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内部控制权变因素研究|企业内部控制的重要性

　　 摘要：本文以权变理论为基础研究了我国企业环境因素对内部控制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环境权变因素对内部控制有不同的影响，企业规模、竞争因素对内部控制带来正面影响，不确定性环境因素给内部控制带来负面影响，企业应该重视各种不同环境因素对内部控制的不同影响。
　　关键词：权变理论 企业环境 内部控制
　　
　　一、引言
　　在内部控制的研究和实践中存在这样的思维，总想找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事实证明：这种思维是错误的，没有天下统一适用的内部控制，在这种背景下，权变理论进入内部控制研究，即企业环境各不相同，并且会随着企业发展变化，这势必会对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在国内外内部控制的研究中，权变理论相关视角的研究并不多。Stringer和Carey（1995）认为，随着组织环境的变化，各项内部控制要素的重要性也会发生变化。2002年SOX法案实施之后，美国内部控制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自愿性内部控制披露的影响因素、内部控制缺陷的决定因素和内部控制缺陷产生的经济后果。Ge和McVay（2005）研究发现，披露重大内部控制缺陷的概率与公司业务复杂程度、会计师事务所规模正相关，而与公司规模和盈利能力负相关。Ashbaugh-Skaifeetal（2006）研究发现业务比较复杂、近期组织结构发生变动、会计应用风险较大、独立审计师辞职较频繁以及用于内部控制建设资源较少的公司，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可能性较大。Doyle et al（2007）发现，重大内部控制缺陷存在于规模小、年轻、财务状况差、业务复杂、增长速度快或正在经历重组的公司，公司层面的内部控制缺陷多存在于规模小、年轻和财务状况差的公司，而账户层面的内部控制缺陷多存在于业务复杂、经营多元化或正在快速变化的公司。国内学者中，张先治、张晓东（2004）、朱荣恩、应唯（2004）等发现，在所有制企业类型中，国有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的总体应用效果较差；金融行业内部会计控制的总体应用效果要好于其他行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的总体应用效果要好于规模较小的企业。李连华（2007）认为，企业文化、企业规模、企业性质、行业属性、管理者的素质五大要素影响内部控制的效率差异。研究主题内部控制有效性问题；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无论是内部控制有效性还是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权变理论为基础的研究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内部控制在企业运行的效果不同，而产生这些差别与内部控制面临的企业环境紧密相连。从权变理论来看，首先，如果内部控制系统在企业中运行良好，有利于企业目标实现，就表明内部控制系统与企业环境的权变因素相适应，反之则相反。因此，目标的实现程度能够衡量内部控制的运行过程，在此基础上评价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以及企业环境与内部控制的影响向关系才会更加合理。基于此，本文以目标实现程度来构建内部控制评价指标，研究企业各种环境权变因素对内部控制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8年沪市上市公司的896家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进行了如下剔除：年报公司治理信息中内部控制的声明必须健全，不健全及缺陷的样本剔除，以保证研究样本为内部控制已经完整建立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标构建中合规目标的选择需要年报中披露罚没支出项目的明确数字，如数据缺失则剔除样本；环境的不确定性指标构建中需要连续五年的营业收入数据，如有缺失或数据不全则剔除；金融行业样本剔除。经过上述剔除，使得最终样本总数为433家。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网公布的沪市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与国泰安CSMAR数据库。
　　（二）变量选取 根据研究目标，选取变量如下：
　　（1）内部控制ICI。研究内部控制与企业环境权变因素，要先将其量化，然而如何量化并构建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在国内外研究中是重中之难，研究方法与结论并不统一，有问卷形式的研究（张颖，2009；张川、沈红波等，2010），也有公开数据。从我国现有的研究来看，以公开数据构建内部控制指标较少，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是与否及详细程度（如蔡吉甫，2005，陈共荣、刘燕，2007，方红星、孙篙，2007）或者披露内容其反映内部控制的五大要素的程度（林钟高，2007；杨德明等2009）。而仅以年报中是否提到“内部控制”代表是否披露、以披露文字的详细程度代表披露程度，会使内部控制变量设计的经济含义不明确（李享，2009）。虽然，目前沪市上市公司、深市中小企业板公司虽然内部控制建立健全情况为强制性披露，但内部控制自评报告、审核意见的披露在2010年内部控制规范正式实施前尚属于公司自愿的选择性行为，因此在以是否披露为关注角度研究问题时，会存在较大偏误，可见上述两种方法构建内部控制指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笔者认为，COSO报告将企业目标的实现视为内部控制的首要任务，而五大要素的存在也是为了保证企业目标能够实现。可见，企业设计内部控制系统，其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企业实现目标，因此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的评价以目标的实现程度来衡量更合理。其次，企业内部控制应当融于其管理流程（郑石桥，2007）而不是浮于企业的表面形式，有效的内部控制意味着内部控制系统在企业中运行良好。而企业的目标实现的程度即内部控制系统在企业中运行的结果恰好可以反映内部控制系统在企业运行的情况（Robert H.Chenhall，2003）。基于此，本文以COSO报告中内部控制应当实现的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合规目标的实现程度来构建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标ICI。具体如下：ICI= Operationk+Reportingk+compliancek
