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化到全球化:职业教育的“被缚”与“解放”]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摘 要 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随着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家主义职业教育被作为富国强兵战略的一部分而得到了迅猛发展，此时的职业教育“被缚”于教育功利主义战车。20世纪后半叶开始形成终身教育思想和全民教育思想使得职业教育步入了“全球主义职业教育”时期，“被缚”的国家主义职业教育正在求得全球化的“解放”，即在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变的过程中，职业教育逐渐从传统的“岗位培训”扩展到关注人的可持续发展，职业教育应为未来社会培养“幸福生产者”。
　　 关键词 教育；职业教育；国家主义；全球化；被缚；解放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2）01-0005-05
　　
　　
　　 一、引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国家主义经济发展和对外扩张的需要，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私人企业国有化的比例越来越高，终于完成向帝国主义过渡；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坚船利炮对外扩张，使世界殖民体系最终形成；1914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展开较量，由此而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了4年；1929年，从美国华尔街股市崩溃开始，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又漫延了4年；而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美苏冷战，苏联解体等一系列事件接连发生。
　　 黑格尔说，“精神”是历史之根，研究历史应当研究“思想”、“观念”或者“精神”，“因为‘观念’永远是现在的；‘精神’是不朽的；‘精神’不是过去的，不是将来的，只是一个本质的现在”[1]。可以说，人类历史是“自由精神”寻求彻底解放的历史，但是这个过程是极其缓慢的，可能有些人在物质上摆脱了自然奴役，却在社会奴役中越陷越深。
　　 回顾刚刚过去的20世纪，人类的物质外壳因为科技的日益进步而不断得以装扮，那么，人类的精神世界呢？科技革命带来了人类社会的思想启蒙和工业革命，“精神”终于从贵族和精英阶级的书房里走向平民大众。按照我们的想象，整个人类将会由此在自由、平等和博爱当中走向“世界大同”。然而，寻觅者追寻“自由精神”的历史逻辑所呈现的，却恰恰是工业化的力量推动了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盛行。
　　 任何思想和学说的出现都离不开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现实，分析职业教育在20世纪的实践以及思想家对此的态度，也不能脱离世界政治和经济从“国家化”到“全球化”这条主线。
　　 19世纪，国家主义职业教育及其理论的产生基础是：工业化经济促使国家富强，而国家富强又激发了民族主义的政治热情，加上资本主义的扩张本性，此时，国家主义职业教育实际上被作为富国强兵战略的一部分。20世纪上半叶，国家主义职业教育仍然占主导地位，特别是在晚生资本主义国家，比如中国20世纪20、30年代的教育救国论和职业教育运动。但是，在国家主义职业教育发展的同时，民主主义教育、古典主义教育、进步主义教育等思想也极大影响着职业教育的发展。20世纪后半叶开始形成的终身教育和全民教育思想又使职业教育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可以称之为“全球主义职业教育”。
　　 总体来看，20世纪的职业教育就像一个朝气蓬勃的少年，当他刚刚褪去童年衣裳却还显稚嫩身材的时候，就已经有“少年得志”的轻狂（国家主义职业教育的狂热）；但是当他渐渐长大，即将步入青年行列的时候，他便在少年的“意气风发”中多了些许沉稳（全球主义职业教育的萌芽）。
　　
　　 二、国家主义职业教育的勃兴：社会控制的长效方式之一
　　
　　 当工业化机器代替人的双手劳动之后，过去行会的学徒制训练方式就开始转变为国家机器的训练方式。由于行会制度的衰落，师傅也就失去了对学徒进行教化的责任，于是，大量缺乏教育的工人流落街头，而大量来自农村的“劳务工”也聚集在城市的角角落落，社会治安很不稳定，解决这种状况的办法就是由国家加强“社会控制”，而公立学校基本上是国家对工人阶级在无产化过程中所产生问题的“长效控制”方式。
　　 防止城市恶化是教育改革的一个基本动力。在所有关于这一时期教育改革的文章背后，是对城市中道德沦丧、犯罪、少年堕落、卖淫、流浪、乞讨的普遍性焦虑，是对流浪街头的游手好闲的城市工人潜在危险的焦虑。学徒制也被破坏殆尽，师傅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控制年轻人，独立生产者的衰落减弱了师傅和熟练工人间的联系。最主要的是，社会中城市生活的异质性——不同民族、信仰和职业的人聚集在一起，不再受密切的社会网络制约……唯一也是最重要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似乎就是教育[3]。
　　 由于德国有国家专制主义传统，因而在实施国家控制的行动中效率很高。当英法诸国进行工业革命之后，德国很快就转过身来，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改革的政策法令。在教育实践中，德国政府意识到职业教育对于富国强兵的积极意义，迅速从国家层面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并在此过程中涌现出了凯兴斯泰纳等职业教育思想家。
