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与发展权保障
时间：2022-12-02 20:05:04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张立哲，鲍 钰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 成都 61007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实施，展现了中国政府为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在整体均衡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战略规划。通过数据统计、实地案例等研究方法，总结《意见》提出的提高发展质量效益、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的实践，反映我国在发展权保障方面的新进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发展目标，是中国“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1］的重要举措。
（一）理论价值一致性
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与中华文明“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具有一致性，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同样蕴含着共同富裕理念。
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共同富裕理念。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2］恩格斯指出：“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3］马克思、恩格斯摆脱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于共同富裕的抽象空洞议论和乌托邦式幻想，将共同富裕的实现置于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之上，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生产力水平跃升到一定阶段之后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论述，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是共同富裕的理论先导与实践指南，为深化对共同富裕的认识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
第二，以人民为中心理论中的共同富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表明了人民群众是共同富裕逐步实现的主力，也是成果共享的主体。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4］习近平强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1］。这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深刻阐释，更体现了人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主体性、创造性和重要性。
第三，中国古代传统观念中的共同富裕理念。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质朴古老的理想，是中国人民贯通古今的追求。孔子曾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墨子主张天下应该“兼相爱，交相利”；
老子从“天道”的高度指出应该“损有余而补不足”，其中蕴含了社会公平思想。就普通民众而言，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大都是对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激烈抗议。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天朝田亩制度》描绘了一幅“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目标画卷。“天下大同”的思想寄托着全体社会成员摆脱贫富不均、促进社会公平的愿望，反映出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是中华文明关于美好社会理想愿景的集中体现。
（二）实践价值一致性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通过改革创新着力解决当前存在的差距问题，构建推动和保障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公平，增加民生福祉，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示范区建设为生活带来的变化、深刻认同并主动参与到示范区建设［5］。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将不断补短板、强弱项，努力解决新发展阶段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巨大的空间和潜力，推进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坚持全民共享、全民共富，人人享有、各得其所；
坚持全面共享、全面共富，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
坚持共建共享、共建共富，人人有所发挥、人人有所作为；
坚持渐进共享、渐进共富，在渐进过程中推动和化解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做好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是发展目标与过程的有机统一，其最终目标涵盖多个维度，包括物质基础、人民生活、社会治理、精神文化等，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人的全面发展［5］。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正确理解和把握共同富裕的深刻内涵，朝着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努力奋斗，让人民群众真实感受到共同富裕带来的美好改变。浙江开展示范区建设存在基础和优势，同样也存在较大的空间和潜力，在众多方面都需要探索和创新。
（一）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实施过程
浙江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与其自身特点和发展状况密切相关。浙江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面积有一定的规模，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人口也有一定的规模，且有一半的农村户籍人口［6］。浙江省富裕程度较高、经济保持稳步增长，发展共享性较好。浙江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将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其一突出规划实施的重点方向。全方位聚焦以人为核心的共同富裕，统筹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其二突出共同富裕目标实施中的问题导向意识。重点聚焦税收调节力度和精准性。以推动城乡双向开放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将工作重心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转向强化公共服务保障，缩小城乡差距；
以推动区域优势互补提升空间整体效率，加大对环境依存型和环境友好型两大类产业的鼓励支持力度；
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营造国际一流创新创业生态，培育和引进创新型、管理型高层次人才及可供其施展才华的平台和载体［7］。探索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有效解决影响人民生产生活的突出问题，扶贫济困，在人人参与、人人尽力的基础上实现人人享有。其三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推动共同富裕体制机制创新。探索浙江系统化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构建共同富裕的组织领导体制机制；
构建城乡畅通的要素配置体制机制，增强土地、人才、科技等要素新动能作用。
（二）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经济发展情况