　　其中：Operation1由“销售收入与总资产之比”来衡量， Operation2由“销售收入与企业职业人数之比”来衡量。Reporting1为审计意见和财务报表是否重述这两个变量取值之和，其计算公式为：Reporting2= 。审计意见是无保留意见时，取值为0；审计意见是非无保留意见时，取值为-1。财务报表重述时，取值为-1；财务报表未重述时，取值为0. 其中Total Accruals 用剔除非经营性损益之后的营业利润计量。Compliance1用是否违规来度量，当公司违规时，取值为-1；不违规时，取值为0。 Compliance2用“营业外支出的罚没支出除以总资产来度量”。本文将这六个指标均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了量纲的影响，然后加总出的内部控制评价指标。
　　（2）环境不确定性EU。在权变基础研究中，环境被定义为存在于组织边界之外的并对组织整体或者某一部分具有潜在影响的因素，即具有不确定性，而在COSO报告中，这种不确定性被认为是风险或者机会，对企业目标的实现产生重要影响。因而，内部控制系统首先要能够适应环境的不确定性。总结国外研究来看，环境不确定性的程度会影响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模式（Chapman，1997；Hartmann，2000；Chenhall，2003等），企业需要内部控制对不确定的环境灵活反应。然而环境的不确定性本身难以衡量，但是这种不确定性会对企业的目标实现产生影响，即企业目标的实现会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发生变化或者说有所变异。因此，一个企业目标的变化程度或者变异程度能够用来反映环境的不确定性。本文采用用Kren（1992）的方法来衡量，即用销售收入的变异系数、利润总额的变异系数来衡量。具体如下：EU=Log（CV（Xk）） ，其中 CV=。Eu代表了环境的不确定性，Zk，t=（Xk，t-Xk，t-1），Xk，t代表t年的第k个X值，X1代表样本公司的销售收入，X2代表样本公司的利润总额，t=1，2，3，4，5代表2004年至2008年度，例如：X1，2代表样本公司2005年度的销售收入额，CV计算的是变异系数，本文采用收入与利润的变异之和取10为底数的对数来衡量环境的不确定性。
　　（3）行业竞争程度CI。一个企业的特点与其所处的行业密切相关，行业特点决定了企业技术的复杂性、任务不确定性等因素，而已有的研究认为这些因素通常会与企业规模、技术特点等因素相结合，对管理控制系统的设计产生影响（Daft和Macintosh，1981；Merchant，1990），从国内外研究来看，行业竞争程度主要采用赫芬达指数来衡量，本文借鉴学者们的研究，采用赫芬达指数衡量行业竞争程度，按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的前三位代码分划分行业。
　　（4）公司复杂程度FS。上述两种环境的权变因素代表了企业内部控制系统面临的外部环境，公司复杂程度与其规模大小则为企业内部控制系统面临的公司内部环境。Doyle 等（2006）研究表明，年轻的企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中的实质性漏洞的概率更高；郑石桥等（2009）也发现，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更加重视控制环境和控制活动的建立，可见，一个企业由小而简单发展至大而复杂对内部控制影响与要求不同，因此，本文采用企业子公司数量来衡量公司的复杂程度，作为第三个权变因素探讨与内部控制的关系。
　　（5）公司规模FC。企业规模的发展将会导致管理跨度不断增加和经营过程更加复杂，以至于更需要设计和创新管理控制系统以实现组织目标。Khandwalla（1972，1977）、Bruns和Waterhouse（1975）等研究发现大规模与小规模企业采用的分权或集权形式对管理控制系统设计的要求不同。本文借鉴国内学者的研究经验，以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规模，作为第四个权变因素。
　　（三）模型构建 本文通过选取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指标与代表企业环境权变因素的指标，研究内部控制与企业环境权变因素的适应性，构建出研究模型：IC=?茁0+?茁1EU+?茁2CI+?茁3FS+?茁4FC+?着。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的描述性统计显示：在研究样本中内部控制指标ICI最小值为-17.791，最大值为14.598，平均为0.3，而且整体来看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不高，这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的建设早期缺乏统一的规范指导，最近几年才开始有正式的规范指引出现。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有效性存在显著差异，并且总体还比较薄弱。而在企业环境的权变因素中，公司复杂程度FS（子公司数量），环境的不确定性EU差异也很明显，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为1、124与-0.674、2.632；而公司规模FC亦有差别，其最大值为32.15，最小值16.85；行业竞争程度CI的最大与最小值分别为0.982与0.217，也有明显不同。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各有高低，而且面临的环境因素也各不相同，企业环境的权变因素会对内部控制系统产生怎样的影响，将做进一步的分析。
　　（二）相关性分析 （表2）显示了企业环境权变因素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相关性，从中可以明显看出公司复杂性FS，公司规模FC，环境不确定性EU与内部控制有显著的相关性，而行业竞争程度CI在Spearman相关中也显示了相关性，而且各变量之间没有显示出共线性问题。从相关性结果来看，公司复杂性、公司规模与内部控制呈现正相关性，在国内来看，这表明规模更大或者发展更成熟的企业内部控制要更好，也初步证明了内部控制要与企业的规模与发展相适应，与国外学者的一些研究结论相同。而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内部控制的相关性系数为负，这表明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有效性会降低，这也证明，要提高内部控制系统的有效性，就需要提高其对不确定的即变化的环境的应对能力。由此可见，要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就必须充分考虑其所处的环境。