　　 德国政府不在“自由教育”的传统中磨磨蹭蹭，而是审时度势，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这种决策应和了工业化时代的国家主义教育狂热。20世纪末，英国伦敦大学的格林教授对此解释说：“最为广泛的大众教育体系常常出现在那些君主专制时间最长、程度最深的国家。而且，这些体系主要还是在专制政府的‘高压统治’时期建立的，如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时期，奥地利玛丽娅·特利莎（Maria Therasa）和弗兰西斯一世统治时期。教育史上最具有讽刺性的现象之一就是，19世纪相对较为民主的国家，如法、英、美这些早已完成政治革命的国家，却不得不向独裁政治下的德国学习和借鉴学校教育改革的模式。”[4]
　　 但是，在国家专制主义文化传统中孕育的教育制度，很可能成为制造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土壤，其结果却与追寻美好生活的人类理想相悖。事实上，德国的教育体系也的确成为其征服世界的“强大发动机”。进入20世纪，相隔不远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都是由德国点燃的。正是因为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二战”后教育民主化的浪潮才日益高涨。联合国于1948年发表的《国际人权宣言》指出：“每个人都拥有受教育权……大部分人都应有机会接受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更高一级的教育则应在品质的基础上对所有人开放。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并增强人们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三、职业教育正在求得全球化的“解放”
　　
　　 科学技术推动了人类的工业化进程，也使国家主义膨胀起来；科学技术进而推动了人类的信息化发展，又使全球主义成为必然选择。全球化趋势的挑战为世界各国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地平线，国家富强需要的不仅是生产劳动，不仅是夜以继日地在机器上劳作，还要通过有创造性和合作精神的个人来建构一个正义和团结的社会。在全球化背景下，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思想越来越被各国认同；“被缚”的国家主义职业教育正在求得全球化的“解放”。
　　 我们正在迈向一个信息社会，新技术在其中将越来越成为唾手可得而广泛应用的东西，因此，教育系统和学习都将会有许多新的选择，从而对正规教育构成新的机遇和挑战，使其作用和功能发生改变[5]。
　　 全民教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自1946年成立以来持续追求的目标之一。每一个人都应具有基本的学习机会，并通过学习来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以获得有尊严的生活和工作。这就是说，“全民教育必须与教育最具生产性的要素联系起来”[6]，特别是要与职业教育联系起来。
　　 学习本身就是财富，“知识与思想不是货物，它们不仅是有待开发、利用，然后被弃置一旁的‘人力资源’，而且还是为改善提高个人与社会生活质量而有待培养的财富”[7]。1996年，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UNESCO提交的报告《学习：内在的财富》（德洛尔报告），重申了这一概念，特别提出在新信息技术时代，教育大厦必须以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学会共处等四大支柱为支撑，“必须给教育确定新的目标，必须改变人们对教育作用的看法。扩大了的教育新概念应该使每一个人都能发现、发挥和加强自己的创造潜力，也应有助于挖掘出隐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财富。”[8]
　　 教育是任何发展策略的一把钥匙，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则是其中首要的钥匙，它能改变工作的世界，改变经济，消除贫困，保护环境，提高生活质量。这就给了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一个任务，就是为全民教育提供有力支持，特别是为这一需要最为迫切的发展中国家。当培养学生成为有效率、有技能和有能力的工作者的时候，也可以同时培养成为有生产能力的、负责任的公民，以及更美好明天——可持续发展未来社会——的创造者[9]。
　　
　　 四、从国家化到全球化：德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案例分析
　　
　　 “全球化现象”给世界教育带来了超过任何时代变化的复杂性。
　　 就目前来看，全球化与国家化、现代性与民族传统的矛盾非常突出；全球化甚至促成了更强的排斥性、经济不平等、教育的悬殊和知识差异。“信息高速公路享用机会不平等的问题，由于英语在传媒及因特网上所占有的支配地位而更趋复杂化”[10]，“更加危险的是，全球化现象也同样出现在犯罪活动方面。边界更加开放，信息和货币更加畅通无阻，从而为走私、毒品、武器、核原料，甚至贩卖人口等非法交易，为恐怖主义分子和犯罪分子拉帮结网及‘洗钱’现象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11]
　　 以德国为例，看看这个典型职业教育强国的教育脚步如何从国家化走向全球化，并分析德国职业教育在全球化和新信息技术时代所面临的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国家主义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为经济腾飞和国家富强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智力保障。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邦德国根据国家基本法推行自由民主政策，教育归属各州自治，国家政策保障非国家性的社会力量投入教育事业，所以企业开始积极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20世纪60年代中期，德国关于全民教育和教育机会均等——让工人子弟、农民和女性青年享受同样教育的呼声很高，受此影响，各州的教育政策和财政开始重点支持完全中学和高职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通道被打通。