1.经济发展基础支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从经济发展基础条件较差的实际情况出发，敏锐地抓住时代的大机遇大政策，勇于突破传统束缚，在缺少国家区域指向性特殊政策的条件下率先推进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创造弘扬一系列浙江精神，实现了追赶型、跨越式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总纲，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和总抓手，深入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打破了传统“低、小、散、乱”路径锁定的困境，呈现出经济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质量效益显著提高、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的发展新趋势，主要质量效益指标好于预期、高于全国、领跑东部［8］，逐步实现了由经济大省到经济强省的发展变化，实现了由人民生活基本小康到高水平全面小康的发展变化。2012—2020年，浙江生产总值增长迅速。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浙江GDP增长速度较慢，但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好于预期，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19年增长3.6%。
表1 2012—2020年浙江省生产总值及增长速度
2.经济发展布局支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浙江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破解省域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2020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根据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浙江省全体居民收入保持增长，农村常住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常住居民收入增长和全体居民收入增长［10］。2020年，浙江是全国唯一所有设区市人均收入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省城乡差距不断缩小，但应注意，当前国际环境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经济恢复仍然不稳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演变，示范区建设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十分严峻。
图1 2012—2020年浙江省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①
3.数字经济发展支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浙江作为数字经济发展先行省份，早在2003年就启动“数字浙江”建设，2021年该建设进入数字化改革的新阶段［11］。数字化改革为浙江推进示范区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浙江省数字产业强劲增长引领发展，“十三五”期间，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5.2%，2020年达7 020 亿元。在规模以上工业中，2020年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长2 430 亿元，比上年增长16.8%［10］，成为浙江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省规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加速发展，2021年10月达2431.61亿元，已超2020年全年增长量。
4.民营经济发展支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创造了以民营经济为主的温台模式。截至2020年，浙江有中国民营企业500强96 家［8］。2020年，浙江民营经济创造了66%的生产总值和88%的就业岗位［10］。各类市场主体816万，每8个人中就有1个老板，连续22年位居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总量第1［12］。民营经济的发展，也使浙江的就业和居民收入多元化。2020年末，浙江城镇调查失业率低于全国，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非工资收入占近一半。另外，浙江以“兴一个市场、带一方产业、活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建一个城镇”为特点，城市化加快推进，全省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4.5%发展到2020年的72.2%，比全国的60%高出12.2%。
（三）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规范体系
1.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规范性文件（党中央、国务院及省部级以上部门）
法律保障是促进高质量经济发展、加快建设共同富裕发展示范区的关键工作之一。2021年6月，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指出，各级人大要以人大履职助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共同富裕体制机制探索创新释放制度空间、法律空间［13］。《意见》为浙江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出明确的发展目标和主要措施。在此之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等均发布具体文件，针对不同领域提出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具体内容。
2.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规范性文件（浙江省内市级政府）
为全面落实《意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创造性系统性落实示范区建设各项目标任务，浙江省各城市均结合城市特点优势，针对自身存在的问题短板，制定出具体的规范性文件，助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如《杭州争当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的行动计划（2021—2025年）》《宁波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市行动计划（2021—2025年）》等。
社会建设的价值取向是公平正义，重要手段是改革创新，根本任务是民生工作和社会治理工作，通过循序渐进的必然规律达到共建共享［14］。通过在浙江开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将为其他地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借鉴。
（一）提高发展质量效益，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实现共同富裕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探索科技创新路径。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要体现新发展理念，将新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增长的始终和各个方面，实现高质量发展［15］。浙江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展壮大经济新动能，为率先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内生动力［5］，通过实施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孵化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8］。加大对科技成果应用和产业化的政策支持力度，推动以市场和企业需求为导向的科技成果高效转移转化，增强浙江大数据、云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浙江强化“云上浙江”和数字强省基础支撑，互联网新基因注入传统的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提高生产要素质量，助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要素结构实现向技术、资本、人才等高端要素转变。
实现共同富裕要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壮大共同富裕根基。以有效市场为主导机制的初次分配能促进社会整体物质财富创造和生活水平改善，以有为政府为主导机制的再分配能发挥政府精准调节的突出作用，以有爱社会为主导机制的第三次分配能使资源和财富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让渡和自发流动中趋于平衡［16］。夯实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从提高自身效率入手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增加公共财富比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必须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方向，进一步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让竞争中性原则落到实处，深化“放管服”改革，实现经济包容性发展［17］。浙江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职能部门主体责任落实［18］，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工作，完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环境和政策体系。从中央到地方密集出台政策措施，建立企业减负长效机制，护航民营中小企业发展。
