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明确提出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中共四大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提出】
时间：2019-04-29 03:18:51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中共四大立足于当时的革命形势，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并提出了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现实路径，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开展和革命高潮的到来。
［关键词］ 中共四大 无产阶级领导权 “天然领导权”
一、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提出
1．革命形势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提出。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1922年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大会《宣言》强调了在同全国革命党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联合战线时，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应集合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旗帜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1］。陈独秀在1923年4月发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强调：“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幼稚的无产阶级只能在这种胜利的基础上“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2］。陈独秀虽然认为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他也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一体幼稚的，幼稚的资产阶级也难以依靠单独的力量完成革命事业，必须要“承认无产阶级的势力而与之携手进行”［2］。
2．国共合作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提出。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在广州召开，这次会议的形式和规程仿照了苏共。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开始。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以后，虽然两党有共同的革命目标，但是两党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显露无疑。比如陈独秀对国民党依靠一派军阀反对另外一派军阀，而不是依靠工农开展革命运动的做法提出批评，他致函国民党领袖，并在《向导》等报刊上发文批评国民党的革命道路，结果却招致国民党右派的压制和责难，甚至孙中山也对陈独秀的批评表示不满。1923年7月18日，在马林最后一次与孙中山等人谈话时，孙突然用英语说：“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中共建立不久，党员人数寥寥，却能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占据重要职权，自然会引起国民党许多老党员的担心和排挤。如何在国共合作的同时，从革命大局出发保持共产党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是中共四大召开前党内面临的最大的难题。
3．共产国际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提出。共产国际对中共早期的组织建设和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积极的帮助，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但是，共产国际一开始却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中说，“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而工人运动尚不强大，“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3］。既然如此，就谈不上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到了5月24日，共产国际《对中共三大的指示》指出：“毫无疑间，领导权应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4］尽管中共三大未能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但是这一指示对中共四大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它改正了以往决议对中国工人阶级力量估计不足的缺点，提出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应当努力实现工农联盟，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不断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竭力反对孙中山与军阀的军事合作。
二、中共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1.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含义。中共四大立足当时的革命形势，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中共四大的决议案还就无产阶级如何取得领导权提出了若干具体的方针政策，并提出工农联盟是民主革命的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5］中共四大正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其他被压迫阶级力量的，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地主买办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
2.无产阶级领导权与“天然领导权”。无产阶级“天然领导权”的思想是彭述之提出来的。1924年8月，彭述之从苏联回国，到上海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和党的理论杂志《新青年》。同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四期，彭述之在《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中指出中国真正的工业资产阶级“事实上力量太薄弱”，“数量上太可怜”，根本没有气魂“管政治革命的大问题”。中国的资产阶级中反革命的成分居多，而希望革命的成分很少。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革命，而且必然会走上反革命道路。尽管中国无产阶级的数量不多，但是与资产阶级的数量比起来“要强过资产阶级无数倍”。而且中国的无产阶级具有很高的觉悟和“革命的要求”，革命的能量十分强大。彭述之指出：“在物质的基础上，在革命的觉悟上，在世界革命的环境上，以及中国各社会阶级的利益和意识之趋向上，中国的国民革命，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配作领导者，也只有它能作领导者。”而“中国工人阶级之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革命性与觉悟力都是天然的”，因此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6］这就是彭述之的“天然领导权”思想的由来。
彭述之参加了中共四大，在会上主张领导权是天然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并参与了大会决议的起草工作，中共四大通过的决议案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但是也不能简单的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天然领导权”简单等同。领导权的获得不是一句“天然”就可以获得的，还必然要结合无产阶级自身实际，制定出一系列与争夺领导权有关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关于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现实路径，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准确的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彭述之认为领导权天然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是天然领导权不用无产阶级去争，这就是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在争领导权。所以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来了个反共，我们毫无准备。”［7］周的分析不无道理，但是中共四大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虽然受彭述之“天然领导权”思想的影响，存有缺陷，但是二者并不可等同。笔者认为彭的“天然领导权”重点在强调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的必然性，而中共四大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除了强调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必然性，还更加强调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现实性，显然是中共四大深化了彭述之的“天然领导权”思想。
三、中共四大是否提出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现实路径
就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现实性而言，中共四大从国内的政治形势、革命形势、统一战线及党的状况出发，不仅提出了一系列基本思想，还通过了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及妇女运动等一系列决议案。对民族革命运动及各种群众运动作了具体的计划和安排。
中共四大以后，中共对建设群众性政党重要性的意识不断加强。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只有努力扩大党的数量才能组织和领导劳动群众有觉悟地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从中共四大到中共五大的二年零三个月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从994人猛增到57967人，增加了近60倍。党员队伍的不断扩大，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和革命形势的发展。这一切想法和措施，为党在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中实现和加强自己的领导，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可见，中共四大是力争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
参考文献：
［1］中共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
［2］《向导》第22期，1923年4月25日。
［3］《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6页。
［4］《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78—79页。
［5］中共四大《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
［6］《新青年》国民革命专号，1924年12月。
［7］《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页。
责任编辑 张荣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