旉的介绍,可以推测当年专桑地的植桑数量:“先行列作穴,每相距二丈许,穴广各七尺。”[1]54也就是说,要挖掘宽七尺的栽树坑,成纵横行列,行距与株距均为二丈左右。宋代江南的栽桑间距一般为一二丈左右,则每亩专业桑园可以栽桑15～60株(相当于每市亩17～68株),即每亩桑园的平均栽桑量约40株。比起黄河流域的树桑来,江南的桑树已适当矮化,因而栽桑量有所增加。

桑园管理,除了勤施肥,还要锄草。深秋时节,要垦地。“至十月,又并其下腐草败叶,鉏转蕴积根下,谓之罨萚,最浮泛肥美也。”[1]55垦地时随手掩埋腐草败叶,可以腐蚀成肥,垦地、积肥一举两得。定植的桑树不比嫩苗那样娇贵,可以挖穴下粪,及时盖上土,能保持肥力。陈旉称此为“开根粪”,每年施两次。施“开根粪”之法一直流传下来。

《陈旉农书》在中国农业史上首次记载了桑树嫁接技术。《种桑之法篇》介绍道:“若欲接缚,即别取好桑直上生条,不用横垂生者,三四寸长截,如接果子样接之。其叶倍好,然亦易衰,不可不知也。湖中安吉人皆能之。”[1]55桑树嫁接是桑树栽培技术史上的一次革命,是争取桑叶高产稳产的有效途径。而这种嫁接技术,至迟在南宋初年也即12世纪上半叶,江南蚕桑产区湖州安吉人已经掌握了这一嫁接技术。嫁接后的桑树“其叶倍好”,说明当时江南人已经摸索到了高产好叶的方法,并且已经向周边地区推广。

太湖流域一般把不经嫁接的桑树叫作“荆桑”,也称“野桑”。“荆”为“楚”的别名。战国末年,越国灭了吴国,又被楚国所灭,江东的吴越之地尽属楚国。“荆桑”即长江中下游楚地固有的桑树。北宋时,太湖流域的蚕农从黄淮流域引种了鲁桑。荆桑根须发达,生存能力强,便于从土壤中充分吸收养分,但桑叶既小又薄,出叶率不高;鲁桑的桑叶既宽大又厚泽,出叶率高,但根须不够发达,生存能力没有荆桑强,吸收养分的能力也逊于荆桑。太湖流域的蚕农通过荆桑与鲁桑的嫁接,培育出了一种新的桑树品种——湖桑。湖桑汇集了荆桑与鲁桑的优点,成为一种优良的桑树新品种。对此,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记载道:

接过,谓之“家桑”;未接,谓之“野桑”。家桑子少而大,野桑子多而小,……家桑叶圆厚而多津,古所谓“鲁桑”也;野桑叶薄而尖,古所谓“荆桑”也。野桑若任其长,肥者成“望海桑”,瘠者成“鸡脚桑”,蚕家贱之,故莫不用接。接成家桑经数年,高与檐齐,粗如杯,如碗,是名“嫩壮桑”。

北宋诗人梅尧臣《和孙端叟蚕具十五首》其五《科斧》写到了江南的吴蚕,吃的却是“鲁叶”:

科桑持野斧,乳湿新磨刃。繁枿一去除,肥条更丰润。鲁叶大如掌,吴蚕食若骏。始时人谓戕,利倍今乃信。

由此可见,早在北宋时期,江南就引种了鲁桑。这为此后荆桑与鲁桑的嫁接创造了条件。江南人受果树嫁接的启示,发明了桑树的嫁接。而果树的嫁接,据说是受到古代连理枝的启发。陈旉用三棵桑树苗的根接合成一棵桑树苗的技术其实就是人工合成的连理枝。比较神奇的是,用湖桑桑葚的籽播种下去,长出来的苗仍为野桑,还需要用湖桑的枝条来嫁接才能成为“家桑”。这在上述同治《湖州府志》中就有明确记载。

