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传简历_张闻天是怎样当上中共中央总书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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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15日，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下同）毛泽东、朱德、陈云、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参加会议的还有邓小平和伍修权。邓小平当时是中央队秘书长，担任会议记录；伍修权是李德的翻译。会场设在军委纵队司令部的驻地遵义老城枇把桥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公馆。这是一座相当宽敞的两层楼。会议就在公馆楼上东厢房举行。房间不大，居中放一张栗色的柏香木长条桌，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博古坐在长条桌中间的位置，主持会议。其他人随便坐。聂荣臻脚伤还没有好，每天坐担架赴会。王稼祥腹部伤口未愈，不能久坐，躺在藤榻上参加会议。正是隆冬季节，开会至深夜，屋里生了木炭火盆取暖。
遵义会议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决定与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当时敌人企图把红军压迫在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然后紧缩包围圈，“聚而歼之”。摆在红军面前的紧迫任务是跳出敌人设下的包围圈。所以，遵义会议开始后首先讨论行动方向问题。会议同意刘伯承、聂荣臻提出的建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博古作报告
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首先由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博古在解释为什么不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胜利地保卫苏区时，过分强调了客观的困难。博古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反动力量过于强大，敌人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五十万，还有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和军事顾问帮助；苏区物质条件不好；白区广大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斗争与日常斗争的领导没有显著进步；游击战争的发展与瓦解白军工作依然薄弱，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开展不够；各苏区红军呼应配合不够紧密。博古的分析，实际是用客观原因掩盖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错误造成的恶果。军委副主席、总政委周恩来接着作副报告，关于军事方面，他没有把失败的原因推给客观，着重就中央红军的军事战略和战术进行回顾、总结。
张闻天作“反报告”
在听了博古的报告和周恩来的副报告以后，张闻天首先起来作反对中央领导单纯军事防御路线的报告。这个报告，通称为“反报告”。张闻天列举事实说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退出苏区西征途中遭到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违反了过去红军在长期作战中形成的基本原则。
张闻天作“反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中央队三人团”的集体创作，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由张闻天执笔写成的。此刻由张闻天在会上讲出来，分量很重。因为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时，中央书记处（同时称常委）四人：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在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中，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而与周恩来相当。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而又有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途中的错误的军事领导，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同时，张闻天首先站出来作这个“反报告”，也是他从“左”倾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决裂的标志。
会议的进展
由于到目前为止，遵义会议记录没有找到。张闻天的提纲和依照提纲所作的“反报告”以及张闻天作“反报告”后的会议情况，毛泽东、王稼祥等的发言，虽然其基本内容都包含在《遵义会议决议》之中，但没有直接的文字材料。非常值得庆幸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党史征集、研究部门在中央档案馆收藏的历史档案中发现了一件珍贵的文献——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以下简称《传达提纲》）。这份写成于1935年二三月间从威信到鸭溪行军途中的重要文件，为弄清遵义会议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对遵义会议讨论的概况，《传达提纲》作了如下简要的述评：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即李德，下同）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陈云当年所作的这段权威性的述评，十分清楚地告诉人们，张闻天的“反报告”是他同毛泽东、王稼祥商量后拟定的，他作“反报告”时手里拿的那个批评错误军事路线的“提纲”，以及毛泽东、王稼祥在会上发表的“意见”，是遵义会议上的主导意见，得到了周恩来和除博古、凯丰和李德以外的其他同志的“完全同意”。也就是说，“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代表了党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和各军团首长的共同意见。
根据现有史料，在张闻天作“反报告”后，会议继续进行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首先，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他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说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问题。他深刻地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指出“左”倾冒险主义的“消极防御”方针的主要表现是：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尖锐地批评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说他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毛泽东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观点。他指出，正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损失。
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并提出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朱德素来谦虚稳重，这次会上也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毛泽东，依靠外国人李德，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的生命。
在前线担任指挥的各军团领导同志，都以亲身经历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赞同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只有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例外。他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左”倾错误中是一员干将，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批判的“短促突击”等，是林彪曾鼓吹过的。
周恩来是军委负责人，他在副报告中承认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同时批评李德、博古的错误。对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王的发言，他表示“完全同意”。他还全力推举毛泽东来指挥红军。周恩来态度的转变也不是偶然的。周恩来曾经分析过自己在遵义会议上与博古的态度不同的原因，他说：“……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
博古是会上被批评的主要对象之一，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没有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民主作风和光明磊落的态度。他也并非毫无自我批评精神，但受认识的局限，他在报告和发言中，“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挥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陈云的《传达提纲》中说他“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是恰如其分的。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公开反对“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的只有凯丰。他对会议表示了保留意见。
李德完全处在被批判的地位。别人都围坐在长桌子四周，独有他坐在房门口。他一个劲地抽烟。他听着伍修权翻译与会者的发言，神情十分沮丧。他表示“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他的批评”。会议过程中，他还发言为错误军事路线辩护，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李德这种恶劣态度并没有阻挡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对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大人物”的错误进行正确的批评和果断地作出结论。当然，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并没有因为李德的严重错误与恶劣态度而影响他在红军队伍中发挥他能够发挥的作用。李德在陕北也曾检讨过自己的错误，并提出“请国际讨论我的错误，并做出必要结论”。但他离开中国以后，终其一生都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晚年还写书为自己辩解，编造事实，把遵义会议歪曲为派别斗争，发泄对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的不满。
张闻天担任总书记
遵义会议就“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总结，展开讨论。会议得出的结论是：博古的总结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会议认为：“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会议指出：“我们党正是由于军事指挥上在这个时期以及西征中是基本上错误的，因此在保卫苏区与顺利的粉碎五次‘围剿’的意义上来说，以及达到西征军预定的湘西目的地来说，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这就分清了反第五次“围剿”与长征第一阶段中红军战略战术的是非问题，指明了军事指挥上路线的错误。同时，遵义会议对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又明确了责任：“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指出××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即李德）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地去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既然分清了是非，明确了责任，那么就势必要转变路线，变换领导。因此，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为此，遵义会议在1月17日结束时作了下列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委，从此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这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
会议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这意味着将解除博古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而由洛甫接替。据遵义会议的出席者、时任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回忆：“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
会议关于“取消（最高）三人团”的这一项决定，不仅撤销了博古对军事的指挥，而且正式撤销了李德的指挥权。这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以此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遵义会议的胜利，是中央政治局和各军团领导同志一起团结斗争的结果。在这中间，“毛洛合作”起到了关键作用。对此，毛泽东多次给以肯定。毛泽东在1945年6月10日中共七大会上曾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张闻天延安整风时写的《反省笔记》中，对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毛泽东的功绩和自己的贡献，也曾作过评价。只是对自己贡献的评价太过谦虚了些。他说：“遵义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和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说，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这样的历史评价是客观公正的，是恰如其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