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上的新生] 废墟 新生
时间：2019-04-01 03:10:19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明清时期，智珠寺曾经是皇家御用的番经厂与汉经厂的所在地，负责印刻藏文典籍。在印经厂发展的巅峰时期，有60－80位秀才组成的团队与大约860名艺人们在此工作。 在见到李海龙的之前，我已经绕着嵩祝院北巷绕了很大一圈，却还是没有找到我此行的目的地：智珠寺。路边的大爷告诉我这座寺庙早已经消失了，“你要找的地方早就被工厂占上啦！”但这条胡同的名字清楚证明了他曾经的存在。
两百年前，智珠寺、嵩祝寺与法渊寺曾经共同伫立于这个小小的胡同中，并且作为北京第二大喇嘛寺存在着。明清时期，智珠寺曾经是皇家御用的番经厂与汉经厂的所在地，负责印刻藏文典籍。在印经厂发展的巅峰时期，有60－80位秀才组成的团队与大约860名艺人们在此工作。清代时期，这里则是蒙古活佛章嘉呼图克图的驻所，每代转世活佛都在这里做“梵修”。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第六世活佛依然在智珠寺中居住。1984年5月24日，智珠寺与嵩祝寺共同被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故事本应到此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然而这座寺院却似乎注定要饱经沧桑方能涅槃重生。
一座寺庙的新生
当李海龙用摩托载着我绕过了半条胡同后，智珠寺终于出现在了我面前。作为一座曾经破败的寺庙，现在的智珠寺干净整洁，却又保留了历史的沧桑感。李海龙是东景缘修复团队的工程部经理，负责了智珠寺的大部分修缮工作。而曾经主持了大殿吊顶壁画修复的艺术家汤国先生则是他的好朋友，面对国内古建筑修复工艺与技术缺乏的现状，两位对智珠寺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与劳动。
智珠寺的故事还要从上世纪50年代说起。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政府扶植闲散人员就业而又苦于没有资金，遂实行低工资多就业的方针，创办了许多集体企业，寺庙是当时最空旷的地方，利用其办厂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智珠寺与嵩祝寺也不能例外。智珠寺先是被金漆镶嵌厂占用，后又被自行车飞轮厂和景山装订厂占据。装订厂占用了头殿和二殿以西部分，自行车飞轮厂（后改成景山医疗器械厂）占了智珠寺的大部分其中含大殿，东西配殿，后殿，北京市装潢设计研究所占了西北角的一部分。嵩祝寺则被“北京市盲人橡胶厂”全部占了。
由于嵩祝寺是盲人工厂，所以基本没有毁坏，智珠寺就不同了，因为生产自行车飞轮是五金行业，车、铣、刨、电焊、冲压工种都有，因此毁坏就十分严重。再加上上世纪60年代初大殿的西北角因电路短路而引起大火，十多辆消防车排着队从故宫护城河运水，足足浇了一天的水才把三层高的大殿灭了火，院子的积水有一尺多深。谁知下午扑灭的火半夜又着了，因为几百年的寺庙木材都是干透了的，白天的火表面是扑灭了，但碳化的木材晚上一遇风就又着了，消防队在这待了三天，直到彻底没有复燃了才撤，为此还牺牲了一名中队长。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为了发展无线电事业，无线电九厂和十一厂合并从崇文门外搬来把北京市盲人橡胶厂换走，成立了“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将嵩祝寺前殿和东西钟鼓楼以及法渊寺全部拆除，利用宽大的前院盖了十层楼高的生产车间，法渊寺则盖成了电视机的组装车间（三洋牌电视机）。黄宗江任厂长期间还把智珠寺的前殿及西配殿占了做销售部和维修部。后来因电视机厂的建筑高度严重超出皇城内的规定建筑限高，以致将嵩祝寺长期笼罩在阴影之下，最终导致嵩祝寺中、东路主体建筑的拆毁，原有建筑格局遭到严重的破坏，西侧的智珠寺也好不到哪去，主体建筑尚存，但现状岌岌可危。
