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 中苏论战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影响

　　作者简介：叶政（1973- ），男，安徽庐江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摘 要：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的中苏论战，对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变迁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中苏论战干扰了党对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理解和判断，在意识形态建设方法上强化了对“革命思维”和“斗争哲学”的路径依赖，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加速其呈现出正误交替并行的发展趋向。这场论战既反映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对主流意识形态建构逻辑的认知水平，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的发展进程。
　　关键词：中苏论战；中苏关系；意识形态；十年探索；历史影响
　　中图分类号：D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6-0009-05
　　中苏论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共运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就中国方面来说，论战发生和发展的时代，恰好与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形成契合。以中苏论战为切入，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整体面貌。这场论战无论从其涉及的意识形态争议之内容，抑或是其采取的解决争议的方式方法，都集中反映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对主流意识形态建构逻辑的认知水平。同时，论战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的发展进程。鉴往知来，回顾和反思中苏论战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影响和经验教训，对我们更好地推进当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中苏论战干扰了党对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理解和判断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特定的历史语境和主体视野中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中苏论战涉及的内容虽然广泛，却始终是围绕这一基本问题展开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苏在主流意识形态的选择上有着天然的趋同性。但两国的建设环境与时代境遇并非完全一致，历史基础、现实国情、发展目标、阶段任务、理想诉求等差异因素，决定了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基本问题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中苏论战既是两党逐渐累积起来的理论分歧的一次集中性爆发，而论战这种形式，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双方对意识形态基本问题的认知偏好，并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理解和判断。
　　首先，中苏论战影响了党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判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属性和内在规定性，是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根本标志。在此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两种公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确立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标志和社会主义发展起点的观点，这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在实践中，由于存在着急于摆脱贫困面貌和向社会主义的发达阶段过渡的迫切意愿，我们逐渐脱离了生产力的实际水平，以至于发展到把追求单一的、纯而又纯的“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当作社会主义的现实目标和发展导向，甚至当作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社会主义的主要依据。中苏两党在论战中围绕这一理论问题的争议，进一步强化了上述判断，对南斯拉夫改革的评判，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论战中，《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即《三评》）一文开篇就指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个问题，不仅是判断南斯拉夫国家的性质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1］在《三评》中，根据铁托政府允许城市中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存在，允许农村中个体经济、小生产者经济的存在，从而认为南斯拉夫正在走一条“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根据铁托政府取消国家统一计划、以利润刺激企业经营、鼓励自由竞争、把信贷和银行作为杠杆、各企业间是相互竞争关系等五条，就认定南斯拉夫推行的“工人自治”使原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三评》最后断言，南斯拉夫的改革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资本主义已经在南斯拉夫复辟。今天来看，在当时之所以会有如此的争议，说到底是因为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认识，我们基本上还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特征描述上。
　　其次，中苏论战影响了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理解。中苏分歧的又一个根本点是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及实现路径的认识分歧。在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问题上，中苏两党的分歧突出表现在如何评价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刚刚起步，社会主义体制和运行机制尚处于构建和探索阶段，苏联已形成的“传统”的斯大林模式，是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初创时期的中国来学习和仿效的“经典”。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实践中也意识到照搬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提出了“以苏为鉴”，但并没有真正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框架，相反却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斯大林模式的正统和权威地位。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先是肯定了报告的积极意义，但随后又认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1956年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指出，对斯大林的评价，也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评价。毛泽东反复强调，“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明确加以肯定”，“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要肯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各国革命建设的共同道路”［2］73。从这些表述中，可以看出论战时期党在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问题上，尚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和教条化倾向。
