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以诗为词”的历史主义阐释|苏轼以诗为词的表现
时间：2019-05-15 03:24:4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苏轼对宋词创新最大的成就体现在“以诗为词”，而“以诗为词”的标志性理解，就是能够在诗里面有体现的内容，都可以用来作为词的创作来源和题材。本文拟从传统的对苏轼“以诗为词”的评价人手，运用詹姆逊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结合苏轼的具体的词作对苏轼“以诗为词”进行分析和阐述。
一
关于苏轼“以诗为词”，这一说法伊始其实是对苏轼词的一种贬斥，宋人陈师道评论苏轼的词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这也是最早提出的关于苏轼“以诗为词”的说法。但是陈师道并没有就这一问题进行明确地说明，只是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说法。对此，南宋初的胡仔却持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他认为苏轼的佳作很多。后来，随着历史的推进和发展，文坛上对苏轼词作持褒奖意见的也越来越多。众多的研究者也对于苏轼的“以诗为词”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和论述。
笔者认为上述各种说法都是以苏词或苏轼的词论为考察对象的，是将苏轼的倾向置于一个事先确定的范畴，即人为设定的、孤立的、与社会历史语境脱离了关系的文学范畴。
二
对于苏轼词的特征，王国维概括道：“东坡之词旷”，叶嘉莹先生则称之“超旷”。而苏轼词的这两个特征是通过以下两个方面体现出来的：
首先就是苏词的“超旷”是通过词的题材所反映的“境界”表现出来的。总览苏轼的词的风貌，除却传统的婉约清丽外，就苏轼的“以诗为词”来说，我们说苏轼使词的题材更加的宽广，同时就是通过这种宽广的题材也使词的境界空前的开阔了。那么，反映在苏词的创作实践中，究竟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呢，大概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苏轼在他的词里面抒发了爱国情感
诗言志，词也可以。“言志”是宋朝诗人创作诗歌的核心内容，也是宋人诗文中比较普遍的创作内容。但在“词”里表达士大夫文人治国平天下之志的，在苏轼之前是非常罕见的。众所周知，赵宋王朝历经300年，期间内忧外患，诗人的爱国情怀也就从未间断过。然而，词坛之内的爱国诗作却不多。为此，苏轼的爱国词作对于宋代文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活动的开展也是以北宋中叶的诗文革新运动为契机的。北宋开始，国家得到了大统一，经济文化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进步，社会相对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上层文人士大夫便开始沉醉于眼下的太平盛世，开始不断地歌功颂德，玩弄风骚，以至于那种浮艳的文风一度又盛行开来。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宋代自建国以来就先天不足，边境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国家的疆土也不是很完整，相比汉、唐盛世相去甚远。此外，社会上大官僚、大地主兼并不断，社会矛盾一直处于相对尖锐的状态，政治斗争也没有丝毫停歇。苏轼所处的北宋中期，社会矛盾已经很明显了，但是上层的统治者为了粉饰太平，有意提倡诗赋，加重了社会上萎靡不振之风。而随着文官政治的推行，科举制度的完善，士人阶层自尊心和政治责任感逐步得到提高与恢复，士大夫不再只是儒家经义的阐释者，而且同时成为儒家思想和政治主张的实践者，推动了诗文革新运动。
(二)以农村田园入词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从那时开始，我国的古诗里面就有很多描写农村田园的作品。但因为诗词分流的偏见，中唐以来的词作里面很少有描写农村题材的词作。
苏轼的《渔父》四首，分别写了渔父的四种不同的状态，但他的田园词《浣溪沙》五首，给宋代的词坛开创了一种新的风格。面对友人的真挚感情，面对美酒歌舞，面对漫天大雪，他不仅想到了自身的生活困境：“空腹有诗衣有结，湿薪如桂米如珍”，更写道：万顷风涛不记苏。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据傅干注：“公有薄田在苏，今岁为风涛荡尽。”一方面，置个人的生计不顾，一方面推己及人，但愿瑞雪丰年，民生安足，则己百愁全无。这又是何等高尚的胸怀与情操!苏轼把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白居易《新制布裘》以及乐府诗中关怀人民生活疾苦的优良传统，带进一向以轻柔婉约风格见长的令词中，这无疑是对之前词作的一项重大突破。虽然面对北宋社会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苏轼并没有去刻意地描写那些表现农民疾苦的场景，而是转而描写这样一些富有诗情画意的农村田园的场景，并使自己深深地陶醉于其中，那些外界的沉重的压力、责任、负担表面上看起来都瞬间消失了，那么事实上真的是苏轼陶醉于其中吗?这种看似“超旷”的背后又隐匿着怎样的史实呢?苏轼试图转移的矛盾又是什么呢?这里，我们先放下这个疑问，继续看苏轼在词作的另一个方面是如何表现这种超旷的。
(三)对传统题材的拓展与延伸
