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华对民族音乐的贡献 从民族音乐宗师刘天华谈现代器乐发展
时间：2019-04-15 03:15:43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器乐与声乐有所不同,虽然它也是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一种音乐体裁形式,却不能像声乐那样迅速、直接,它只能是较为缓慢地曲折地或是间接地反映生活。从表现内容的过程来讲,声乐艺术的再创造只是通过表演形式,以加深其内容的感染力和深度,因为他有文字语言为引导。就是说,声乐艺术不需要在文字语言之外去做更多的非分之想,而器乐艺术则不相同,它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较为复杂的过程。因为器乐是一种纯音乐的表达形式,虽然器乐作品可以有“标题”这样的文字说明,人们（表演者和听者）在对它作艺术再创造时,可以参照标题的提示进行。但那毕竟只是一种简单的提示而已,而难于直言胸臆。因为抒发情绪才是其擅长,在写实上就显得木讷迟钝,如果是“非标题”的器乐作品,就更难听出“门道”,则只能听其“热闹了”。此外,出于战争状态下的中国,乐器制作的不规范,乐队建设之艰难以及创作范围的狭小等,也都影响了乐器创作的发展,如以民族乐器而言,二胡刚刚登堂入室,琵琶则在二十年代中期以后,才有原四相十二品变为六相多品的十二平均律排品法。管弦乐队在四十年代,也是屈指可数,器乐创作大多限于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当中,其作品数量、质量与影响面都亟待提高和扩大。尽管如此,一些音乐家还是在这一探索的道路上,迈开最初的步伐,出现了一些可喜的收获,取得了不少创作的宝贵经验。
刘天华（1895-1932年）,江苏江阴人。是中国现代专业音乐建立初期,从事民族器乐创作和民族乐器改革的演奏家和作曲家,他从1909年就开始参加音乐活动,并广泛接触民间音乐并向民间乐器的演奏民家拜师学艺。刘天华生活的时代,是处于“民穷财尽”、“音乐奇荒”的时代。民族乐器的简陋和民间艺人社会地位低下,民族器乐只是被用作婚丧嫁娶。民间节日等场合的气氛烘托,“不足登大雅之堂”。富有爱国思想的刘天华,毅然选定“改进国乐”为终身奋斗的事业,以胡琴为从事国乐改革的具体目标,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为民族器乐的发展,打出了一条新路。首先他把二胡引进高等教育学府,在二胡传统演奏技巧的基础上,吸收小提琴、古琴的表现手法,不仅丰富了二胡的艺术表现力,而且使二胡演奏逐步走向规范化,成为高等教育中的一门学科。
他一声创作了10首二胡独奏曲,3首琵琶独奏曲和两首民乐合奏曲,是他在改革国乐道路上的力作。既是他个人的抒怀之作,也是他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境的写照。由于他在深厚的民间音乐基础和对传统音乐的的有意识的继承,所以在他的作品中,都具有明显的民族特征,如注重旋律的流畅性和连贯性。在音乐的结构上,往往采用民间常用的前有引子,后有尾声的多段体的“缠令”曲体结构形式,从而满足了中国人对“有头有尾”艺术欣赏习惯。此外,刘天华大胆地吸取了西洋音乐的创作手法,如曲式结构、转调、节奏的处理等,对于借用小提琴演奏的指法、跳弓、颤弓等技巧,也做了大胆的尝试。虽然刘天华在借鉴西洋音乐的表现手法上,留下了一些生硬的痕迹,如一些作品的终止式不够自然。由于这是现代专业音乐建立初期的创作,尚在探索过程之中。其所存在的缺点,也是无可厚非的。
刘天华之后,虽然“改革国乐”、“振兴国乐”的呼声渐大。但民族器乐的创作,依然不甚景气。除了数量不多的二胡独奏曲和琵琶独奏曲之外,民族合奏作品的创作稍有起色。所以,这一时期的民族器乐创作,当还处于“编制旧曲”为主的阶段。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是由于”垂危的国乐“尚未走出低谷,还在积累创作经验和探索当中。但当时的掌握了现代专业音乐创作手段的音乐家们,若能投入民族器乐的创作,则这一进程可能快得多,可惜的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大型合奏体裁作品在中国的创作,开始于肖友梅的《新霓裳羽衣舞》,其后有黄自的《都市风光幻想曲》等,但创作最丰盛的还是冼星海。他在这些作品中,做了许多方面的尝试。首先,他力求把器乐创作和现实斗争生活联系起来,往往采用革命歌曲的音调为创作基础,使作品富有时代精神。在解决交响音乐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上,往往采用民间音乐的音调进行创作,并赋予作品以鲜明的标题性。同时在作品中有意识地将西洋乐器与中国的打击乐相结合,力图创作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气魄的交响音乐。由于冼星海的这些尝试,对后来的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才有了如马克的《陕北组曲》、瞿维《秧歌舞曲》、寄明《民歌联奏》等器乐作品的出现。
参考文献：
[1]庞国权. 浅析京族音乐的结构和特点[J].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 1991.(Z1)
[2]袁静芳. 20世纪中国乐种学学科发展回望与跨世纪前瞻[J]. 中国音乐学. 20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