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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学与魏晋南朝服饰文化关系的初探

    时间:2022-10-01 10:40:0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毛雯颖

    摘要:魏晋南北朝,是继先秦后的又一个思想活跃的时期。玄学的出现展现了魏晋士人们希望摆脱旧思想之束缚,开拓新思想之自由,在动荡的社会中寻求一种潇洒超脱的心境。玄学在南朝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其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意识形态,对于服饰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褒衣博带,宽袖大衫,尽显自然飘逸之风。除服制外,在发式、佩饰、纹样上都有着该时代独特的风格。历朝历代的服饰都是研究该时期文化和审美的重要依据,魏晋南朝的服饰风尚与当时盛行的清谈之风、自然论、佛教玄学化是密切相关的。

    关键词:魏晋南朝玄学服饰文化自然飘逸褒衣博带

    魏晋之际,是一个思维多元,文化融合的时期,在频繁战乱与政权更迭的双重冲突下,这个时期的文化意识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出现一种新兴的思潮,即为玄学。玄学是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想,由于汉末官方儒学的衰微,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在思想压抑数百年后,又开始重新追求新的自我价值,探寻每个灵魂最后的归宿。据史记载公元(420年),刘裕称帝并统一南方,改国号为宋。随后出现的齐、梁、陈三朝统称为南朝,与此同时玄学也随时间不断发展,赋予其新的内涵。玄学所衍生出的崇尚自然、清談之风、飘逸脱俗等气质以及佛教玄学化对于魏晋南朝的服饰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魏晋南朝玄学思想

    关于魏晋玄学的发展,其经历了四个阶段。在《魏晋玄学论稿》一书中详细介绍玄学所在每个阶段特征和相应代表人物,总结出魏晋玄学思想发展有四个阶段:“(一) 正始时期,在理论上多以《周易》《老子》为根据,以何晏、王弼做代表。(二)元康时期,在思想上多受《庄子》学的影响,激烈派的思想流行。(三)永嘉时期,至少一部分人士上承正史时期的‘温和派’的态度,而有‘新庄学’以向秀、郭象为代表。(四)东晋时期,也可称为佛学时期。”①魏晋南朝,玄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自然论,清谈之风在社会上的影响更为突出,另一方面佛学的大范围传播且与玄学相互补充,彼此融合。

    自然论最初是映射在嵇康所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一个观点。②名教和自然的冲突被魏晋士大夫们激烈争辩,探究其本质则是政治立场的分歧,也存在着思想观念的差异。在《晋书·阮籍传》中有文字记载:“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乎?”名教与君臣相联系,被求官入仕者所奉行,与之相反的则是主张崇尚自然、归隐避世的士人。而那些冠以高官之人,早年却同样也是崇尚自然的,只不过后来又加入仕途,不得已产生名教这一新说法,为自己辩护。被后世享誉风流之称的魏晋,其实质也是从自然中派生而来的。玄学中肯定自然人性的观点在南朝尤为明显,南朝诗人陶渊明向往无拘无束的自然世界,对于现实生活中虚伪名教的鄙弃,使他渴望远离尘世的境界,通向精神世界中的净土,这净土就是自然。除其心境追求自然外,士人们也希望充分自由发挥天赋才能,才能的显现给予他们莫大的快乐。这种风气下,大量文人、名士出现并创作大量的诗文雅集被后世传颂。“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像陶渊明这样洒脱的人生,被南朝士人们所推崇,他们对自然的期盼,也是对理想生活、理想社会的向往。

    清谈之风对魏晋士人们的生活状态有所影响,他们喜欢用二人论辩的方式开展讨论,展现其语言的清新与绝妙。魏晋名士用这种方式去追求言语与辞藻的美,并试图表达自己内在的智慧与精神,是外在之美与内在之美的完美融合。他们或放荡不羁、或任性放达,或淡泊宁静、或宠辱不惊,其胸怀与气度,随晋延续到南朝。《宋书五九何偃传》记载“时上长女山阴公主爱倾一时,配偃子戢。素好谈玄,注《庄子逍遥》传于世。”当时的人们热衷于追求庄子《逍遥游》中所表达的精神解放,这精神恰好最能与玄学清谈联系在一起。无论是精神追求,还是现实压迫,清谈已经逐渐成为士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其代表着参与者的敏锐才思,单凭这一点还是不足以支撑这份雅事,还需要优美的语句和充满艺术性的装饰。由此可以看出,清谈在南朝依旧是一种风尚,这种风尚同时推动着当时的配饰与发式的发展。

