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定义【关于现代性的研究综述】

　　 　　 　　 　　 　　[摘 要]现代性属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领域。西方学者主导着过去、现在乃至未来关于现代性研究的话语权。中国学界对现代性的研究不能脱离西方的理论背景，需要对西方关于现代性的概念和发展历程进行综合性地分析和梳理，并以此为框架研究中国的现代性。要在对比中西方现代性差异的基础上，加深对中国现代性的认识和理解，从而赶超西方的主导地位并实现中国现代性的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性的进化；中国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2）03000000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性问题几乎成为西方哲学、史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研究领域的核心和热点问题，吸引了众多思想家的注意力。再加上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使得现代性问题的讨论更是纷繁芜杂、众说纷纭。面对这种情形，必须对西方关于现代性的概念与进化历程进行系统化分析，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现代性并促进其发展，通过不断增加中国的现代性特征，加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一、现代性的概念
　　 随着关于现代性研究在不同领域的展开，产生了各学科、各领域意义上的现代性概念。“含意丰富的概念往往也是最不容易定义的概念……现代性这个词就属于这种情况。”[1]（P10）因此，本文选取了现代性研究影响比较大的社会学和哲学两个领域对现代性的概念进行综合性分析。
　　 （一）社会学意义上的“现代性”
　　 很多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对“现代性”进行表述。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突出了现代性的社会制度安排和社会生活层面[2]（P1）；德国的乌尔里希·贝克认为，“所谓‘现代性’，是指西方世界的社会组织模式、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3]（P39），在研究中引入了文化的视角。
　　 而英国的社会学家杰拉德·德兰蒂作为集大成者，认为我们不能将现代性局限于其中任何一个纬度。在他看来，作为一个文化概念，现代性是指一个社会自我解释和基于知识行为的能力；作为一个社会概念，现代性是指处于建构的社会关系之中的社会制度的领域；而作为一个政治概念，现代性是指社会角色在承担具体情况时，发现了自我并通过由此带来的创造性和学习能力，以促进社会改变的动态运动[4]（P1112）。德兰蒂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比较全面地研究了现代性的概念。
　　 （二）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
　　 法国哲学家、思想家福柯是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在《何为启蒙》中把现代性视为“一种态度”、“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或一种“精神气质”。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将现代性视为一个在十八世纪才进入生活的中心的启蒙的、未完成的“方案”[5]（P1）。
　　 与哈贝马斯对现代性和理性的推崇相反，利奥塔则是后现代主义的始作俑者。他拒斥以理性为根本特征的现代性并要重写现代性，是他“首先使现代性概念变得如此著名”。利奥塔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大叙事(grand narrative)，这个大叙事带有垄断性、强制性，并成为现代专制的合法性论证。利奥塔认为，德国法西斯屠杀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最能代表现代性合法性的丧失，甚至代表着理性本身的“毁灭”和“清算”。由于“元叙事”在现代性事业中起着如此重要的赋予合法性的作用，因此对“元叙事”批判构成了利奥塔现代性批判的核心。
　　 在当前的现代性研究中，美国学者詹姆逊没有像其他有些学者一样去抢夺现代性话语权，甚至有些为现代性研究泼冷水的味道。他认为，“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既不是哲学的概念也不是别的概念，它是一种叙事类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放弃对现代性进行概念陈述的徒劳努力……放弃我们分析现在时所用的现代性，更不要说我们在预测未来时的情形，这样做无疑能够为推翻一些现代性意识形态叙事提供一种有效的手段。”[6]（P173）
　　 总之，关于现代性的概念之所以如此众说纷纭，既是因为研究视角的多样化，更重要的是研究者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差异，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殊的话题。这些带有时代精神的话题不但包蕴了这个时代所特有的社会文化意味，而且不断地挑战现有的理论和观念。因为“现代性的观念总是为许多思想家反思他们时代的文化特性和社会变化方向，提供了一个思想上的或历史性的参照系。”[4]（P1）
　　
　　
　　二、现代性的进化
　　 “现代性的历史，最好看作是现代性的多元文化方案、独特的现代制度模式以及现代社会的不同自我构想不断发展、形成、构造和重构的一个故事。”[7]（P45）而这个不断发展、形成、构造和重构的“故事”，就是讲述现代性的兴起、批判与颠覆现代性以及重建现代性的进化历程。
　　 （一）现代性的起源
　　 英国哲学家斯蒂芬·图尔敏在《国际都市：现代性的隐藏议程》中探讨了现代性的起源。他发现有人将现代性追溯到1436年古腾堡发明活字印刷术，有的追溯至公元十五世纪路德对教会权威的反抗，有的追溯至1648年三十年战争的结束，有的认为1776年的美国大革命或者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8]（P5）。哈贝马斯则认为现代性起源于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将现代性研究与启蒙理性联系在一起，并认为黑格尔是第一个试图“用思想来把握”现时代的哲学家，他不仅是第一个把现代性解释置于哲学领域的人，而且也是第一个发现现代性危机的人。