我们非常小心地比对和挑选修复方式，尽量做到修旧如旧。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2007年由Juan van Wassenhove、林凡、周理贤组成的东景缘创始团队发现了岌岌可危的智珠寺。李海龙说：“在我们到来之前，这里是牡丹电视机厂的所在地，后来由于牡丹电视机厂倒闭，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和财力来修缮，正好我们团队的领导看到这个地方很感兴趣，想进行修缮。从修复角度来讲，修缮之后对建筑本身也是有利的。另外，智珠寺真正的产权是归国家所有，房产的性质是文物保护单位，想如何修改及利用我们也做不了决定，必须要与文物保护单位商量，首先要经过国家文物局出方案来修缮。在这次的修缮过程中，我们基本上去掉了1949年以后大量覆盖在古建筑上的所有信息，只保留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痕迹。同时这里也不可以作为高级娱乐场所，截止到2011年，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法律规定文物场所里不允许建造餐厅，而我们是在规定之前申请的，所以目前这个餐厅还继续保留着。正好这个餐厅的位置之前是牡丹旅馆，不在文物范围之内。”
李海龙所提到的餐厅名为“Temple Restaurant Beijing”，2009年7月演员刘烨和法国人安娜的定婚仪式就是在此举办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专门穿越沙滩北街的市井胡同来到这里，享受在闹市中身处历史静谧的那份独特感觉。于此同时，质疑声也不绝于耳。受到质疑的普遍原因是人们无法接受在一座古代寺庙中出现一座现代化餐厅，对此李海龙说：“前几年故宫已经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因此文物局已经下文规定，在古建筑范围之内不能经营餐厅等娱乐场所。但因为我们办理营业执照时房子的前身就是牡丹旅馆，而且我们将这里收购过来时没有扩大面积，只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修缮，因此是合理合法的。”
修旧如旧的成本高昂
在过去的几年中，智珠寺项目成为了东景缘团队投入最多的地方。“修复这里前后就花了五年”，三位创始人流露出对这段历史的爱惜。从明代的印经厂、清代的活佛居所、新中国成立后的民居，到牡丹电视机厂，“我们不但修复了古庙的建筑，也保留了电视机厂后来加建的厂房，只是想保留一种历史和时代的延续性”。
“修复工作可谓不计成本，”曾经从事电影投资的林凡这样形容道，“我们非常小心地比对和挑选修复方式，尽量做到修旧如旧。”从旧建筑里挑选能使用的材料，再寻找到最接近旧材料的新材料，按建筑原貌一比一重建，现在我们熟知的希腊神庙等世界遗迹都是按此法修复的。“这种方法比全部拆掉再用新材料按旧图纸重建的方式费时费力得多，很多人说我们太‘奢侈’了。” “我们在修缮会遇到柱子埋在墙里面的情况，所以我们在修缮前会专门邀请文物专家看这个柱子到底是换还是修。因为修缮有很多方法，一是将整根柱子全部换掉，二是柱子可以转接，比如它只坏了1/5或者1/10就没必要换新的柱子。我们可以将旧的柱子换掉进行嫁接，实际上嫁接成本比换的成本还要贵。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加了钢箍作为保护的柱子，在整个修缮过程差不多有90%左右都是运用原来的材料。如果换新的，看上去品位就不一样了。”李海龙说。 “同时，我们也不敢完全依靠政府对所有的古建筑都加以保护，因为投资与回报是相辅相成的问题，花钱修缮肯定要有回报。中国这么多的古建筑，政府投资对回报不是很在意，但对于个人或者企业来说，投资下去对回报肯定会相对重视。同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对古建筑特别感兴趣，比如像这种寺庙修缮，一般的中国企业家都会修缮的金碧辉煌，住着很舒服。但是对于有些艺术方面追求的人肯定会保持与原先的风格一样。”
正是本着这样“修旧如旧”的原则，智珠寺才能洗尽铅华，以其本来面目示人，同时，修复团队“不计成本”的投入也是关键所在。要知道，智珠寺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天灾人祸与历史变迁后，已经近乎成为一座荒废的建筑。
智珠寺，作为一个古代寺庙的修缮范本，并不复杂也不奢华，其可贵之处在于“修旧如旧”的理念以及艺术性的处理方式。
古建筑与商业 孰轻孰重？