    佛教玄学化,南朝玄学思想出现了大量的佛教文化,其中一个很大的特点是魏晋玄学与佛教般若学的合流。佛教中的般若学是从国外流传到中国的一种学说,玄学则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玄学家们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去吸收佛教思想,二者的融合,成为玄学的新发展。社会的动荡与分裂为佛教提供生存的土壤,梁武帝萧衍大力提倡佛教并从事佛教活动。在南朝,寺庙的数量非常多属于随处即可烧香拜佛,寺庙与楼阁皆屹立在朦胧的细雨之中。许多的诗句或文献记载都可以带领后人重现南朝盛行佛教文化。

    玄学的出现,形成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思考空间,这种新的思考方式帮助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生活,认识世界。玄学的内涵使得魏晋充满魅力色彩,名士的高雅飘逸,文采风流,都被后人所津津乐道。而服饰作为呈现历代文化与思想的一种载体,更好续写了魏晋南朝的流行风尚和社会风貌。

    二、玄学在南朝服饰中的体现

    玄学中的崇尚自然,由于儒家名教中的礼仪律法对人的枷锁,使得魏晋时期的士人想要摆脱礼法的束缚,开始追求自然,释放自我。这种观念的转变也同样呈现在服装的款式和面料上。“寄颜云霄闲,挥袖凌虚翔。飘飘恍惚中,流眄顾我傍。”③阮籍诗句中的描写,诠释出魏晋南朝士人服饰的风格与特点。“褒衣博带”成为当时男子的流行风尚标,宽大的袖子,飘逸轻薄的面料,他们袒胸露乳,赤足散发(如图1),在乱世中诉说着士人们追求自我的愿望。南朝士人对衣饰同样怀揣着自然主义价值观,南朝的诸多款式中,以长衫最为流行。《世说新语》中多次描绘到“衫”,“晋孝武年十二,时冬天,昼日不著复衣,但著单练衫五六重,夜则累茵褥。”④“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⑤从中分析衫的服装式样分为单、夹两式,大部分是对襟,在中间常用襟带相联。其面料多以纱、绢、布为主,整体素雅。

    襦在这一时期仍然是各个阶层所认可的一种服装式样。襦因其穿着温暖,被人们所喜爱。它是一种短外衣的款式,多用絮棉填充,有保暖的作用。布料多用布、也有用其他丝织品的情况如纱、罗。士族上层人物多穿着丝织品制作的襦,南朝梁时郭祖深为人清廉,吃穿用度都颇为节俭,常穿着布襦。另一种与襦的款式相近的是袄,《宋书》中记载内容可以看出袄出现在南朝的时间很早,南朝的宋武帝刘裕,生活清贫之际也曾穿过衫和袄。⑥

    女性服饰在这一时期,主要特点是上俭下丰,交领上襦,裙裳合一。所谓上俭下丰之意是上衣多窄小,下裙廓形大且飘逸。南朝梁代诗人庾肩吾在《南苑看人还》中有对女性服饰的特色描绘,细细的腰肢最适合穿着窄小的衣饰,细长的钗子用来挽起秀丽头发形成高髻。通过细致的描述,发现南朝女性喜细腰,穿窄襦,下裙敞开。另外,深衣也成为当时女性所热衷的一种款式,最初深衣是在男性中流行的服饰,发展到魏晋已经被魏晋士人们所抛弃,而转向女性,杂裾垂髾则属于这种情况。历代深衣款式主要在下摆,下摆处被裁减而形成上宽下窄的狭长三角形,层层相叠,加之飘带,行走时宛若仙女下凡⑦。南朝之际,该款式也有了新的发展,去飘带,将三角形尖端加强,更像燕尾(如图2)。玄学中的自然论推动了褒衣博带,广袖长裙的风貌的盛行,满足了南朝时期人们心理诉求与自我意识苏醒,对自然憧憬所形成的自然审美观。