（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实现共同富裕要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不断拓宽就业领域和渠道，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的保障制度［5］。在更加充分就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就业质量，就业优先政策要继续强化、聚力增效，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合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落实好带薪休假制度，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不断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应对贫富差距问题，构建更稳固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切实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由于劳动收入比其他收入差距更小，所以合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提升就业市场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健全工资决定及正常增长机制，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稳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着重保护劳动所得［19］，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
实现共同富裕要完善再分配制度。再分配过程中要更好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20］，护航高质量发展，把更多钱用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刀刃上、紧要处。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和监管，可适时开征房产税和遗产税，促进代际公平。发展基于自愿以募集、捐赠和慈善公益等为特征的“第三次分配”，多方面鼓励先富裕起来的企业和人群从事公益慈善事业。在法律方面，推动社会救助、慈善事业立法，着重体现坚持党对社会救助工作全面领导的原则，统筹利用好各类救助资源，形成救助合力。在政策方面，落实并完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提高应急能力和效率，规范和加强彩票和公益金管理，弘扬为民宗旨。在社会环境方面，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慈善精神，推动慈善事业实现更大发展。
（三）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公共服务优质共享
实现共同富裕要率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教育方面打造“浙里优学”名片，推行“教育大脑+智慧学校”，破解教育“内卷”困境，让传统文化进入校园，增加素质艺术培养，推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共享“互联网+教育”优质内容，提高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综合能力素质［5］。在健康服务方面构建“浙里健康”名片，加快建设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打造“健康大脑+智慧医疗”，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21］。在养老服务方面打造“浙里长寿”名片，培育养老新业态，大力发展智慧健康养老，建立新的养老服务体系［22］。在住房保障方面打造“浙里安居”名片，提升城乡宜居水平，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持续改善城乡居民居住条件，多途径解决重点群体住房困难问题，进一步提高住房建设品质，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社区建设，塑造江南韵、古镇味、现代风的新江南水乡风貌。
实现共同富裕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高质量创建乡村振兴示范省，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全面对接［5］。要大力培养农业人才工作队伍，不断提高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和专业技能，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深化城市管理体制和社会政策配套改革，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长效机制，推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提升城市和社区治理水平。使农业户籍人口能在城镇享受到比较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推进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城乡融合发展。以深化“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牵引新时代乡村建设，坚持人本化、田园化、科技化、融合化，探索发展模式；
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加快实现社会共治，确保乡村社会和谐有序发展；
深化清廉村居建设，强化农村基层微腐败整治，拓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强化小微权力运行监督，加快实现清廉共建［23］。
（四）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实现共同富裕要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共同富裕要实现物质生活富裕和精神生活富裕同频共振、相得益彰［24］。《关于高质量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行动方案（2021—2025年）》明确提出，到2025年，支持浙江省基本建成文化强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厚植共同富裕理念。推进道德建设，培育“浙江有礼”省域品牌［25］，聘任助人为乐的时代楷模、勇攀高峰的行业翘楚、无私奉献的平凡英雄成为文明使者，聚焦“全民有礼、全城有爱”，推动文明共进，推动公民思想素质显著提高；
弘扬诚信文化，推进诚信建设，整合多方面内容，让人们学习诚信知识，牢铸守信观念；
推进志愿服务建设，为贫困和弱势群体在熟人圈子以外寻求资源和帮助提供渠道［26］，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开展志愿服务关爱行动，完善文明促进的规范化、制度化，全面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深入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精准供给精神文化公共产品和服务，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精神文化需求的不同特点，优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实现共同富裕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充分挖掘浙江文化优势，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实施重大文化设施建设工程，坚定文化自信，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切实保障人民文化权益。加大文艺精品有效供给，是实现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有效保障［27］。实施文艺作品质量提升工程，切实推动全民艺术普及，使艺术融入日常生活，使生活更具审美品位。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文化和旅游消费需求。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五）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打造美丽宜居的生活环境