　　在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上，中苏两党的争论焦点表现在有关“和平过渡”的认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中提出了“和平过渡”的观点，指出“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一定任何情况下都要同武装起义和国内战争连在一起”［3］。苏共还认为，战后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已经瓦解，民族解放运动已经进入了以经济任务为中心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只要通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和平竞赛，就“能够把这些国家引上通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4］。中国共产党则坚定地认为全世界任何无产阶级革命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走俄国人已经走过的路。除了暴力革命这条道路外，工人阶级没有其他办法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因为“暴力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产婆，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必由之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5］。不难看出，在这个问题上，中苏双方均存有以偏概全的逻辑误区：苏共过分强调了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忽视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必要性；而我们则没有充分认识到时代及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把暴力革命的路线绝对化的局限。 　　二、中苏论战强化了对“革命思维”和“斗争哲学”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是指制度变迁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好”“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性。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基础性制度得到确立之后，人们会逐渐对这种制度产生依赖，这种制度本身也具有发展的惯性，具有自我积累放大效应，从而不断强化甚至“锁定”这种基础制度的作用。因此，路径依赖特别强调初始选择的重要性。“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结起来的”［6］。在意识形态建设中，也容易出现类似于“路径依赖”的现象。某种意识形态一旦确立或被认同，就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稳定性，久而久之，意识形态的“刚性”增强，适应社会结构变迁的能力就会相对削弱。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之所以在一系列关乎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与苏联针锋相对、争吵不休，与意识形态建设中对战争年代延续下来“革命思维”和“斗争哲学”的依赖息息相关。反之，中苏论战的逐步升级，又形成了对这种思想方法的渲染和放大效应，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这种思维定势。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革命思维”和“斗争哲学”反映了意识形态建设中一种绝对化、两极化的思维方式，即“以我划线”、“绝对好坏”和“始终不变”。所谓以我划线，就是“惟我独革”，就是以自己的言行为判断事物正确与否的标准，凡是不符合自己言行的事物一概斥之为不好的，或非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绝对好坏，就是把好坏区分的标准绝对化，好的就是绝对的好，坏的就是永远的坏，完全不作具体分析。所谓始终不变，就是把事物看作是一成不变的，不是从发展变化的角度考虑问题。从实际工作来看，“革命思维”和“斗争哲学”表现在国家建设手段的选择上，是对革命经验的过分依赖，通过高频率的各类政治、社会运动，充分动员人民群众参与以主流意识形态为指导的政治社会实践，把群众运动当作“始终不变”的攻坚克难的主要手段。
　　应该说，“革命思维”和“斗争哲学”的形成不是偶然。从历史来看，我们党长期处于革命与战争的艰苦环境中，敌我对立、界限分明的思维方式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群众基础。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比较险恶，国内事业百废待兴，“共产主义必要的物质前提的发展，必须伴随着同样必要的不间断的思想改造过程和社会与政治的革命行动”［7］。在革命成功经验的鼓舞下，人们相信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是可以通过革命的方式加速实现的，这就在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留了浓厚的革命思维印痕。“党的干部虽然在经济建设中已经开始学习新的历史条件所要求的新的原则，但是传统的原则毕竟对他们还有强大的吸引力，或者更准确地说，还有难以摆脱的禁锢力”［8］。
　　中苏论战的爆发，进一步助长和强化了对“革命思维”和“斗争哲学”的路径依赖。论战中，苏共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各国党，甚至作为国际共运的“总路线”强迫别党接受。对于不同意其观点的党不是求同存异，而是斥之为“单干”和“民族主义”，甚至进行打击报复。而中国共产党也用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去裁判苏联，断言苏共背叛了马列主义，苏联的内政外交已彻底走上“修正主义”的歧路。双方所体现出的一个共性的特点，就是“以我划线”，即以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用自己的革命和建设经验去评判对方的是非。在当时，中苏两党均产生了一种“对着干”的心态，只要是对方使用过的语言、口号，我方就要反其道而行之，“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不承认对方有任何正确合理的东西，不是批判地吸收，而是绝对地排斥”［9］。
　　纵观论战的历程与文本，往往感性大于理性，批判多于思考。论战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急于求成的工具理性和斗争意识，而缺乏对自我的深刻反省以及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客观判断。为了驳倒对方，双方都在寻找有利于本方观点的理论依据，而其中最有效的论据莫过于对马列经典著作的广征博引。基于这种比较功利的心态，往往只是抓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个别结论来攻击对方的不是，有时就难免对经典作家的理论缺乏全面深入和实事求是的解读，甚至会出现对其原义作出片面、扭曲的引用，其结果必然导致真理和客观事实被遮蔽。例如，在中苏论战的文章里，把“物质刺激”、利润原则、工资差别等视为“资产阶级权利”和“修正主义”的重要表现加以痛斥。那么，与“资产阶级权利”相反的则是要依靠政治和思想上的革命，来保证经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又如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解，1963年6月《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指出：“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以前，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10］447“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思想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即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进到无阶级社会以前的时期，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10］447按照这种“大过渡”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都是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这种斗争时起时伏，是波浪式的，有时是很激烈的。”［10］447-448由此，为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
　　三、中苏论战加速了党的指导思想正误交替并行的发展趋向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论述“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总结”时曾提及，“十年间，成功与挫折交替，正确与失误交织，充分表现了党的探索历程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体现在领导者个人的思想当中，而且体现在全党集体探索的过程之中”［11］。进而言之，这十年探索中，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很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这里，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党的指导思想呈现这种复杂的、不稳定的非线性发展轨迹中，中苏论战对其形成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 　　在当时，如果说中苏论战这种特殊形式显现了中国共产党欲寻求指导思想上的突破和创新，那么反过来，中苏论战又进一步增加了党在指导思想上陷入误区的风险与可能性。这种双重效应主要表现在：
　　一方面，中苏论战破除了对苏联经验的迷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党独立自主探索本国社会主义道路正确指导思想的形成。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及其造成的严重危害，对传统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新认识。对此，中国共产党曾给予积极的评价，认为斯大林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并伴有制度的因素，其错误主要是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毛泽东还指出，报告的积极意义在于“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2］6。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对于国外的经验“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12］。8月，在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修改中，他进一步强调，中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13］。基于上述认识，中国共产党“以苏为鉴”，开始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重新探索。如中共八大对我国阶级斗争的基本估计，对国内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的规定，对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建设方针的制定，对加强执政党建设所提出的基本思想，以及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主张社会主义应该造成一种轻松活泼的民主政治气氛，等等，都充分体现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正确发展趋向。
