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洁茹的新港式书写——以《香港公园》《九龙公园》为例
时间：2022-12-04 10:10:0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曾繁裕
内容提要 香港文学素有“进出”特性，探究相关的作者身份与文学生成场域，可助理解地域流动与离散文学之关系。以作家周洁茹为例，她生于中国大陆，曾旅居美国加州近十年，现居香港，其游离身份塑造了矛盾情愫、无根意识、意象拼贴等显现为风格的创作面貌。处于新自由主义之下，她并不留恋地方，不在意记录地方，在疫情大流行前的高流动性有别于刘以鬯、杨际光那即便拥有超然学识也只能被动迁居的一辈，因而更敏感于人的聚合以及新处境下的生存状态，让小说角色的众声喧哗不被跨国意象喧宾夺主。论述当中，引用她的两部长篇小说《香港公园》(2017)和《九龙公园》(2020)做辅证，不求勉强为“新港式书写”定调，只求深思空间、身份、记忆和经验如何糅杂而呈现。
学界素来关注香港文学的“进出”特性，就历史发展而言，无论是许翼心研究的开埠早期中文报刊①、陈智德探寻的白话杂志之源②，还是郑树森、卢玮銮和黄继持爬梳整理的南来文人文学③，均展示背景丰富的移民(包括大陆难民、西方殖民者、东南亚华人等)主导着香港文学现代性与白话人文精神的建构，过程牵涉复杂的语言演替(文言然后白话)以及地缘权力变化和残留(香港由封建小县突变为“华人”仍占大多数的被占领地)。与之相关的是定义“香港文学”的问题，据黄维梁《香港文学初探》，香港作家可分四类：
1.土生土长，在本港写作、本港成名的;
2.外地生本地长，在本港写作、本港成名的;
3.外地生外地长，在本港写作、本港成名的;
4.外地生外地长，在外地已经开始写作，甚至已经成名，然后旅居或定居本地，继续写作的。④
引申黄维梁的创见，定义“香港文学”之难，在于主导香港文坛的作家群成分不纯，属第一类、可视作典型的香港作家并不能完全代表香港文学，而所谓“成长”“写作”“成名”的概念皆难以定准。再者，作家进出香港的维时不一，比如鲁迅于1927年三次到港，均不过数天，余光中曾于香港中文大学任教11年，并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但一生中多数时间却居于台湾，若把他们纳入香港作家的范围内，似乎牵强。
据此，硬性定义“香港作家”似乎只会徒添灰色地带或再定义所产生的争议，而在全球流动性增加的趋势下，研判地域进出或驻留如何塑造作家的“香港叙事”倒更具意义。本文将就生于中国大陆，曾旅居美国近十年，现居中国香港的作家周洁茹做论述，探究作者的流动身份及其作品的抽离特性，当中将引用她的两部短篇小说集《香港公园》(2017)和《九龙公园》(2020)做辅证，意在拓展学界对“新香港”文学(此命名乃针对地方叙述而非作者身份)乃至离散文学的理解。
大体上，周洁茹可归入黄维梁所定义的第四类“香港作家”，因她在1976年生于江苏常州，自1993年于《翠苑》发表第一篇小说《独居生活》后，陆续于重要的文学杂志刊发作品：《作家》(1997)、《上海文学》(1997)、《人民文学》(1998)、《山花》(1998)、《钟山》(1998)、《花城》(1998)、《北京文学》(1998)、《收获》(1998)。尤以1998年为创作高峰，共刊作品21篇，在文本传播与认可的意义上，可算成名。然而，前往美国后，她便停止写作15年，包括在香港的首6年。定义上，这足以清晰分割作家的创作阶段的“空档期”，让她可完全置身于“美国华文作家”之外，但构成了身份的双重性，即她早段的创作生涯和居港后的第二次“继续写作”，使她既是中国大陆作家，又是中国香港作家。
杨俊国在一篇写于2009年、泛论周洁茹作品的期刊论文中，把她狭义地定义为“常州作家”⑤，当时她已离开常州多年，而此前，她的活跃区域与书写焦点也不在常州，因此该论文无以展示出生地、作者意向与文本的地景投射之间的关系。在周洁茹的创作中，出生地中心主义大概并不适用，因此更多论者愿意给她扣上“70后作家”“女性作家”等名号，与卫慧、棉棉、魏微、朱文颖、金仁顺等早期经历与书写意向相近的作家并置，就女性身份及相关的经验书写，学者邵栋与林培源已有细析，在此不赘。⑥值得留意的是，周洁茹后期的香港叙事，比前期的常州叙事多，反映一种值得深究的个人地域关注。
在一篇刊于《明报》、题为《我当我是去流浪》(2016)的创作谈中，周洁茹表示：“我喜欢顾彬说的，作家写作的时候，他们应该超越他们民族的观点。”⑦在引述那位尖刻地批评棉棉、虹影的作品为垃圾的汉学家的观点后，她表达自己有过“成为一个国际作家的意愿”，并因此“刻意地去社会化”，大概是要超出刚才提及的“大陆作家”与“香港作家”的标签(即便是更准确的双重标签)，然而内里却隐藏着矛盾心理：对于祖国，她有所牵挂，因而更愿意被称作“流浪作家”，而非“移民作家”——大概指只有身体而非情感移出中国；
对于香港，她尽力避免归入“香港的大陆新移民作家”(虽然香港文坛和评论界尚未显见这归类)，但香港的记忆与状态在她小说中已转化成地方符号，仿佛使她的离散有了确实的空间羁绊，带刻意移入的迹象。
牵挂，因而谨慎选择距离；
移入，因而抵抗移入。远近与去留构成了周洁茹的香港叙事既在地又疏离的性质，这恰与她居港的处境呼应。《在香港写小说》中，她不讳言道：
作为一个香港居民，诚实地说，我对香港仍然没有很热爱。之前的六年，我都没有觉得我和香港有什么关系。