    魏晋南朝的男性以及女性服饰,基本呈现大袖轻衫之态。褒衣博带、上俭下丰、仙气飘逸(如图3)、这种特有的服饰形象折射出他们对自然向往,试图摆脱一切可以束缚住他们的枷锁。衣饰穿戴多喜简,喜少,玄学中的自然风吹向南朝,人们皆以率性潇洒作为人生态度。

    三、清谈风下的配饰、发式

    玄学所追求的清谈之风,是摒弃自汉以来传统的教条礼法,以遵从自我,唤醒人的生命意识为目的。魏晋士人们在谈论玄学,经常将麈尾握与手中。麈尾原意为一种掸尘驱虫的工具,后被魏晋士族看作是清谈之风中的名流雅器。其形同羽扇,扇柄左右两边的毛是取自鹿尾。《世说新语文学二二》:“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⑧98手携麈尾,彰显玄学名士超凡脱俗的气质。除此之外,魏晋南朝人的许多特色配饰也表现出了这一点。

    冠巾,是魏晋时期的一种独特的装饰标志,亦被称为首服。基本继承秦汉形制,南朝较之前的冠形形制有轻微变化即前低后高。皇帝官员多佩戴冠帽,笼冠较为常用,其形状像古时候的覆杯,以细沙制作而成。当时的士大夫穿着多随意,扎巾轻便,于是喜好配巾。巾本是区别于官的庶民用品,多为劳作之用。随清谈兴起,士风放纵,巾成为一种流行风尚。当时的名士,大都用巾束首。甚至兴起头巾可漉酒,洒脱不羁的生活。以陶潜为例,常用巾漉酒,之后将其在放在头上,带着他的葫芦酒,随到之处都散发着酒气,然后悠然的走向他自由安逸的世界。

    女性在清谈之际,配饰多飘逸潇洒。帔最早是在晋代发现,南朝沿用并进行了改造。其形制类似于当代围巾。梁简文帝在诗中曾用诗句描绘出这样一个画面,悠闲散诞的将红色的帔系上,对刚涂黄于额的妆饰产生了怜爱之情。画面展现女子佩戴帔后的形象,其整体服装造型是灵动轻盈的。

    南朝妇女发式、发髻在服饰史中大放光彩。对于世俗礼教的排斥,使发髻产生多种变化,花样百出,独占风骚,极具个性化的独特样式,是她们表达自我的一种途径,在当时,民间社会流行一种高大发髻名为飞天紛⑨《宋书五行志》记录:“宋文帝元嘉六年,民间妇人结发者,三分发,抽其髻直向上,谓之飞天紛,始自东府,流被民庶。”所以最初的这种高髻由宫内流传到民间,自上而下,逐渐在社会流行起来。其次,灵蛇髻也是南朝女性喜爱的高髻。因其发式扭转自如,像蛇一样蜿蜒盘旋,加之轻盈灵巧,故称为灵蛇。该时期女性发式充满创新意识,发髻与服饰的结合在姿态上更显修长,南朝梁武帝天监年还流行回心髻、归真髻等。清谈之风助长了人们追求自我的精神理念,产生了形态各异的配饰和发式,其创新性对于后朝后代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魏晋南朝士人大多喜欢清谈,精巧语言在一问一答中,显示出士人的智慧。清谈风的兴盛,配饰也逐渐成熟。羽扇纶巾、手握麈尾、以巾漉酒成为士人这个群体的流行风尚。清谈之风同样影响着女性的配饰与发式,发髻的夸张造型,显示该时期女性个性化特点。这种喜欢辩驳清谈的社会,让人思维活跃,乐于追求美。南朝配饰、发式其特有的造型与清谈风是密切相关的。