　　另一方面，中苏论战使本来就有所发展的“左”倾观点得以进一步强化和升级。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两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差异性逐渐增大。这种差异突出体现在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手段或方法的选择上。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寻求比苏联更有效率的建设手段和发展战略，是当时强调“以我为主”发展思路的核心所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即是落实这一发展思路的理想模式。对于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赫鲁晓夫一方面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视之为对苏联经验普适性的挑战。尤其是中国人提出的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更令其感到中国意在同苏联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赫鲁晓夫还在各种场合批评、讥讽、指责中国的国内政策是“冒险主义”、“唯意志论”和“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认为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不过是俄国原始人民公社的翻版，是一种幼稚的空想，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1958年访华时，赫鲁晓夫非常明确地表示：“你们这个大跃进，我们还是不理解。我们认为有超越阶段、忽视规律的情况。”［14］在中苏关系已经出现裂痕并逐步扩大的背景下，对中国国内政策的任何非议都可能引起毛泽东的反感。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一则批语上就写道：“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15］。此外，党内的不同意见和观点，在当时还被不恰当地与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分歧相联系。例如，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把党内关于“包产到户”的认识分歧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认为是闹单干，是退到比赫鲁晓夫还不如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去了。
　　基于对国内外环境作出日趋紧张的判断，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并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危险。与此同时，中苏论战和国际反修斗争的开展，推动了国内“反修防修”运动的兴起。“苏联内部出现修正主义的情况使毛泽东深受震动，他开始觉察到中国本身也存在类似的现象”［16］。对苏联“变修”的判断，加剧了毛泽东对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忧虑和危机感，促使中国国内政策调整的重点转向“反修防修”，抓好阶级斗争成为党和国家在政治生活领域中的核心主题。此后，我们党将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与国内批判“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中苏论战在当时也被赋予了对外和对内的双重使命。对外，是要向国际社会表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中国持有和苏联截然对立的原则立场，要通过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明辨是非，揭露苏共及苏联变修的实质；对内，则是要向全党表明修正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严格界限，要通过思想教育，统一认识，巩固队伍，肃清苏联的影响。总之，如果说最初党的某些“左”的错误认识，还主要是因以往的经验依赖和思维局限而产生的；那么，随着中苏分歧的加深特别是论战的全面展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等理论经过进一步梳理趋于系统化、完备化，党的指导思想就越发显现出“左”倾的趋向。
　　四、结语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论战以一种理论斗争的特殊形式，反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认识分歧。中苏论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积极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同时，也存在着把经典当作教条的认识偏误。尽管这或是出于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主观善意，或是维护马克思主义正统地位的责任感使然，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中苏论战客观上影响和制约了五六十年代国内意识形态建设的正常进程。理论准备的不足，对革命传统经验和思维方式的依赖，再加上急于在短期内摆脱落后面貌、赶超发达国家的迫切意愿，造成党在指导思想和政策制定上日趋冒进，最终使社会主义建设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层面上呈现出曲折的发展态势。这是我们从中应当深刻汲取的教训之一。
　　世事沧桑，喧嚣已落。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纷繁复杂、日新月异、充满着诸多不确定性的变革时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走上一个新的、更高的历史起点和竞争平台。这就要求我们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积极构建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主流意识形态，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拘泥于任何人包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内的过时观点和历史结论；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基本原则，正确地把握国情和世情的发展现状及变化趋势，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社会现实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条条框框或某种先验模式出发来探寻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效路径。惟此，才是认识真理的正确之路。
　　参考文献：
　　［1］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N］.人民日报，1963-09-26（1）.
　　［2］吴冷西.十年论战——1955-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3］争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胜利［N］.人民日报，1961-01-31（1）.
　　［4］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N］.人民日报，1963-10-22（1）.
　　［5］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N］.人民日报，1964-03-31（1）.
　　［6］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1.
　　［7］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14.
　　［8］胡乔木.胡乔木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66.
　　［9］金春明，陈登才.毛泽东思想发展史［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780.
　　［1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11］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744.
　　［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85.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43.
　　［14］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186.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391.
　　［16］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83.
　　责任编辑：张功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