关于养蚕,《陈旉农书》在《收蚕种之法篇》中首先讲述如何保护蚕种。初夏时蚕蛾将蚕卵产在蚕连纸上,要保存大半年,到次年谷雨前才开始催青。对此,陈旉强调不能将蚕种收在“箧”中。雨湿热蒸,忽冷忽热,会“蒸”坏蚕连纸上的蚕卵。

正确的收藏蚕连纸之法,应“以竹架疎疎垂之,勿见风日。又擘绵幂之,勿使飞蝶绵虫食之”。除收藏外,腊月还需“浴种”。陈旉介绍道:“待腊日或腊月大雪,即铺蚕种于雪中,令雪压一日,乃复摊之架上,幂之如初。”[1]56如此“浴种”,主要为了淘汰生命力弱的蚕种。《陈旉农书》尽管专写一章《祈报篇》,但在讲述植桑养蚕时并没有提到如何祈蚕神和谢蚕神。民间一般是腊月十二蚕神生日那天通过冷水或盐水浴种,将“浴种”与祈神相结合。

陈旉在《祈报篇》中提到“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1]44。江南蚕农也迎猫,原因并非猫吃田鼠,而是蚕室里有老鼠要吃老蚕,蚕农希望“蚕猫”能“逼鼠”。

清明前后,还有一次“浴种”,又称“滃种”。陈旉也作了介绍:“至春,候其欲生未生之间,细研朱砂,调温水浴之,水不可冷,亦不可热,但如人体斯可矣,以辟其不祥也。”[1]56

南宋绍兴年间画家楼璹(1090—1162)绘制的《耕织图》,得到历代帝王的推崇和嘉许。其为蚕织图所配的五言诗,第一首《浴蚕》主要讲述了清明时节的“滃种”活动:

农桑将有事,时节过禁烟。轻凤归燕日,小雨浴蚕天。春衫卷缟袂,盆池弄清泉。深宫想斋戒,躬桑率民先。

北宋诗人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开封(今属河南)人,任湖州长史时作七绝《霅上》。其好友梅尧臣在一首《霅上》和诗中写道:

共爱霅溪风物美,春来清可鉴须眉。蘋生楚客将归日,花暖吴蚕始浴时。

“花暖吴蚕始浴时”,写的也是清明时节的“滃种”。

此后便是整理蚕室,清洗蚕具,准备“催青”。原先砖木结构的民居密封性较差,不利于加温“催青”。因而陈旉指出:“次治明密之室,不可漏风,以糠火温之,如春三月。然后置种其中,以无灰白纸藉之,斯出齐矣。”

刚孵化出来的幼蚕形如乌黑的蚂蚁,故称“乌蚁”。对于“收蚁”,陈旉强调两点,一是乌蚁娇嫩,尽量不要损伤。“及已出齐,慎勿扫。多见人才见蚕出,便即以箒刷或以鸡鹅翎扫之。夫以微渺如丝发之弱,其能禁箒刷之伤哉。必细切叶,别布白纸上,务令匀薄,却以出苗和纸覆其上,蚕喜叶香,自然下矣。”[1]57二是秤重,便于谋划桑叶需求量。“先未出时,秤种写记轻重于纸背。”收好蚁后,再秤“元种纸”,即蚕连纸。“却再秤元种纸,见所下多少,约计自有叶看养,宁叶多而蚕少,即优裕而无窘迫之患乃善。今人多不先计料,至阙叶则典质贸鬻之无所不至,苦于蚕受饥馁,虽费资产,不敢恪也,纵或得之,已不偿所费,且狼藉损坏,枉损物命多矣。一或不得,遂失所望,可不戒哉。”[1]57

后人收蚁时加入灯芯草,与秤合成“称心如意”,讨个祈蚕的口彩。

陈旉为精打细算之人,不愿冒险买桑叶来养蚕。当年也有两性化的原蚕,可以育种来养夏蚕。由于天气热,生长周期短,夏蚕产量比春蚕低,蚕茧质量也会逊色。蚕农一般用夏蚕茧剥绵兜来自用。陈旉也不主张养夏蚕,主要怕夏天采桑叶,会“损坏叶条”,影响春天出叶量。