诗言志，词言情。苏轼的言情词一贯别具风味，独具特色，不仅如此，苏轼的“以诗为词”，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言情词的范围和外延，把传统的男女之情继续延伸到手足之情、师友之情。苏氏兄弟，每一个都是才华横溢，经韬纬略的，他们对时事政治的各种看法也有些相似。他们经常通过诗词唱和的方式来彼此交流，交流的内容又不仅仅是兄弟之间单纯的感情内容，还经常涉及广泛的社会内容。苏轼致力于词的题材与境界的开拓，的确做到了“诗词一体”，他所作词的题材、境界与诗也大体相同，都表现出一种超旷的特质，即使是描写男女私情，苏轼也没有局限于男女的花前月下之中，而是表现出一种既缠绵又旷达的情趣。苏轼把言情词的范围无限地扩大了，在言情之中，有意识无意识地又把一些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涵盖进来。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苏轼在“言情词”中并不是片面的言情，而是在言情之中包含着一种对社会、人生深深的思索以及对现实的忧患意识，这就是苏轼词“超旷”的背后所隐含的社会的现实以及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面对现实不可调和的矛盾，苏轼又是如何解决的呢?我们还是放下这个问题，再来看看苏轼在他的词作创作方式上的又一超旷的表现。
其次，苏轼词“超旷”体现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在创作方式上，苏轼打破了传统的关于词创作的藩篱，具体体现在不以词意就词律，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上文曾谈到苏轼填词有不协音律之作，并因此为李清照等所诟病。认为填词若“不谐音律者”，所作的词便是“句读不葺之诗”。
在创作实践中，词比之于诗，对作者在形式上的束缚显然更多。有鉴于此，陆游曾说：“先生非不能歌，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宋人王灼也说：“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以上两位都有为苏轼开脱之意，因为“非醉心于音律者”似乎有不熟悉音律之嫌，而“不喜裁剪以就声律”更是间接指出苏词的确有不谐音律之作。
以上，我们主要通过苏轼具体的词作以及苏词的创作背景及苏词、苏诗的比较，总结出了苏词创作之中所表现出来的最显著的特征，正如王静安所说的“东坡之词旷”的这一显著特征。在这里，我们沿用叶嘉莹先生对苏词特征的概括，即“超旷”这一本质特征。
三
中国封建文人，大多是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而踏人社会生活的，而苏 轼可以说是一个尴尬的典型。
首先，苏轼性格特征的文化基础——儒学和理学。每一个人都处于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背景之下，那么就必然受到当下的时代精神的感染和浸润。儒家文化造就了苏轼匡扶天下的济世之志。嘉佑年间，苏轼就是怀着“奋力有当世志”的宏大抱负进京的，然而北宋的社会现实并没有给苏轼提供一个施展雄才大略的机会。宋明理学的发展的个人生活际遇则培养了他圆通、豁达、乐天安命的性格特征。
其次，理学为苏轼提供了处世之道。宋代可谓是一个大起大落、大荣大辱、大安大危的历史时期，表面上看虽然一番太平盛世的景象，但实质上，各种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却从未消失。这些文人志士不愿意放弃在这种交叉的社会现实中求生存的机会，但是历史的进步使得他们已经无法拖住历史的车轮。另一方面，现实的交叉变化使得他们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生活自如，有一定的伸缩弹性，从而把内心强烈的情感和欲望转化成精神上的平衡与和谐。
詹姆逊在《论阐释：文学是一种象征性行为》关于阐释的第二个视阈中明确地提出“意识形态素”这样一个概念，詹姆逊在阐述这个概念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所谓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包含两方面特质的结构，其本质特点在于它既能体现一定的思想还能表现一种元叙事。”
生活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苏轼词作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超旷”的精神特质，在这里，它一方面表现的是苏轼面对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时的一种信仰，在另一个方面的体现也能说是一种元叙事，是和一定阶层相关的理想的记录。苏轼的个人作品其实是士大夫群体的阶级话语，这种精神修养的实质，是维护现行的统治秩序，取消一切改革的实践行为。艺术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写作也不是语言的游戏，而是人生价值的选择；不是逃避现实的工具，而是复杂心态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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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虞晓伟.谈苏轼的“以诗为词”[J].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1(06).
[4]莫砺峰.从苏轼苏诗之一同看苏轼“以诗中国文化研究”[J].2002(夏之卷).
[作者简介]
张毅蕾(1986-)，女，江西贵溪人，硕士研究生，景德镇陶瓷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吴国剑(1981-)，男，江西浮梁人，硕士研究生，景德镇陶瓷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英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