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起孟的“跨党”身份说起 第一身份是党的书记
时间：2019-04-29 03:19:4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跨党”现象 《纵横》月刊2012年第1期新辟一个专栏“亲历新中国诞生”，并加编者按：“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参加第一届人民政?全体会议的代表大都已?辞世。全国政?办公厅新闻局当年抢救录制的视频资料，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讲述亲身参加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情景。”这个栏目就是“将他们讲述的视频资料整理成文字陆续刊出”，该期首篇《在周总理指导下做政?工作》，口述人系当年健在的孙起孟老人。
对于孙起孟先生，相信现今的中青年读者不太熟悉。在口述正文前，有一段约600字的介绍，包括他的生卒年、籍贯、学历和?历。从中可知，这位百岁老人很了不起，抗日战争胜利后，积极投身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参与筹组创立民主建国会（后更名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并先后担任了几个重要职务；1948年中，代表民建赴解放区，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参加了新政?的筹备和《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此后，孙起孟更是担负了一些重要工作，如政务院副秘书长兼人事局局长、人事部副部长、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全国政?副秘书长等。当然，他还长期担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的重要职务，如民建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副主席、主席和名誉主席。此外，他还是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位居国家领导人之列。这些介绍，给人一个总的印象：孙起孟是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是与中共“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民主党派领导人。
不过，细读孙起孟的口述记录，有一处谈到在邓颖超、邓小平相继担任全国政?主席期间，他都担任副秘书长兼学文委副主任，“邓大姐担任主席期间?常找我们开会，商量一些事情。当时我是党组成员，受到的教育很多”。党组成员？在全国政?只有中共设有党组，孙起孟如果是“党组成员”的话，那应该而且必定具有中共党员的政治身份。我用人名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果然，“百科名片”除了介绍他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的卓越领导人”等身份外，还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这一重要定位。
那么，作为党外民主人士的孙起孟，又是何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呢？我再从网上同一页面“人物简介”、“人物?历”一路看下去，洋洋上万字，居然没有一处提及此事，似有意?化。为此，扩大搜寻范围，有一篇吴象先生撰写的《悼孙起孟老》引起了我的注意。作者是早年加入中共的老干部，曾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是孙起孟的小辈亲戚。悼念文字中有一部分写了对孙是否中共党员从猜测到确认的?过。作者说，全国解放后，他得以与孙起孟及其母亲在北京重逢。有一次，他称呼“素姑婆”的孙母讲起儿子工作忙，说“你们共产党”如何如何，作者就想：“她儿子虽然被称作民主人士，在她看来也一定是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孙起孟被任命为政务院副秘书长兼人事局局长，于是“有人猜测孙起孟可能是个地下党员”。作者写道：“我又想起素姑婆的话，心想：‘我也有这个疑问。’”然而，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后，正式知道他这位民主人士是党员”。有一次，作者与孙起孟谈到党籍问题，曾问他何时入党，他说：“我入党时间很晚。”只?然一笑，没有多说。作者说：“我意识到这可能涉及党内机密，也没再追问。”显然，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孙起孟始终是作为民主党派领导人从事社会活动，共产党员的身份是机密，是不能公开的。
在这个问题上，吴象又引用追悼会印发的《孙起孟同志生平》说明，早在1939年夏，孙起孟就向周恩来提出入党的要求，但周鼓励他服从革命需要，并以党外布尔什维克相勉。后来，在新中国成立时受到党中央的倚重，并在1950年1月入党。这份生平介绍于2010年3月9日?新闻媒体公布，由此向社会大众正式公开了孙起孟的中共党员身份。此时，距他逝世正好一周。作者在文中说：“我的谜终于解开了，也对起孟叔多了一层亲近和敬重。”依照吴象的回忆，孙起孟在全国政?党组不仅仅是“成员”。记不清是1980年冬或是1981年春，吴象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和其他几位室务委员到政?开会，商谈双方紧密合作、加强交流事宜，会议主持人正是政?党组副书记孙起孟。