桑蚕有三眠蚕、四眠蚕两个品种。江南人喜欢饲养四眠蚕,生长周期长,产量高、茧质优。不管是三眠蚕还是四眠蚕,蚕农都希望蚕能眠得整齐;否则,早迟分几个批次,饲养起来十分麻烦。

陈旉的《育蚕之法篇》,主要强调把好育蚕关,才能育成能眠得整齐的蚕种。由于结茧有先后,出蛾时间便会相差三五天,雌雄对蛾后产卵时间相差很大。陈旉的经验,育种人家往往把中间集中产卵的蚕种留给自己喂养,而把早晚相差好几天的蚕卵卖给了别人。陈旉认为,买来的蚕种,往往眠不齐,原因在此。至于自己育种,就可以自己控制好:“若自摘种,必择茧之早晚齐者,则蛾出亦齐矣。蛾出既齐,则摘子亦齐矣。摘子既齐,则出苗亦齐矣。出苗即齐,勤勤疎拨,则食叶匀矣。食叶即匀,则再眠起等矣。”陈旉还强调,准备留种的桑蚕,从三眠开始就要精心喂养,主要是少喂多餐和勤于除沙。“三眠之后,昼三与食。叶必薄而使食尽,非唯省叶,且不罨损。蚕将饱,必勤视去粪薙。此育蚕之法也。”[1]58

饲养春蚕,三眠之前气温低,需要人工加温。两宋时期没有可以测温度的器具。蚕农的经验是进入蚕室的体感。一般穿单衣不冷不热为最适宜的温度。陈旉在《用火采桑之法篇》中根据阴阳五行,认为“蚕火类也,宜用火以养之”。他详细介绍了蚕室加温的办法:“而火之法,须别作一小炉,令可抬舁出入。蚕既铺叶喂矣,待其循叶而上,乃始进火。火须在外烧令熟,以谷灰盖之,即不暴烈生焰。才食了,即退火。铺叶然后进火,每每如此,则蚕无伤火之患。若蚕饥而进火,即伤火。若才铺叶,蚕犹在叶下,未能循授叶上而进火,即下为粪薙所蒸,上为叶蔽,遂有热蒸之患。”[1]58

两宋时江南农民普遍用木炭加温,操作方法相对简便。陈旉所说的现烧,既不能有烈焰又不能有浓烟,费时又费劲,不过可以节省购买木炭的钱。

桑蚕为“忧虫”,故“民间育蚕如炼丹”。陈旉讲到了很多小心育蚕的方法,其中着重强调了要注意蚕座卫生,要辛勤除去“沙薙”,即蚕沙。蚕沙倾倒要远离蚕室,以防蚕沙“蒸热”形成的气体污染蚕室。

春蚕三眠,俗称“出火”。此后一般不用人工加温,可以将火盆撤离蚕室,故称“出火”。平时蚕室可以开门窗通风。然而,蚕室“最怕南风”。“若天气郁蒸,即略以火温解之,以去其湿蒸之气,略疏通窗户以快爽之。”

蚕农悉心护蚕,主要为了防止桑蚕生病。“最怕湿热及冷风。伤湿即黄肥,伤风即节高,沙蒸即脚肿,伤冷即亮头而白蜇,伤火即焦尾。”“又伤风亦黄肥,伤冷风郎黑白红僵。能避此数患乃善。”[1]58-59

江南多阴雨,而桑蚕又忌食湿叶。对于采摘和贮存桑叶,陈旉也十分讲究。“又须先治叶室,必深密凉燥而不蒸湿,下作架高五六寸,上铺新簟,然后置叶其上,勿使通风。通风即叶易干槁。常收三日叶,以备雨湿,则蚕常不食湿叶,且不失饥矣。外采叶归,必疎爽于叶室中,以待其热气退,乃可与食。若便与食,则上为叶热,下为沙湿,蚕居其中遂成叶蒸矣。蒸而黄,虽救之亦失半。”[1]59