　　 必须指出，德国的国家主义政策在“二战”后消失了，而国家主义文化传统却并没有消失；虽然法律赋予教育独立自主权，但是在学校发展上时时可以看到国家干预的影子。“职业教育政策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雇主协会、雇员协会和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经济界（雇主协会）历来竭力维护自身的自主权。经济界之所以主张由企业掌握职业培训的权力，是因为他们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职业培训是职业活动的一部分，也是职业自由的一项基本权利，国家只能对经济界及其自我管理机构（协会）忽略的培训，通过法规的形式或补充性地插手职业培训（帮助原则）。”[12] 问题在于，经济界的培训范围狭窄、培训内容不广，尤其是难以在培养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培训就需要国家教育的帮助，而国家教育也很乐于介入企业培训。由此，学校与企业就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69年生效的《联邦职业教育法》确定了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双元制”模式，而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联系也在此后愈发紧密。
　　 可以认为，“双元制”模式是德国职业教育试图从国家化步入全球化的一种产物。不过，仅仅用“国家化”和“全球化”的转变来概括德国职业教育发展无疑是太过简单了，德国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始终贯穿在其政治与经济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德国开始从工业化社会步入信息化社会，传统的职业教育“双元制”模式受到挑战：一是传统的“专业工人”数量在减少；二是经济全球化使德国很多第二产业中的支柱企业纷纷把经营目标转向国外，而过去容纳大量“专业工人”的国内企业在减少；三是传统的理论和工艺技术必须与计算机技术紧密结合，迫使职业教育必须调整教育内容；四是传统的“双元制”模式基本上是“上岗培训”，而新时期的职业教育要求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终身学习意识；五是由于德国近些年经济不景气和失业人数偏高，不少企业（特别是新兴的中小型企业）不愿或无力提供培训位置，致使有些行业的职业教育相对萎缩或发展缓慢，这在德国东部各州表现得尤为明显。
　　 为了在高等教育中处理好学校与企业的关系，使学校为纳税人负责，“首先，教育政策和文化部官员必须解除对高校的束缚，废弃目前法律所规定的多种多样的、不断翻新并繁琐无比的干预；其次，教授必须能够真正实现高校和学术的自治”[13]。与此同时，大学不能因为和企业密切联系而“仅仅成为未来职业的培训机构和经济社会未来所需职能的培训机构”[14]，大学必须承担更多的职责。
　　 总之，在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变的过程中，职业教育必须从传统的“岗位培训”发展到关注更多的问题，特别是可持续发展问题。比如，职业教育应关注“经济素养”、“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管理小型企业”等经济的可持续性；职业教育需培养人的批判性思维和实际能力，以推动环境的可持续性；职业教育要向传统的“人与工作”关系提出质疑，开发个人认知、情感和行为方面所有的能量和能力。
　　
　　 五、职业教育的“被缚”与“解放”：人类追寻美好生活的渐进历程
　　
　　 回顾整个人类历史，我们发现，教育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从“少数人的事情”向“所有人的事情”奋斗的过程。一开始只有“大学教育”，哲学家是教师，他们是启迪智慧的智者；学生所获得的是远离“劳力阶级”的知识和道德体系。后来，有了“小学教育”。国民教育体系是欧洲社会在宗教改革以后逐渐孕育的，这个过程相当漫长。直到19世纪初期，工业革命之后，才开始形成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现代学校制度。社会的职业分工增多，教育目标多元化，小学、中学和大学这样一个完善的教育体系建立起来，而过去被教育排斥的劳力阶级也可以进入学校读书，他们从小学读到大学，然后工作。
　　 毫无疑问，在工业化背景下诞生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最初一定是国家主义的，是为“国家富强”而设置的。早期的工业发展对技能的要求相对较低，工作技能的获得并不很依赖教育机构的支持。所以国家控制教育的力度并不大。但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社会对于新技术人才的需要增加了，这个时候，教育就成为国家富强的直接推动力量，因为教育能够及时为企业提供技术人才。
　　 建立国民教育体系的主要推动力在于两大需要：为国家提供训练有素的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军事人才；传播主流民族文化，向国民灌输民族意识，从而为迅速崛起的民族国家打造出政治文化共同体，以巩固主流阶层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导地位[15]。
　　 在国家主义的学校教育制度中，职业教育是被捆绑的。这个时候，一切教育都围绕着企业财富的积累进行，人自身的价值是次要的，这就必然出现马克思所批判的人的异化现象。当时，纪律教育比技术教育还重要，“虽然工厂生产并没有要求工人掌握新技能，但却要求工人形成新的行为习惯，服从日常作息时间、单调的工作和严格的纪律，所有这些只有通过教育来实现。”[16]
　　 随着社会工业化程度的加深，教育和工作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即教育的功利主义色彩越来越浓，而“被缚”的职业教育正是在这个时候得到了迅速发展。过去，学校和工厂是两回事，教育就是教育，工作就是工作，在学校学习结束后才可以去工厂工作；而那种“工作过程”知识被认为完全可以在工作中自然形成，或者经过简单训练就可以获得。而现在，教育和工作结合在一起，“工作过程”也是知识，也能进入教育内容，这是对传统教育思想的一个伟大颠覆。