读罢吴象的这篇文章，我有些感慨：他作为孙起孟的小辈亲戚，从猜测到确认其政治身份，尚?过了很多年，而且是从《孙起孟同志生平》中才知晓其入党的确切年份。还有很多人，包括中国民主建国会许多年长的成员，他们是否知道呢？另外，有心研究现代中国民主运动和政党政治的学者们是否会留意到这一点呢？无需赘言，孙起孟的“跨党”身份，在统一战线领域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他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席，负责代表民主党派之一参加政治?商这个平台；另一方面他是中共全国政?党组副书记，负责在政治?商这个平台与民主党派的沟通、?调工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共作为执政党与民主党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独特政治生态。追本溯源，像这种除了民主人士的身份之外，还拥有另一重政治身份的情况，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殊历史轨迹延伸下来的，在老一辈民主人士或民主党派领导人中并非孤例，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本不足为怪。只是今日的出版物在介绍这类具有“跨党”身份的人物时，应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的精神，不仅不该略而不备，记而不详，相反倒需要准确而完整地叙述。
两次入党高峰
这种横跨中共和某一民主党派的双重身份,另有一种称谓——“交叉”党员。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局长的胡治安先生，2011年8月发表《知名民主人士的中共党籍问题》一文，较为详尽地谈论了这一独特的政治现象。他分析道，这种“交叉”现象的存在，?因是复杂的。“首先是一些民主党派成立时，得到共产党的帮助，一些党员就参与其领导工作或成为其骨干。如民革中央的王昆仑、民盟的胡愈之、民进的周建人等，他们本身就是中国民主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他们在1949年后，纷纷要求公开中共党员的身份，离开民主党派，做自己想做的事，但都被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拒绝。另外，共产党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许多民主人士本来就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老一代民主人士，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并与党并肩战斗，他们深深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很多人把入党当作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当然，也有人为寻求保险，躲避风浪而要求入党。”作者还揭示了有关事实：“民主人士及著名科学家加入中国共产党，上世纪50年代后，有两次高峰：一次是1957年前后；一次是“文革”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本是中共党员而又在民主党派中担任领导职务者，涉及是否公开以及何时公开的问题；至于在“两次高峰”中加入中共的老一代民主人士，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公开的，因为有较大的宣传和导向作用。当然，也不排除极少数为了便于国际交往和对外形象而保密的个案，如已故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但作者在长文中没有提及像孙起孟先生这种在建国初期加入中共而后又长期处于秘密状态的类型，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的缺漏。
在民主党派中，类似这种“交叉党员”的人士，应该不是一个小数目。例如，代琇、庄辛撰著的《有笔如椽: 柯灵纪事》（学林出版社，2004年12月版）一书，记述了著名文化人柯灵的入党?过及其特殊性：1950年，?上海文化界主要领导、也是柯灵的老朋友夏衍的关心和提示，他非常认真地写了入党报告。由于党本来就了解他的政治表现，马上就解决了他的组织问题。鉴于柯灵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理事，中央组织部批示：柯灵的党员身份不予公开。于是，担任上海《文汇报》副社长兼副总编?的柯灵，就成为一个秘密党员，不与报社的党组织发生关系，凡是过组织生活或是阅读党内文件，都是单独前往高安路上的市委组织部。很长一个时期内，报社的许多职工风闻社内有一个秘密党员，但猜来猜去却从未猜到柯灵身上，大家只知道他是一个党外高级统战对象。柯灵也始终以民主人士的面目在社会上出现，从不暴露另一重政治身份。直到去世后，他的中共党员身份才公开见诸报端。
像孙起孟、柯灵这样多年高度保密的“交叉党员”现象，无疑是源于彼时的社会条件和政治需要，中共在成为真正的执政党之后，在某些领域发展和壮大自己的队伍时，还沿袭和保留了“在野”时期的特殊做法，希冀有利于扩大和巩固党的统一战线。然而，当时过境迁，一切昭然之后，其间的得失究竟如何，仍有待认真研究和总结。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