　　（三）回归分析 在（表3）的回归结果中，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了企业环境权变因素对内部控制的影响，其中公司复杂程度，公司规模，环境不确定性均与内部控制显著相关，在（表2）中显示出相关性的行业竞争程度在模型中并没有显示出相关性，但是其对应的回归系数为正（0.988），表明竞争性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这与竞争的本质产生优胜劣汰、客观上促进企业加强自身建设的作用相符。公司复杂程度，公司规模与内部控制的正相关性（公司复杂程度回归系数为0.031对应T值3.140，公司规模回归系数为0.266对应T值2.374，均显著）表明：我国企业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大多数是重视内部控制的建设的，而内部控制的不断完善需要企业投入更多的精力与资源，因而发展更成熟的企业拥有更多的资源建设完善自身的内部控制，本文在相关性分析中已有说明，此处不再赘述。这从侧面给年轻的企业做了很好的证明，企业内部控制要不断适应一个企业的发展。回归结果中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内部控制呈显著的负相关（回归系数为-0.921，对应T值-2.957），这证明在不确定的、变化的环境下，企业内部控制的作用会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是企业目标实现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因而会成为企业内部控制系统建设与完善面临的最大挑战。本文的回归结果充分说明了环境对于企业内部控制的影响，企业加强内部控制建设需要结合自身环境展开，充分考虑内部控制在面对各种不同环境因素时如何有效发挥作用。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第一，以企业所涉及到得经营行业的种类代替子公司数量或者环境不确定性作为原有的权变因素在模型中重新回归，原有的实证结果不变。第二，本文剔除了标准化以后残差绝对值大于2的样本共22家，改变样本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第三，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数还研究了其对于企业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与内部控制对代理问题具备治理作用的理论预期相同，这说明了指标构建的合理性。以上证明，本文的研究设计具有合理性和稳健型。
　　四、结论
　　本文以2008年我国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以权变理论为基础，实证研究了我国企业各种环境权变因素对内部控制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水平总体差别明显，各企业内部控制面临的企业环境也有差异，规模大，发展成熟的企业内部控制系统要更好，这可能得益于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建设，而复杂变化的环境对于内部控制积极作用的发挥会产生负面影响，是内部控制建设完善直至发挥效用的巨大挑战。一个企业所处的自身环境对于内部控制能否最大程度发挥有效作用的重要性，对于企业来说，企业不断发展变化，内部控制系统也要随时调整完善，尤其对于年轻的企业来说，内部控制的建立与健全更需要结合自身环境进行，不能“照搬照抄”。在变化竞争的环境中，企业更需要苦练“内功”，加强自身治理机制的建设，以不变应万变，应对环境变化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内部控制的研究中已显现出以权变理论为基础的势头，但是至今为止没有成为研究的主流，也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研究了企业内部控制与其所处环境（权变因素）的关系，其中内部控制评价指数用企业目标的实现程度来构建，对内部控制理论的研究是一种丰富。企业环境与内部控制的复杂关系多方位、多层次的，值得更深入的研究，本文研究仅仅处于探索阶段。单从企业环境本身的研究来看，环境权变因素很多，本文并没有全部涉及到，本文研究模型中的截距项显著即是证明（对应T值为-2.530），研究模型的拟合优度不高（R2为0.084），这也说明有更多的环境权变因素会对内部控制产生影响，但是企业环境权变因素本身难以量化，这是亟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也是以后研究的方向，此外，本文一年的截面数据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本文的研究结论有所影响。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权变理论基础的内部控制实证研究”（项目编号：09XJA630004）的资助，本文同时系新疆财经大学研究生课题“基于权变理论的内部控制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校科研计划（项目编号：XJEDU2009S85）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李连华：《内部控制理论结构》，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朱荣恩、应唯、袁敏：《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设计――理论与实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陈共荣、刘燕：《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市场反应》，《系统工程》2007年第25期。
　　［4］Ge.Weili.and Sarah McVay.The disclosure of Material Weakness in Internal Control after the Sarbance-Oxley Act. Accounting Horizons,2005.
　　［5］Ashbaugh-Skaife.Hollis.Daniel W.Collins.and William R.Kinney Jr..The Discovery and Reporting of Internal Control Differences Prior to SOX mandated Audit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6
　　（编辑 虹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