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吉视家事_书写家事中的女性文化
时间：2019-04-11 03:13:57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本文以朱厄特代表作《尖尖的枞树之乡》为例，探寻作家利用双重话语写作策略，坚持书写家事中的女性文化，通过药草医术、女性互访、家庭聚会等日常家事展示女性的智慧、才能和价值，从而突破美国十九世纪末男性文化将女性经验家事化的限制，从一个侧面揭示作家的女性观。
关键词：双重话语写作 家事 女性文化
萨拉·奥恩·朱厄特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著名女作家。她的作品细腻、逼真地再现了故乡缅因州的风土人情，被视为“新英格兰地区卓有建树的乡土作家”[1]。这一盛名说明了朱厄特在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却一定程度掩盖了她作为美国女性文学先驱对女性经验以及女性文化的探寻和书写。朱厄特从事写作的十九世纪，美国社会以男性文化为主导，“作为沉默的群体，女性和女性文化反映并受制于男性文化”[2]。兼具作家与女人双重身份的女作家们无一例外陷入双重话语的写作窘境：她们试图通过写作摆脱男性文化对自我的压抑和束缚，书写女性经验，从而塑造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但女人的身份却不断迫使其成为“真正女性”，遵从“虔诚、纯洁、顺从和居家”四大特质①[3]。这一由男性制定的价值评判体系将女性的活动范围限定在家庭生活中，女性作家无法突破男性文化将女性经验家庭化的限定，家庭生活成为无法回避的写作主题。面临同样困境，朱厄特从不妥协，反而通过双重话语写作，超越“女性领域”被家庭化的限定，从而书写了家事中的女性文化。在《尖尖的枞树之乡》中，朱厄特透过来自城市的无名叙述者“我”的视角，塑造了一个被家庭化的女性世界——海边渔村登奈兰丁。以女房东阿尔米拉·陶德为代表，女人们坚守着各自的家庭，扮演着女儿、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这一表层叙事迎合了男性文化对女性的期望，是作家书写的第一重声音；而深层叙事下，作家通过叙事者“我”对药草医术、女性互访、家庭聚会等日常家庭琐事进行观察和描述，展示着女性的智慧、才能和价值，解构了男性文化将女性“家庭化”的限定，通过对家事中共同女性经验的书写，赞扬和重建了女性文化，是作家书写的第二重声音。
一. 草药医术彰显女性智慧
“她试图治愈的一定不只是普通的人类病痛。她的花园里长满各种奇异的植物，似乎连爱，恨，嫉妒，甚至是充满敌意的海风都能用它们制成的偏方医治”[4](4) 。
陶德太太令“我”惊叹不已的花园和疗伤手法，正是在中世纪盛极一时的传统草药医术（herbalism），维基百科将其定义为“利用植物和植物提取物治疗疾病的传统或民间疗法”。然而，伴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尤其在西方，传统的草药医术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躲进了主妇们的花园里。在十九世纪的新英格兰地区，女性就被认为是古代医术的继承者，掌管着通往草药学知识世界的钥匙。当现代医学围绕科学和化学展开，中世纪的医生和术士所掌握的草药医术“悉数传递给某些女性，使其成为古代医学知识的传承者，尽管科学拒绝承认这些医术，女性却将草药的种植和使用作为家事活动的一种流传下去”[5]，与当时社会赋予“真正女性”为其家庭成员提供慰藉和治疗伤痛的角色不谋而合。尤其在尚未遭受工业文明浸染的乡村地区，草药医术已成为主要由女性种植和使用的家庭医疗及保健方式。