蚕熟了需要“上山”,采了茧又要忙于缫丝。陈旉专门写了《簇箔藏茧之法篇》。

陈旉设计的山棚十分精致:“簇箔宜以杉木解枋,长六尺,阔三尺,以箭竹作马眼福,插茅,疎密得中,复以无叶竹筱,纵横搭之。又簇背铺以芦箔,而以篾透背面缚之。即蚕可驻足,无跌坠之患,且其中深稳稠密。”这样的山棚,将熟蚕捉上去,有立足之处。“旋放蚕其上,初略欹斜,以竢其粪尽。”熟蚕将最后的蚕沙排出来,可以漏下去,干净卫生。为了促进熟蚕顺利吐丝,山棚下面还要用炭盆轻炙。陈旉没有木炭,不过其方法差不多:“微以熟灰火温之,待入网,渐渐加火,不宜中辍,稍冷即游丝亦止,缲之即断绝,多煮烂作絮,不能一绪抽尽矣。”[1]59

楼璹的耕织图诗《炙箔》,就写到了蚕农用薪炭炙烤蚕箔的情景:

峨峨爇薪炭,重重下帘幕。初出虫结网,遽若雪满箔。老翁不胜勤,候火珠汗落。得闲儿女子,困卧呼不觉。

为了确保优质丝,江南蚕农讲究桑蚕吐出来的丝要“出口干”。他们在山棚下面用薪炭炙烤,让蚕茧随结随干。家中老翁体恤儿女年轻嗜睡,晚上自己坚持守在蚕室,被炭火烤得直流汗。

“出口干”之法,既能确保熟蚕顺利结茧,又有利于缫丝。这在明代的《天工开物》中才有正式记载。

采好蚕茧,需要“急剥去茧衣,免致蒸坏”。范成大的《夏日田园杂兴十二绝》之四写了春蚕大熟,蚕农急于缫丝的情景:

百沸缲汤雪涌波,缲车嘈囋雨鸣蓑。桑姑盆手交相贺,绵茧无多丝茧多。

那些洁白硬实的好茧子才能缫出好丝,那些选剩下来的同宫茧、黄斑茧、薄茧等次茧只适合剥绵兜,即诗中的“绵茧”。“绵茧无多丝茧多”,说明蚕茧的优良率比较高,故蚕妇相互庆贺。缫丝有鲜茧缫和盐藏后再缫两种方法。鲜茧缫丝必须在蚕蛾破茧之前缫。一旦蚕蛾咬破蚕茧飞出来,就成了不能缫丝的“蛾口茧”。因此,来不及缫丝的鲜茧,必须要在蚕蛹化蝶之前设法杀死蚕蛹。对此,陈旉建议“盐藏”。具体做法是:“藏茧之法,先晒令燥;埋大瓮地上,瓮中先铺竹篑,次以大桐叶覆之,乃铺茧一重,以十斤为率,掺盐二两;上又以桐叶平铺,如此重重隔之,以至满瓮;然后密盖,以泥封之。”

“盐藏”七日之后,蚕蛾已被杀死,就可以取出来缫丝了。缫丝时需要“频频换水,即丝明快,随以火焙干,即不黯斁而色鲜洁也”[1]59。

当年蚕农急于缫丝,并急于织绢,主要为了上交政府的夏捐。范成大的《夏日田园杂兴》中有描述:

小妇连宵上绢机,大耆催税急于飞。今年幸甚蚕桑熟,留得黄丝织夏衣。

采桑养蚕缫丝,蚕妇忙了一个多月,没能喘口气,就急着织绢,原因是地方官吏急于上门催绢税,逼得“小妇连宵上绢机”。好在今年“丝茧”多,优质的素绢织好后纳了绢税,蚕农家里还留下次等的黄丝,可以为自己家人织夏衣。

陈旉在讲到湖州安吉人擅长嫁接桑树苗时,紧接着介绍了当地的蚕桑经营活动:“彼中人唯藉蚕办生事。十口之家,养蚕十箔。每箔得茧一十二斤。每一斤取丝一两三分。每五两丝织小绢一匹。每一匹绢易米一硕四豆斗,绢与米价常相侔也。以此岁计衣食之给,极有准的也。以一月之劳,贤于终岁勤动,且无旱干水溢之苦,岂不优裕也哉。”[1]54