2020年5月，浙江省成为国内首家生态省。浙江以“两山”重要思想为指导，开展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浙江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转型升级紧密结合起来，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治水护水。2020年6月，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浙江省生态海岸带建设方案》提出：打造绿色生态、景观优美廊道，率先建设一条约1 800公里长的“生态海岸线”，实现交通主干贯通、支脉成网［28］。从建设“海岸线”到打造“海岸带”，重在形成一个生态、生产、生活融合的新空间，推进海岛特色化差异化发展，加强海岛生态环境保护，全面拓展公众亲海空间、有效改善滨海特色风貌、高质量提升海岸带人居环境，进而牵引全省大湾区建设和滨海地区发展。
实现共同富裕要全面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在创建美丽中国先行示范区的目标下，浙江重新审视当地资源优势，协同推进生态经济化和经济生态化，从生态经济上谋出路，寻找突破口和发力点，逐步打通拓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机制和实现路径。以良好政治生态为高质量发展护航，关停污染企业，坚决淘汰落后产能，以生态环保强势倒逼产业转型升级［8］。浙江加速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推动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转变，甚至走向前端控制。制定实施浙江省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从排放端、固碳端、政策端入手，通过减污降碳创造体量和质量的绿色资产。出台《浙江省碳普惠实施意见》和《浙江省碳普惠管理办法》，明确建设思路和运行流畅，构建自上而下的碳普惠管理机制［29］。重点推进能源替代、林业碳汇和资源节约等三大类碳减排项目，依托浙江省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和碳达峰碳中和数字化应用场景，开展全民碳普惠平台建设，实现碳普惠数据的互联共享。
（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构建舒心安心放心的社会环境
“枫桥经验”是与伟大的建党精神、红船精神、浙江精神等一脉相承的，是党的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如今，“枫桥经验”从美丽的枫桥镇走出，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迸发出穿越时空的旺盛生命力。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灵魂和核心要义在于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30］。同样，以人民为中心也是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二者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所生发出的“中国特色”。新时代“枫桥经验”要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强大动力，在党建引领下，在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社会治理理念指引下，要不断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把共同富裕作为其目标追求，把全力满足群众需求作为自身价值实现的着力点，不断调整充实自身的内涵。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数字化改革提升治理效能。新时代“枫桥经验”数字化提升和社会治理数字化，通过数字化让社会治理领域的工作人员能力更强大、手段更多样，推动社会治理领域的深层次改革，提高前瞻性，通过数字化的手段不仅要有效解决问题，更好地提前预感问题，甚至是避免问题的发生［31］。“智慧暨阳”“安吉掌上生活”等一些基于“枫桥经验”所建立起来的智治平台将政务公开、信息资讯、民生服务等端口汇集至同一平台中，在基层治理的过程中提高治理的精准性、协同性和有效性［32］。推进“互联网+放管服”，构建全新政务形象。全面推行“掌上办事”“掌上办公”，深化“一件事”集成改革。新闻媒体在进行党政宣传的过程中可直接链接政务服务，形成一站导引、一网通办的便民机制，推进“最多跑一地”改革，让民众在进行政务处理时可以实现最多跑一次，甚至是一次都不用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面建设法治浙江、平安浙江。针对矛盾纠纷开展对口化解，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衔接机制［33］。把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政策规划等充分纳入法治化轨道，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推动全社会形成自觉守法的良好氛围。
未来建设和发展中，共同富裕示范区要强化政策保障和改革授权、建立评价体系和示范推广机制、完善实施机制，切实发挥好对全国其他地区的示范带动作用。
（一）强化政策保障和改革授权
实现共同富裕，要实现理论和具体制度设计的衔接。所有的制度和政策设计首先要嵌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基础之中，同时在目标和手段上与共同富裕兼容，这也决定了推动共同富裕的制度设计是一个不断探索完善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新发展阶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顶层设计要高瞻远瞩，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要有针对性制定出台专项政策，健全完善政策体系，组织层面协同治理，执行层面精准施策，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撬动、聚合作用，让政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切实把政策含金量转化为群众获得感。在改革授权上，根据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需要，在科技创新、数字化改革、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5］，允许浙江先行先试。
（二）建立评价体系和示范推广机制
加快构建推动共同富裕的综合评价体系，建立评估机制。评价“共同”的指标主要包括人群差异、城乡差异、地区差异、普惠性群体、特殊困难群体，评价“富裕”的指标主要包括收入消费、经济发展、文化建设、法治建设、公共服务普惠性、基础设施完善、生态环境良好［34］。浙江建立健全示范推广机制，鼓励各地各部门大胆试、大胆闯、主动改，形成“滚雪球”效应。建立健全清单化推进机制，是浙江省扎实做好示范区建设各项工作的重要抓手。明确任务责任，建立健全大成集智机制，省领导带头，开门问策、汇集智慧，搭建国际、国内、省内和企业等多层次智库平台，群策群力推动示范区建设。及时总结示范区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能够撕开也必须撕开口子，加快取得突破性进展、打造标志性成果、创造普遍性经验，成熟一批、推广一批，发挥好对全国其他地区的示范带动作用。
（三）完善实施机制
浙江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增强敢闯敢试、改革破难的担当精神。把中央精神与浙江实际紧密结合，既讲普通话，又讲浙江话，创造出富有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发展道路。立足省情和发展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健全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实施机制。省委、省政府建立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领导小组，省委主要领导任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发展改革委［5］。充分动员各方力量，不断开辟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新境界，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浙江示范。
共同富裕是关乎国家稳定和全体人民幸福的重大议题，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过程中不断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可示范推广的标志性成果，以实际行动、实际成效反映出我国在发展权保障方面的新进展。
注释：
①从2013年起，国家统计局开展了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与2013年前的分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的调查范围、调查方法、指标口径有所不同；
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扣除价格变动因素；
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人均纯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