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论汪曾祺小说的“返回”倾向】
时间：2019-03-31 03:12:33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摘要：汪曾祺“复出”后的小说表现出明显的“返回”倾向：返回的基础是作家“自我”意识的回归，返回的路向是传统和民间，返回的归宿是人性的自由。 关键词：汪曾祺 返回
文革结束后，汪曾祺“复出”，以其“异质性”的写作方式引起评论界注意。他小说中流露的传统审美趣味和“士大夫”气质，与80年代初兴起的一股“返回”思潮不谋而合，形成一种“前浪漫”的趋势。但在返回路向和返回的归宿上，汪曾祺的“返回”不同于寻根作家和知青作家的返回，他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异类”。
一.返回的可能：作家“自我”的回归
汪曾祺的创作历程可以大概分为三个阶段：40年代、“十七年”时期、新时期。40年代的汪曾祺，求学于西南联大，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邂逅集》里的部分小说采用了意识流手法，表达了个体的生命体验，现代色彩颇浓。建国后，汪曾祺试图融入新的文化氛围和生活方式，《羊舍的夜晚》中的三篇小说从主题上上来看，都属于成长型叙事：主人公或经受了考验，或经历了转变，最后都在思想上成长和成熟。此时的汪曾祺试图放弃40年代的个体意识，融入集体，用大我的视角建构情节。“复出”后的汪曾祺对政治保持相对疏离的态度，用个人化的视角来观照现实生活，不去附着政治内涵，只是对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对残酷现实也是除净了“火气”的静观，甚至还带有温馨的色彩。《受戒》里一对小儿女的朦胧爱情，为深处政治斗争漩涡中人们开辟了一个“世外桃源”，处处洋溢着儿童的天真与欢乐；《天鹅之死》不是对“文革”罪恶声嘶力竭的控诉，而是在平淡冷静的叙述里透出悲悯的余味。这些作品是个人化的，与主流保持距离的，标志着作家“自我”精神的回归。正是“自我”意识的再次苏醒，才使汪曾祺的“晚翠”有了可能。
二.返回的路向：传统和民间
汪曾祺生于高邮望族，诗书之家，自小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润，无忧无虑的童年经验成了他永恒的精神故乡。青年时期在西南联大的求学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的现代思想和五四文学精神。拥有多重文化背景的汪曾祺汲取多方面的营养，使传统在现代语境下复活，使民间重新焕发出生机盎然的活力。
2.1 传统
在汪曾祺新时期的小说中，无论是是思想境界，还是审美经验，都可以很明显地找到儒道两家思想留下的印记。
汪曾祺坦言：“有评论家说我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有可能，我年轻时很爱读《庄子》。但我觉得我受儒家思想影响更大一些。”《徙》中的高北溟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化身，高先生家世业儒，寒门少孤，诗书满腹。他尊师重道，知恩图报，省吃俭用帮老师刻印诗稿，不惜牺牲爱女的前途，他执事颇恭，有教无类，清高正直，安贫守道，不阿谀，不自矜。这样一个有儒者风范的先生，却处处受排挤打压，郁郁不得志，始终“未徙北溟鹏”，只剩小学校的校歌在回荡，留下绵绵哀思。类似的还有《岁寒三友》中与人为善，惺惺相惜的三位挚友，《故乡人》中乐善好施，善良仁义的王淡人等。
庄子对汪曾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安分守己、知足常乐、逍遥自在的人生状态的追求。《安乐居》里的每个酒客的生活都是悠闲的，散漫的，知足的，安逸的，乐呵的，可以养鸟，养猫，散步，闲聊，充满轻松愉悦的氛围。《云致秋行状》中安守本分，宽厚待人，谨慎细心的致秋，颇有自知之明：“唱二路，我有富裕，挑大梁，我不够。不要小鸡吃绿豆，强努。”他生活的自在，顺心直至文化大革命到来。还有一类人物自食其力，活出生活的诗意，达到了游刃有余，逍遥自在的人生境界，如《大淖》中的挑夫和锡匠；擅长表演向大人的陈四；水性极好，好义又好利的陈泥鳅；走进工作“叫人感动”的戴车匠；“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的老白……
汪曾祺面向传统的“返回”并不是单纯的复古而走向文化守成主义，他是用现代意识来容纳吸收传统思想，为动荡、分裂、荒诞的当代生活找到另一种生活方式。所以高北溟的生活不刻板迂腐，不是徐呆子的翻版，安乐居的酒客们也不失正义感。他尽量规避政治，总是点到即止，或者让读者在余味中细品现实的残酷与冷漠，以期能“有益于世道人心”。