如果不是东景缘团队发现了智珠寺，或许它也会像许多被荒废的寺庙一样，在被人遗忘的角落中慢慢消失。幸运的是，智珠寺遇到了一群热爱古代建筑的人，得以保全。不过，仍然有很多重要的历史建筑正处在消逝的边缘。就在今年，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长沙古城墙的“拆”与“保”等事件都已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名人故居和古建筑频频被破坏，引起了人们对于古建筑保护的诸多讨论和思考：今天的商业社会中，为了商业的利益，是否可以牺牲无法挽回的历史？
就拿今年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事件来说，它让毕生倡导古建筑等文化遗产保护的梁思成夫妇身后再次受辱。在新中国诞生后，梁思成夫妇全身心拥护并热情投入新社会的怀抱，但又实在无法忍受北京城实施工业化方针，要建遍地的烟囱，流泪请求保留首都的老建筑、老城墙和老城门。他的“皮肉之论”和他的眼泪，在文人一厢情愿的文字和书本里，似乎已经成为共和国记忆的经典之悔。当前北京已经启动的中轴线“申遗”，部分就是在把当时梁先生苦苦请求保留的古建筑再恢复起来。当年，眼看着老北京的古建筑纷纷被拆，爱古建、爱文化且爱面子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定充满了人生的挫折感和被羞辱的感觉。可是，他们不曾想到，文物保护事业，从来没有像最近三十年来经历着更大的困难与挫折。在他们去世后，甚至连自己的容身之处都保不住。
梁思成一定不会想到，中国人对于建筑保护的热情以及记忆力甚至还不如日本人。2010年，梁思成的半身塑像被日本人特地从北京请到奈良，敬在当地，奉若神明，而这只是因为一句话的缘故。二战后期，盟军开始对日本占领区和日本本土进行地毯式轰炸。在重庆，梁思成交给美国空军一张图纸，详细地标注了中国一些古建筑的位置，请他们投弹时避开。临了，梁思成补充道，还有两个城市我也希望你们不要轰炸，日本的奈良和京都，那里遍布着珍贵的古建筑。就是这么简短的几个字，使两个标本性质的古都免于战火。
在信息空前透明与发达的今天，关于古建筑的争议事件似乎每天都会出现。然而不幸的是，应该保护的建筑却继续着他们悲惨的命运，最近刚刚去世的古建筑保护专家罗哲文先生在他担纲主编的《永诀的建筑》序言中写道：“有人把建筑称之为‘石头的史书’、‘凝固的乐章’等等，然而，历史的车轮总是一样的无情，不仅碾碎了如梭的岁月，也碾碎了许许多多‘石头的史书’。许许多多珍贵的古建筑被人为和自然的原因破坏了，顷刻之间化为了灰烬。其中尤以改朝换代的需要、战争的破坏最为严重。”讽刺的是，罗先生所说的改朝换代与战争破坏在近代古建筑的保护中恰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北京与天津的和平解放，国共两党的当事人在保护古都文化遗产的大义前，双方都作出了开明的让步。而恰恰是在和平年代，在我们所谓的经济建设中，拆除了包括“梁林故居”在内的大量的名人故居。人为的原因有，却是“非战之罪”。
“拆”与“保”的抉择
智珠寺，作为一个古代寺庙的修缮范本，并不复杂也不奢华，其可贵之处在于“修旧如旧”的理念以及艺术性的处理方式。据记者所知，目前国内的寺庙修复不少，可真正能做到还原历史本身厚重感的却没有几个。 大多数人将建筑收购之后，却将建筑修葺一新，以求住的舒服，这并非是对建筑的保护反而是极大的破坏。 随着时代的变迁，国人的审美似乎也跟着变化了，人们追求的是雕梁画栋的浮华装饰以及穷奢极欲的享乐主义。而在长沙古城墙的拆除事件中，长沙市文物局的负责人甚至对记者表示：“文物局等行政部门自我定位为‘弱势部门’。”当城市建设和文物保护产生冲突时，文物保护部门的意见往往处于弱势。据一位不原透露姓名的文物保护工作人员称，长沙市发布只留20米古城墙原址保护方案后，国家文物局、湖南省文物局均下达过指示，建议全部原址保护。但这个“建议”轻如鸿毛，很快被商业大潮卷得不知去向。
如果有一天，古建筑的保护需要私人企业或者个人来承担时，我想不会有人认为这是商业的胜利，而当有一天人们只能在博物馆中欣赏古代建筑的断壁残垣并惊叹于古人的鬼斧神工时，所有的人都将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并且是作为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