    四、玄学新发展下的服饰纹样

    在玄学的发展过程中,佛教曾传播到中国,经过时间的沉淀,与玄学相辅相成。南朝时期,佛学极为盛行,上至帝王,下至文人,都沉浸于这深奥美妙的理论之中。玄学开始吸收佛教思想并促成新的发展,此时的人们托物言志,渴望生命的自由。他们始终坚信人一旦有所顿悟,现象世界就成了佛的世界。⑩基于此,人们存活于乱世,心中却拥有信仰,有了和这个乱世对抗的勇气。南朝士人能接纳佛学并且融合玄学文化,其中也有一定的共性。文化的交融对于服饰纹样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莲花纹,意指为一方净土,心灵纯洁。南朝时,被大量地运用于织物之上。这種吉祥纹样被应用于衣饰,是人们希望它能寄托自己美好心愿。《楚辞》中就有对于莲花的相关描述,我要用荷叶去裁制一件上衣,然后用莲花来织就一条裙子。以此可以看出文人对于莲的喜爱,不难想象莲花可以成为一种广泛应用的纹样。莲也是高洁品格的代表,文人常用“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品质激励自己,其超凡脱俗的个性象征正是南朝士人一直苦苦寻求的。

    忍冬纹,忍冬是一种蔓生植物,形态则为能常见到的金银花,在夏季开花,初白后黄,秋末枯落,接着又重新发芽,冬季也不会凋零,于是将其称为忍冬纹。因为它顽强的生命力而被佛家所称赞,成为古代寓意吉祥的纹样。忍冬纹多被用于装饰织物上,且常为二方连续纹样,主要用三尖叶元素在织物上装饰。O11通过重复、反转、旋转等形式让图案更加丰富,富有变化,植物的动态感,自然且柔美,这是南朝士人的审美习惯。

    天王化生纹,其特殊之处在于是植物纹样与佛像纹样的结合。O12战乱兵分的年代,人们往往寄托自己美好的希望于纹样上,祈祷平安幸福。这种佛教意味很浓的纹样的使用,意在以此劝诫尘世间的人们如果能安心

    修炼,死后便可以得道成佛,能够避开乱世的烦恼困顿。也正因为这些美好的信仰,使得这些纹样在南朝流行起来,续写出一段纹样的辉煌史。

    魏晋南朝是玄学愈发成熟的阶段,在原来的理论上融入了佛教文化,玄学拥有了新发展。在此背景下,纹样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其蕴含的意义更为丰富。莲花纹、忍冬纹、天王化生纹这种具有佛教意味的纹样相继出现,并且运用在衣饰和织物上。O13这种带有佛教色彩的纹样,封存了世人对于社会安宁美好的期待。玄学新发展下的思想让这些纹样更饱满,更生动,并且附带着南朝百姓所期许的太平盛世。

    任何社会发展、艺术行为、以及服饰文化都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产生,形成其独特的时代风采,仔细探究其产生的原因,就能发现该时期的思想意识与学术行为在社会各个领域中都留下了痕迹。中国哲学作为传统哲学体系中的一支,形成了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人性论等。在众多关于哲学思考的书籍中,共同总结出一个问题:有人这么思考,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多在于伦理,这是不是说明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在道德伦理之上,还有什么是更高的价值追求呢?O14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试图冲击礼教的玄学思想正好回应了这个问题。玄学兴起,思想活跃,士人们自我价值开始显露,对于服饰、配饰、发式、纹样的审美与选择都能重现这种旷达疏放气质。南朝,在玄学的发展与融新下,士人的自由浪漫,成为时代的特色与风流。

    注释:

    ①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②唐翼明.魏晋清谈[M].成都:天地出版社,2018.

    ③叶嘉莹.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M].北京:中华书局,2018.

    ④刘义庆.世说新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⑥刘义庆,沈海波译注.世说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6.

    ⑦刘文.江南服饰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⑧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1.

    ⑨黄强.南京历代服饰[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6.

    ⑩董梅.玄学对服饰的影响[J].职大学刊,1996(3).

    O1l徐百佳.试论魏晋南北朝染织绣纹样形成的原因[J].丝绸,2004(11).

    O12王红,王伟.漫谈魏晋南北时期服饰纹样之美 [J].大众文艺, 2009(21).

    O13王芙蓉.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对当时服饰的影响[J].百家讲坛,2008(2).

    O1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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