在审美经验上，汪曾祺受到中国古典文论、画论的影响，推崇晚明小品，尤其是归有光散文，这些，都对他小说结构的散文化产生了影响。他在《小说的散文化》一文中详细论述了散文化小说的特点，引述了章太炎、魏叔子、苏东坡的文论，认为小说要“打破定式”，“超出伏应、断续，便在结构上得到大解放。”他对笔记体小说、小品文、桐城散文的钟好使他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大多数小说像随笔。没有复杂的情节，只是记述某人的某个性格特征，或某件事情，或某个画面，杂以风俗、景观风物，简单流畅，余味绵绵。例如《钓人的孩子》、《故里三陈》、《故人往事》《桥边故事三篇》、《小学同学》等等。
2.2 民间
民间是汪曾祺小说的的主要书写对象，这里，民间是用来表明汪曾祺所书写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家长里短，平凡人、普通事。既有芦花吐新穗的清新自然，也有漫天飘雪的无声之悲；既有少年眼中的昙花、鹤和鬼火，又有凄美忧伤的水红嫁衣、绣了几瓣秋海棠的白缎子鞋；既有热闹欢腾的“迎会”，又有痛彻心扉的送葬。自然风光和风土民情构成了一个古朴宁静的世界，演绎着自然的喜怒哀乐和人世的悲苦欣喜。
在汪曾祺笔下，自然景色都是有情感的，随着人物的悲喜，透出天人合一的默契。为了帮助好友渡过难关，靳彝甫卖掉了自己爱若性命的三块田黄石章，约王瘦吾、陶虎臣到如意楼喝酒，“这天是腊月三十。这样的时候，是不会有人上酒馆喝酒的。如意楼空荡荡的，就只有这三个人。外面，正下着雪。”这场大雪放在结尾，传达出无尽情思，既是“岁寒三友”高洁品行的象征，有似乎在控诉这个无情残忍的世界，既是三友人的无言之情，又是大悲世界的无声之恸，这场大雪让友谊之树愈发苍翠，也让浇薄之世愈发炎凉。同样，在《八月骄阳》里由动转静的景物描写，表明了人物由矛盾躁动转向宁静苍凉的心境。
与自然景物相应，民间风物、礼俗也是汪曾祺的重点表现对象，并成为他笔下人物的生命存在方式，交融互渗，浑然一体。《鉴赏家》的叶三卖了三十多年果子，卖果子是他的物质生活方式，赏画是他精神生活方式。《大淖记事》里大淖的风俗不同于别处，“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所以巧云在被人奸污后没有痛哭流涕，痛不欲生，十一字也不嫌弃她。他们是大淖风俗养育的儿女，他们的爱情只关乎爱，只关乎自由，只关乎“情愿”。
三.返回的归宿：自由与人性
汪曾祺曾经师从沈从文，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很可能影响了汪曾祺，他对自然、对民俗的描写，可归结于对人性的尊重和怜悯。
在面临伦理道德的撕扯时，小孃孃谢淑媛死于难产，谢普天把她埋葬后“飘然而去，不知所终。”裴云锦迫于生活的拮据，悬梁自尽，“龚星北把天井里的山茶、月季、含笑、素馨的花头都剪了下来，撒在裴云锦的身上。”当现实的压力让他们无所适从时，大自然便成为最后栖息的归宿，他们再也不用被伦理、贫困、时代所挤压，重新获得了自由之身。
汪曾祺的民间生活也是自由和合乎人性的，每个人，都可以在民间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管是连万顺的东家，还是大淖的锡匠，不管是收字纸的老人，还是卖绒花的小陈三，不管是安乐居的白薯大爷，还是踩高跷的陈四。
薛大娘是汪曾祺创造的一个人性代言人，她的身体是健美的，不受约束的，“薛大娘不爱穿鞋袜，除了下雪天，她都是赤脚穿草鞋，是个脚趾舒舒展展，无拘无束。”她“拉皮条”遭人议论时说：“他们一个有情，一个愿意，我只是拉拉纤，这是积德的事，有什么不好？”她看到自己喜欢的人时毫不掩饰。在小说结尾，汪曾祺用叙述人的口吻直接议论道：“薛大娘的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汪曾祺的小说里，人性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道家随遇而安的境界，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依人而在的街巷都是为了表现无拘无束的，自由舒展的人性。
参考文献：
[1]王又平.《转型中的文化迷思和文学书写》［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2]杨红莉.《民间生活的审美言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3]周志强.《汉语形象中的现代文人自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4]席建彬.《回归与超越——汪曾祺现代性灵小说论》［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0年4月.
徐慧，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2011级硕士研究生。