　　 与哈贝马斯不同，福柯认为康德是第一个把握现代性的哲学家。1784年，60岁的康德应《柏林月刊》之邀写了一篇《何为启蒙》的短文，福柯将其视为“现代性态度的纲领”。文章开宗明义：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启蒙运动的最重要成果是打碎了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束缚，理性和知识得到了广泛传播。“知识就是权力(力量)”的观念成为一种信念，宗教─形而上学的统一让位于理性的统一。
　　 （二）批判现代性
　　 卢梭以怀疑的态度来看待现代性，是启蒙现代性批判的始作俑者。卢梭对现代性的反应是矛盾的、复杂的。正如他在《爱弥儿》一书中开篇就提出的：“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人手里，就完全变坏了。”这深刻地表达了卢梭的疑虑，人类在其“进步”过程中取得了一切成就，无论知识、艺术、精致的生活等，非但没有赋予生活以新的价值和意义，反而被剥夺了意义。文明人割断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主题后来成为批判现代性的主旋律。
　　 黑格尔最早意识到建立在理性和主体性基础上的现代性产生了分裂，社会无法完成统一。在他看来，绝对理性是克服现代性困难、防止社会分裂的最佳途径。黑格尔借助于绝对理性在主体哲学范围内克服现代性危机，从而奠定了现代性批判话语的基础。而韦伯作为现代性中关于理性研究的集大成者，在对现代性中的理性备加推崇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过度理性的担忧：理性会从“一件轻轻披在圣者肩上的薄外衣”变成囚禁人的“铁笼”[9]（P175）。
　　 作为现代性的“第一位批判家”，马克思提出了一整套对西欧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批判原理。他敏锐地发现了资本主义深刻的矛盾特性:一方面，资本主义是一种巨大的解放力量，无论是生产力的解放抑或人们思想的解放(理性原则)；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是一种巨大的压迫力量，在对无产阶级压迫的同时也撕碎了温情脉脉的面纱，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酷的权力关系和社会关系。
　　 与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并批判现代性不同，齐美尔则通过对货币和大都市生活的研究，阐述了生活在货币经济和工具理性奴役下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生存境遇——“文化悲剧”。在齐美尔看来，所谓“文化悲剧”，就是在现代社会里，无限泛滥的客观文化对主观文化越来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从而造成个体的压抑、特性的丧失，人类逐渐被自己创造的文化所控制。
　　 （三）颠覆现代性
　　 对现代性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后现代思想的兴起。后现代性针对现代性的核心概念——理性、主体性进行了根本性的否定，同时也对现代性中的元话语进行了解构与重读。
　　 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颠覆可以追溯至德国哲学家尼采。1888年，在现代性的鼎盛时期，尼采就宣告“虚无主义站在门槛上”、“上帝死了”，将矛头直指现代性的起源——启蒙运动。
　　 “后现代”这个术语最初在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一书出版后流行。因此，法国学者利奥塔也被称为后现代性的创始者。利奥塔指出：“从最简化的意义上，我把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10]。利奥塔认为，现代性中的元叙事所要求的“共识违背了语言游戏的异质性”，后现代正是对这种“伪善的元叙事”的怀疑，这种“恐怖的元叙事”不仅掩盖了多样、别异的真实生活，而且扼杀了多面而丰富的人性本身。在现代性这一庞然大物倒塌之后的废墟上，我们将发现生活的本来面目：多元、异质、差异、论争、矛盾，而这就是后现代的真实情形。
　　 鲍曼认为，自现代性诞生之时，后现代性也如影相随，两者是共存的。他在答复丹尼斯·史密斯的回信中，曾用一个更为生动的比喻来审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孪生关系:后现代犹如一根刺从一开始就插入现代性的身体之中[11]（P277）。作为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之一，鲍曼提出，现代性实际在西方历史上体现为两种规划：一种是伴随着启蒙运动一起成长的文化规划；另一种是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一起发展的生活的社会形式。虽然他也指出现代性不等同于现代主义，但他同时强调，在现代主义中，现代性反观自身并力图获得一种清晰的自我意识，即呈现出现代性的不可能性，而正是这一点为后来的后现代主义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四)重建现代性
　　 现代性以坚持理性主义为其鲜明特色。因此后现代必然要与传统的理性观念相冲突。利奥塔声称“后现代主义是与理性观念的主要转变的发生相适应的”，这种转变一是采取重建理性的方式，如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二是采取摒弃理性的方式，如德里达和福柯等后现代理论的中坚人物。现代性的关键在于理性的运用和对理性的极度颂扬，而后现代则以不同的方式全盘拒斥理性，哈贝马斯对此二者明确表示反对。他辩证分析了现代性对理性的态度，提出了他重建理性的构想。
　　 哈贝马斯作为现代性的捍卫者与后现代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与后现代的始作俑者利奥塔对元叙事的否定不同，哈贝马斯捍卫现代性原则的最基本做法是坚持“元叙事”的有效性，认为所谓“元叙事”即现代性的合法性。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批评了哈贝马斯对“统一性”的追求，认为哈贝马斯类似的努力是一种关于“元叙事”的话语，而这正是利奥塔所强烈反对的。虽然哈贝马斯与利奥塔都试图对现代性进行“重建”或“重写”，但路径却是相反的:前者追求一种统一或同一的思维模式与价值，而后者却努力去消解这种同一性或统一性。哈贝马斯与后现代主义者的论争都是基于这种分歧之上的。
　　 吉登斯对现代社会的观点介于哈贝马斯和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之间，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入口”，处在现代性“激烈展开”的时代，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崭新的不同于过去的秩序之轮廓。吉登斯对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以及现代性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现象差异进行深入描述，提出对推动现代性形成的制度性维度和动力来源，并指出现代性可能产生的风险、后果以及后现代社会秩序的两种可能性图景(超越匮乏型体系和现代性严重后果)。他摒弃西方传统的主客体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独辟蹊径地运用“人的社会实践”为解决现代性风险寻找出路，提出应该采取“激进卷入”的方式对现代性加以引导，以把社会导向一个更加民主、人道、安全的全球协调体系。