在《尖尖的枞树之乡》中，陶德太太精通草药医术，乐于助人。初到登奈兰丁，“我”就发现陶德太太“钟爱草药种植”[4]（3），她在屋后开辟了一片花园，种满各种奇珍异草。虽然，“这些草药属于神秘而神圣的远古仪式，蕴藏着数百年流传下来的神秘知识”，陶德太太却以最普通的居家方式诠释了它们的用途，“在厨房的炉灶上，用小蒸汽锅提炼药草[…]这些草药被小心翼翼地分给那些正遭受疾病折磨的邻居，他们带着各式古老的玻璃瓶在夜间到来，她叮嘱有的草药务必小心服用，对有的则给予详细的使用指导”[4]（4）。陶德太太不仅自己掌握草药知识，还将知识传授给其她女性，她时常与来自内陆地区的两位妇女交流医术知识，还收“我”做学徒，替她看管草药生意。
陶德太太神奇的草药医术与象征现代医学的权威的乡村医生“达成了最佳协定”，二人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类型，前者是对“被遗忘知识”和“神圣而神秘仪式”的直觉继承[4]（4），被赋予先验主义色彩，后者则侧重经验地教育和培训，二者互为补充。表面上，草药医术为普通主妇所掌握，赋予她们不平凡的治愈能力，满足了社会对女性的期望，为其赢得尊重和认可。更重要的是，作家通过对这一寻常家事活动的探寻，发掘并高度肯定了女性知识的可贵，草药医术看似普通，却在分享中传承了不平凡的女性智慧。
二．女性互访维系女性纽带
“居家”教条将女性活动范围限定在家庭以内，赋予女性操持家务，做好主妇的职责，“十九世纪的女人们围着家庭和教堂转，为参加一丁点儿社交活动，只能成群结队地去彼此家里访问做客”[6]。除去教堂，互访成为当时主妇们突破有限家庭领域的唯一方式。在《尖尖的枞树之乡》中，陶德太太带着叙事者“我”四处拜访②，使登奈兰丁众多女性的命运得以浮出水面。主妇们不仅在互访中展示着自己操持家务的能力，更走进彼此的生活，找到归属感，从而成为整体。这一看似平凡的家事活动被仪式化、神圣化，成为连结女性们的纽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女性互访首先为主妇们提供了在平凡家事活动中展现才干和自我的可贵机会。以陶德太太及其母亲布莱克特太太为代表，登奈兰丁的女主人们深谙待客之道，她们热情好客，在门口早早守候，在最好的房间里正式欢迎，以示对客人的尊重；她们精明能干，准备美食和茶水，细心款待客人；她们善解人意，在琐碎闲谈中真诚地关心客人，拉近彼此的距离。因此，当陶德太太为远道而来的好友福斯迪克太太奉上乌龙茶，以展示礼遇和用心时，才能营造在叙事者“我”看来，“节日般盛大的气氛”[4]（57）。而“我”在拜访布莱克特太太时感受到女主人精通的“读心术”，也“源自布莱克特太太对客人发自内心的理解和同情”[4]（46）。做客的艺术同等重要，陶德太太是登奈兰丁最受欢迎的客人。在“可怜的乔安娜”和“隐士”两篇故事中，陶德太太拜访独自居住在孤岛上的乔安娜，感同身受地关爱和温暖着这位孤独而倔强的女子，与一同前来的牧师迪米克故作关心的虚伪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象征着冰冷严肃的男性权威，试图用“高谈阔论”的空洞说教说服乔安娜搬回登奈兰丁，“他不曾给予乔安娜丝毫宽恕与慰藉，反而谴责起她本就自责的良心”[4]（229）。在“女王的胞妹”中，陶德太太带“我”探望自认为和女王是双胞胎姐妹的马丁太太。对这位他人看来活在幻想之中，精神不正常的老妇人，陶德太太给与了同样的理解与同情，不仅为她带去金线和丝绸等急需的物品，还在探访过程中，处处维护马丁太太的脆弱的自尊，从精神上给予慰藉，“陶德太太是了不起的治愈者，用同情心治愈他人的心灵”[5]（205），正是她的做客艺术。 在登奈兰丁，女性重视互访，表面是对主妇身份的遵从，但究其根源，互访为女性提供了交流情感和分享生活的平台，她们的待客之道与做客艺术源自对彼此同为女人的理解和同情，因而被神圣化、仪式化，将其作为表达友爱与尊重的有效途径，成为连结女性的纽带。
三．家庭聚会探寻女性谱系