湖州农谚云:“上半年靠养蚕,下半年靠种田。”“种田吃白米,养蚕用白银。”在陈旉看来,两宋之交的安吉人,乃至全湖州人,“唯藉蚕办生事”,说明植桑养蚕,延伸到此后的缫丝、织绢等家庭手工业,是全家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两宋延续了唐代的两税制,夏税需要饲养春蚕后织成的绢来完成。

我们再来看这十口之家,应该是个三代乃至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养十箔春蚕其实并不算多。两宋的120斤约相当于现在的150斤,还不到现在两张蚕种的产量。一般自耕农大家庭,自家地里产的桑叶也能足够吃,劳动力投入也不成问题。南宋时已有桑叶买卖活动,但陈旉不提倡冒险买桑叶养蚕。

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时,湖州成为靠近“行在”临安的京畿地区,是江南蚕桑最为发达的地区,桑树有青桑、白桑、黄藤桑、鸡桑等数种,“富家有种数十亩者”,种植规模极为可观,故而养蚕极盛。嘉泰《吴兴志》卷十九《井》概括当地情形:“本郡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富室育蚕有至数百箔,兼工机织。”

陈旉的经营思想是量力而行、精打细算。他在《地势之宜篇》中根据坡地不容易取水灌溉的问题,对十亩高田进行了规划:“若高田视其地势,高水所会归之处,量其所用而凿为陂塘,约十亩田即损二三亩以潴畜水;春夏之交,雨水时至,高大其隄,深阔其中,俾宽广足以有容;隄之上,疎植桑柘,可以系牛。牛得凉荫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而沃美,旱得决水以灌溉,潦即不致于弥漫而害稼。高田早稻,自种至收,不过五六月,其间旱干不过灌溉四五次,此可力致其常稔也。又田方耕时,大为塍垄,俾牛可牧其上,践踏坚实而无渗漏。若其塍垄地势,高下适等,即并合之,使田坵阔而缓,牛犂易以转侧也。”[1]24-25

陈旉倡导农家养牛,《陈旉农书》共三卷,其中第二卷专谈如何养牛。这十来亩缓坡上的高田,顺势凿个二三亩的陂塘,正可以解决耕牛盛夏酷暑需要靠树荫和水塘生存的问题。当然这陂塘的主要功能是解决坡上梯田的灌溉问题。“隄之上,疎植桑柘,可以系牛。”此处所植“桑柘”,主要是桑树。桑树还可充当牛桩。“桑得肥水而沃美”。桑树与耕牛提高了陂塘的利用效能。如果陂塘内养殖青草鲢鳙等四大家鱼,则有可能形成桑基鱼塘生态循环系统。有学者对此评价道:“可以说这既是一种充分利用土地的思想,也不愧是一种具有多种经营意识的生态农业观,同时还具有一种舍小利赚大利的经济效益观。”[3]316320

陈旉在《地势之宜篇》中讲到了不规则的山地该如何利用。“其欹斜坡陁之处,可种蔬茹麻麦粟豆,而傍亦可种桑牧牛。牛得水草之便,用力省而功兼倍也。”[1]25这些不规则且高低不平的庄稼地边上,可以种桑树,还可以牧牛。桑树上系牛,不用专人牧牛,而牛可以悠然吃水草,“用力省而功兼倍”。

两宋时期,丝绸服饰是一种高档消费品。一般百姓平时穿的是麻布衣服。陈旉的农家经营思想,在注重稻作、蚕桑生产的同时,还要兼顾麻布生产。在陈旉的小康人家农事规划中,离家远的整块地不妨种成专桑地。“前所谓每岁两次粪鉏,乃桑圃之远于家者如此。”离家近的桑地,施肥、采桑比较方便,不妨套种苎麻。“若桑圃近家,即可作墙篱,仍更疎植桑,令畦垄差阔,其下遍栽苎。”为了套种苎麻,桑树的行间距不妨更大一些。给苎麻施肥,桑树也能受益。“因粪苎,即桑亦获肥益矣,是两得之也。桑根植深,苎根植浅,并不相妨,待而利倍差。且苎有数种,唯延苎最胜,其皮薄白细软,宜缉绩,非粗涩赤硬比也。粪苎宜瓮烂谷壳糠稾。若能勤粪治,即一岁三收,中小之家,只此一件,自可了纳赋税,充足布帛也。”[1]55-56