　　 与吉登斯一样，贝克也反对说我们已经或正进入一种与现代性根本不同的“后现代性”时期，主张我们仍然是处在现代性之中，只不过是处在一种与以往的现代性不太相同的现代性时期。这种与以往不太相同的现代性，贝克称为“第二次现代化”或“自反性现代化”。从1990年到1992年，贝克和吉登斯、拉什分别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或使用了reflexive modernization这个概念，从而使这个概念逐渐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英文中，reflexive一词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反思的、内省的”，二是指“反身的、自反的”。与反思现代性不同，贝克等人主要是从后一种含义来理解和使用reflexive一词的。贝克明确指出：reflexive“这个概念并不是指反思性，而是（首先）指自我对抗”[12](P5)。现代性的自反性理论可以简化为这样的观点：“社会越是现代化，能动者（主体）就越是能够获得对其生存的社会状况进行反思和加以变革能力。”“与此相对照的是，现代性的自反性理论可以大致地简化如下：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越是深入，工业社会的基础便越是受到消解、消费、改变和威胁。使这种对照得以成立的事实是：这一过程可以超越知识和意识，在没有反思的情况下发生。”[12](P176)
　　 通过对现代性进化与发展的历史梳理我们发现：现代性的基本观念来自启蒙运动的精神，是启蒙精神哺育了现代性的产生；现代性的进化则是以启蒙运动中衍生出来的主体性及其相关的理性、自由、合理性等概念作为贯穿其发展和演变的主线。
　　
　　
　　三、中国的现代性
　　 谈论现代性这样一个极富经验内容的概念，尽管可以作哲学性的思辨工作，但如果完全脱离其特殊的语境，讨论的就可能只是抽象的现代性，或者至多是“在中国的现代性”，而不是“中国的现代性”。研究中国的现代性，必须首先研究现代性在中国发展演进的特殊时空条件和民族文化传统，而这些都是决定中国现代性不同于西方语境中的现代性的根本原因。
　　 （一）中国现代性之启蒙
　　 鸦片战争的尖兵利炮敲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这即是中国百年屈辱史的开始，自此中国也踏上波诡云谲的现代化之路。与西方的现代性产生于启蒙运动，对以宗教为代表的神权力量的反抗和自身爆发出来的对主体性、自由等价值孜孜不倦的追求意愿不同，中国的现代性更多的产生于对近代以来外扰内患被动性适应的结果。可以说，帝国主义的扩张和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危机的历史展现，构成了中国现代性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语境。
　　 王树人将五四运动作为中国思想观念革新和真正进入现代的标志[13]。陈嘉明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的五四新文化启蒙所批判的对象与提供的思想观念与西方不同，所产生的结果也不同。中国与西方的现代性观念都是由各自的启蒙运动所提供的，并且在共同的意义上，启蒙都是要使民众的思想摆脱愚昧的状态。但不同的是，西方的启蒙针对的是宗教迷信所造成的蒙昧，而五四的启蒙针对的则是世俗的儒家封建文化。尤其是五四的启蒙面对的是一个处于危亡中的中国，它首先是一个爱国救亡的群众运动，负有救亡的使命。所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关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研究，都应该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展开。
　　 （二）中国现代性之反现代性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十月革命的胜利给苦苦寻求现代性动力的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希望。可以说，十月革命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路径——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的旗帜下，阶级斗争不但成为现代性的国际潮流，而且也是加速人类历史前进的革命武器。从法国的巴黎公社到俄国的十月革命，阶级斗争产生了一种新型的现代性道路，一种与西方模式不同的苏维埃模式。阶级观念乘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飓风进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苏联意识形态，以彻底的“反西方现代性”的方式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标志着一个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的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在承认自己落后于世界之后、力图以跨越式的方式对世界先进的追赶。阶级斗争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形式，并最终完成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
　　 中国现代思想包含了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然而，在寻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特定语境中产生的深刻思想却在另一方面产生出反现代的社会实践和乌托邦主义:对于官僚制国家的恐惧，对于形式化的法律的轻视，对于绝对平等的推重等。在中国的历史情境中，现代化的努力与对“理性化”过程的拒绝并驾齐驱，构成了深刻的历史矛盾。
　　 假如我们仍沿用“现代性反对现代性”的悖论表述，那么一个隐含的逻辑前提是至少存在着两种现代性。这个问题正是西方哲学、社会学理论和文化研究晚近热门话题之一。特别是在后现代问题凸显之后，现代性内部复杂的张力便彰显出来了。
　　 （三）后现代性在中国的兴起