　　 教育国家化是一种控制力，在工业社会是必需的。因此，职业教育在工业化时代成为实现国家富强的秘密武器。当学校和企业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所出现的问题就是，学校教育如同大规模生产的工厂一样，其目的在于满足大规模生产的需要。这种国家主义教育必然要依靠以教师为中心的讲座、死记硬背、问答和指定课程，来把人成批地加工生产出来，用所谓班级或标准的方式把他们按年龄和知识掌握程度进行分组。
　　 基于教育为国家富强服务这一思想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这是每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必由之路。比如，当新加坡的工业化起飞之际，该国的教育体系进行了调整，以便为其特殊的工业培养知识型的大学毕业生和技术员。然而，国家主义职业教育一定是暂时的，教育的本质是为个人的幸福生活服务，而不是通过压抑个人来富强国家。就拿德国来说，虽然国家主义职业教育为其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高效的支持，但是最长远和高效的社会控制工具其实是自由政体。正像联邦德国前总理所指出的，德国不会回到俾斯麦和容克地主统治时代，尽管那种国家主义政策是高效的，但它属于一个旧的历史阶段，如今，“对德国的风尚和政治水准持悲观主义态度无济于事，相反，理性会告诉我们：德国的民主制度和基本权利意识从未像20世纪末这样牢固”[17]。
　　 人是美好生活的追寻者，“国家富强”并不意味着国民有人生的幸福感。我们需要一个既有生产力又和谐快乐的社会，职业教育应为这样的社会培养幸福的生产者，他们不仅是能干的技师，也是相互理解、彼此关心和具有幸福感的个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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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14][17][德]H.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M].柴方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3.60.61.102.
　　[3][4][15][16][英]安迪·格林.教育与国家形成：英、法、美教育体系起源之比较[M].王春华，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72.41.337.62.
　　[5][6][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编.教育展望（中文版）[J].华东师范大学，译，2005（4）：15.7.3.
　　[7][1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编.教育展望（中文版）[J].华东师范大学，译，1998（2）：8.16.
　　[8][1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报告[M].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76.26.
　　[12]孙祖复，等.德国职业技术教育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79.
　　
　　From Nationalization to Globalization: The “being Restricted” and “Libe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XU Ping-li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Shenzheu Polytechnic, Shenzhen Guangdong 51805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major capitalist countries，during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 nationalistic vocational education being taken as a part of strategy for national prosperity had been developed rapidly. During this period，vocational education is restricted to the utilitarianism. The thought of lifelong education and universal education form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th century had got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o a “globalism vocational education” period; meanwhile, nationalistic vocational education being restricted has been obtaining the globalized liberation. In other word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industrial age to information age,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gradually extended from traditional “job training” to the education which pay attention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eople,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cultivate “happiness producer” for future society.
　　Key words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being restricted; lib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