种苎麻,最终还是要纺线织布,目的是“了纳赋税”和家里自用的“布帛”。同样的家庭手工业,用于织绢的纺织工具,同时也可以用来织布,可谓一举两得。织丝绢兼织麻布,是两宋江南农家的普遍现象。范成大的《冬日田园杂兴》中写道:

村巷冬年见俗情,邻翁讲礼拜柴荆。长衫布缕如霜雪,云是家机自织成。

腊月里,前来拜访范成大的邻翁,身穿雪白的苎布长衫,言谈间说是自家新织成的。范成大的诗,写了农家辛勤养蚕、缫丝、织绢。一年忙到头,自己家人只能穿点麻布衣衫。好在邻翁知天乐命,能穿上新织的苎布长衫也满足了。

顺便提一下,苎麻加工成麻线,首先就要把剥下来的新鲜麻皮浸在水里,沤去外皮,让麻纤维变软。拿到自家开挖的陂塘里去浸,则会让水和淤泥更肥,以增加肥田和地的肥源。

桑树地套种苎麻,用肥量相对增加。陈旉开拓肥源的方法是沤肥。“聚糠稾法,于厨栈下深阔凿一池,结甃使不渗漏,每舂米即聚砻簸谷壳,及腐稾败叶,沤渍其中,以收涤器肥水,与渗漉泔淀,沤久自然腐烂浮泛。”

沤出来的肥,每年可以给套种的地里施三四次肥。“一岁三四次出以粪苎,因以肥桑,愈久而愈茂,宁有荒废枯摧者。作一事而两得,诚用力少而见功多也。”这是陈旉自己的“发明”,且能带动邻里仿效:“仆每如此为之,此邻莫不叹异而胥效也。”[1]56

桑树可以成片种植,也可以见缝插针,零星种些桑树。上述陂隄上、庄稼地旁等都零星种了些桑树。陈旉在《居处之宜篇》中阐释“古人治生之理”时,专门提到了居室近处种桑的好处:“又墙下植桑,以便育蚕。”[1]32即房前屋后植桑,采桑叶方便,自然便于育蚕。

在陈旉的规划中,农家一年只养一季春蚕。其余时间的桑叶不用喂蚕,要到深秋落叶时采下来充任牛饲料。他在养牛篇中讲到冬天旧草朽腐、新草未生之际,养牛需早作准备,提到了桑叶的利用:“亦宜预收豆楮之叶,与黄落之桑,舂碎而贮积之,天寒即米泔和剉草糠麸以饲之。”[1]48这也算是桑树的综合利用。

陈旉的蚕桑生产及经营思想是其农学体系思想中很有价值的部分。南宋初年,北方官宦之家和地主、商人等大量南迁,带动了江南消费市场的短暂繁荣,粮食、丝绸和麻布价格上涨。陈旉《农书》精耕细作、多种经营的思想正与当地的社会发展与需求相契合。日本学者寺地遵在评述陈旉《农书》时指出:“作为农家经营论成立的条件,是在南宋建立时期农作物价格的高涨现象,即对于自耕农、乡村的经营地主层有利的局势到来的背景下产生的。”[4]285-291有中国学者也充分肯定了陈旉《农书》在中国农学史上的地位:“陈旉在中国学史上的一大特殊贡献在其所著的《农书》建构了一个完整而系统的农学体系,这是前无古人的农学体系思想;书中所阐发的土地利用规划思想、‘地力常新壮’的土壤思想和农业经营思想,也是陈旉农学思想的特色之处,在中国传统农学思想发展史上意义重大。”[5]4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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