　　 现代性在中国尚未尘埃落定，后现代性却借着西方后现代浪潮的“东风”在中国悄然兴起并企图在世界后现代的研究与发展中占据一席之地。“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是解构主义、第三世界理论和后殖民主义。但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从未对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作出历史分析，也从未见到一位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的信徒对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的关系作细致的历史分析。
　　 2002年8月，被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追捧的詹姆逊在上海作了题为《现代性的幽灵》的演讲。演讲在上海的《社会科学报》发表后，立刻就引发了部分中国学者的不满，论争也随之展开。尤其是在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那里，情绪空前高涨，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领头人”的形象轰然倒塌，反被讽刺为“文化教父”、“布道者”。实际上，有些中国后现代主义者对詹姆逊的讨伐有浓厚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在起作用，他们利用后现代理论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批判，论证的却是中国重返中心的可能性和他们所谓“中华性”的建立。因此，当被詹姆逊单一现代性模式的结论所激怒时，当后现代主义者言辞凿凿地批判詹姆逊的西方情结和殖民主义心态时，我们千万不能被一时的感情冲动、被一些表面的现象所驱使，而应该冷静下来，保持我们的问题意识，进而探究这些现象下遮蔽的真问题，思考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我们当然应该肯定包括民族意识、民族价值、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等在内的民族主义，但前提是必须对其予以正确的辨析，继承那些合理的、与现代价值相吻合的、有利于我们民族发展的精华，抛弃那些落后的、陈腐的、与发展背道而驰的糟粕，而不能形而上学地全盘接受或拒斥。
　　
　　
　　四、中国现代性的未来与发展
　　 中国的现代性应该何去何从？张旭东的提醒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真正富于创造性的理论，只能产生于‘本土’知识分子将西方理论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社会政治实践过程中。”[14]
　　 经由一个多世纪的反复探索和实践，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名之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走向现代文明、培育中华民族现代性的道路。而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复合体。当前挑战着中国、推动着中国发展的，实际上有三种现代性：一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二是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三是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现代性，三者互相制约而又积极互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是由这三者构成的一场现代性的三重奏［15］。所以，中国现代性的未来最终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性，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这一现代性也将最终形成。可以预见，中国的这种现代性将成为继西方现代性之后的一种新的现代性而受到全世界的瞩目。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已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提高，并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的理念中彰显其鲜明的传统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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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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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Jürgen Habermas.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Twelve lectures[M].The MIT Press，1987.
　　[6][美]詹姆逊，[中]王丽亚.对现代性的重新反思[J].文学评论，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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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Stephen Toulmin.Cosmopolis:the hidden agenda of modernity[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9][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0][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
　　[11][英]丹尼斯·史密斯.后现代性的预言家:齐格蒙特·鲍曼传[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12]Ulrich Beck，Anthony Giddens，Scott Lash.Reflexive Modernization:Politics，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M].Polity Press，1994.
　　[13]王树人.中西现代性论纲[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2).
　　[14]张旭东.詹明信再解读[J].读书，2002，(12).
　　［15］姜义华挑战中国：现代性三重奏［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1）
　　
　　
　　责任编辑：张新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