因为不看翡翠台，因为不去街市买菜，因为一个香港朋友都没有，男的女的都没有，所有除我以外的新来港人士，都是在第一个月就学会广东话了。因为要融入香港社会，做新香港人。而不是像我这样，时刻准备着，要离开香港。
不会广东话，是我的遗憾，要不然我就可以用广东话的模式来写我的香港小说，让它们成为最香港的小说。⑧
即便身在香港，但在生活习惯与语言方面，她无意与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同化，正如林培源发现，她与原籍南京、在香港大学读博士然后留港执教于香港浸会大学的葛亮大不相同，按他的说法：“葛亮以‘新港人’身份，力图摘除其异乡人特征，用本土(对话中粤语的使用、对香港民间习惯的洞察等)的方式临摹尘世男女的香港故事”⑨，而周洁茹则因没有学习粤语的意欲而限制了书写本土的程度。值得思考的是，推想史书美“定居殖民者”的概念(即指外来人口占大多数，以至具有主导社会地位的情况)⑩，假如像周洁茹般具有高地域流动性、不入乡随俗的“新香港人”持续移入香港，缓缓瓦解香港的“香港性”的话，“香港文学”的概念会否像“常州文学”又或许多具有进出特色的中国城市所产生的文学一样，除了被呈现的地景外，难以触及其他地方特性，而成为无法自足、区分的文学体系？不过，宏观地设想，这并非地区孤例，在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下(即便遭到新保护主义顽抗)，文学也正走向一体化，正因如此，研究“移民作家”的书写方式与情感流露尤具价值，因这或许预示将来世界文学的大方向，又或，对悲观者而言，预示文学如何因题材走向单一、空有词藻变化而终结。
上述两本小说分别于2017年及2020年出版，两者之间，周洁茹在2018年接任《香港文学》总编辑一职。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文学》创办于1985年，素来被视为香港老牌严肃文学杂志，然而，周洁茹之前的两位总编辑皆非原生于香港：刘以鬯(1918—2018)生于上海，1948年到港；
陶然(1943—2019)生于印尼万隆，1973年到港。他们均在约三十岁时在香港“继续写作”并逐渐被认同为“香港作家”，而周洁茹与他们的分别，除了是她比他们晚了3岁往香港外，便是环境造就的游离性情。
按现况，“新香港人”主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持单程证来港与家人团聚的人，主要是香港永久居民的内地父母、配偶与子女，背景差异大，大多需要学习粤语以融入香港的主流社会；
而第二类则是通过大学以上程度的学习、工作乃至优秀人才入境计划到香港定居的人，一般有较高学历、丰富资本以及可以自足的普通话语系人脉圈子。
综合而言，若单纯以周洁茹早期与中国大陆的联系来评断她后期作品的空间呈现方式，无疑犯了华语语系理论致力声讨的中心主义问题。就地而论，她在香港书写的小说也不只关于香港，而是混杂她在不同地方的记忆与经验。重要的是，她并不留恋地方，不在意记录地方，她在疫情大流行前的高流动性有别于刘以鬯、杨际光那即便拥有超然学识也只能被动迁居的一辈，因而更敏感于人的聚合以及新处境下的生存状态，让小说角色的众声喧哗不被跨国意象喧宾夺主。这结论不在于为周洁茹的小说定调，正如在意她的女性视角与情欲书写的评论也不过探究了她创作的一个侧面。在身份政治日趋复杂的世代，如此多方探究合符时宜，而思考创作者与地方的关系亦是首要问题，或许，将来周洁茹再次迁居，“新港式”这个勉强用以为此论文命名的概念将过时，然而，相信此刻此在的评论还是有意义的。
①详见许翼心《早期中文报刊与近代香港文学的开拓》，《现代中文文学学报》2008年第8.2及9.1期。
②详见陈智德编《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文学史料卷》，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6年版。
③详见郑树森、卢玮銮、黄继持《香港新文学年表(1950—1969)》，天地图书2000年版。
④黄维梁：《香港文学初探》，华汉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16—17页。
⑤俊国：《碎钟中的生存影像——论常州作家周洁茹的小说创作》，《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1期。
⑥详见邵栋《旅行的“珀涅罗珀”——周洁茹小说中的女性史诗书写》，《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9年第3期；
林培源：《香港故事与女性经验的双重奏——周洁茹短篇小说新论》，《扬子江评论》2016年第2期。
⑦周洁茹：《我当我是去流浪》，《明报》2016年5月23日。
⑨林培源：《香港故事与女性经验的双重奏——周洁茹短篇小说新论》，《扬子江评论》2016年第2期。
⑩据她的定义，“定居殖民者”有两个必需的条件：“第一是外来的人定居之后不走，第二是定居群体成为人口多数”。详见史书美《反离散究竟在“反”什么？——史书美教授专访》，《字花》201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