家庭聚会意指大家族成员共聚一堂的欢庆时刻。在朱厄特笔下，波登家庭聚会——这一登奈兰丁最隆重的年度盛事，其目的却不在于感念先祖，而是意图通过聚会彰显家族中女性独有的凝聚力，肯定女性的价值和意义，探寻伊瑞格瑞所主张的“女性谱系”，由被忽略的女儿、母亲和外祖母等女性成员构成，表征着女儿完全认同母亲的新型的母女关系，有助于女性主体意识的建立[7]。
聚会定于八月十五日，是天主教庆祝圣母升天的重大节日，为家族盛宴平添了隆重与神圣，也暗示该聚会意在对女性先祖的追寻。叙事者“我”与陶德太太及其母亲布莱克特太太驱车前往，又象征着女儿、母亲和外祖母三代女性成员对女性谱系的朝拜，其圣坛正是波登家族的老宅——“绿地之上一栋宽顶的低层建筑，像一只棕色的母鸡，耐心等待自己的孩子从四面八方赶来”[4]（97）。在叙事者眼中，波登老宅被明显女性化，像“一位乡村女家长”[5] (219)，因而母性十足，如磁石般吸引着家族成员的到来，彰显了母亲在家族中的核心地位；不远处，“波登家族的墓地如要塞般眺望着海湾…只是此处埋葬的多为女性，男人们或在海上丧命，或去了西部，或死在战场上”[4](97），这一悲凉的境况既展示了十九世纪男人为财富和荣誉冒险在外，女人守卫家庭的鲜明对立，也进一步确立了女性之于家庭的中心地位。
为筹备这场盛大的户外聚会，波登家族的主妇们精心准备，用橡树叶和鲜花装点餐桌，庄重而不失活波；烹制各种美食，尤其当她们奉上种类繁多的馅饼时，“我”不禁被主妇们非凡的烹饪才能和创造力深深打动，“这些馅饼不仅原料多样，外观也远远超出我之前所见，表面还用糖浆小心地写着日期和各自的姓名…一位主妇精心烤制了波登老宅的姜饼模型，格外令人惊叹”[4]（108）。宴会最后，这份美食被仪式般郑重地共同享用，象征着家族成员对“家”的忠诚和许诺，波登聚会达到顶点。叙述者将其制作者，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比拟为“艺术家”，对女性才能的赞扬达到极致。在此意义上，家庭聚会不是“日常家务在规模上的扩大”[8]，而是女性创造力的集中体现，是女性意义和价值的升华。家务艺术成就家族聚会的神圣时刻，主妇们也从家务琐事背后走上前台，居于家庭的中心。可以说，女性于平凡的家事中展示的非凡才能，实现了对家族成员的凝聚，体现着女性向心力的真正价值。
当家庭聚会成为展示女性凝聚力的舞台，叙事者最终确信，在波登家族的男性谱系之外，存在一个由女性成员组成的女性谱系。在谱系顶端，作为女家长的正是慈爱的老母亲布莱克特太太，“她和牧师们一起走在家族成员队伍之前…她的座位被安排在最显著的位置”，显示“女王”般尊贵的地位[4]（105）。盛宴上，“陶德太太为我分得一块写有‘波登’二字的苹果派，自己则吃下‘团聚’二字”[4]（108），在陶德太太的指引下，叙事者也被写进波登家族的女性谱系，正式成为波登家族的养女，“真心感到自己是波登家的一员”[4]（110），不再是初到登奈兰丁时内心饱受煎熬，孤独无依的陌生人。至此，女性谱系展现着超越血缘、年龄、身份和地位的包容，其向心力不仅凝聚着本家族成员，也慰藉着其他女性孤独的心灵，为她们找到归属，使其获得精神和情感上的富足。
在《尖尖的枞树之乡》中，朱厄特通过对居家生活中草药种植、女性互访和家庭聚会等一系列女性经验的探寻和肯定，书写了虽然被家事化却能够得到所有女性的认同和分享的女性文化，具有超前的意义。家事这一有限的女性生活领域为女性展示自我和实现自我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尽管没有高举女权主义大旗，但朱厄特通过表面迎合男性，实则探寻女性经验的双重话语写作，发掘了家庭生活中女性经验的价值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为人们尤其是男性了解女性文化提供了可贵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